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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木兰陂陂田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考述

作者:何彦超 惠富平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9-01-08  浏览次数: 737

【摘 要】木兰陂位于福建省莆田市,建于北宋中期,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灌溉工程之一。陂田制度是宋明时期木兰陂水利管理制度的一种。根据陂田制度的规定,陂司是木兰陂水利管理的主要机构,租种陂田的收益是水利管理维护经费的主要来源,地方官府负责监督以保障陂田制度实施。陂田制度具有延续性、地域性和进步性的特征。陂田制度的实施,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赋税压力,促进了木兰陂区域水利共同体的形成,为当时及后世其他水利工程的管理提供了借鉴,具有重要的水利社会史研究价值。

【关键词】木兰陂;陂田制度;宋明时期;水利社会史


木兰陂建于北宋熙宁、元丰时期,由福建侯官人李宏与莆田当地士绅十四户共同出资建成。在木兰陂建设的同时,当地士绅根据习惯自然形成了一套以田赡陂的制度,即陂田制度,后于北宋末年由地方官詹时升颁布正式文献加以确定,自此形成定制。这一制度并不完善,相关记载也并不多见,但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其进行分析,仍能看出其具有显著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价值。关于陂田制度,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木兰陂集节要》和藏于莆田市图书馆的《木兰陂集》均有相应的阐述。其中国图《木兰陂集节要》由地方官雷应龙撰于明正德年间,其中用一卷的篇幅详述陂田制度起源、陂田来源、制度演变等内容。此外莆田图书馆藏《木兰陂集》也用不少篇幅记载陂田制度的具体内容。陈池养所撰《莆阳水利志》以及其他地方志、地方文献当中也有关于陂田制度的内容。

一、木兰陂陂田制度概述

莆田的水利建设始于唐代,兴于宋代。北宋太平兴国、嘉祐年间,曾先后修建南安、太平二陂,但水患、潮灾最为严重的木兰溪流域却始终难以治理。治平年间,长乐人钱四娘、林从世先后在木兰溪将军岩、温泉水口等段建陂,由于选址不当均遭失败。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在《农田水利法》推行的背景下,各地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侯官人李宏于熙宁八年(1075)前往莆田,在当地士绅的帮助下,于木兰山下择址,开工建设新陂。李宏在筑陂前多方考察,吸取钱、林二人筑陂的经验教训,选取了合适的施工地域;在筑陂过程中又采取了类似“筏型基础”等当时较为先进的施工工艺1,历时八年,于元丰六年(1083)筑成新陂,称木兰陂。此后,当地士绅十四大户,为将木兰溪水引向田间地头,纷纷捐田开沟,在自家田地上开凿大小沟渠百余条,引水灌溉木兰溪南岸南洋平原田亩,岁得军储三万七千斛”2。自此,兴化平原成为重要的产粮区。

陂田制度诞生于木兰陂兴建的过程中。“陂田”是李宏与当地士绅“十四户”填塘所垦的新田。木兰陂建成以前,南洋平原每逢干旱,田间灌溉基本依靠六塘即唐至五代修筑的横塘、新塘、许塘、陈塘、唐坑塘、国清塘等六所蓄水池塘提供灌溉用水,并不能提供稳定的用水来源。木兰陂建成后,李宏与十四户组织人手,将除国清塘以外的五塘填埋,垦为二千六百六十五亩田,其中一千三百四十亩被挪为他用(见表1),剩余的一千三百二十五亩,包含修陂田、香烟田、陂司田、甲头田、小工田等,统称为陂田。陂田制度是在开垦陂田的基础上诞生的木兰陂管理制度之一。据詹时升《莆阳木兰陂集序》所载,早在填塘垦田结束后,以田养陂即成为惯例,有修陂之田,岁积钱若干,谷若干……千百年果修陂,此足矣”3,即这一约定俗成的制度早已诞生。詹时升立《陂司规例》则将这一习俗定为制度。

《陂司规例》,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兴化知军詹时升所立。根据《陂司规例》,木兰陂陂田收益既包括租谷,也可收利钱。其收益用途分为陂司正、副酬劳、小工酬劳、陂庙香火、修陂工耗四类。陂田分为相邻的三块,由陂司正、副收租。租谷合计三百三十石四斗,租钱按地块分计。修陂田四百九十余亩,年受种九十七石八斗,年收租谷三百三十石四斗,租钱六百一十三贯,其中一百零五石为十四家轮值陂司的酬劳,十二石为看护木兰陂、打扫功臣庙宇的酬劳,其余租谷二百一十三石四斗及租钱六百一十三贯均专门收纳,作今后修陂之用4。《陂司规例》设立后,陂田制度由约定俗成转变为官方认定,从李宏与十四户口头约定的修缮陂坝、打扫祭祀的习惯,转变成在地方官府组织下立约,并由官府与士绅共同承认的契约。

