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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生存空间:乡村振兴与环境治理

作者:王晓毅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第124-130页  发布时间:2018-12-26  浏览次数: 923

【摘 要】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着宏观现代化不足和微观现代化过度的问题,而农村环境问题产生于微观的过度现代化。如果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将乡村发展看作是化解城市经济危机和扩大国内社会需求的手段,进而使乡村成为经济增长点,或者将乡村振兴仅仅看作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在微观层面上推动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提高农村消费水平,都将进一步加剧农村环境问题,挤压小农户的生存空间,并导致乡村振兴战略的失衡。乡村振兴需要摆脱乡村对城市的单向依赖,使乡村成为乡村居民的生存空间,发展以增加乡村就业为导向的产业,推动多样性的农业发展,从而减少工业品对乡村环境的破坏。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环境;小农户;乡村主体

 

中共中央在十九大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农村工作的总抓手。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是重要任务之一。在乡村振兴的20字总要求中,“生态宜居”被排在第二位,可见其重要程度。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强调农村人居环境是一个突出的短板,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

乡村振兴并非仅仅是要提振乡村发展,而是要塑造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之路。在这个背景下,乡村的环境问题也不仅仅是农村“脏乱差”的问题,环境问题牵涉到乡村振兴的方方面面,与产业选择、乡风文明、乡村治理能力和农民的生活方式有着密切关系,改善农村环境不是单纯的“讲卫生”,而是一种发展方式的重新选择。

一、如何理解乡村振兴

近代以来,城市获得高速发展,而农村陷入衰败,这个过程在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不断被重复[1]。笔者近年来对一些发达国家农村的考察发现,即使在农村人口减少、农场规模扩大和农民收入提高以后,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仍然在继续。比如笔者在2013年考察的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农村已经完全成为城市居民居住的小镇,一个有近20户农民的村庄经过了2030年的变化,仅剩下了3户农民,而全德国的农民在2030年的过程中也减少了将近一半[2]。笔者曾经访问的瑞典农村,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农场数量已经从半个世纪前的50万左右下降到不足10万个,规模超过100公顷的农场在增加,而小的农场仍然在减少[3]。我们访问的三个农场,规模都超过了400公顷。乡村的大量房屋空置,在农村社区发挥重要作用的教堂也人去屋空,一些山区或林区的村庄甚至整村被废弃。乃至瑞典的教授告诉我,观察一下农舍里是否有农用机械就可以判定农村的房屋是否仍然有农民居住,而笔者观察的结果,有农具的农舍寥寥无几。尽管政府也希望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完善社会政策实现农村区域的繁荣,但成效甚微。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以来,在经历了短暂的农村繁荣以后,农村衰落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和严重,空心化、农业女性化、老龄化、留守儿童、弃耕等与乡村衰落密切相关的现象被学界普遍关注。从21世纪开始,农村发展受到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了15个关注农村的一号文件,农民收入有明显提高,农村生活也在明显改善,但是农村衰落的现象依然在继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在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加以详细阐述。

农村衰落表现为农村的人才流失、农村社会的瓦解和农村产业单一化。在迅速的城镇化过程中要高度关注农村发展,这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为什么要关注农村的发展,却有着不同的理解。我在这里进行粗略的梳理,可能有三个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强调农村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和克服经济危机的作用。首先,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会产生许多危机,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风险日益严重,中国农村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克服全国性的危机有着巨大贡献。纵观中国近代史,经济发展总伴随着迅速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业,但是危机一旦发生,就会有大量城镇人口回流农村,从而缓解了危机的冲击力;其次,从长期的发展来看,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农村发展和农民的增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如果农民收入提高并促进工业产品下乡,那么就可以迅速扩大国内的需求,从而解决工业产品的市场问题。

