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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非洲农业合作战略研究

作者:许志瑜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国际经济合作  发布时间:2018-09-18  浏览次数: 846

【摘 要】中非农业合作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中非农业合作,不但能缓解非洲粮食危机、巩固我国粮食安全,而且对中国深化对外开放、拓展外部经济空间、维护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近年来,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对非洲农业合作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自然风险加剧、农业基础设施及专门人才严重缺乏等消极因素有所增加。有鉴于此,要认真总结我国对非农业合作的经验和教训,加强战略谋划,创新合作模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利益关系、政府行为和企业主体的关系、农业援助与农业合作的关系,改革管理机制,创建服务平台,营造中非农业合作的良好外部环境,实现中非农业合作互利共赢。

【关键词】中非合作;农业合作;粮食安全;


农业合作是中非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世界粮食紧张,粮价波动,结构性供需矛盾突出,非洲的粮食危机尤为严峻。进一步发展中非全面农业合作,无论是对缓解非洲粮食危机,还是对巩固我国粮食安全,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

一、中非农业合作的特点及发展潜力分析

中非间的农业合作是以1954年中国向几内亚政府无偿提供粮食援助为起点的,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非农业合作方式经历了纯农业援助阶段、经济调整时期的中非农业合作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非农业合作开发三个阶段,从单纯的对外粮食援助扩展到贸易、投资、农业技术合作等方面,成为中国对非合作的重要支柱,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中非农产品贸易规模不大但增长迅速

虽然中非农产品贸易金额不大,占全国比重也较小,但是近年来增长迅速。尤其是中国政府承诺自2010年7月1日起给予免关税优惠待遇的非洲国家扩大至33个,商品增加至4762种,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60%商品免关税待遇等政策的实施,近三年来中非农产品贸易额增长速度均快于全国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而且自非农产品的进口增长快于对非农产品出口,并在2012年由顺差转为逆差。

(二)中非农业投资成为对非投资的新增长点

尽管中非农产品贸易增长迅速,但由于双方较远的地理距离以及文化和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一味追求扩大双边农产品贸易,不是有效提升双方农业合作的理性选择,而是应进一步拓展农业合作的领域和内容,因此对非农业投资成为对非投资中不可忽视的新增长点。截至2008年底,中国在非洲农业投资额累计不到1.2亿美元,而到了2013年底,我境内投资者共对非洲22国进行农业投资,累计投资金额已达3.5亿美元,五年之内增长近两倍,其中2013年当年直接投资9947万美元,占累计投资金额的28.42%,远高于对非洲投资(非金融类)的13.87%。在一些领域,中国已成为最大的投资者。据统计,2005-2013年在撒哈拉以南的563个大型农业项目中,中国成为最大的橡胶投资者,占所有橡胶投资项目的38.5%。

(三)对非农业援助依然是当前对非农业合作的重要内容

近50年来,我国先后在非洲40多个国家实施了200多个农业援助项目,包括农场、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农技站、农产品加工、提供农机具、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农田水利工程等。其中当前最主要的形式是对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在非洲建10个农业示范中心,后来增加到14个,这一数字在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沙姆沙伊赫会议上,增加到20个。在2012年的第五届部长级北京会议上,也提出进一步增加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数。

(四)与非洲农业领域人员的交流和合作得到深化

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中,提出中国将向非洲国家派遣50个农业技术组,为非洲国家培训2000名农业技术人员。在2012年的第五届部长级北京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将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农业技术组,加强非洲农业技术人员培训,以及向非洲国家派遣农业职业教育培训教师组,帮助非洲建立农业职教体系等进一步扩大双方在农业技术交流和人才培的新举措。

(五)开始试点和推进三方“南南合作”

三方“南南合作”指的是中国除对非洲进行双边援助外,还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受援国政府实施了三方共同合作的项目。如中国在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架下已向非洲国家派遣了700多名农业专家,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款3000万美元建立信托基金,重点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特别计划”框架下的南南合作,帮助东道国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并多次响应联合国倡议或受灾国请求,无偿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直接以实物形式发放至灾民手中。

