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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民国农村妇女的文艺生活——以江西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易凤林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2018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10-06  浏览次数: 805

【摘 要】处于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民国,以江西为代表的农村妇女的文艺生活始终未能超脱传统社会的藩篱。同时,她们的文艺理念和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文化要素的发散性影响。从总体上言之,民国农村妇女的文艺生活始终处在以传统为主线、现代为暗线的农村社会的艰难转型中。这就决定她们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不是绝对封闭,而是相对封闭,呈现出有限的开放性。

【关键词】民国;江西;农村妇女;文艺生活;公共空间

 

民国正值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都市与乡村的文化在这一时期共存、冲突、交融。相对处于文化中心地带的都市,农村文化的转型更为缓慢,保留着更多的传统因素。与之相呼应,农村妇女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虽然基本保持了传统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但也不可避免地接触新的现代文化。简言之,农村妇女的文艺生活基本处于较为封闭的公共空间,然现代文化的冲击为她们开辟了一块别样的小天地。在妇女史、性别史的研究中,学界对农村妇女的文化艺术生活有所关注,涉及到这一时期江西的情况(1)。然而,研究的力度、广度还不够,尤其对农村妇女文艺生活的实况、妇女对这一问题的自我言说、社会转型的冲击等方面的论述较为薄弱。为此,本文以江西为中心,利用女性日记、书信、档案、农村调查等一手资料,对民国农村妇女的文艺生活展开较为全面的研究,以期更为真实地再现农村妇女在现代文化转型中的自觉性与被动性。

一、农村妇女狭隘的文艺生活理念与活动空间

传统文化深层次影响了农村妇女的文艺生活理念,约束了她们迈向公共活动空间的脚步。绝大部分妇女困厄在狭小的私人生活圈子里,很少活跃在公共场合开展她们的文艺生活。

(一)农村妇女教育的缺乏与文化素质的低下

社会各界对江西农村的调查都表明教育落后的问题。19338月地政学院学员贺明缨对江西金溪县的农村调查显示:“学龄儿童颇多,苦无学校容纳,偶于壁间得书一本,曾视之则七言杂志也。询之主人则谓附近无学校,方以此课其儿童也。”[1]P85086-85087)也就是说,有大量的学龄儿童包括女童无法正常上学,有益的课外书也难以获得,精神食粮严重缺乏。这样的客观环境使农民文化素质变得较低,女性更为突出。即使到民国后期,这一局面也没有根本改变。江西各县国民政府对农村失学情况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19486月,宁都五贤镇第二保的失学民众调查结果表明,不仅男性失学者比例高,女性失学者比例更高。(见表1

从表1可知,即使在民国后期国民政府大力推行社会教育的情况下,宁都五贤镇第二保男性的失学比例达59.6%,女性失学比例达67.6%,假如把缓学、免学等人数包括进去,这一比例将更高。同一时期,同为赣南地区的龙南南埜第十一保失学民众的比例也与之类似。第十一保有1245岁的男性共169人,除了69人接受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外,其他未入学者100人,达男性比例的59.2%;女性在这一年龄段的人数共164人,除了14人接受教育外,尚有150人未入学,达女性比例的91.4%[2]。


 

 

共产党方面的调查同样表明江西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之低。193010月,共产党在《赣西南妇女工作报告》中指出:“赣西南妇女读书的很少,只有些资产阶级的妇女,亦是凤毛麟角,写识文字的是百与一之比”[3]P15)。即农村妇女有文化者非常少。

(二)农村妇女狭窄的生活空间与思想桎梏

在教育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农村妇女的活动空间和眼光视野比较狭小,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大部分农村妇女受家庭、婚姻所累,局限于终年生活的小乡村,为此她们不愿意或不敢尝试新的生活方式。

根据1925年一个乡村女教员的日记记载,她所在班级的女学生王爱珠因家庭为其订婚而打算辍学。王爱珠母亲给出的退学理由具有代表性。在这位母亲看来,除了经济困境之外,女儿必须退学的原因一是“小姑娘年纪大了,天天在路上走出走进,不很方便。近来母舅又想和她做媒,配东村周家的大儿子,在城里初中肄业。女孩子说起了亲事,不便再在路上出头露面的”,二是“男女同学在小学生或者没有什么妨碍。十四五岁的男女孩子在一起,怕得闹出什么乱子来。加以说起了亲事要被人家闲话的”[4]P80)。显然,女性一旦到了十四五岁可婚配的年龄(农村女性早婚者多),便不能随意在乡间走动,连读书这种正当、合法的文化活动都不能顺利参与,男女公开在一起学习也会遭乡人诟病。结婚之后,女性禁锢于家庭的情况更是普遍。也就是说,受婚姻、旧习俗的影响,女性的活动空间十分狭小,参与的文化活动少。