这一思路对于国家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无疑是有说服力的,因此,国家对于农村的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的生活方式迅速地城市化,城市工业产品下乡日益增加[4]。这种思路强调了农村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将三农问题与城市工商业发展联系起来,但是不得不说,这种思路仍然是城市导向的,农村存在的合理性是以服务城市工商业为前提的。

第二种思路是强调农民存在的客观性。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国农村仍然会保留大量农村人口。即使我们的城镇化达到70%,也还有4.5亿农村人口,相当于西欧的人口总数,即使达到80%,也还有3亿农村人口,也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数,如陈锡文所说,“在这个比较长的过程中,如果农村还存在着数量相当大的人口,那怎么可以让农村衰落?怎么可以让农村衰败?我想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5]按照陈锡文的分析,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远非人们估计的那样严重,比如留守儿童和房屋空置都远远低于人们的想象[6]

那么面对如此巨大的农村人口,农村发展是不可绕过去的,没有农村发展就没有全面小康。但是农村的发展也离不开迅速的城镇化,因为大量人口留在农村仍然是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障碍。在这种思路下,农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仍然是农业现代化必然选择,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逐步推进,在推进过程中,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小农户问题。这个思路看到了现实中“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相互纠结,必须统筹解决,而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然而在强调三农问题的综合性的时候,也仍然是在城乡分割的视角下看待农村问题,且忽视了乡村发展的多样性,特别是在城乡融合过程中,乡村与城市的界限可能会越来越模糊。同时这种思路在强调农业现代化中,还隐隐约约地以工业化的农业为目标。

与上述思路有较大区别的是从乡村的视角,特别是从传统乡村的视角去看乡村振兴。这种思路广泛地存在于地方知识、传统权威、传统文化等概念的论述中。在人们对现代化的批评中已经揭示了现代化的许多问题,比如对农村社会的原子化的分析认为传统社区的功能在丧失,农民个体被突出,从而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在地方知识的阐述中批评了现代化的农业生产导致了农村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强调传统的耕作制度对环境的保护作用;特别是在对资本下乡的反思中,指出由于农村资源和产出都是有限的,资本下乡会进一步造成对农民的剥夺。乡村振兴的目标是要“看得见乡愁”,那么恢复农村社会的传统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从农民或农村的视角去观察乡村振兴对于发掘乡村内在的价值和反思工业化农业所带来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农村的封闭状态正在被打开,从宏观上讲,城乡之间的互动在加强,随着农地的三权分置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多元化,过去单向的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代之以双向的流动;从微观上讲,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将会更加复杂。因此,单纯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和传统的价值并不能解决乡村振兴中的问题。

经过40年的农村改革,现代化一直是农村发展的目标,在这40年中,中国三农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改革之初,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单一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制约了农村发展,造成农民收入和农业产量的双低,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外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尽管在宏观上,中国的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水平还较低,但是在微观上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所谓宏观上的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是说我们的农业生产技术含量还比较低,农业投入远远达不到西方国家农业的水平,无论在农业技术、农场规模、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副产品的市场化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是在微观层面,农业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农业,无论是种子、肥料、机械和产品,农民已经高度依赖市场,尽管农场的规模可能还不够大,但是农业生产的逻辑已经与西方农业高度雷同,比如尽管农场规模可能还比较小,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短缺和农业用工工资增长,农民更倾向于选择节省劳动力的粗放经营,用灌溉和除草剂代替松土和除草,用化学肥料替代农家肥等等。

