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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与公共性重建: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双重使命

作者:包 鑫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图书馆建设》2018年11期  发布时间:2018-12-09  浏览次数: 1873

【摘 要】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的满足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中的薄弱环节也是重要一环。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往往陷入“独自打保龄球”的窘境。公共性的缺失及对民族文化的非理性认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开展的桎梏。通过探究公共文化服务的逻辑内涵与使命,本文认为应从扩展文化空间,开展文化活动,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精准文化扶贫战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方面提升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文化自觉与公共精神。

【关键词】农村;少数民族;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自觉;公共性


1引言

2016年12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保障法》)颁布,成为我国文化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其宗旨在于提高全民文明程度和文化自信[1]。《保障法》第八条、三十五条等5条条文突出强调要“扶助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2]。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薄弱环节,而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更为复杂,保障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居民文化需求的满足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目标的达成。

从顶层设计到战略落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将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到了农村地区,在城乡一体化的统一布局下,政府将资源向农村少数民族地区下移,灌输标准的主流文化,农家书屋、文化站等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被“送”到了农村居民身边,却得不到农村居民应有的重视,看似满足了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基本文化需求,保障了其“自由”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却陷入了“独自打保龄球”的窘境。由此产生了“供需脱节”的解读,认为供给改革是解决公共文化服务同质化、碎片化等问题,超越公共文化服务失灵的方式[3],然而,有学者认为解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矛盾问题,不仅要重视供给结构的改善,同样要注重解决需求方的基本主体性问题,通过“启蒙”来解决文化认知的错位与文化意识的淡薄[4]。而“启蒙”这个概念不无教化之义,将农村文化视作需要被改造的对象。吴理财认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不是简单地从乡村社会之外输入所谓的先进文化或者城市文化”,“农村文化是一套处境化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体系,它由该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所决定”[5]。无论是侧重于服务设施与资源等“硬文化服务论”,还是重视农民个体文化认知提升等“文化认知论”,均忽视了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日趋被蚕食的民族文化、公共精神等“软文化”的作用。因此,作者将“文化自觉”与“公共性重建”引入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研究中,以期能为当前研究提供另一个视角。

2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困境

近年来,农村地区在现代化的外砺下发生了割裂式的变化,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公共性文化的发展滞后于私性文化的发展。由此产生了村民冷漠、道德滑坡等公共性消解的多元文化面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泛滥[6],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更面临着传统民族文化的流失。从课题组到嫩江流域少数民族农村的调研以及现有文献来看,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公共文化服务项目有余,但居民参与不足。究其原因,除“硬文化服务论”与“文化认识论”,对于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来说,仍有以下两点很重要的因素被忽视:

第一,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民族地区出现了两种非理性态度。一种为“集体无意识”,固守民族传统文化,排斥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物资设施,甚至将政府投入的现代化设施拆解变卖,拒绝改变,使传统文化的自我革新困难重重;另一种为片面地推崇西方文化、大众文化[7],对民族文化出现冷漠、不自信、不自觉的心态特征,甚至排斥、厌弃本民族传统文化,视其为“落后的文化”,一味追求现代的西方文明。越远离城市文化的少数民族地区容易出现第一种非理性态度,总体数量较少,越接近城市的少数民族地区越容易产生第二种非理性态度,总体数量较大,这两种态度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桎梏。

第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还面临着式微的困境[8]:首先,城市化进程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口外流,单向流动造成农村失血过多,人口结构呈现“空心化”,公共文化参与主体同样面临着“空心化”的窘境;其次,私性文化活动的繁荣对公共文化活动造成挤压,农民公共文化活动参与不足,公共文化生活逐渐衰落,在课题组前期的调查中“有电视机的人群中天天看电视节目的为1174人,占92.0%[9],此外,麻将、棋牌等娱乐活动在农村也蔚然成风;再次,参与的“公共性”内涵缺失,在公共文化机构的考评、政策的制定、文化服务产品的提供中,农民处于“失语”状态,忽视了文化参与的主体,造成服务对象文化表达的边缘化。公共文化服务参与不足造成公共精神衰退,公共精神的缺失又成为公共文化参与不足的逻辑起点,“农民考虑是否参与公共事业建设也是看能否从中获取及时性利益”[4],一切“待价而沽”,这无疑又成为参与公共文化建设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消解力量。因此,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着“知”与“行”双重的挑战。

