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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建构:乡村民俗文化的现代性危机——近20年来国内关于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研究综述

作者:苏 雷 刘永红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党政干部学刊》2018年11期  发布时间:2019-01-02  浏览次数: 2556

【摘 要】通过对近年来乡村民俗文化相关文献研究的整理,本文尝试描述我国近20年来乡村民俗文化研究的主要议题、研究内容、特点以及展望。我国乡村民俗文化研究的主要议题有以下几个层面:乡村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乡村民俗文化历史变迁的表征与动力机制、乡村民俗文化的现代性危机与价值重构。乡村民俗文化具有典型的价值性、社会性、政治性、传承性、变异性等诸多内涵,在家庭关系、村庄交往、乡村秩序、历史变迁、现代性型塑等层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围绕乡村治理、文化产业、乡村意义世界建构等方面探索新时期乡村民俗文化的重构之路。

【关键词】乡村民俗文化;现代性;文献综述;价值重构


一、规范与秩序:乡村民俗文化的内涵描述

乡村民俗文化,也有民俗研究学者将其称为农村民俗文化。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总结,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学者对乡村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点都做了一定的分析和讨论。

乡村民俗文化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连生(1995)提到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范大平认为民俗是指特定国家、民族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并传承于世的风俗习惯,它见之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起居之中,是一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的直观反映和体现[2]。高小斯认为任何一种民俗文化最终可以抽象为三种理性化的规定性因素,即行为文化、组织文化、价值观文化[3]。张士闪认为民俗文化,在学者眼中是一个个的“文本”,但在乡土社会中,则意味着一种交流活动,一个社会经验及独特事件的生成过程,其间有活动的组织、交流的形成、相互的接受等多种因素[4]。朝戈金等提到美国民俗学家罗伯特·乔治斯(RobertGeorges)、迈克尔·欧文·琼斯(MichaelOwenJones)在研究民间故事讲述时,共同阐释的一个核心命题是“作为行为的民俗”(folkloreasbehavior),“强调的是叙述的生成性质,也就是说,在行为过程中生成的所有要素都被含括在民间故事描述中之后,才能被称作故事’或‘故事讲述’,这就不仅仅只是‘口头的’语词,还有身势与副语言的诸多要素,还有谁和谁卷入了叙述行为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结果。故事不可能仅仅只是捕捉到纸张或是录音机上的言语,因此相关的阐释也就不能仅仅只是参照‘文本’,应对整个过程进行深细的描述,尽量注意再现故事的生成过程,也就是乔治斯所说的整体分析”[5]

而乡村民俗文化则与乡村社会息息相关,吴存浩认为农村文化,说到家是一种血缘文化,农村民俗文化同样也不例外。在农村民俗文化中,最为讲究的是长长、幼幼、尊尊、卑卑,从而导致了农村民俗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即在于从“孝”的标准出发,“父慈,子孝;兄良,弟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等行为规范的产生。如此规范不断扩大而渗透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每个角落,从而使中国人成为处处、时时、事事都要以“礼”以“俗”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君子”[6]。陶维兵提到乡村民俗作为依附于农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是农村文化的重要内容,有利于培育农村社会的一致性和构建社区性共识[7]

孙玉娟,孙婉竹指出农村民俗文化,则是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农民为载体的民俗文化,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在漫长农耕文明中形成并积淀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处世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方式等深层心理结构的反映,表达的是农民的心灵世界、人格特征以及文明开化程度。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物质文化层面,主要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等;行为文化层面,主要包括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民间艺术等;制度文化层面,主要包括生产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精神文化及观念文化层面,主要包括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8]

同时,关于乡村民俗文化的特征也有相应论述。范大平指出民俗的四个基本特点:原始信仰长期留存,宗法观念影响深远,民族和地区间民俗差别明显,既保持历史传承又不断变迁。孙玉娟,孙婉竹提到乡村民俗文化的特点有两个(1)沿袭性农村文化中最为讲究的是约定俗成,(2)生活化。农村民俗文化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刘晴指出农村民俗文化的特征为传统特征、地域特征、历史特征和阶段特征[9]