如同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样,现代化在改变传统农业和传统农村过程中,也带有正向和负面两方面影响:农业产量的提高、农民劳动强度减弱,以及农业与市场更紧密的联系可能是正向的影响,但是投入增加、劳动力需求减少和环境破坏可能是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宏观层面,我们更多地感受到随着科技进步和农业投入增加所产生的正向影响,全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持续增长,农副产品的供应不断丰富;而在微观层面,我们在感受到现代化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在感受现代化所带来的困扰,比如农用物资的涨价带来增产不增收、现代技术挤压传统小农的空间、市场波动带来农业的风险,以及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宏观上的现代化不足和微观上的过度现代化,是乡村振兴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宏观和微观的不对称规定了乡村振兴必须要独辟蹊径,寻求中国特定的乡村发展之路。片面强调乡村在解决危机和扩大内需的作用,并以此来定义乡村的职能,会推动乡村的基础设施发展,但是也会导致乡村的生活迅速城镇化,甚至出现哪些工业品出现滞销就补贴哪些工业品下乡的政策普遍出现。在电视、洗衣机和家用汽车快速进入乡村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廉价和低质量的工业品进入乡村,并进而影响到农村的环境。如果简单地推动以高科技、高投入的规模化农业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发展,很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资本排挤劳动,挤压小农户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并进而使微观层面的过度现代现象更严重。尽管传统农业为克服现代农业的问题提供了许多途径,特别是传统农业中的多样性和农村社会中的高度自治性,但是借用传统的农业和农村组织不仅会遭遇很多困难,而且也可能加剧微观与宏观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不是要重复以往农村发展的道路,而是要寻找解决宏观现代化不足和微观过度现代化问题的途径。

二、乡村环境问题与乡村振兴

当下中国的乡村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乡村的问题,甚至影响到了城市,比如乡村的秸秆焚烧的影响范围主要不在乡村,而是在于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7],各地政府采取措施禁止秸秆焚烧的目的也在于减少大气污染,特别是城市的大气污染,而不仅仅是农村的大气问题;过量施用的化肥和农药成为中国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而且实际的影响可能要大于现在的统计[8]。农村垃圾快速增长,但是处理能力有限,中国从垃圾围城进而发展到垃圾围村[9]。化肥和农药的不适当施用所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政府高层的关注[10]。早在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等8个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就指出,“我国农村环境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危及农村饮水安全和农产品安全;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一些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印发的《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也指出:“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等外源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镉、汞、砷等重金属不断向农产品产地环境渗透,全国土壤主要污染物点位超标率为16.1%。农业内源性污染严重,化肥、农药利用率不足三分之一,农膜回收率不足三分之二,畜禽粪污有效处理率不到一半,秸秆焚烧现象严重。海洋富营养化问题突出,赤潮、绿潮时有发生,渔业水域生态恶化。农村垃圾、污水处理严重不足。农业农村环境污染加重的态势,直接影响了农产品质量安全。”2016年出台的《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在肯定农村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指出“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口持续增加,农村环境形势严峻,问题依然突出。”

乡村环境治理的困难还在于乡村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存量问题,而且也是增量问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而不断加剧,因此,希望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环境集中整治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村环境问题。同时,因为农村环境问题是宏观的农业现代化不足和微观的农村过度现代化的一种表现,在农村环境恶化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单纯的环境整治并没有触及这些复杂的原因,要改善农村环境就需要重新思考乡村振兴的途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乡村振兴就无法实现,而如果延续原有的农村发展范式,农村的环境问题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在过去的农村发展过程中,宏观上的现代化不足被重视,而微观上的过度现代化则很少被关注,因此往往会通过推动农村进一步现代化来实现乡村发展。不管是将农村看作是克服城市危机、扩大社会总需求的手段,或者将现阶段的乡村看作一个发展阶段,都会以城市为标准来推进农村发展,在农业生产上追求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在乡村生活上追求向城市标准看齐。

