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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社区地名命名制度的文化调控——以贵州黎平黄岗侗族为例

作者:罗康智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18-10-03  浏览次数: 294

【摘 要】侗族社区地名命名制度是当地居民在从事与生计相关的活动中,不断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宝贵的地方性知识。通过研究该制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去了解侗族居民是如何通过文化的调控去延续自身的激励机制、对农事活动的精心组织,以及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延续自己的生计方式,并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加以创新的。

【关键词】命名制度;激励机制;资源利用;文化调控;侗族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不仅是世界上地名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其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每个地名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地名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侗族社区地名命名制度是当地居民在从事与生计相关的活动中,不断积累和传承下来的宝贵的地方性知识。通过研究该制度,可以从一个侧面去了解侗族居民是如何通过文化的调控去延续自身的激励机制、对农事活动的精心组织,以及对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延续自己的生计方式,并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加以创新的。侗族社区地名命名制度的文化调控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以人名对地名的命名制度演化成传统文化调控下的激励机制

传统文化规约下的侗族社区是一个个热心公益事业,追求个人荣誉,而不计较劳力付出的社会单元。每个侗族乡民在这种社会氛围的激励下都不会计较个人的劳力付出和对特质产品的独享,而是将自己的时间和劳力无怨无悔地贡献给集体公益事业,追求的仅是整个社会对其业绩的公认,具体表现为对所完成的公益奉献会以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这样的命名一旦被社会所接受,将会成为永恒的荣誉。下文将以侗族对田块的命名制度为例进行说明。

“稻鱼鸭”共生是侗族先民从滨水的河网平坝传承下来的生计遗产,但是要在崇山峻岭的山区侗乡延续这一遗产却要遭受到重重的自然挑战。俗话有言:”易涨易落山溪水”,山区的水资源补给变动幅度极大,是其本性所使然。但稻鱼鸭共存的生态背景,必须是水面相对平稳的浅水沼泽,这就意味着要延续这一遗产必须对山区的水域环境,实施人为改性,使易涨易落的山溪水变成水面相对稳定的高山沼泽。在山岭间构筑“水乡泽国”,本身就是一种大胆而奇特的创意。让“水乡泽国”登山,不仅需要从静态的角度精准地审视地表的起伏,还需要从动态的角度把握历年水位的涨落和水量的波动,再加上需要投入的劳动力过于浩繁,整个“上山工程”往往得耗费数百年的光阴,积累几代人的艰辛劳作,才能最终实现若干代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确保工程建设形成有序积累的态势,这里的侗族乡民建构了一整套服务于公益事业推进的命名制度。我们在对黄岗侗族社区的调查中记录到,以人名命名的稻田就有上千块,为了节省篇幅,我们仅以该村现在五组所属的稻田对这一命名情况进行列举(详情见表1





在侗族社区,小到塘田渠堰的地点,甚至是休息用的桌凳,大到对整个社区的景观和生态系统的人为改性,都无一例外地是以人名去命名的,这些人名都是在历史上曾经生活过的真人,他们为公益事业作出过贡献,他们的名字就和完成的工程永垂不朽。当事人即使去世了几百年,只要这个工程还存在,他们的名字就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口中和心中。他们的故事就永远会成为教育年轻一代的口头教本。正是对这种永久性荣誉的追求,驱动着社区的每一个人都会为了使自己能够享有这一荣誉而自觉地举公忘私,并不在乎能否获得眼前的特殊利益。因此能否获得永久性的荣誉,成为了侗族社区道德的评价标准。与此同时这样的荣誉感还会和自己的后裔晚辈联系起来,从而使得去获取这样报偿的诱惑力更具亲切感和永恒感,因而个人对幸福的感受有可能超越个人的生命周期,在自己的后代中得以延伸。应当看到类似的激励机制在古代的各民族中也曾普遍存在过,但可贵的是侗族的这种与物质报偿不挂钩的报偿激励机制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在很多侗族社区仍然行之有效,从而成为外界和现代人群可以感知、可以学习、可以仿效的有生命的实体。因而,这种在传统文化调控下,侗族建立在名分上所能赋予的社会激励机制,在今天的和谐社区建设中也可以发挥难能可贵的借鉴作用。

