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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吕梁文峪河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

作者:王 彦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2018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8-10-01  浏览次数: 324

【摘 要】文峪河发源于吕梁山脉中段东麓,属黄河流域汾河水系,是汾河的最大支流。自古以来两岸民众和当地政府就注重对文峪河的治理和管辖。但是流域内河口决堤、河道变迁、盐碱地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文峪河流域水利事业的新局面:政府组织民众开展了整治河道,打井挖渠,修建水库等一系列的水利建设,使得文峪河流域农田水利事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关键词】集体化时期;文峪河;农田水利

 

文峪河,古称文水、文谷水,发源于吕梁山脉中段东麓,属黄河流域汾河水系,是汾河的最大支流。文峪河流域总面积4112.4平方公里,其中上游1876平方公里,中下游2236.4公里。流域范围包括交城、文水、汾阳、孝义的绝大部分,还涉及古交市、离石市、交口县、介休市和平遥县的少数村庄和地段,共9县(市)、60(镇)、900多个村庄。作为一条养育两岸众多人民的母亲河,自古以来两岸民众和当地政府就注重对文峪河的治理和管辖。但是流域内河口决堤、河道变迁、盐碱地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掀开了山西水利建设的新篇章,也开创了文峪河流域水利事业的新局面。

一、整治河道水井建设

新中国成立头三年,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山西水利事业在过去相当薄弱的基础上,贯彻执行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之目的”的方针,集中主要精力在老灌区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水规,实行水权归公、民主管理、统一灌溉。文峪河流域自古以来水争不断,为防止民众争端,从明代开始就有了水程水规。这些规程经官定后成为律条,不能轻易变动,且随着历次争讼,水程越定越细。干支渠的使用有时日之分,余水使用村庄也有详细规定。但是水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文峪河中,位居峪口的甘泉渠是文峪河上下因水争讼的焦点,下游渐分其专利,导致分水不公平。到清代甚至因为水争导致打出人命,一人外逃,三人被判重刑的恶性事件,后因官府出面才暂时缓解了水争问题。可见封建水规的不合理性,以及官府在民间水权问题上所处的被动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重新组建了文峪河小组,废除了多年以来拦河筑埝、各自垄断、以邻为壑的封建水规水程;打破区村界限,统一管理,由上而下,周而复始,轮流浇灌,尽量扩大浇地面积;合并拦河坝埝,组织能灌溉的村庄,加入灌溉,使文峪河浇地面积,由解放前4.5万亩发展为19.1万亩[1]P36)。19543月,汾河、潇河、文峪河合并组建为晋中汾河灌溉管理局,对文峪河灌区进行了统一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在河道治理方面,文峪河流域改变了过去以筑堰堵水为主的办法,各县相继成立了管理机构,后又合并成立了“文峪河水利委员会”,开始集中进行以疏导为主的河道治理。在汾阳成立了治河委员会,沿河二十余公里全线开展了挖深扩宽河槽、加高培厚河堰的工程。1954年,秋雨连降七天,间有大雨,洪水延续半月之久,开栅七天洪量达1.29亿立方米。文峪河堤决口仅文水县即达156处,受灾范围3219村,淹没良田42万亩。洪灾之后,国家拨款以工代赈,文水在堡子到苏家堡十公里河段中,进行了放宽、挖深河槽,取直河弯,加固河堤等工程,并在险要地区筑了护岸石堰和送水挑坝[2]P11),暂时减轻了洪水带来的灾害。到1970年,文水县组织了2.5万劳动力,国家投资40万元,对文峪河主河槽在原基础上挖深2.5米,河道行洪能力达到20年一遇的标准。直到1970年,晋中地委在文水县兴建了大型枢纽工程文峪河水库,大大改善了洪涝灾害问题,在文峪河水利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文峪河流域的水井建设历史悠久,近年交城曾出土东汉釉陶井模型一件,这是当地迄今为止水井建设的最早证物。有记载“泌水在县北八里龙泉村北,由东南注文峪河,其水平地涌出,溉稻田十数顷,约于清代涸。”[1]P33)这是该流域内自流井灌溉的最早记载。但是到清末民初,流域内的引用水井和农灌井都是人工挖掘的土井、砖井、石井和透河井(吊杆井),只能开采二三米深的浅层地下水及引河水浇地。提水工具为手摇轱辘。新中国成立后,文峪河流域民众也积极参与一边恢复旧井,一边继续打土、砖、石井,这些井单井灌田约为三至六亩。到1952年底,新凿和修复农用水井5.3万多眼。1958年前后,本流域形成打井高潮,同时引进“五六型”井技,采取较深层地下水。提水工具也发展为蓄力水车。1957年文水在大城南改革洋井技术,试验成功木制粗管自流井,并在宜儿等中层地下水丰富地区推广。1958年开始开采一百米以下的深层地下水。1961年,文水成立机械打井队,配备三百米与五百米钻机,开采深层地下水。这一时期的打井发展很快,既为民众的生活提供便利,也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做了准备。