如果将乡村看作是缓解城市经济危机、增加对城市工业产品需求的工具,那么势必促进工业产品大举下乡,虽然这将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民生活,但是同时也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首先,政府补贴往往会造成市场扭曲。在经济下行、工业产品销售困难的时候,政府会通过补贴的方式,刺激农民购买工业产品。近年来,政府对不同的产品实施了下乡补贴,从家电到农用机械、汽车等,这些补贴增加了特定品牌工业品的消费,但是对于农民的福利增加贡献有限[11]。统计数据表明,随着基础设施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和政府补贴的诱导作用,农民消费的工业品在大幅度增加,到2016年底,全国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洗衣机84台、电冰箱89.5台、彩色电视118.8台、移动电话240.7台,这印证了农村发展发挥了扩大内需的作用。其次,在工业品下乡过程中,由于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和市场管理薄弱,大量伪劣产品也流入农村地区。近年来我们在一些边远地区调查发现,有许多假冒伪劣或三无产品,特别是一些低质量的食品饮料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普遍存在。这些低质量的食品饮料对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青少年健康的影响,现在还缺少评估,但是已经引起了一些乡村知识分子的关注。

第三,大量工业品下乡导致了乡村垃圾量的大幅度增加,特别是乡村无法处理的塑料垃圾。在乡村的周边,甚至一些人口密度很小的边远山区,河流、池塘和田间地头都有大量的废弃塑料。在许多地方,农村垃圾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村垃圾处理能力的增加和当地财政的支付能力[12]。如果从环境度看,把乡村看作克服经济危机和扩大内需的手段,乡村的振兴将会遭遇环境危机,生态宜居的目标实现,将会付出高昂的成本。

如果将乡村振兴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乡村振兴是未来高度城市化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农村人口减少和农业规模扩大就仍然会继续。在这样的发展逻辑中,首先,城乡仍然是分割的,城市和乡村有着不同的产业结构,农村是农业生产的空间,而乡村居民的职业仍然是农业;其次,农业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会不断提高。规模化和专业化是相互促进的,只有专业化可以节约成本,从而实现规模化,同时专业化也需要规模化来保证盈利。再次,专业化和规模化会不断加剧资本替代劳动,推动农村人口减少,因为专业化为大规模使用机械提供了条件。如同我们在许多西方国家看到的,现代化农业在将农村人口挤出,尽管农村的基础设施在不断改善,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甚至高于一般城市居民,但是农场规模仍然在继续扩大,农村居民仍然在向城镇转移,这是由现代农业的逻辑所决定的。

在传统农业中,农业的目的是尽可能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以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因此农业是多样性的,一个农场种植了不同作物以充分利用土地来满足农民的需求;为了维持这种生产模式,农民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但是现代农业的核心却是减少劳动力投入,大多数农业生产技术也是服务于劳动力减少,比如农业机械的推广,除草剂的广泛使用都是为了节约劳动力,甚至旨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化肥和农药的普及也主要是因为可以节省劳动力投入。现代农业在两个方面导致了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其一,单一作物种植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从本质上来说,良好生态环境需要多样性,多样性的作物种植可以最好地适应环境,充分利用资源,减少病虫害发生,但是现代农业的单一作物种植引起病虫害的增加,土地肥力下降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依靠增加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来解决,这是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其二,以减少劳动力投入为目标的现代农业使许多传统的农业耕作技术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比如锄地原来在许多旱作区域很普遍,锄地的功能一方面可以铲除杂草,另一方面也保水保墒。但是因为锄地的工作很辛苦,许多农民就放弃了锄地,转而利用除草剂解决杂草,通过增加灌溉来解决保水保墒的问题。但是这些措施往往会引起土壤质量下降。许多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需要持续的劳动力投入,农村大量人口外流以后,这些耕作方式也都被放弃了。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尽管可以增加单位劳动力的收入,但是总体上是在减少乡村的就业机会,并造成乡村人口的持续减少,付出的代价是消耗更多的资源和乡村的衰落。