陂田的管理由十四户按照“轮流当年次序”依次负责,即担任陂司正副的职务。陂田制度以陂田为经济基础,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陂司陂主两个机构作为其制度表现。陂司专门掌管陂田收益与木兰陂修缮维护工作,陂主掌管钱四娘、李宏等修陂功臣庙宇的香火以及春秋两季民间祭祀。十四户及其后裔专任陂司,掌管陂田,收取租税,在修陂、修庙宇时拨付材料、人工款项。李宏后裔则专任陂主,管理协应庙,并负责钱四娘、林从世、李宏等修陂功臣的春秋祭祀活动。



自建立直至明代,陂田制度曾经历过多次改革,其中对其影响最深刻的两次改革发生在南宋时期,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陈弥作革四弊、定五例以重新明确陂司管理权的改革,宁宗庆元五年钱孜编制《木兰陂正副定例陂籍》以明确陂司轮任制度的改革。此后元、明两代地方官府均以制度的形式确保陂田制度的合理运行,并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更加完善。至明末,由于李氏与十四家大户后裔的利益之争,陂田管理制度日趋松弛,遂逐渐荒废,并在明末清初时期被计亩征资的新型资金保障制度所替代。尽管陂田制度运行五百余年后逐渐落后于时代需要,但不能否认这一制度在较长时间内对木兰陂修护工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木兰陂陂田制度的特点

相比较于同一时期以及后世的水利管理制度而言,木兰陂陂田制度具有其独特的延续性、地域性和进步性特征。这三个特征的形成,离不开陂田制度当中蕴含的特殊经济社会要素,即水利管理由民间主导向官方主导演变(私有工程转变为公共工程),同时也包含了其内部协调以宗族血缘关系为主导,更离不开陂田制度的自我更新性

(一)从私有工程公共工程的转变

自詹时升立《陂司规例》至清初木兰陂修缮开始采取“计亩征赀”的制度,陂田制度持续运行六百余年,为木兰陂修缮工作提供资金与人力。十四户后人自宣和年后专任陂司正副,按年轮替,每日率领甲头、小工勤于巡陂,定期修缮陂柱、闸门,疏通南北洋渠道。每遇洪涝灾害,则协同官府参与救灾善后。李宏后人任陂主,负责陂庙香烟及组织春秋祭祀活动,同时也参与对陂司的监督。宋代至明代莆田地方官府对这一制度乐见其成,每遇洪涝灾害导致木兰陂受损,则主要负责居中协调与监督,将具体的修缮事务交给陂司来负责。每遇陂司内部、陂司陂主以及十四户与其他本地、外来士绅发生争端,地方官府则出面调解。陂司、陂主、官府三方的互动与协调是陂田制度得以运行六百余年的重要原因之一(见图1)。



实际上,陂司与陂主,陂司陂主与地方官府之间是存在矛盾的,其中包括十四户这一本地宗族与李氏外来宗族关于陂田利益的纷争,以及地方官府对于木兰陂这一重要农田水利工程所产生利益的觊觎。而这些矛盾之所以到明代中后期才出现总爆发,实际上和三方之间的共同利益关切的存在是紧密相关的。十四户是木兰溪南南洋平原的本地宗族,在木兰陂建成之前便在南洋有不少产业。史载十四户为开凿南洋引水沟渠舍田四千九百九十五亩”1,可见其南洋所有产业应当是多于这一数字的。无论开凿南洋沟渠,还是木兰陂日常维护妥善,于十四大户而言均有极大的利益关切。而于陂司运行当中的另一项工作即“陂田管理”来说,陂田为十四户先祖填五塘而成,尽管其收益主要用于陂司,可仍属于十四户祖产,不容忽视。于李宏后人而言,木兰陂为先祖所修,同样是祖产,陂庙则供奉了自家先祖塑像,堪称自家祠堂。因而敦促陂司妥善运行,监督陂司财政,也是为先人计,为自家名声计。历代地方官府均极为重视农田水利。木兰陂作为莆田当地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之一,与蓄水灌溉、防灾减灾均密切相关,直接影响到整个兴化平原的农业生产,进而也影响到当地赋税征收。史载木兰陂建成后,岁得军储三万七千斛。因而历代官府对陂司运行、陂司账目监督极为严格,希望从根本上杜绝地方大户对陂田、陂司利益乃至木兰陂水利的侵占。