二、兴修水库灌区开发

1957年底,全国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山西省遵照“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从1957年到1960年,山西到处开展开渠筑坝、挖泉打井、修水库、排涝改碱等多种多样的水利工程。据统计,全省上马劳动力最多达到400万人。当时要求一个专区修一座大水库,一个县上一个中型水库,提倡建成“葡萄式水库,蜂窝式旱井,蛛网式渠道”。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以兴修水库为主。据统计,从1958年到1961年,全省先后兴建水库1752[3]P6)。文峪河水库作为吕梁地区最大的水库,就是这一时期确定建设的。

1959年,晋中地委决定在文水北峪口兴建大型枢纽工程文峪河水库,水库于当年11月动工,1960年转为省办工程,1962年拦洪蓄水,面积包括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平遥、介休6县、187个村、43万亩土地[2]P22)。1965年大坝竣工。19706月投入使用。文峪河水库对解决流域内洪水灾害问题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时期水利建设中人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冲天干劲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有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盲目兴建的问题,但却为新中国此后的水利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河道治理之余,灌区建设也逐步展开。文峪河、峪道河、虢义河、向阳河、孝河等各河系水利委员会相继成立,逐步建成四处万亩以上的灌区。1953年文峪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下设峪治、峪汾、峪孝三灌区。1954年,归属晋中汾河灌溉管理局,对文峪河灌区进行了初步统一规划。

文峪河灌区地形狭长,西高东低,南北长约六十公里,东西宽五至十五公里,控制面积六百余平方公里,文峪河由灌区中部纵贯全区。根据这些特点,灌区采用河道输水,结合防洪工程,分块治理的方针。20世纪60年代初将诸渠统一规划命名,共十条支渠:一至四支在交城、文水;五至九支在汾阳;十支在孝义。在文水境内,甘泉渠于1956年扩大延长后改为文峪河一支渠。1956年常稔渠扩大。二支渠原渠首在桑村,沿河西开渠,1966年复接通常稔渠。1957年,阜康等渠改革后,沿文峪河开三支渠。文峪东西河之间开挖了四支渠,并相应开挖了十七条斗渠。1958年,复开边山永田渠,1962年正式通水。在汾阳境内:五支渠由1954年建成的富民闸左侧引水,到肖家庄止。六支渠由1958年建成的跃进闸引水,分南北六支。七支渠利用文峪西西河,从富民闸引水。八支渠利用新北渠,亦从富民闸引水。九支渠由1958年建成的磁窑河平汾公路桥带闸引水。十支渠即为原文峪废河,自南北辛庄引水。

1962年文峪河水库拦洪蓄水后,对灌区提出新的要求。1966年至80年代初,对灌区进行了统盘规划。对原有渠道进行了合并、改建或废除。总灌溉面积达623乡镇19951.24万亩土地,有效灌溉面积49.6万亩。随着灌区建设的开展,排退水工程配合防洪、灌溉、改碱等工程措施也逐步发展。灌区有固定排退水渠道791条,共长740.8公里,总退水面积约388.8平方公里。保护农田面积31.3万亩,占灌区设计面积的63%[2]P27)。

