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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入社门槛与社员增收:基于三家农民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作者:钟 真 黄 斌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改革》2018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18-12-29  浏览次数: 334

【摘 要】在“要素禀赋—入社门槛—社员增收”的分析框架下,对三家农民合作社的门槛设置与其社员收益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结果显示:通过设置入社门槛,合作社能高效聚集土地、劳动、资金、资本等要素禀赋并促进禀赋价值显现,最终对社员增收产生积极影响。其中,设置要素入股门槛,有助于合作社优化盈余分配方式、提高社会化服务能力;设置种植规模门槛,有助于合作社提高社会化服务能力;设置交易规模门槛,有助于合作社实现销售规模化。这为理解和推动成员异质性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要素禀赋;入社门槛;社员增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农民合作社作为重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7月底,全国合作社数量达193.3万家,入社农户超过1亿户,参加合作社农户的收入普遍比非成员农户高出20%以上。农民合作社已经成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生力军[1]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民参加合作社与其增收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一些部分学者认为,合作社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增加社员的收益[23]。但也有一些研究发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过多,合作社社员规模过大,其规模效率不一定高。过大的社员规模使得合作社容易陷入社员规模与资产规模不匹配的运营瓶颈[4],而小规模合作社反而具有一定的设立和发展优势[5],甚至有时盈利能力反而高于大规模合作社[6]。事实上,现实中发展迅速的合作社往往是由大户主导,为了限制社员规模而设立准入门槛[7]。可见,入社门槛是合作社限制社员加入、控制社员规模的一种有效手段。从文献梳理看,学者们关于入社门槛对社员增收的影响已有不少讨论。王真认为,合作社通过设置较高的入社门槛不再吸纳新社员,进而形成封闭型合作社,常常会更有利于社员增收[8]。但是,实践中也存在合作社利用入社门槛来维护其原有核心成员的地缘、亲缘优势,提高理事会收益的“隐性行为”,从而不利于普通社员的增收[9]

那么,如何有效设置入社门槛来真正促进社员增收呢?这就不得不考察(潜在)入社农户的禀赋特征。合作社作为不同要素所有者追求共同利益而结成的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着成员异质性的情况,而要素禀赋差异正是当前农民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本质原因[10]。因此,在合作社成员异质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在设置入社门槛过程中有效识别并利用好社员禀赋特征,对于维护社员权益和促进社员普遍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以具有差异性的三家合作社的案例分析,来揭示要素禀赋、入社门槛与农民合作社社员增收之间的关系,为合作社实践发展与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一、相关理论分析

社员增收实质上就是利用要素禀赋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不同社员存在的要素禀赋结构差异,是成员异质性形成的主因。理清入社门槛聚集要素禀赋的方式,梳理禀赋聚集后对社员增收的影响机制,对于探讨成员异质性下的社员增收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要素禀赋与入社门槛的关系

不同成员间初始禀赋的差异不仅会形成成员异质性,而且会导致合作社成员内部出现核心社员与普通社员。由于普通社员占了社员人数的绝大部分,讨论其增收情况更具代表性,因此本文着重分析普通社员的要素禀赋情况。在普通社员身上,要素禀赋主要包括土地、劳动等基础性生产要素[11],以及少量的资金要素和以农机为代表的资本要素。然而,现有的人地资源禀赋结构与土地产权结构使得农户主要依靠土地要素致富,农户增收受到限制[12]。因此,激发社员土地、劳动、资金、资本要素的活力,优化社员要素禀赋投入结构,会对推动社员增收起到关键作用。根据各地合作社的调研情况,入社门槛能通过聚集各类要素禀赋直接影响农户入社后给自己带来增收的效益。目前合作社的入社门槛主要包括三类:要素入股、种植规模、交易规模。

第一,要素入股。入股要求是合作社聚集农户要素禀赋最为关键的门槛,能把土地、资金、资本等要素都聚集起来。土地入股是常见的农户入股形式,即成员以入股的形式把经营权让渡给合作社,并以这种让渡形式来换取对土地收益的分配权。而对资金要素设置入股门槛,会使得合作社股权结构优化,社员得以广泛持股,并最终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利益分配机制[13]。同时,把农机等设备折价入股在实践中也取得了广泛的成功经验。因此,通过对入股要求设置门槛,社员的各类要素禀赋都有可能成为其增收的部分。