二、以自然生态背景对地名的命名制度体现了传统文化对农事活动的调控

侗族自然生境的建构,始终坚持最小改性的原则。大体而言,侗族各村寨之间都以巧妙地利用天然河道为纬,河道一律相互沟通;各村寨还以天然的山脊为经,一律以山脊区分各村寨之间的资源归属,从而使得每一个村寨,每一个社区都能顺应自然结构自成单元,村寨之间又能实现有序地互通有无。村寨建构的基本原则在于,每个村寨在地域上都相对独立而完整,使各村寨之间互有区别,针对河流上游和下游无法作出明细分界的实情,各村寨之间则必须树立人为的标识,以便相互区别。根据罗康隆教授的研究从侗族社会对自然环境利用的状况看,一般表现为家族的鼓楼是家族成员活动的中心,家族内各个家庭的住屋围绕着鼓楼而修建,形成以鼓楼为中心的家族—村寨;家族—村寨的四周则是家族成员共享的神林、坟山、水井、水田、鱼塘、凉亭和溪流等公共设施和自然物;往外就是家族成员的经济林带,大多为茶油树林和桐油树林;再往外就是家族成员成片的杉木林带和松树林带;最外一圈就是野生杂木林带,这是家族成员砍柴烧荒,采集草药、山果,打猎以及放牧的场所。侗族社会对资源利用的状况形成了一个以家族鼓楼为中心不断往外推移的环境资源利用圈。

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生态背景中,生活在当地的居民对于何时何地可以获取何种物品,在不同的生态背景下如何保证种植的作物获得稳定的收成、如何能获取野生的动植物等方面的本土性知识就显得尤其重要。不同的民族针对自身所处的自然生态背景,可以发育出不同的文化,也可以组织不同的农事活动。比如,澳洲北部的吉得金格利土著人在获取食物上有着非常清晰的不同季节的轮换:在雨季,沼泽里满是水时,他们就吃莲藕;在旱季开始时,他们就迁移到一个可以找到大山芋的地方,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正是山芋须蔓发绿的时候,山芋很容易挖到;过一段时间,他们则迁移到湿地的边缘,男人在这一地带猎鹅,女人则采掘植物的根茎;在旱季的高峰,食物获取就依赖苏铁类坚果,这些坚果尽管加工起来颇为困难,但到处都是,足够供应那些在这一时节因祭祀、宗教和其他社会活动而聚集到一起的大批人群。而北美的印第安人为了对玉米的种植有一个精准的把握,他们可以用10个不同的词分别表示玉米的10个不同生产阶段,而且对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生产特征作为耕作与管理的依据。这样的情况,在蒙古族居民的生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例如,蒙古族对于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马匹的称谓,多达百种以上,能够具体地分辨马的口齿、毛色以及形状特征,对于马匹品种特性的描述达到一本现代的畜牧学相应内容的知识水平。正是依靠这些本土性知识,蒙古族居民能够对马匹的生长习性、放养路径、以及与之匹配的饲料供给等方面都能了如指掌。

在黄岗侗族社区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居民对大量地名的命名制度与上文论述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对地名的命名与其自然生态背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他们的农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黄岗有一个山坡叫“弄南坡”,当我们问及当地人,为何这样称呼时,他们告诉我们:“南”在侗语中是“竹笋”的意思,“弄”在侗语中指两个坡中间的“冲”,一到开春的时候,这个坡上会长满笋子,可能是为了便于在春季的时候找到这种笋子作为菜肴的补充,老人就给它取了这个名字。难怪有些人指责侗族居民懒惰,食用的蔬菜种植得很少时,他们的回答更是简答明了:“既然坡上已有这么多的野菜,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种植?”。类似的地名命名在黄岗随处可见,再以一个“班藤坡”的地方为例加以说明。“班”在侗语中意为一条平坦的大路,“藤”意思是那田边有藤生长。他们对我们说:“这种藤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种物资,他们捆绑东西都是从这里取材,从不需要到镇上买化纤之类的材料。”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何时在何地获取何种野生动植物作为自己的生活所需都了如指掌。

不仅如此,他们还能从地方的命名当中,知道该以什么样的品种种植去应对那里的生态环境。例如,他们针对不同地点的命名属性,有选择性地对糯稻品种适应的生态环境作出选择,比如在“弄养坡”、“板弄养”等坡上(在当地侗语中含有“养”字的山坡都以山上有不同品种的大树而得名),他们知道在这样的森林生态环境中,要使他们的糯稻种植获得稳定的收入,这种品种应该具有耐阴的禀赋。于是针对这样的自然生态背景,他们专门培育出一种叫“森林糯”的品种,种植于阴冷森林环境下的田块中。以应对这里日照时间短、气温偏低等制约稻谷正常生长的制约因素。而对于缺水、高温地段的山坡,他们一般称作“高归坡”。要在这样的环境中使他们的糯稻正常的生长,对糯稻的品性就要求其抗旱能力强,并且生长季尽可能的缩短。为了应对这一要求,他们在类似命名的坡上,一般都会种植一种名为“六十天糯”的品种。侗族居民凭借对这些地名的充分了解,他们可以让不适合于这里种植的糯稻投进了自然的怀抱。难怪当地人说:他们的糯稻品种既不怕热,也不怕肥,更不怕冷。