中非农业合作发展迅速,是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非洲土地资源丰富,自然条件优越,但大多数国家农业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粮食问题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非洲各国都认识到必须加大对外农业合作力度、振兴农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洲的粮食安全问题。而中国作为13亿人口的发展中农业大国,在发展农业、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方面拥有许多成功经验。不少非洲国家都希望分享中国的农业发展经验,转让农业发展技术,推动中国企业赴非洲进行农业合作,促进非洲农业发展。中非农业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一是双方的开展农业合作资源互补性强。非洲农业资源丰富,农业用地和耕地面积都是中国的两倍以上,非洲南部地区日照充裕,大部分地区可以一年两熟或三熟,水资源蕴藏量占世界总量的2/5,而实际开发不到1/10,农业发展潜力巨大,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非洲的农业技术和农业产出水平较低(见表1:中国与非洲农业生产的部分指标比较)。而中国以世界6%的淡水资源和9%的耕地资源,解决了世界五分之一左右人口的温饱问题,在农业技术和发展农业生产等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过去30年,中国农业的发展也为非洲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的借鉴。

二是中国与非洲国家都有发展农业合作的强烈意愿。中非都面临粮食安全问题。中国耕地面积在1.1亿公顷上方增长缓慢,中国粮食单产已连续多年增产,以后继续增产困难较大,国内的粮食量的供求矛盾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人均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也日益凸显。而农业在非洲国家国民经济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其25%至35%的国内生产总值、60%的就业及农村人口的主要收入均来自农业领域,但是随着非洲地区人口增长和城镇化的加速,粮食需求逐年增加,粮食自给率已降到50%以下。不少国家更曾经因为粮食问题引发政局动荡。因此中非双方都有强烈的意愿加强中非农业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表1:中国与非洲农业生产的部分指标比较

 


三是中国对非援助为中非农业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对非农业示范中心和其他对非援助项目,运用先进技术和机械设备,示范高产作物、良种繁育和各类蔬菜牲畜的生产,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推动当地农田水利建设和改造,向当地社会展示现代化农业科技,在塑造中国农业发展良好形象的同时为下一步的合作项目提供了研究和培训的平台。目前不少农业示范中心已经成功地将援助与商业投资结合起来。如马拉维、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苏丹示范中心的承办企业都同时在所在国家经营了大规模农业项目。对非农业援助既是中非农业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更为中非农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市场基础。

非洲国家重视我发展模式和理念,对加强与中国合作意愿强烈;我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力上升,过去30多年的发展也具备了进一步发展中非农业合作的必要物质条件。这些都是开展中非农业合作良好的保障,但中非农业合作也受到中国对非合作的一些共性问题的制约。如,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匮乏,不可靠和价格昂贵的电力供应和道路条件恶劣,不但制约了非洲地区发展经济的增长潜力,也给发展中非农业合作带来高昂的成本;投资环境不透明,法律规则多变,政府办事效率低,投资合作的总成本不低;部分中资企业语言文化障碍,缺乏对当地的宗教、文化和历史知识的了解,担心东道国的社会治安问题,与当地社会接触少,在工厂内,管理人员同当地劳工产生纠纷的事也时有发生。

二、新时期中非农业合作面临的新挑战

在过去10年中,非洲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政治和金融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非洲地区各国经济仍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在悄然发生变化,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对中非合作,尤其是中非农业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研究中非农业合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首先,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非洲国家政权更迭加快,随着老一代领导人逐渐退出政治舞台,绝大多数国家开始向西方民选政体转型。新生代的政治精英深受西方影响,对中非传统友好的认同感下降。一些非洲国家用西方眼光看待双方农业合作,对项目的实施、资金的使用等提出了更多要求,而且随着中非经贸、投资、承包工程特别是资源能源开发合作快速发展,部分非洲国家认为我转向“实用主义”,一些政商界精英附和西方“中国威胁论”,为双方的农业合作项目增加了政治和社会障碍。还有一些非洲国家对我期望值不断提高。改革开发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些非洲国家不再认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我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频频要求我加大对非农业合作的力度,远远超出我的实际能力。

其次,对非洲农业合作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为了遏制近几年来我国在非洲发展的良好势头,西方国家一方面试图通过加强同非洲的农业合作,调整对非政策来重新构建其与非洲的关系,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强势的话语权抹黑我国对非农业合作。西方国家频繁发动舆论宣传,认为中国对非农业合作动机不纯,一是农业投资行为对非洲的经济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破坏了当地的传统的生产结构,降低了当地居民的就业率;二是指责中国抢夺非洲农业资源,在非洲地区实行“新殖民主义”,扩充市场,转移环境污染;三是认为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援助资助了非洲独裁政权,减缓了非洲各国的民主进程。西方国家不但自身对中国对非农业合作横加指责,而且还借助其舆论攻势诱使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是非洲国家的内部政治势力,诋毁我国对非农业合作。随着新兴国家实力的增长,不少新兴发展中大国日益成为国际发展的潜在力量,也纷纷加入开发非洲农业的行列。这些新兴国家对非农业合作的兴起,一方面能部分转移和分散西方国家的关注,增多中国对非合作的合作对象,另一方面也会对我国对非农业合作的整体战略产生影响。