第二,种植规模。种植规模是合作社内部成员异质性的关键维度[14],因此对种植规模设置门槛能够减少成员禀赋异质性,从而便于合作社提供统一服务。同时,大量的小规模土地会导致土地过于细碎化而不便于合作社的管理,且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规模作业的技术效率就会越低。因此,通过对种植规模设置门槛,有利于合作社对社员提供统一作业与技术服务,并在规模效益显现的情况下达到合作社与社员双双节约成本的效果。

第三,交易规模。对社员作物进行收购的规模大小,决定了合作社销售收入的多少。在现实中,合作社对于收购规模有四类要求:不要求发生交易业务;需要发生交易业务;交易量应占生产作物的绝大部分;交易量应占生产作物的全部(即全数收购)。合作社与社员间若未形成稳定的交易契约,就会影响合作社的采购、生产、产品供给等业务,进而影响合作社的交易效率与获利情况[15]。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由于认识到这一点,已经提出对社员的交易份额作出规定。因此,设置交易规模门槛,能通过稳定合作社与社员间的交易关系,把要素禀赋凝聚而来的农产品真正汇集起来,通过统一销售获得规模效益。

(二)要素禀赋、入社门槛对社员增收的影响机制

国内外学者对于社员增收的渠道已有充分探讨。孙艳华等认为,农户社员能通过合作社的“利润返还”与“上门服务”来获得增收[16],而Cook认为联合农户获取规模效益是合作社成立的初衷[17],这一增收路径是不可忽略的。农户在合作社内获得增收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合作社的盈余分配方式优化、社会化服务能力提升、销售规模化得以实现,而与入社门槛紧密相连的要素禀赋能通过作用于以上三条机制来促进社员增收。

第一,优化盈余分配方式。如果未进行盈余分配,以“一次让利”代替“二次分红”,普通社员会因成员分层而被边缘化,使得合作社内成员异质性更为严重[18]。入社门槛的设置恰好能使合作社对社员进行盈余分配,更好地维护社员利益。设置入股要求使得社员能获得可分配盈余中按股份分红的资本收益,使得土地、资金、资本等要素禀赋起到价值增值的作用。另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求,按交易量返还比例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60%。因此,在盈余分配方式合法的情况下,设置交易规模的要求可使社员从按交易量分红中获得不少额外收益。

第二,提升社会化服务能力。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的提供建立在要素禀赋聚集的前提之下。入社门槛使得要素得以聚集的程度越高,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的能力与规模化水平就越高。同时,合作社只有发挥好社会化服务功能,才能真正起到促进社员增收的效果[19]。具体地,社会化服务能力表现在农资购买服务、农机作业服务、技术服务等都能以比市场价低的成本来服务社员,从而使得社员节本增收。

第三,扩大销售规模。“销售规模化”是通过稳定的交易契约关系把小规模农户的分散产品整合起来销售而实现的[20]。具体而言,合作社以较高的价格(或者根据契约的价格要求)对内收购社员的产品,再以规模化的方式对外销售,销售价格会高于同期市场价格。即使销路不畅,社员也能通过“保底收购价”间接增加收入。因此,设置交易规模门槛会提升销售规模化的程度,使得社员能增加通过销售农产品所获得的收入。

二、研究设计

入社门槛聚集要素禀赋的过程是复杂的,其作用于社员增收的机制是系统的,只有通过分析能展示整条作用链的案例,才更具有深刻性。为此,这里选择了课题组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数据资料,且所有合作社的数据资料最终都被整理成了详实的案例,这有助于案例分析的深入。此外,这里明晰了关键指标的含义,为多案例的对比分析奠定了基础。

(一)资料来源

本文选取的案例资料均来源于2016年暑期课题组对陕西等地72家合作社的实地调查。通过反复比对筛选,本文最终选取三家苹果合作社作为案例分析对象(见表1,下页)。选择这三家苹果合作社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本文所选取的三家合作社在关键变量测定中显现出差异性,便于构成“实验组”和“对照组”。第二,三家合作社都能同时指向社员增收这一结论,这样使得多案例研究能增加结论的有效性。第三,这三家合作社都从事苹果种植,有利于避免不同产业类型合作社对结论所造成的干扰。第四,案例中的三家合作社都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并且成立时间相近,能排除地区发展差异与成立时间对测量的干扰。