这一时期的灌区建设,彻底改变了历史上大水漫灌的陋习,建成了具有现代化设施,科学方法施水的灌溉系统,建成了小畦合理灌溉的园田化高稳产农田。

三、盐碱地改良

文峪河中下游地区,因地形较低,历史上河流多次改道漫流,会形成众多的湖泊池塘。一些渠堰无统一规划,互相干扰,排退不畅;加之历史上沿用大水漫灌等不良灌溉方法及土地不平整,耕作制度粗放,逐渐形成部分土地的盐碱化。1948年后,由于建设思想上重建轻管、重灌轻排的偏差,导致排灌渠系不配套,随灌溉面积的增长,盐碱地面积也进一步扩大。1949年,碱地面积为6.2万亩。1954年,中央及省地各有关部门与苏联专家一起考察了汾河、文峪河中游土地盐碱化情况,并初步研究了防抗碱的具体措施,在汾河流域文水谢家寨建立了盐碱改良试验站,对盐碱成因进行了科学的研究。1956年,碱荒沼泽面积达8.7万亩[2]P31),1958年以后,搞平地水库使盐碱地骤增,各县开始发动群众采取铺沙淤灌压碱、秋浇洗碱、深翻暴晒、雨后勤锄、种植耐碱作物、增施有机肥、在湿沼泽地内挖筑沟洫台田、机电高排等防抗碱措施,使盐碱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人民逐渐认识了排灌结合改碱的有效措施,开始大挖深挖排退水渠道。但未按流域统一规划,仅以县为系统布置,多不尽合理,效益受到影响。到1964年,碱地面积发展到14.36万亩[2]P32)。文水以磁窑河为排水总干,逐年开挖了八条干支渠。汾阳在1977年大水以后,在文峪河以东地区亦以磁窑河为排退水总干,文峪河以西则以大河为排退水总干,并将重碱区划分成三片进行集中治理,开挖改碱渠41条,控制了盐碱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变化,流域内的盐碱地治理也由单纯的工程治理为主转为注重经济效益的综合治理。工程、生物、耕作措施相结合,地面灌溉、地下打井抽排和挖池养鱼等措施相结合,达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相结合。

集体化时期文峪河的农田水利建设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集体化时期,人民群众被最大程度的组织起来,为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力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等一切所需资源。同时,党和国家重视农田水利建设的实地考察且深入农村重视群众的实践经验,经常派专家和技术人员深入底层指导工作,都保证了农田水利建设高速有效的完成。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也为我们现在的农田水利建设敲响警钟。

首先是水资源分配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前,各地都有封建水规,水权掌握在各地的地方实力派手中,由此形成的纠纷矛盾屡见不鲜。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宣布废除旧的水规,水权归国家,在政府领导下统一管理和调配一切水资源。但是水权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导致纠纷不断。例如虢义河洪灌区在1950年以后成立了汾阳、孝义虢义河水利委员会,归属晋中地区水利局。在小虢城村建立分洪节制闸,上下游争水现象才有所缓和;1956年转汾阳县领导后,在1977年大水淹了两县农田两万多亩,两县纠纷再起。1978年,建靳屯节制闸,开挖南北两干及十三支渠,灌田面积达三乡十三村约四万亩左右;1979年为调解两县纠纷,灌区改由吕梁地区水利水保局接管[2]P30)。可见,如何将水资源合理分配以减少地区矛盾,依然是政府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

其次,这一时期政治工程较多,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情况。水井建设时期出现了死搬外地经验,不按地质条件打井而搞形式主义的排子井,致使废井率偏高,文水这一时期打废井四百余眼。后来由于大量使用机电钻井开采深层地下水,导致部分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对地下水资源的利用没有统一规划、统一管理,有的地方打了深井废了浅井;可见对地下水资源的分布情况不清晰,导致盲目开采。

水库修建问题。1970年到1973年,汾阳为了控制边山洪水,扩大灌溉面积,在边山各涧河兴建水库25座,到1979年除了一座能用外,其他全部报废。文峪河水库在修建过程中,在1960年和1963年先后两次发生严重滑坡事故,死亡100多人[2]P12)。主要原因就是缺乏经验、技术水平低,为了赶速度,对大坝的质量控制不严。

在灌区建设中,由于长期以来在水利建设中存在的重建轻管、重灌轻排的思想,对排退水工程缺乏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大多数工程是县乡从局部利益出发,各自为政,自筹自建自管,盲目性很大。造成排退水工程整体布局多不合理,存在互相干扰、灌排脱节等问题。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不足、长期不维修、淤积严重等问题,有的甚至被摊平失效。对灌区西部边山洪水和容泄区也缺乏综合治理,造成灌区边山洪水地面水和地下水排退不畅,部分低洼地区盐碱化严重。可见灌区和排水、建设和管理,同是灌区建设不可忽视的两个重要问题,应按流域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

 

参考文献:

[1]文水县水利水保局.文水县水利志[M].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

[2]文水县水利水保局.文峪河水利史略[M].文水:文水县印刷厂,1988.

[3]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山西通志(水利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