为了改善农村环境,各级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方案。如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就已经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方针,并提出要发展循环农业。2007年《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对农村环境保护做了具体部署。对于农村的水源、污水垃圾、工业污染、畜禽水产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土壤污染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制定了相应的策略。随后,农业部、环境保护部等部委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意见,如针对农业的面源污染问题,农业部出台了《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和《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并在2017年提前实现目标;针对畜禽污染,由国务院颁布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对畜禽的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则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农业环境问题的目标。针对农村环境问题,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在2009年出台了《关于实行“以奖促治”加快解决突出的农村环境问题的实施方案》,通过财政支持,解决农村紧迫的环境问题。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明确指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但是过去几年的实践说明,要想实现上述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农村环境治理中,我们没有意识到农村环境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而是希望通过工业化的手段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比如在可持续农业发展中,虽然确立了“从依靠拼资源消耗、拼农资投入、拼生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注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上来”的方针,但是仍然强调“大力发展农机装备,推进农机农艺融合,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8%以上,加快实现粮棉油糖等大田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在强调机械化的过程中,文件中所提到的循环农业和生态农业,或者无法实施,或者必须要高投入才能完成。在养殖业中,规模化的养殖既是污染的来源,也经常被当做治理的手段,许多地方都限制了小规模的饲养,鼓励规模化养殖。在决策者看来,规模化养殖可以建立高标准的粪污处理设施,并且便于监管。对于农村日益增加的垃圾,现在缺少减少垃圾的手段,更多地依靠“村收、乡运、县处理”的方式,用统一的城市垃圾处理系统解决农村垃圾问题。

上述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当下的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案,并且在一些地方已经取得成功,比如化肥零增长的目标已经实现,农村的垃圾集中处理保障了农村的干净整洁。但是在乡村振兴中,这种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方案遇到了三重问题:

第一,随着环境治理能力的提高,所要解决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会使农村环境治理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尽管我们在化肥和农药使用上已经实现了零增长,但是对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仍然是使用化肥农药最多的国家,农药化肥的污染仍然在累积;而同时,在现有生产方式下,农膜使用量仍然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居民的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会迅速增加,这将会大幅度增加环境治理的成本。目前乡村环境治理还仅仅覆盖了一些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而且也只是解决了乡村环境中的部分问题,大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的山区和贫困地区,乡村环境治理还没有完全覆盖。要认识到在现有农村发展和环境治理的模式下,环境问题将会是一个增量问题,不仅覆盖的范围会不断扩大,而且要解决的环境问题也会不断增加。

第二,上述措施与小农户的生存产生了矛盾,资本仍然在不断挤压小农户的生存空间。解决现代农业所带来的污染问题要依靠现代的技术手段,比如消除种植业的面源污染需要精细的测土施肥,这是小农户很难完成的;而养殖业污染的处理,不管是建立粪污处理系统或实现循环农业,都需要较大的生产规模才能支持。现有农业污染治理的模式更适合大型的农业企业,而远离小农户的生产方式。

第三,目前乡村环境治理的机制将使农村进一步失去竞争优势。乡村的人口比较稀少,居住密度低,更有一些地方的村民分散居住。然而在现有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下,分散的乡村治理成本要远远高于人口集中的城市,无论是生活垃圾或生活污水的集中处理,都面临分散居住与集中处理的矛盾。为了减少公共服务的成本,一些地区在不断推进农村的城镇化,将分散居住的农村居民不断集中。在乡村统一规划下,分散的村庄被集中成规模较大的村庄,并进而向乡镇集中。从公共服务的成本角度,这种集中具有合理性,但是却使小农户远离了他们的土地。

三、乡村主体与乡村环境

要避免重复西方的农业发展而农村衰落的道路,需要用中国的方式解决宏观上农村现代化不足和微观上过度现代化的问题,中共十九大所提出的乡村振兴的20字方针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乡村振兴需要重新建立乡村的主体性,使农村成为农村居民的生存空间,发展多元产业,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最终形成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建立乡村的主体性意味着发展新型的城乡关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乡村是依附城市而存在的,乡村的功能是满足城市农副产品供应,为城市储备和提供劳动力,并消费城市的工业产品。乡村似乎仅仅是一个农产品的生产车间,其价值也仅在生产和销售了多少农副产品。与乡村不同,城市越来越成为居民生活的空间,人们可以在城市享受各种服务。如果说人们最初进入城市是为了就业,寻找工作机会,但是在这之后,人们进入城市更多地是享受城市的生活。乡村振兴就需要改变传统的城乡关系,重塑乡村的主体性,要使乡村成为人们生活的空间,而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生产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乡村振兴需要乡村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要有文化产品的生产,需要建立乡村的公共秩序,更重要的是形成乡村的生活方式。要使乡村成为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就需要形成乡村人口的多样性,乡村不是只有农民的乡村,而是有着多样的农村居民;完善乡村的服务功能,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将乡村的发展、城市功能的疏散和城镇化统一进行规划,使乡村与城市更好地融合起来。