1三家案例合作社的基本情况



2要素禀赋、入社门槛与农户增收的指标设定



(二)变量测量

根据已有的理论分析,本文以指标适用性为原则对要素禀赋聚集程度以及入社门槛中的要素入股要求、种植规模、交易规模进行指标设定,以反映入社门槛聚集要素禀赋的情况。同时,通过盈余分配方式、社会化服务能力、销售规模化的指标设定来考察要素禀赋与入社门槛作用下合作社对社员增收的作用机制。社员增收则从社员与非社员的横向差异来进行考察。(见表2)。

根据表2所阐述的指标设定,本文结合案例情况对入社门槛、合作社作用机制以及社员增收进行指标含义的说明。

结合社员要素禀赋实际情况,本文把要素禀赋聚集程度定义为“劳动力、土地、资金以及其他资本的聚集程度”,以完整地显现农户要素禀赋聚集于合作社的作用。此外,在要素入股门槛上,大多数合作社要素入股的方式仍较为单一,通过入股比例来进行衡量过于理想化,因此采用“农户入社时是否需要以土地、资金、农机等要素入股”来衡量。至于种植规模门槛,利用诸文娟等所提出的“门槛面积”概念[21],结合所分析案例的实际情况,本文采用“农户入社时是否须具备一定的种植规模”来进行测量。现实中,社员与合作社会存在口头或书面的交易量契约,借鉴陈茉、周霞的定义,本文通过“农户入社是否须按照契约与合作社发生交易”来衡量交易规模[22]。周振、孔祥智创造性地通过“成员在合作社中投入的要素是否全部享有或享有多少剩余索取权”来衡量盈余分配方式,把全部分红方式都纳入其中[23]。这一衡量方式更符合本文盈余分配方式优化的含义以及合作社的现实情况,因此本文采用这一定义。借鉴孔祥智等对社会化服务能力的定义,本文通过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的环节数目来衡量社会化服务能力的水平[24]。销售规模化能通过统一销售所获得的规模效益得以体现,因而本文通过“销售价格比市场价格高的比例”来进行衡量能充分体现销售规模化所带来的新增经济效益。最后,本文通过“社员与非社员年度净收益的平均差值”来进行衡量,以凸显农户加入合作社后的收益变化。

(三)案例介绍

农旺苹果专业合作社(简称“农旺合作社”)成立于20114月,种植面积33.3公顷,社员人数120户。近年来,农旺合作社社员人数保持缓慢增加的态势,2013年以来保持每年增加20户新社员的速度。然而,农旺合作社并没有对新社员的加入设立任何门槛,既不需要资金等要素入股,也不需要与合作社发生交易业务,更没有种植规模的要求。另外,合作社股权过于集中,仅理事长一人便占了出资总额的67%,同时分配方式未制定明确比例,盈余分配方式并不规范。尽管合作社能给社员提供少量农资采购、技术指导、销售指导的服务,并能为社员带来比市场价高5%的销售价格,但社员实际增收效果不明显,并且合作社也并未随着新社员的加入改变连年亏损的经营状况。

秦湘苹果专业合作社(简称“秦湘合作社”)成立于20117月,种植面积100公顷,每年都有新社员加入,由成立时的15户上升为140户。对于新社员的加入,秦湘合作社有着严格的入社门槛,要求社员要以资金等方式入股,农作物要全数销售到合作社,并且种植面积不能太小,农户要有大于0.33公顷的种植规模。在合作社股权方面,秦湘合作社同样存在过于集中的情况,理事长一人便占了出资比例的50%,且合作社没有制定明确的盈余分配比例,盈余分配方式不完善。另一方面,秦湘合作社已设置的入社门槛使得要素禀赋得以充分集聚,从而合作社能为社员提供农资采购服务、技术指导服务、销售服务、资金借贷服务以及信息服务。同时,秦湘合作社通过统一销售社员产品具备了销售规模化优势,使销售价格比市场价格高出10%

凤翔科苑苹果专业合作社(简称“凤翔科苑合作社”)成立于20136月,种植面积166.7公顷,社员人数625户。尽管凤翔科苑合作社设立了入社门槛,但在合作社大力入户宣传的情况下,近几年社员人数仍然快速上升,由105户上升到625户。在入社门槛设置上,凤翔科苑合作社要求社员以资金、农机等方式入股,农作物须全数销售到合作社,种植规模要达到一定要求并且这块地的承包者须是18~60岁的中青年劳动力。凤翔科苑合作社有着规范的盈余分配方式,其分配比例为按交易量分红占65%、按股分红占30%、发展基金占5%。同时,合作社股权结构合理,理事长出资仅占总出资额的11%。另外,凤翔科苑合作社能为社员提供农资、作业、技术、销售、资金、信息的服务。在销售规模化的优势下,凤翔科苑合作社可以把苹果卖出比市场价高10%的价格。同时,合作社还利用销售规模优势,建立起了销售网站,使得苹果能直接在合作社网站上以较高的价格卖出。