二、嵌入性与再地方化: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基本逻辑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民俗文化被裹挟在现代化的洪流之中,原先产生于农业生产和嵌入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乡村民俗文化遭遇到了现代性的危机,出现了文化的萎缩与衰败,同时在原来乡村民俗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性的元素如现代科技的使用等,新生代农民工以及乡村精英等力量的影响,乡村民俗文化完成了“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的过程。

(一)乡村民俗文化物质象征体系的消解

呼延胜提到陕北地区“转九曲”和“火塔塔”都是广泛流行并且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但民俗“转九曲”活动中的灯被电灯取代,偷灯求子等习俗逐渐萎缩,其中所蕴含的火崇拜因素也开始减弱[10]。涂传飞介绍了涂村舞龙到游神的变迁,作为核心形式的龙灯从这个统一体中消失,发生了文化萎缩的现象;同时,龙灯的消失使原先的次要形式游神蜕变为核心形式,使涂村舞龙以最小的代价过渡到游神,从而产生最小的结构性改变,即发生了人类学所说的取代现象[11]。姜克银对宁夏回族村落民俗文化变迁与保护进行研究,提到酒店式纳家大院、纳家户回族商贸一条街、清真寺文化广场等建筑风格大多追求抽象化、理性化、模式化、现代化,并没有突出宁夏回族穆斯林的传统民俗特色。现在的纳家户村落已不像回族农村社区,而更像一个大都市[12]

(二)乡村民俗文化内容的异化与调适

乡村民俗文化的活动内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产生了变迁,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地区向我们介绍了各种文化习俗在内容上发生的变迁。王燕妮以武汉市三个处在城市化进程不同阶段的自然村落为调查点,以舞高龙习俗活动内容变得丰富多样为例,讲述了城市化进程中民俗文化变迁[13]。闫鑫磊以河南省庙会、婚丧嫁娶为例,讲述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庙会与婚丧嫁娶在内容上发生的改变[14]。叶庆亮提到起源于古崖州黎族丧葬活动的打柴舞,经过合理改良,现在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健身舞蹈,甚至被誉为“世界罕见的健美操”[15]。陈俊秀讲到天门地区现在很少闹洞房,在迎亲仪式和结婚典礼现场逗弄翁媳的一系列“扒灰”娱乐活动,就算是集体在闹洞房[16]

(三)国家力量在乡村民俗文化仪式实践中的“深度在场”

信仰与仪式实践是乡村民俗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伴随着国家力量对基层控制的不断强化,乡村民俗文化在仪式实践中表现了明显的国家力量介入与控制的痕迹,也就是国家力量在乡村民俗文化发展中的“深度在场”。

甘政以广州南海神庙波罗诞为例,讲述了信仰与仪式在当下有着新的形式:传承主体、信仰空间、祭祀仪式以及文化符号意义产生了新的变化[17]。刘雅稚研究了河北平乡太平道的文化宗教仪式是“符水跪拜”,而现在则是“打黄醮道场”和“度亡道场”成为当地的古太平道科仪,旧的宗教仪式被赋予了新的宗教意义[18]。盛燕、赵旭东介绍了河北涉县娲皇宫庙会期间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抱娃娃”生育仪式。但现在乡村文化中的生育信仰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政府公祭仪式文本的文化书写转化成为国家祭祀的核心内容。从抱娃娃到国家祭祀的过程即生育仪式文化传播从“口语传统”向“书写传统”的转变过程,体现了国家对民间信仰与乡村文化的介入与控制[19]。詹娜提到了辽东地区蚕姑信仰的复兴,尤其是近几年来,蚕民对蚕姑的祭祀仪式日益隆重,祭祀供品也逐渐丰盛。一些蚕民们为求发山,不仅要祭拜专掌蚕业的蚕姑,还要在放蚕前到神婆那里占卜算卦,请求神婆指点合适的放蚕时机与相关的禁忌避讳[20]。路易莎·沙因为研究中国的苗族而进行四次科研考察,并以对照方式对招龙和龙船节进行讨论,强调指出,招龙富犷意义的示教仪式与龙船节的世俗娱乐性质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宗教仪式和节日之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重要歧异[21]