再次,土地贫瘠化和极端气候等自然风险增加。虽然中非合作的农业资源互补性强,但非洲贫瘠的土地和恶劣的天气条件为中非农业合作增加了不可控的自然风险。目前非洲有近5亿公顷的土地面临贫瘠化的威胁,占世界贫瘠化土地的27%,其中65%为农田,30%为牧场。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非洲大陆的极端天气增多,旱灾、洪水、蝗灾等自然灾害也很频繁,导致农作物歉收。如2012年南部非洲由于干旱和洪水等原因造成粮食短缺,超过550万人需要援助,相比2011年增加了40%,仅津巴布韦就有160万人受到粮食短缺影响。

第四,非洲不少国家和地区依然缺乏必要农业基础设施和专门人才。非洲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大量土地未能得到有效开垦和利用,即使在已开发的耕地中,部分区域的农业排灌设施老化,整体灌溉区域面积小,且分布不平衡,仅占耕地面积的6.15%,而中国的灌溉区域已占耕地面积的59.48%(见表1),其他地方由于缺乏灌溉系统和农业技术,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投入不足,农作物产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绝大部分地区仍是靠天吃饭。没有成熟的农产品购销生产体系,农业产品商品化还处于初级阶段。非洲农业仍以小农经济为主,95%的耕地由小农户用落后的传统方法耕作。非洲国家的教育也相对落后,文盲率高,虽有一些专门的农业院校,但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师资短缺,现代农业人才匮乏。

最后,中非农业合作的消极因素有所增加。一方面是产品质量问题多发,出口产品低价倾销,造成当地对我产品的不信任心理。个别企业恶性竞争,不惜采用商业贿赂等非法手段,一些企业注重短期利润,忽视劳动保护、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形象。特别是在政治状况复杂地区,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稍有不慎,上述问题就容易被西方媒体恶意夸大宣传,对当地中资企业,特别是从事长期经营的农业合作项目极易造成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目前非洲54个独立国家中有20个国家陷入持续粮食危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饥饿人口达2.65亿人。不少国家更曾经因为粮食问题引发政局动荡。发展中非农业合作,共同抵御全球粮食危机的冲击,已成为中非双方的共同认识,但农业投资合作期限长,受政策影响程度深。非洲一些国家地区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参与本国农业发展,也先后制订了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但是由于社会和政局动荡带来的国内风险以及新出现的安全问题,使得这些政策往往随着政府换届或者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化,缺乏连续性,为中非农业合作增加了政治风险。

三、新时期发展中非农业合作的战略思考

世界银行在2014年4月发布报告《非洲脉搏》(African’sPulse),预计非洲经济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分别为4.7%和5%,均高于2013年的4%,也高于同期联合国全球经济2014年3%、2015年3.3%的经济增长预测。非洲经济未来不仅将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也会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世界经济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因此加强中国对非经贸关系,尤其是加强对非农业合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保证国内粮食安全和稳定全球粮食市场的需要。未来十年我国人口将以年均800万—1000万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14.6亿。按人均400公斤年口粮消费量计算,届时口粮需求量将达到5.84亿吨,这将大大超过同一时期我国粮食生产可能的增长速度,而非洲地区拥有良好的农业资源,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而面临持续的粮食危机。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相对紧张的国家,实施全球农业战略,加强农业领域的对外合作,特别是加强与非洲地区的农业合作,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全球农业资源优势,增强非洲国家应对粮食危机,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而且对稳定全球粮食市场、消除全球贫困、建立全球粮食和农业发展新秩序意义重大。

二是深化对外开放、拓展外部经济空间的需要。近年来,非洲国家致力改革,经济增长加快,是我国实行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要目标和市场。发展对非农业合作不仅有利于助推非洲经济发展,提高当地购买能力,拓展我国外部需求,而且非洲丰富的经济作物和能源作物也为我国增加了工业原材料和新能源的渠道来源。适度进口大宗资源性农产品,可以缓解国内农业资源短缺的压力,同时发展对非农业合作,提高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能力,更是实现我扩大海外投资、布局全球生产价值链条、培育新型跨国公司的重要途径。