三、案例分析

从三家合作社的案例情况可以看出,设置不同的入社门槛宽松程度会导致要素禀赋聚集程度有高有低、聚集的要素类别有多有少(见表3,下页),而这会使得要素禀赋与入社门槛对社员增收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在此,对三家合作社中入社门槛如何聚集要素禀赋并促进社员增收的具体作用机制展开分析,以便于更全面地展示社员增收的过程。

(一)农旺合作社:无入社门槛,社员增收效果不明显

未设置入社门槛使得合作社未能通过社员的加入而集聚要素禀赋,进而导致合作社的社会化服务无法达到规模化的程度,也就难以节约服务成本。农旺合作社实质上仅仅停留在松散的代买代卖关系,社员对于合作社缺乏组织向心力。合作社每年只能吸引20户新社员加入,劳动力未得到充分集聚,使得合作社规模过小,难以达到规模效益的条件。而这些新社员的加入仅仅是为了在购买农资时获得一点折扣,且在市场价格低迷时能把产品卖给合作社。事实上,只有一部分社员会通过合作社来购买农资与销售产品,使得劳动要素聚集带来的社员规模优势被进一步削弱,折扣力度小,社员销售收入无显著改变。缺乏入社门槛也就意味着社员可以随意就加入到合作社之中,而不需要有入股的要求。这样一来,资金要素和其他资本诸如农机、技术难以充分聚集于合作社中,并使得理事长出资比例高达67%的股权集中现象无法得到解决。缺乏交易规模的要求也使得合作社不具备按交易量返还盈余分配的积极性,所以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并不规范,社员无法正常享受“二次分红”。缺乏社会化服务的帮助,未能享受到优势明显的销售价格,无法获得盈余分配所带来的收益,导致合作社社员无法在从农户到社员的身份转变过程中获得新增的经济效益。


3三家合作社情况



(二)秦湘合作社:设置了入社门槛但不够充分,社员增收有效果但不突出

设置入社门槛不够充分,会压抑要素禀赋聚集的程度,从而削弱入社门槛对社员增收的效果。秦湘合作社相比农旺合作社,设置了入社门槛,与社员有着紧密的代买代卖关系,合作社与社员都能从这一关系中获益。具体地,秦湘合作社社员规模由15户上升到140户,使得劳动要素得到规模化集聚,让合作社拥有较高的作业能力。同时,秦湘合作社要求新社员的加入需要入股,且主要以资金的方式入股,而这使得资金要素得到集聚,合作社获得较为充足的启动资金来购买固定资产,从而使得合作社具备较高的社会化服务能力。然而,缺乏农机等资本要素的注入,社会化服务能力的提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另外,合作社还设置了种植规模的要求,这使得土地要素能够得到空间上的聚集,便于统一作业、技术服务,也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在统一采购农资方面,秦湘合作社为全体社员统一采购化肥、农药、种苗、套袋等,且采购价平均能比市场价低10%。除采购服务外,要素禀赋的集聚还使得秦湘合作社能免费为社员提供技术、销售、资金、信息服务,使得社员种植的亩产量在技术与信息的指导下得到提高,大大地节约了成本。由于秦湘合作社对社员设置了农产品要全数交易到合作社的门槛,合作社销售规模优势得以发挥,销售价比市场价高10%。在亩产量提高与销售价格较高的情况下,社员经营收入得以提高。然而,秦湘合作社并没有建立规范的盈余分配机制。尽管秦湘合作社认是在采取减去发展基金与按股分红部分后100%按交易量返还的方式,但比例的不稳定与理事长个人便占一半出资比例的股权集中现象,仍会大大限制社员获得盈余分配的新增收入。秦湘合作社社员最终实现平均增收2000元,而这一部分增收主要得益于社会化服务与销售规模化所带来的效益。