3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逻辑内涵与使命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不是单纯地依靠公共文化场所和设施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文化服务来培养社会大众的群体意识、公共观念与文化价值观念等,体现公共文化服务更深层次的内涵与功能。”[10]“公共文化是与私性文化相对而言的,是一种共享的、共有的价值理念,它是以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以公共理念为基础的一种文化形态”[11]。而就课题组前期调研的农村地区来看,当地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期待中“隐含着占有欲心理,白给的即使不用也要,是较常见的心理现象”[6]

因此,公共精神的培育是农村地区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首要使命,忽视了这一问题,纵使投入再多的现代化的公共文化设施,再多的为提升农村居民自我意识、认知水平的服务与资源也只能淹没在对自身利益与即时性利益的追求中。因此,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性的重建迫在眉睫,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内核,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了参考框架。

中办和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12]。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13]。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4]。对于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来说,文化自觉显得尤为重要,关系到民族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将该地区居民文化自觉的使命纳入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其应然选择。文化自觉是农村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逻辑旨归,是这一区域群体抵御文化霸权主义,防止“文化割据主义”,应对现代化的主体性觉醒。

除对公共性重建的考虑,将“文化自觉”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是对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的回应,其内涵双重逻辑:第一,公共文化服务通过文化空间的构建,文化活动的开展以及其他文化设施能够实现公共精神的重建以及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文化自觉与公共精神成为公共文化开展的逻辑终点;第二,文化自觉与公共精神的构建促使服务提供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关系得以重构,服务对象通过“文化自觉”提升了主体性,并逐渐形成价值理性,产生内生动力,这一过程又激发服务对象重新审视、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公共文化服务推进的逻辑起点,形成良性循环,如图1所示。




因此,培育农民的公共理性或公共精神成为公共文化建设的核心使命,同时有着应对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缺失的另一使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为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增添了一项使命的同时其工具价值也得以凸显,即民族文化可以作为公共文化建设的文化资本。中办和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中指出,“支持老少边穷地区挖掘、开发、利用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充实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民族传统文化是公共文化建设的内涵依托,公共文化建设则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立体拓展和内容提升[15]

4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依赖路径

4.1扩展文化空间——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保证

福柯等西方学者使“空间”概念跳脱出物理等实体场所,将其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将“空间”视作具有可塑性和生产性的“生命体”[16]。文化空间的构造能让人在“空间”中进行交往互动,由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走向“类”生活。所谓农村的公共文化空间,即是农民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其中进行思想交流、信息交流与传递及相互交往的某一固定的公共场所,天然地具有公开性与共在性的特征[17]。“空间”的存在促使村庄内不同社会阶层、团体的居民通过交流进而融合,形成“我们”的类群体,享受到均等的服务,集体观念与公共责任意识得以提升,从而构筑“公共精神”。当然,空间的建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是与当地的民族文化互构的过程:乡村居民在有民族内涵的空间内体味民族文化带来的精神熏陶,实现“以文化人”;受到民族文化感召的“主体人”,逐渐“文化自觉”,又会对空间进行形塑,实现外部环境与内部文化的融合。在武鸣歌圩,晚上能够到文化广场上观看文艺演出,或者是摆竹杠阵;白天可读书看报,或者是在文化馆唱山歌[18]。图书馆(室)、文化活动站(室)、庙宇、祠堂等等逐渐萎缩的乡村社会空间正是乡公共文化服务所必须依附的场域基础,是农村居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保证。

4.2开展文化活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着力点

柯林斯认为个人之间在具体情境中由资本和情感的交换而进行的日常活动的程序化过程可以被看作是互动仪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互动仪式实现相互关注和情感连带,能够产生群体团结,提升个体的情感能量,形成对代表群体符号的共识以及道德感[19]。文化活动能够通过互动仪式的逻辑内核对社会文化不断进行建构,并产生情感能量,激发个体投入到互动过程中,形成因果关系的循环。公共文化活动可以使人们认真思考“私人性”与“公共性”及其关联,并促使其合理地协调个体与社会的互动,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培育乡村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15]。活跃于陕西渭南农村的“自乐班”挖掘并整合村庄内蕴藏的民俗文化资源开展日常性、节日庆典性、生命礼仪性的公共活动,让传统民俗文化通过公共文化活动的载体服务于当地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在公共精神得以重塑的同时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增强了当地居民对民族传统文化活动的认同感。