抗战时期,外敌侵入,仍很难撼动农村妇女的一贯生活方式。很多国民政府的抗战动员者直率地表示:“妇女工作是一件非常艰苦的工作,尤其是散漫的有着浓重的封建意识的农村妇女,家庭琐事和经济生活的痛苦,把她们折磨得缺乏‘生命的活力’。江西农村青妇大都‘早婚’,十七八岁的青年妇女都是做了孩子的母亲和颇有家庭牵累的妇女了。”[5]P30-31)一些妇女工作者立于妇女自身的视角,痛心指出农村妇女知识水平低落、见识浅陋,尤其“终年不与外界接触”,甚至“对于抗战常识未所闻知”[6]P32-33)。即农村妇女早早受困婚姻,没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尚少与外界往来。她们因生活所累,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参与社会活动,包括活跃身心的文艺活动。

(三)迈向公共空间的艰难

农村女性的自我言说显然更能刻画这种禁闭生活的苦痛。一位被旧式婚约所苦的农村妇女自述:

唉!不幸的我,不能自谋生活的我,终算被屈服了。但是我的心灵是碎了,是永久的碎了。我这位笨汉的他,又是一个无正当职业者。其性情粗暴异常……因之我精神上的痛苦,只有加而无减,自杀的短见,也时时的会盘旋在我的脑际。自杀是不对的事,不这样又怎能减去我的悲哀和苦痛。[7]P108-109

这位自述婚姻苦痛的农村女性显然受了一定的教育,对自己的婚姻之苦有着清醒的认识,试图谋求婚姻的自我解救。然而,她受制于生活、社会等各项因素,仍然没有找到合理的方法来破除这一难题。所以当丈夫与自己产生较大感情隔阂时,这种痛苦更加真切,难以舒展。

除了妇女本身,家庭的其他阻力同样强大。在农村,已婚妇女受到家婆、丈夫的严格管束。1940年,在江西农村办理妇女班的老师薛岩生动讲述了学员李如香的经历。李如香自身有学习的强烈欲望,每天都想早早地干完农活,去识字班上课。然而李的婆婆和老公却不支持。尤其在农忙时节,婆婆看到她去识字班,就要骂她,当李如香晚上认真学字背书的时候,丈夫直接气得跳起来把书抢过去骂:“什么中国人不中国人!老子不读中国人也一样吃饭,穿衣,少跟老子捣鬼!”[8]P25-26)婆婆和丈夫之言实际上道出了普通家庭对青年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参加文化活动的不满,认为是有悖于常理,颠覆了传统生活的常规。李如香的遭遇颇具代表性,说明农村妇女要走出去,打破小家庭的封闭空间是艰难的。由此可见,农村妇女要走向现代化的公共文化空间必然要经历一个缓慢的社会过程,暗含着社会文化运行规律的作用以及妇女文化传统性印记的顽固性等诸多因素。

二、传统性:农村妇女文艺生活的主要特质

因妇女处于农村狭窄的生活空间,娱乐性的文艺生活很少。即使拥有少量的公共文化活动,也基本囿于传统文化范畴,传统性是农村妇女文艺生活的主要特质。某种意义上言之,这种文化活动具有强烈的封建迷信色彩。

农妇拜神最为常见。根据1940年赣县七鲤乡的调查,普通妇女几乎完全崇拜神灵偶像,庙宇虽然没有北方多,可是迷信之深,却有过之。就是一些受过教育,迷信较为薄弱的妇女,遇有疾病或困难不能解决时,亦多照例去庙宇烧香拜神,成为牢不可破的传统习惯。然而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妇女并不真正信仰佛教、道教、耶稣、天主教,只是一种盲目信仰,崇拜神灵的表示而已。拜的神像较杂,可分六种:(1)为祈福免祸而敬奉的——有观音大士、七姑、仙娘、土地等。(2)为祈雨而敬奉的——有龙王、玉皇等。(3)为镇压邪祟而敬奉的——有灵官、韦驮神、许真人等。(4)为祈免虫灾而敬奉的——有虫王、周公等。(5)为求财而敬奉的——有财神、福神等。(6)为崇拜而敬奉的——有三官、关帝、康王等[9]P678-679)。可见,农村妇女对神灵的崇拜是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而且基于这种需要走出家庭,进庙祈求神灵保佑,并与同样有此愿望的人共享这一神圣活动空间。