(三)凤翔科苑合作社:设置入社门槛充分,社员增收效果明显

入社门槛设置充分,会使得要素禀赋得到最大程度集聚,让土地、劳动、资金、资本等要素等作用在社员增收上。凤翔科苑合作社与秦湘合作社同样设置了入社门槛,但凤翔科苑合作社资金要素的聚集程度较高,使得股权集中现象得以解决,形成了规范的盈余分配方式,使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关系由简单的代买代卖关系上升为利益联结体。同时,凤翔科苑合作社也对社员设置了入股要求、交易量要求以及种植规模要求。具体地,凤翔科苑合作社允许社员以资金、农机、土地等多种方式入股。相比秦湘合作社,凤翔科苑合作社中农机入股的方式使得合作社能在资金不富余的情况下增加资产,提高农机作业的服务水平,发挥资本要素对于促进社会化服务能力提高的作用。而社会化服务带来的节本效果也使得合作社的服务环节得以延伸与强化,更多发展基金能投入以网站运营为代表的新型销售服务、信息服务的业务上。因此,凤翔科苑合作社通过为社员提供采购、作业、技术、销售、资金、信息的产前、产中、产后统一服务,使得社会化服务的规模优势能够得到充分显现,为合作社与社员节约成本。同时,凤翔科苑合作社也设置了种植规模与交易规模的门槛。合作社对于种植面积以及劳动者年龄的要求便于土地要素与劳动力要素得以高效地集聚起来,有利于提高统一作业服务与统一技术指导服务的效率。而凤翔科苑合作社对于交易规模的要求使得合作社具备高议价能力,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优势,使得统购农资的价格能比市场价低10%,销售价能比市场价高10%,而这也得益于劳动、土地等要素的充分聚集对规模产出的影响。只有把规模产出和交易规模结合起来,销售规模化效益才能得到充分显现。除此之外,凤翔科苑合作社明确的盈余分配方式还能确保社员尤其是普通社员共享合作社的高收益,通过按交易量返还为主与按股分红为辅的分红方式,社员加入合作社后的新增收益能得到充分显现,拓宽了社员增收的渠道。在合作社盈余分配方式优化的情况下,凤翔科苑合作社社员最终获得最高的平均5000元的增收(见表4)。


4合作社社员增收情况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上述三家合作社案例的分析结果表明,设置要素入股、种植规模、交易规模的入社门槛,有助于合作社聚集土地、劳动、资金、资本等要素并促进禀赋价值显现,最终对社员增收产生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可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入社门槛在聚集要素禀赋后通过优化盈余分配方式、提高社会化服务能力、实现销售规模化三条作用机制对社员增收产生正向影响。第二,要素入股门槛拓宽了土地、劳动、资金、资本的流入渠道,使得要素禀赋得以更充分地聚集,社会化服务能力得以更有效地提高,为社员节约了成本。同时,要素入股还能通过稀释股权集中度、优化盈余分配方式,提高社员获取盈余分配的收益。第三,种植规模门槛使得土地要素在空间上得到合理聚集,从而降低土地地块细碎性,提高土地要素的规模化利用程度。在农机等资本要素的注入下,作业服务与技术服务的效率明显提高,进而为合作社提高整体产出,为社员节约成本。第四,交易规模门槛能够把土地、劳动等要素高度聚集下的规模产出与规模销售结合起来,对合作社销售规模化的效益显现能起到托底作用,使得合作社社员获得比市场价格更高的销售价格,是社员销售收入增加的来源。

上述结论意味着,农民合作社要想真正促进社员增收,需要有效调动农户的要素禀赋,并使得要素禀赋的价值得以充分显现。基于农户要素禀赋状况来设置入社门槛是一条值得引起重视的路径。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含义:

第一,完善法律法规,为入社门槛的设置提供法理支撑。目前,入社门槛的设置与合作社基本原则是有冲突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条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基本原则。然而,合作社设置入社门槛意味着社员的加入需要符合一定的硬性条件,而这一限制是否违背了“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基本原则呢?目前法律法规提供的答案是模糊的。本文认为,“自愿”这一概念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注入新的内涵,需要分“歧视性”和“非歧视性”入社门槛来看待。“非歧视性”入社门槛意味着低要求的基本条件并未限制农户的“自愿”加入,而“歧视性”入社门槛意味着农户在面临高条件时丧失了“自愿”加入的权利。因此,判断“自愿”基本原则是否被破坏的标准是入社门槛的设置是否带有“歧视性”。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农民至少应当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已经限制合作社歧视甚至排斥农民的可能性。因此,建议为入社门槛提供法律法规的相关依据,让更多“隐性门槛”浮出水面,促使合作社与农户共同商议入社门槛的设置,提高入社门槛设置的民主合理性,从制度安排上提升合作社的运行绩效。