三是推动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维护稳定的外部发展环境的需要。21世纪,发展成为各国政策的主流。我国与非洲开展农业方面的合作,为非洲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继续开展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不仅会带来经济上的互利共赢,也会更好地宣传我和平发展的理念,增强国际社会亲和力,为我国发展赢得更多的国际社会支持。通过加强对非农业合作,发展与非洲国家的良好关系,在多哈回合、气候变化谈判、联合国改革等重大问题上相互沟通,战略上相互借重,增加谈判和斡旋筹码,共同应对西方大国压力,避免中国成为矛盾焦点,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好稳定的外部环境。

因此,要认真总结我国对非农业合作的经验和教训,立足中国和非洲人民的共同利益,加强战略谋划,创新合作模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利益关系、政府行为和企业主体的关系、农业援助与农业合作的关系,实现中非农业合作的互利共赢。

(一)加强战略谋划,改革管理机制,创建服务平台

制定和逐步完善中非农业合作的战略规划。非洲农业资源虽然丰富,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性,应发挥驻外机构的作用,收集整理各国的农业资源和农业基础设施情况,结合非洲国家自然和社会状况,制定中非农业合作的总体战略规划,既要统筹规划重点国别、重点地区的发展,也要兼顾我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既要有对当前的合作有现实参考价值,更要对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有引领作用。

建立保护和促进中非农业合作的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加大与非洲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的力度,争取外方在农业合作给予我国更多优惠政策,发挥驻外使领馆的作用,监督和督促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继续执行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农产品免除关税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针对不同国家的战略规划内容,不断扩大相关产品目录,这不但有助于提升中非双方的经贸关系,而且也降低了相关农业合作企业在当地的风险。

整合对非农业合作的政策扶持体系。在投资政策上,继续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先行先试,并综合运用各种支持资金、援助项目和政策措施,引导企业有序竞争、良性发展,逐步培育有竞争力的大型农业跨国企业。由于农业项目时间长,缺乏可直接质押的资产,在金融政策方面,建议放宽农业开发项目的优惠贷款条件,研究走出去企业“内借外用”可行性,打通国内外贷款通道,完善企业海外项目的保险机制。税收政策方面,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允许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项目前期准备费用和成本直接抵扣,对海外汇回收益给予一定期限内的税收减免;对一些在非洲进行农业合作的国有企业,在年底考核时,要将短期利润指标与长期收益同等看待;对于一些期限较长的项目,综合考核期也应相对延长。保险方面,农业合作项目期限长、风险大,为保证项目的平稳进行,应创新险种,消除对非农业合作企业的后顾之忧。

要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和改革相关部门职能,建立综合服务平台,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对非农业合作一般期限较长,涉及领域、部门较多,在这一过程中,综合服务平台主要应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一是提供相对准确的信息服务,避免企业盲目投资、冲动投资。二是提供必要的培训服务,使企业熟悉国际规则,减少融入东道国的障碍。三是做好企业走出去的后勤保障支撑,帮助企业获得国内外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建立涉及对非农业合作的贸易、援助、金融、保险、税收等各项政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二)因地制宜,创新合作经营模式

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农业资源分布不均,开发利用条件差异很大,企业在项目的选择和运营上,一定要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项目。

在作物选择上,粮食作物与其他作物的种植相结合。虽然非洲当前面临的主要是粮食危机,但是在非洲开展农业合作,不仅考虑发展粮食作物,也可以考虑发展经济作物,以及作为新能源来源的油料作物;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种植业上,还应根据对方市场的不同需求与特点,进行多方面的合作,如畜牧业、渔业等方面的开发与合作。这不但可以增加农业合作项目的经营收益,而且也有利于优化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物结构。

在产业发展上,作物种植与上下游产业的发展相结合。在非洲的一些国家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几乎为零,农业机械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对非农业合作要与中国农业机械和农用物资的推广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形成合力。非洲的农业经济主要以种植为主,缺乏对作物的初加工和深加工以及贮藏技术,农业增加值低。一方面由于一些农产品的处理不及时,降低了作物的收益,甚至完全浪费;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农业资本的积累,削弱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此,对非农业合作在提高种植效益的同时也应配套发展相关的作物加工产业。