三、市场化与主体性: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乡村治理的外力输入与村庄社会内部的力量动员

乡村民俗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在民俗文化随着国家政策变动而产生变化的时候,也在经历了变迁。可以说,文化的变迁与国家的顶层设计密切相关,乡村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内生性的文化,与村庄社会内部有着紧密的联系。乡村民俗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外部力量的输入和村庄内在力量的动员。黄国斌关注民国时对于传统文化下层民俗文化与上层儒学文化的政策态度。介绍了那一时期在移风易俗的举措下,中国民俗文化所产生的变化,认为文化的变化与国家政策是息息相关的[22]。汪青梅、陈斌提到1978年以来政治生活领域的重大变迁,将乡村社会及其民俗文化置于剧烈的时代颠簸之中,令其难以自持,以致乡间民俗文化“礼崩乐坏”、乡村社会秩序瓦解结构坍塌[23]。而现在随着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全国大搞新农村建设,人们又开始关注如何将乡村民俗文化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李三辉等[24]、张红霞[25]、任映红[26]、徐艳芳等[27]、马爱菊[28]等对新时期下如何利用乡村民俗文化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和乡村治理现代化、坚实乡村治理的社会心理基础、推进乡村文化治理进行了探讨。这说明乡村民俗文化与基层治理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随着政治改革的需要而改变。

(二)市场化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挤压

孙玉娟,孙婉竹提到市场经济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得农村民俗文化开发过度,甚至出现庸俗化的开发、机械模仿式的低水平重复开发和弄虚作假的“伪民俗”开发,导致农村民俗文化衰落。鲁可荣认为乡村文化的荒漠化与市场经济潮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消逝密切相关。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越来越多的村落正在迅速地“空心化”,甚至走向“终结”或解体,开展乡村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村落公共空间也逐步萎缩或荒废[29]。李阳提到农村经济改革后,全国各地的村集体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农业生产单位,家庭的生产功能被强化。村民分散化,许多人到村域外谋职,村落成了一个松散的社会空间。乡村民俗文化自然也就开始发生变迁[30]。陈芳芳提出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双重作用对乡村公共空间的挤压对乡村民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31]

(三)乡村民俗文化的价值性与农民主体性的结合

农民作为乡村民俗文化的主体,他们在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陈玉平提到农民正纷纷转移到非农产业,其社会角色正发生变异。传统的农民阶层分化出了集体企业管理者、乡镇集体企业工人、农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雇工等社会阶层。一部分农民随乡镇的发展而成为城镇人口。乡村民俗文化和农民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调合。二者在某种程度上已发生了背离[32]。孙玉娟,孙婉竹认为农民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淡薄,致使农村民俗文化价值边缘化。何小青认为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人口的频繁流动导致传统民俗的散化,老艺人人衰艺绝,又后继无人[33]。樱井龙彦提到当今日本社会的人口稀疏化、老龄化、少子化现象,导致民俗文化的存续处于危机之中。尤其是在山村地区,人口的不断流出致使人口稀疏化愈演愈烈,由于只有老龄人口留守地方,能将民俗文化传承下去的后继者变得越来越少[34]。李磊、俞宁探讨了当代人口流动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新生代影响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逻辑路径。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以“户”为决策单位、追求“后代”利益最大化的“子代主导”生存策略是理解当前农村代际生态进而理解乡村民俗文化变迁的一把钥匙[35]