并且,为了使这一神圣空间得以延续,以妇女为代表的农民愿意各式神灵占据他们的实际空间,即挤占他们的房屋、良田山塘等。赣县七鲤乡的情况可为一例(具体见表2)。

 

 

据表统计,七鲤乡共计29座庙宇,128个房间,占地96亩。赣县七鲤乡的庙宇偏多,占地面积也较大。这一情况不排除地方的特殊性。这些庙宇及其所占的空间实际上就是农妇最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活动场域。村落庙宇的大量存在较好地证明了农妇的公共文化活动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封闭性,即拜神活动具有强烈的迷信色彩,并且农妇主要局限于所在乡村的庙宇,很少走出其生活的区域。

农村偶尔也举办一些带有娱乐休闲性质的庙会活动,不少妇女尤其是年轻女性乐在其中。例如,在南昌及其周边县城,秋收后有各种朝仙会,农妇较钟情于到万寿宫进香,“毕恭毕敬,笙箫之声,洋溢于途”[10]P42)。在赣县七鲤乡,一般每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在梅林的天花宫、八月一日在万寿宫,都会举办庙会。庙会热闹非常,“一般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大有山阴道士应接不暇,观殿中香火颇旺,蜡烛辉煌,有求签者,有祈福者,有还愿者,摩肩接踵拥挤不堪,另有小贩肩挑食品销售,以供香客购买”[9]P679)。可见,庙会除了正常的求神拜佛活动之外,还有休闲娱乐等功能。应该说,庙会比庙宇拜神更具娱乐性。在这种活动中,妇女也难得享受一点欢娱。

此外,地方特色文化如观看龙灯、龙舟、地方戏、演唱地方民歌等。表演龙灯、划龙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江西省较好地传承了这一文化。在江西农村,表演龙灯是新年娱乐的重要呈现。农村妇女在新年的时候不用出远门,在自己生活的村庄附近可以比较自由地观看,一解长年农村生活的单调寂静。划龙舟则是端午节文化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有江河的乡村,普遍举行划龙舟比赛。相熟相好的妇女们结伴或全家一起到江河两岸观看比赛,这是农村妇女享受传统文化娱乐的主要表现之一。

如上所述,民国农村妇女的文化艺术生活较为传统。受限于知识的匮乏、眼界的狭小,她们始终未能超脱农村社会的传统藩篱,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非常狭小的区域。从时空上言之,农村妇女的这种文艺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时间延续性,和相对固定的空间区域。

三、现代文化元素的缓慢渗入:农村妇女文艺生活的艰难转型

现代转型与传统延续是民国农村社会呈现出来的两条主线,现代转型的艰难在农村尤为显著。农妇在这种时空背景下,虽然主要在传统文化中沉陷,但也对现代的文化娱乐方式产生了兴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部分接纳它。

(一)新文化的输入——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有限参与

面对文盲的高比例,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有计划地在农村实施社会教育,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虽然力度不大,效果有限,但对渴望知识的农民包括农村妇女来说,毕竟是一次提升自我的机遇。

江西的教育与全国的情况基本一致。它不同程度地落实了国民政府开展社会教育的政策。1928年下半年,江西教育厅向各县教育局传达中华民国大学院第七百五十号令,强调应督饬各校利用空间、时间举行各种社会教育[11]P4)。实际上,江西各地包括农村地区的社会教育基本按照这一方法推行。抗战时期,江西省国民政府对农村的社会教育更为重视,甚至举办了针对农村妇女的成人教育班,其目的在于提高农民包括妇女的知识水平,以开展广泛的抗战动员。与此同时,应该看到部分妇女具有读书识字的内心需求。政府的推动与妇女对文化的渴求共同促进了妇女教育在农村的有限实施。19426月,《新赣南旬刊》专门出了一期扫盲运动专号,关注赣南的扫盲运动情况。其中有一篇《崇义妇女踊跃读书》评论文章,热情赞扬了妇女学习文化的热情[12]P166)。农村妇女参与社会教育的踊跃一方面表明她们学习的动力较足,愿意接受新文化;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妇女知识水平的低下,文盲的比例较高。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与民国教育的总体面貌是一致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社会教育政策得以延续。江西省浮梁、赣县、宁都、于都、龙南等地依托学校,在农村举办了各种妇女成人教育班。妇女班的人数因各种因素的限制没有统一规定。以浮梁县农村为例,可略知江西妇女成人教育的大概情况。(见表3