第二,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要素禀赋流动创造良好环境。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明晰产权,既要明晰村集体资源、资产的产权,又要明晰农户所拥有土地资源的产权,真正做到确权到户。只有形成了清晰的产权,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关系才会趋于紧密,合约关系才更具有稳定性,才能避免不必要的产权纠纷发生。从实践中来看,村民委员会领办合作社的数量在全国占有相当一部分,这类合作社尤其需要明晰村民委员会、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产权关系。如果产权关系混乱,农户就会对要素入股的形式存在惧怕心理,担忧资金要素、土地要素等会被村民委员会吸走。此外,随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地方已经形成完善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而这能为当地农村注入更多交易机会,从而提升农户的市场意识。在这种情况下,要素禀赋便具备了更高的流动性,而非长期“封存”在农户家庭里,从而有助于提高更多要素禀赋与入社门槛结合的可能性。

第三,引导入社门槛的设置,提供培训和交流的平台。首先,政府及相关农业部门要加强经验宣传,通过培训等多种方式引导更多合作社理事长培育设置入社门槛的意识。合作社理事长与社员普遍因重视眼前利益,过度追求销售收入,忽视了通过其他社员增收渠道所能产生的带动作用。其次,加强对合作社入社门槛设置的引导与规范。发挥积极作用的入社门槛,应该是能最大程度聚集农户要素禀赋,并促使其禀赋价值显现的。而现实中,不少合作社理事长利用入社门槛来维护亲缘、地缘关系,扭曲了入社门槛所应该发挥的作用。最后,要打造更多的地方新型经营主体协会。新型经营主体协会的设立既能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之间的交流提供机会,更能为合作社理事长之间提供经验分享的平台,从而促进更多理事长转变传统的经营理念。


参考文献:

[1]孔祥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政策建议》,《改革》2016年第2期,第104~115

[2]蔡荣:《“合作社 农户”模式:交易费用节约与农户增收效应——基于山东省苹果种植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1年第1期,第58~65

[3]张琛,高强:《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贫困户的脱贫作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73~79

[4]刘婧,王征兵,倪细云:《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经济与适宜社员规模研究——以山西省为例》,《财贸研究》2011年第6期,第27~31

[5]杨光华,贺东航,朱春燕:《群体规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基于集体行动理论》,《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11期,第80~86

[6]Lerman Z.,Parliament C.. Size and Industry Effects in the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161):pp.15~29.

[7]张晓山:《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第89~96

[8]王真:《合作社治理机制对社员增收效果的影响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6年第6期,第39~50

[9]杨灿君:《合作社中的信任建构及其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基于浙江省Y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证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21~127

[10]于会娟,韩立民:《要素禀赋差异、成员异质性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50~154

[11]黄胜忠,伏红勇:《成员异质性、风险分担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农业经济问题》2014年第8期,第57~64

[12]李宪宝,高强:《行为逻辑、分化结果与发展前景——对1978年以来我国农户分化行为的考察》,《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第56~65

[13]孙亚范:《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与产权结构:江苏205个样本》,《改革》2011年第12期,第85~92

[14]Kurian M.,Dietz T.. Irrig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A Study in Method with Reference to the Shiwalik HillsHaryana. Natural Resources Forum.2004281):pp.34~39.

[15]崔宝玉,徐英婷,简鹏:《农民专业合作社效率测度与改进“悖论”》,《中国农村经济》2016年第1期,第69~82

[16]孙艳华,周力,应瑞瑶:《农民专业合作社增收绩效研究——基于江苏省养鸡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22~27

[17]Cook M.L.The Future of U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A Neo-institutional Approach.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5775):pp.1153~1159.

[18]任大鹏,于欣慧:《论合作社惠顾返还原则的价值——对“一次让利”替代二次返利的质疑》,《农业经济问题》2013年第2期,第44~48

[19]朋文欢,黄祖辉:《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助于提高农户收入吗?——基于内生转换模型和合作社服务功能的考察》,《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57~66

[20]严太华,战勇:《农产品定价权研究——基于中间利润分成模型的分析》,《财经研究》2005年第10期,第116~123

[21]诸文娟,钟甫宁,吴群:《江苏茶农选择有机种植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36~39

[22]陈茉,周霞:《农户与农民合作社的契约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9个县(市、区)的问卷调查》,《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112~120

[23]周振,孔祥智:《盈余分配方式对农民合作社经营绩效的影响——以黑龙江省克山县仁发农机合作社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5年第5期,第19~30

[24]孔祥智,徐珍源,史冰清:《当前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江汉论坛》2009年第5期,第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