其次,产业振兴要服务于乡村振兴的目标。现在对产业振兴的理解还多停留在产业化的概念中,农民生产城市需求的农副产品,换取现金收入。在产业化的概念下,我们只能看到农业,而看不到乡村生活,甚至可能出现产业振兴和乡村衰落的同步进行。当乡村成为一个生活空间,乡村产业振兴的目的首先就要满足乡村居民需求,提供乡村居民的就业。在这个意义上说,满足乡村生活需求的医生、教师和当地农副产品的生产者与农业企业家同样重要。要全面理解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产融合,比如满足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就需要多样性的农业;同样,第二产业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延长产业链,增加农副产品的附加值,而是要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目标;第三产业发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发展乡村旅游,通过服务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第三产业要服务乡村居民。

第三,当乡村成为农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小农户才能实现与现代农业的对接。在传统的农村发展模式下,小农户的优势很难得到发挥,它们无法与农业企业竞争,作为竞争的失败者,他们往往会放弃农业或者更粗放地经营农业,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当乡村重新成为农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小农户的优势就会得到发挥。首先,小农户的多样性可以很好地满足农村居民的生活需求。其次,小农户可以更灵活地利用其劳动力,从而产生更高的效率。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结合不意味着仅仅是将小农户联合起来,与农业企业竞争,而是要发挥小农户的优势,创造小农户生存空间。

第四,当乡村成为农村居民的生活空间,农村居民才有可能拒绝农村的环境污染。农村环境问题的产生是因为农村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保护的中转站,不管是化肥或农药,还是生活垃圾和污水,大都是工业化生产,经过乡村的使用,再转化成为环境污染物。如果我们仅仅将乡村看作一个农业生产的空间,那么就很难打破“工业生产——农村消费——环境污染”的链条,只有当乡村成为乡村居民的生活空间,乡村居民有权力选择其生活方式,才会拒绝污染,美丽乡村才能变成现实。


注释:

[1]参见:Liu,Yansui and Yuheng Li,“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Nature August,2017.

[2]王晓毅:《德国农业概览》,《中国畜牧业》2014年第4期,第4648页。

[3]Myrdal,Janken and Mats Morell,The Agrarian History of Sweden:From 400BC to AD2000,Nordic Academic Press,2011.

[4]温铁军等:《生态文明战略下的三农转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4047页。

[5]陈锡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期,第512页。

[6]陈锡文:《中国农村还有5.7亿人,判断乡村情况要靠科学统计而不是返乡故事》,东方头条网站:http://mini.eastday.com/a/180316183343075.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865日。

[7]钟方潜等:《秸秆焚烧对区域城市空气质量影响的模拟分析》,《气候与环境研究》,2017年第3期,第149161页。

[8]金书秦、邢晓旭:《农业面源污染的趋势研判、政策评述和对策建议》,《中国农业科学》,2018年第3期,第593600页。

[9]刘礼鹏:《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现状及其对策》,《环境卫生工程》,2016年第6期,第6264页。

[10]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等五部门:《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意见》,食安办〔201518号,2015年。

[11]刘虹、甘新玲:《我国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评析——兼与现金消费券方式比较》,《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8490页。

[12]韩振燕、隋爽:《农村垃圾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经济研究导刊》,2017年第7期,第17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