江西其他各县的农村妇女班也在推行。诸如,19485月龙南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办理了一期初级妇女班。人数共34人,年龄分布为20岁以下2人,20-29岁之间20人,30-40岁之间12人。这些妇女主要从事农业,也有从事手工业,或商品买卖[2]。同一时期,赣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也办理了一期初级妇女班。规模较小,人数共20个人,年龄分布为20岁以下13人,20-294人,30岁以上3人。妇女职业以农为主,兼商、工等业[13]

 

 

上述情况表明,绝大多数参与社会教育的农村妇女是从事农业即家事的,且为年轻人。妇女班的学习一方面有妇女自身尤其是年轻女性对文化的需求,另一方面还有政府的强力实施。妇女班的学习比较客观地说明了,部分农村妇女已获得了不一样的文化空间,有了接触外面世界的一个新窗口。

更为重要的是,有限参与社会教育的妇女也在这种新文化的接受过程中享受到难得的身心愉悦。妇女班的老师这样描述她们:

妇女识字班是妇女的俱乐部……地方上有少数守旧家庭的媳妇、女儿在家长的虚荣心下也就踊跃地能来妇女班读书,一般整天底在家长严威下生活的青年妯娌姑嫂们忽然来到说笑自由的天地,哪有不感到愉快的呢!她们每到识字班时便谈笑不止,甚至在老师上课时,也还要交头接耳的偷偷的谈着,因此妇女班无形中已成了她们的俱乐部。[14]P29-30

从其描述,可以生动再现这些妇女在新式文化活动中的轻松和愉悦,凸显了她们突破原有单调生活的喜悦之情。这种情况非常真实地表明,新式文化的传播是改变农村妇女传统文化结构的一大契机,也是改变她们活动空间的重要方法。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妇女参与社会教育的有限性,即只有少数的农村妇女有了新的文化体验。这方面的评论由推行农村社会改良的人士来说较为中肯。农村妇女工作者徐幼之,对妇女教育的低落和妇女对参加社会教育的冷漠有着切身的感受。当询问这些不识字的妇女为何不来她们办的妇女班时,妇女们直白地告诉她“学不会,不会学,没有时间”。根据徐幼之的考察,这些妇女的日常生活“就是烧饭,育儿,看守门户,有时候出外捡柴,拾猪饲。农忙时帮着男人晒谷,晒烟叶”。她甚至讲了强迫招生的窘境,即“当保甲长带我们到各家去招生的时候,有些房屋锁了,人不在家。有些完全拒绝”。因为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所以她们不感觉需要学习新文化[15]P33-36)。简言之,农村妇女由于长期生活在固定空间,没有感觉学习文化的必要性。这种生活的限制和眼界的短浅,束缚了大多数妇女,使她们安于现状,不愿意作出新的改变。

(二)其他新的文艺方式渐入农村妇女的生活

民国二三十年代,西方文艺在中国广泛传播,尤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发达城市较为流行。在发散性的影响之下,江西等地农村对西方文艺有了少量的直接体认,在妇女中间有了一些追随者。

新型家庭聚会。以茶会、聚餐为表现形式的文化聚会在民国时期较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不少知识分子把这种文化活动形式带到了农村,冲击并影响着农村妇女的生活和思想。1926131日,乡村女教员俞子夷在其日记中真实记载了她邀请十多个农家妇女和两个男士一起举行家庭聚餐的情况。这两个男士,一个是在乡村中素有名望的学董刘先生,另一个是女教员的大哥,同时也是一位老师。也就是说,这次聚餐具有一定的文化交流性质。男女聚餐对农村妇女的思想冲击很大。在农村妇女看来,男女同席这样的家庭聚会是新鲜的,也是陌生的,同时又是忐忑的。她们不安地对女教员的母亲说:

你们破例,路头日(一种旧历节日——引者注)便接了我们许多赔钱货,究竟你们新法,这种忌讳多不拘了。有人说:“拘不拘忌讳,实在也没有什么关系。就看你们,讲了新法,不拘忌讳,比别人家发达得多。”有一个说:“他们小姐做女教员,仿佛是从前的女秀才女状元一样,将来或者还要做女总统。女人也要当道了,自然不能再有忌讳了。”[16]P8-9

从这些妇女的自我言说,可以看出她们对女教员打破常规邀请她们聚会是暗含欢喜的。虽然她们的喜悦隐藏着一丝不安,但以女教员的开明和光明前途为例证,认同这种新的家庭聚会是符合世界潮流的,是进步的。可见,农村妇女不乏眼界开阔者,对新型文化形式抱着一定的开放态度。

现代歌曲、戏剧。从江西国统区的情况看,现代歌曲和戏剧在农村的出现主要在抗战之后,因为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加大了对农民的抗战动员,试图用演唱抗战歌曲、表演戏剧的方法来增加农民尤其是妇女的抗战热情。从保存的资料来看,抗战时期江西农村妇女的文艺活动有了一定的现代化元素。很多宣传工作人员都是用教唱抗战歌曲、演戏等方法获取农村妇女的好感,并使这些妇女乐于参与到妇女训练班等群众组织中来,从而客观上扩大了妇女的文艺活动空间。她们往往一来训练班,就央求“老师!教我们唱歌”,表露出对唱歌的强烈热情[17]P32)。193910月,南康妇女指导处在《班训的困难与欣慰》的报告中以“少奶奶李诗英的转变”为标题,说明了唱歌、演戏对农妇们的吸引力,以及对她们生活的改变[18]P34-36)。换言之,不仅家境一般的妇女,就连家境宽裕的妇女也强烈感到生活的孤单、封闭,唱歌、演戏等新的艺术学习为她们打开了新的天地。

综上言之,民国农村妇女的文艺生活总体上拘于相对封闭的公共空间。她们未能超脱传统社会的藩篱,基本局限于自己的小家庭,难以享受真正娱乐身心的文艺生活。偶有的文艺生活也基本属于传统文化的色调,求神拜佛、听地方戏、观看龙灯龙舟等是其主要表现。这是民国农村妇女文艺生活的主线。与此同时,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民国,以江西为代表的农村妇女也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她们的文艺理念和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文化要素的冲击。以现代文明为特征的社会教育给农村妇女输入了新的文化,使她们对世界产生新的认识,并享受到与过去不一样的活动空间。现代歌曲、戏剧、聚会等西方文艺活动形式同样对农村妇女产生了发散性的影响,让她们有一些新的文化体验。而这些现代化的文化艺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妇女长久以来传统而又单调的文化结构,渐次更新她们的文艺思想,扩大她们的公共活动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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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呈送三十六年度第二学期所在学区南埜第十一保失学民众调查表及办理妇女班学生入学姓名表各一份请鉴核由[Z]1948720日).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88-0083.

[3]赣西南妇女工作报告(193010月)[J].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俞子夷.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日记上册[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5]小严.妇女工作在弋阳[J].《江西妇女》创刊号,19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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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西省农业院推广部编.南昌全县农村调查报告[Z].内部出版,1935.

[11]奉令各学校暨各县教育局[J].《江西教育公报》第二卷第十一期,1928-12-01.

[12]崇义妇女踊跃读书[J].《新赣南旬刊》第3卷第6期(扫盲运动专号),1942-06-05.

[13]为呈送所在学区失学民众调查表暨妇女班、成人班学生入学姓名表乞鉴核由(1948621日)[Z].江西省档案馆藏,档案号J046-3-01388-0031.

[14]龚毅.弋阳县二区妇女识字班的一个报告[J].《江西妇女》第2卷第34期合刊,1939-12-10.

[15]徐幼之.第一年担任乡村妇女工作的经验(1935年)[J].卢广绵,等.农村工作经验谈[Z].上海: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6.

[16]俞子夷.一个乡村小学教员的日记下册[Z].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17]文修.从“想情郎”到“打倒日本”[J].《江西妇女》第3卷第56期合刊,1940-08-10.

[18]南康妇女指导处集体报告.班训的困难与欣慰[J].《江西妇女》第2卷第2期,1939-10-10.

注释:

[1]参见谢重光的《土地革命时期闽粤赣苏区的客家妇女生活》《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周晓平的《客家山歌与客家女性婚恋文化》《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等,阐述了民国江西农村客家妇女的文化艺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