4.3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必要支持

“要创新有利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改革的体制和机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是大趋势”[20]。在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市场等多元化主体应共同参与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力支撑。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囿于地理位置多处于边陲,乡村结构分布较为分散,民族文化多元,容易成为公共文化服务难以触及的“最后一公里”。仅依靠政府标准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难以扭转“输血型”供给的状态,因而,要改变政府“一元化”主体的服务方式,转变“行政”理念为“治理”理念。正如乔治·拉蒂默(GeorgeLatimer)对“治理”的理解,“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提供得以实现”[21]。需要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探索社会、市场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的机制,整合优质资源,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刺激作用,激发当地居民参与到挖掘、保护、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工作中来,在公共文化服务的框架下培育公民精神与民族文化自豪感,建构起文化认同,从而逐渐形成“文化自觉”。

4.4精准文化扶贫——公共文化服务的动力源泉

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文化资源传输的末端,长期处于“贫血”状态,形成“文化贫困”。文化贫困、贫困文化是致贫的基础性因素、直接根源[22]。公共文化服务从文化切入,以文化服务为手段,消除贫困文化致贫的阻滞,是图书馆等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定位。李国新认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只有与脱贫致富紧密结合才具有吸引力、有效性。”[23]也意味着单纯依靠文化活动场所、报刊书籍或快餐式文化下乡难以扭转日久累积的文化痼疾。通过“一村一策”定制型的精准扶贫思路,将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独特民族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如将图书馆的信息服务等公共文化服务融入传统手工艺等文创产品的开发中,助力传统文化表演及旅游产业的发展。让当地居民参与到脱贫致富的行动中,实现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获得文化自信,防止片面依靠宣传、说教等手段使“扶志”效果遭遇“昙花一现”。

4.5挖掘非遗资源——公共文化服务的源头活水

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涉及历史人文、生产生活方式、艺术体育、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综合体,即使身处文化之中的当地居民也因知识结构、技术手段等限制难以对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仅依靠图书馆等研究机构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收集整理,往往不会发挥研究“孵化器”的作用,不能综合各学科的知识充分还原历史原貌。只有与历史对话,还传统文化以生机,才能真正活起来,不断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源头活水。数字人文(DigitalHumanities)既不是单纯的数字化,也不是单纯的人文研究,而是图书馆员与人文研究者之间的合作[18],是数字技术与学科视角碰撞产生的对历史文献的“发现式”解读。齐齐哈尔大学作为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是“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中心”,图书馆所建特色数据库“嫩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平台”,与本校文史、艺术体育、教育传媒、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研究团体合作,将“技术与资源组织的优势与人文学者的研究需求”[24]充分对接,为弘扬、传承达斡尔族等本地区民族文化提供支持,并以公共文化服务为载体,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公共意识与文化自觉。

5结语

现代化的进程似乎倾倒似地覆盖了千年已久的传统文化,乡村社会重“现代”而轻“传统”的现象比比皆是,乡村传统文化似乎如“糟粕”一样受到摒弃,乡村社会的个体化现象成为现代化的另一个副产品,传统的家族、村落等公共性观念淡薄。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抛弃一种传统并不能保证它可以被取代,它可能会由某种更加糟糕的行为或信仰范式所代替”,“传统应该被当作有价值生活的必要构成部分”[25]。因此,乡村的文化繁荣、文化振兴,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振兴应从民族传统文化的振兴着手,而重振传统文化应以公共精神的培育与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为使命,既要通过公共文化服务重建乡村的公共性,又要激发农村居民的文化信心与自主性,在“硬文化”与“软文化”的合力作用下实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向共生。胸怀乡村文化振兴的远期目标,围绕中期战略规划,将公共文化服务化为可执行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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