四、回归与融合:乡村民俗文化的价值重构

(一)将乡村民俗文化与乡村旅游结合

李建伟主张开展以乡村民俗、乡村民族风情以及传统文化观光为主题的乡村旅游,将乡村旅游与乡村民俗文化结合在一起[36]。蒙丽琴提到乡村旅游提供了有利的文化背景与扎实的文化根基,可以开发出一种新型且持续的旅游方式,不仅有效保护了民俗文化,又充分利用了民俗文化的传统价值为乡村旅游发展服务,从而形成一种乡村旅游与民俗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37]。任红蕾也提到了要将自然资源的开发与民俗文化的审美进行糅合,不过她注重开发中要遵守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人文环境开发相结合的规划理念,保护当地民俗文化和生态环境[38]。李占旗[39]、杨咏、赵首栋[40]、杨荣[41]也分别以河南省、天津市宝坻区旅游、陕西马嵬驿和袁家村为例,介绍了不同地区乡村民俗文化与当地旅游的结合情况。不过不同的是,李占旗强调的是乡村民俗文化在休闲农业中的作用与应用,还提到在建筑、艺术、饮食、节庆及历史源流等方面得以广泛应用,杨咏、赵首栋则是在文章中探索文创设计与农村旅游结合的可能性,用文创设计推广农村文化,而杨荣则通过对人口统计特征、游客消费行为特征以及游后评价的分析,得出乡村民俗文化旅游市场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比较两大案例地的旅游市场特征,考察其异同,进而提出优化建议以促进两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将乡村民俗文化融入到乡村建设当中

党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蓝图。许多专家学者对如何将乡村民俗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都有一定的研究。陶莉认为要把乡村民俗文化融合到农业美学之中,把农业美学贯穿到乡村的农业建设当中,使民俗文化能够得以发展和传承[42]。李阳则认为建设新农村的关键在于培养新农民,乡村的现代化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因此,从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民俗文化变迁角度去研究新农村文化建设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马时彬则是看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当口,民俗文化正受到巨大冲击,力图找到新农村建设与民俗保护之间的平衡点[43]。赵秀忠认为弘扬农村民俗文化,是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任务,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进乡风文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44]

(三)将乡村民俗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

将乡村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结合起来既可以推动民俗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加入民俗文化特点的文化产业更有竞争力。黄立群就认为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向差异化、特色化、本土化的方向发展,民俗文化以其独特性、地域性、民族性、不可复制性等特性与其他文化相区别,特别是以传统的手工技艺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俗文化产品,更是迎合了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特征,是最具有竞争力的民俗文化产品。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地区也都总结摸索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45]。陈琳[46]、吴声怡、许慧宏[47]都提到了目前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概况,并运用SWOT分析方法具体分析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前者认为文化产业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并以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农村文化产业为例来说明农村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对民俗文化视角下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战略思考。后者则从民俗文化产业化的视角来研究福建省农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福建省民俗文化产业开发的现实条件进行剖析,最后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其发展模式。裴艳艳则是以河洛地区为例,讲述了该地区从均衡城乡民俗文化产业生产投入和市场销售,开拓民俗文化产业生产多元业态模式,提高民俗文化产业对现代科技和传播媒介的使用率,建设民俗文化产业市场日常消费经营的多种渠道等方面着手,挖掘促进民俗文化产业深度发展的创新途径[48]

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外部力量的介入以及内生力量的推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前关于乡村民俗文化变迁机制的研究中多集中在一些宏观叙事层面的论述,缺少现实关怀,比如在当前部分地区乡村内部阶层明显分化的状态下,乡村民俗文化的表征、组织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更好的理解和解释这样变化的机制?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乡村民俗文化未来发展这一问题,很多学者更多从经济层面来探讨重建问题。乡村民俗文化的重建应当回归当下村庄的场域,找到恰当的重构主体,对村级组织、村庄内部的力量动员,特别是乡村精英的介入等内容都是未来乡村民俗文化研究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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