三、以家户数对地名的命名制度展现了社会组织对社区的文化调控

我们在侗族社区做调查时,经常会听到“百二贡”、“百三孔”、“百五黄岗”、”三百顺潘”、“四百曹滴”等让外族人难以理解的地名。

要理解这些地名及其蕴含其中的命名制度,我们还得从侗族的基本社会组织——“款”入手。在传统的侗族社区,以血缘为基础的“斗”组成村寨,以一个大村寨或数个小村寨组成小款,环地百里,称“洞”或“坪”;以数“洞”或数“坪”组成大款,环地数百里;以数个大款组成特大款,即整个民族的联合。款组织的原始形态,是村寨与村寨或氏族与氏族之间的婚姻联结,后来逐步发展成村寨与村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于是侗族社会便开始进入到以款为核心的社会组织结构。至于款的作用,诸多的学者已作了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就款这一社会组织对人口数量的调控,而使当代侗族社区留下了很多以家户数对地名的命名制度及其相关的内容作一个理解性的说明。

按照侗族“合款”的规矩,参加“合款”的家户数往往可以用作这一片区的地名使用。例如,黄岗村在整个侗族文化圈内与湘、黔、桂三省侗区连为一体,隶属于“千三款”中的“百五黄岗”。其中“百五”二字的含义为:在侗族举行的那次合款中,黄岗村共有150户人家参加了这次”合款”,因而黄岗自此以后,一直被称为“百五黄岗”。同样的道理,“千三款区”的含义是:在那次合款中,该地区所有村寨参与“合款”的总户数为1300户,这一区域自此以后被称为“千三区”。这种以家户数为地名的称谓方式是通用于整个侗族地区的地名称谓规范。向零在指出,从江县的信地、高传、吾架、增盈等,基本上是现在信地乡管辖的片区称为“上千二”;从江县的往洞、贡寨、孔寨、朝利、增冲等寨,基本上属于现在增冲乡管辖的片区称为“下九百”。他还对“下九百”所管辖的村寨命名作了补充性的说明:“下九百”包括“三百往洞”、“四百曹滴”、“百二贡”、“百三孔”、“四百增冲”,并指明,在这些地名前附加数字符号,是因为它是九洞所管辖户籍的标志。

“款约”一旦成立,由此而定型下来的地名和地域区划就会一直沿用下来,直到下一次“合款”才允许重新规定地名和地域区划。这种特异的地名命名办法异民族很难理解。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的家户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不断增加,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减少,但却不会长期保持户数不变。然而,实地调查表明,这些村寨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以前,在整个侗族地区“款约”划定的户数却可以长期稳定不变。其原因在于,侗族地区早就严格地执行了计划生育习惯法,每户通常只允许生育一男一女,任何一个家庭想多生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都必须征得整个社区的同意,并经过寨老议事会批准才行。正是这样,才会出现像占里那样长期保持人口零增长的局面。

在社会总资源稀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侗族社区把家族人口的适度发展视为村寨生存的根基,并通过“合款”的方式,以固定的家户数(或具体的人数)作为一个村落或一个地域区划的命名规范,使其具有了习惯法的制约。这样一来,侗族社区围绕着资源的控制与利用,建构起了一整套维持社会运作的规则和运作机制,这实际上就是通过社会调控,建立一种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将侗族社区的人口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上,这可以从侗族流行的民谣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比如他们传唱的“一棵树上一窝雀,多一窝就挨饿”、“崽多了无田种,娶不了媳妇;女多了无银两,嫁不出姑娘”、“人会生崽,地不会生崽”等歌词就是一个实证。如今,侗族居民仍传承这些生育文化,就是为了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对资源进行有效控制,以便维持社区的稳定发展。


注释:

[1]温洪清,吕静.在地名标准化进程中切实保护地名文化资源[J].学术交流,20076.

[2]崔海洋.人与稻田——贵州黎平黄岗侗族传统生计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3]罗康隆,麻春霞.侗族空间聚落与资源配置的田野调查[J].怀化学院学报,20083.

[4]崔海洋.“七百”和“生苗”的历史地理范畴考[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96.

[5]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侗族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

[6]“百二贡”指的是贵州省从江县往洞乡的贡寨村。

[7]“百三孔”指的是贵州省从江县往洞乡的孔寨村。

[8]“百五黄岗”指的是贵州省黎平县双江乡乡的黄岗村。

[9]“三百顺潘”指的是贵州省黎平县中潮镇潘老寨。

[10]“四百曹滴”指的是贵州省从江县往洞乡的增冲村。

[11]据调查,黄岗村属于“千三”款组织(“千三”意为当时款内主寨合计有1300),“千三”包括双江乡的四寨、宰告、黄岗、帮土等主寨及其附属村寨,如述洞、岺秋。该款款坪设在四寨田坝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