在产品销售上,当地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开拓相结合。发展对非农业合作,直接面对的是非洲庞大的需求市场,但是由于非洲发展相对落后,实际购买能力不强,只有建立必要的农产品销售、流通渠道,在满足当地市场的同时,紧盯国际市场的需求,不断拓展业务,为自身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在技术研发上,农业示范与农业技术的创新相结合。非洲农业资源丰富,但是在气候、土壤、水质、病虫害种类等方面均与国内存在差异,推进中非农业合作,一定要充分发挥农业示范中心的作用。农业示范中心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既是摸索将中国的农业经验与当地实际条件相结合的过程,更应加强长期跟踪研究,推进农业技术创新,为进一步深化农业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技术支持。

在运营机制上,独立耕作与联合发展相结合。非洲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农业政策环境不尽相同,在选择农业合作时,可以因地制宜,考虑多种合作方式,如独资、与当地政府或企业合资、三方共同合作开发等。对于一些刚从事对非农业合作的单位而言,选择与有经验的中资企业或有经验的第三国企业合作,不但能极大降低经营风险,而且可以在合作过程中迅速成长壮大,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在经营主体上,加强国有企业作用与鼓励民营企业相结合。目前对非农业走出去的主体还是国有企业,这与中国自身经济结构是相符的,据估计,中国GDP中有50%以上是来自于国有企业。但是有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和个人以独资、合资或参股等多种形式前往非洲从事农业投资,截至2011年底,已有10%的中国企业去非洲从事农业生产,涉及领域包括粮食与蔬菜种植、畜禽养殖、森林砍伐、渔业捕捞、农产品加工等众多方面。今后要将国有企业规模大、引导作用强的优势与民营企业经营方式灵活等特点结合起来,携手发展对非农业合作。

(三)营造中非农业合作的良好外部环境

转变政府发展观念,建立有利于对非农业合作的国内环境。一般的地方政府对企业走出还是支持的,并能给予一定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地方领导存在唯GDP的政绩观,只关心“引进来”对增加当地经济总量的作用,因此对于本地企业在外投资,特别是对于期限较长,情况复杂的中非农业合作项目,往往并不关注,甚至担心影响当地的经济总量还人为设置阻碍。应充分认识“走出去”对增加当地居民境外收入以及助推本土企业国际化等方面的作用,加大推动管理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力度,为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对非农业合作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

继续加大对非援助,提高援外资金使用效益。对外援助在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减少农业合作单位融入当地市场的障碍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大对非援助不但能为中非农业合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更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农业援助项目与农业投资合作相结合,无论是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还是农业示范中心的建立,都可以增加企业开展合作的收益和降低风险。二是增加对非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包括实施一些跨国援助项目,有利于提高非洲经济发展的条件,降低对非农业合作的成本。三是扩大对非农业技术人员和官员的培训,在提升非洲农业技术水平为中非农业合作提供人力扶持的同时也增强了所在国政府部门对中国企业和技术经验的了解和认同,有利于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四是通过提高援助资金使用效益,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民生,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也有利于夯实中非农业合作的经济基础。

务实发展与适当宣传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非农业合作的主动宣传工作,可建议要求所有的合作项目都编制自己的宣传方案,如果是援助项目则将宣传结果作为项目实施结果的重要考核依据之一,有条件的项目甚至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宣传队伍。如果是一般的合作项目则做好项目宣传的指导和引导工作。主动做好对非农业合作宣传工作,一方面是能增强国内社会各界对中非农业合作的认同感与支持度,另一方面同时也要加大在受援国国内的宣传,为项目实施在所在国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督促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扩大中非农业合作的民间交流。执行农业合作项目的企业要注重与所在国家、地区和社区进行交流互动,积极鼓励企业在发展的同时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回馈当地社区。民间主体在资金成本管理,技术转移、人才培养、民间交流等方面具有优势。在当今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对于“软实力”更加重视,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建议进一步扩大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交往合作,同时密切政党、地方、民间团体、学术机构、新闻媒体之间联系,注重加强人文交流,为中非农业合作奠定友好的社会基础。

增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相结合。中非农业合作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点,通过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可以研究、借鉴汲取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同时也通过适当的交流合作,减轻国际压力,适当化解或降低发达国家对我正常合作活动的猜忌,增强与金砖国家的互信,缓解舆论宣传上的困境。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多边合作,应强调发挥各自的优势,中国主要发挥人力资源和适用农业技术的优势,不但可以避免资金不足,而且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也可拓宽中非农业合作的新渠道,借力实施一些大型项目,为自身的发展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