(二)以宗族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地方特色

陂田制度的“地域性”特征,更多则体现在其宗族性方面。莆田当地的宗族,不论是本地宗族亦或外来宗族,多属于继承式与合同式宗族。如李氏宗族代代相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协应庙为宗祠,每代族长出任陂主,负责陂庙管理与祭祀活动组织。这一陂主的身份是继承性的。因而李氏宗族属于代代承袭陂主身份的继承性宗族。十四户本为三余七朱陈林吴顾十四个当地大姓宗族,本无明确记载的血缘关系,因出资支持李宏修建木兰陂并开凿南洋沟渠而联合到一起,以《陂司规例》作为合同,轮流出任陂司,属于被陂田制度整合到一起,具有共同利益的合同式宗族,其各自权利义务取决于《陂司规例》。

自南宋至明代,不论陂司还是陂庙,均离不开陂田宗族这两个地域性要素。而地方官府对陂司的工作虽不断加以干涉,但仍旧对这两个要素不断予以加强。不论是陈弥作还是钱孜,在改革陂田制度过程中,均反复强调对侵占陂田行为的惩治,并反复确认十四户轮任陂司的合法性与唯一性。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倭寇骚扰,本地的宗族体系遭到严重的破坏,轮任陂司失去了可能性。而人口增长造成的人地矛盾,使得陂司与陂主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趋向于陂田主导权这种经济利益,因而变得不可调和。从这一角度来分析,陂田制度的这一“地域性”同样也是其最终被“计亩征赀”所取代的根源。

(三)不断进化的先进水利管理制度

木兰陂水利管理制度的先进性首先体现在其“官督民营”的性质上,即以民间自发形成的陂司负责管理,地方官府主要负责监督,并调节管理过程中各宗族之间的矛盾。而同一时期其他类似农田水利工程还是以官方直接管理为主。如浙江丽水通济堰,设堰首、监当、甲头,均由官方直接任命。其集中轮灌的用水制度也是由官方规定的,甚至细化到闸门尺寸、开闸时限等内容。这一系列内容均由官方制定的《通济堰规》来规定2。相比于同一时期木兰陂的管理而言,这种以官方条文的形式进行水利管理的模式明显缺乏民众参与。而民众参与这一要素在芍陂的管理当中直到清代才开始出现,即以董事、塘长和门头组成的芍陂管理组织3。由此可见木兰陂的管理由于其民间主导的特性,相对较为灵活,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先进的水利管理制度。

一项具有持久的、旺盛的生命力的制度,其存在不仅根植于在某一时间段符合了某一阶层的利益,还在于其是否具备自我更新的机制。从北宋末年到明朝末年这六百余年当中,陂田制度是在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制度性的变化上,更多地体现在陂司管理的主导权限这一所有权的变化当中。可以说陂田制度最终为计亩征赀的木兰陂管理制度所取代,同样也体现出木兰陂自身由一地方大户所修建的私有工程向由地方官府拥有并负责管理的公共工程的转变。熙宁、元丰年间李宏修木兰陂,其资金来源于民间,人力由民间自行组织。此后形成“轮流当年”的陂司轮替制度,也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管理制度,并无官方力量的参与。而后詹时升立《陂司规例》,以官方的强制力对木兰陂管理制度进行干涉,虽继承了原有制度,但同样也体现了官方力量在木兰陂管理中的参与。而这种参与的程度随着陈弥作、钱孜等地方官先后对陂田制度进行改革而愈加深化。

到了明代,官方力量在木兰陂管理中的参与程度逐渐超过民间力量,乃至十四户后人与李氏后人间关于陂田、祭祀的矛盾均需要地方官乃至福建省一级的官员参与调解。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维护木兰陂这种大型水利工程已非一家一户乃至几家几户所能完成的任务了。这体现在明中后期倭寇肆虐福建沿海,对当地经济社会造成巨大破坏,地主的经济力量受到严重削弱,致使木兰陂管理工作一落千丈。因而地方官府顺理成章地接手陂司,并改革管理制度,从而完成陂司主导权变更乃至木兰陂由私有工程向公共工程的转变。

三、木兰陂陂田制度的影响

木兰陂陂田制度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这一制度由于确定民间主导的性质,因而充分体现大型水利工程管理当中的公众参与,使得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投资脱钩,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其次,陂田制度与木兰陂周边水利社会相辅相成,其本身基于木兰陂水利共同体的形成而诞生,进而又确定水利共同体当中各个要素的职责。最后,作为一种相对先进的水利管理制度,其影响力又超越了一时一地的范畴,不仅在当时为其他地方的中小型水利工程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后世水利工程的管理制度建设提供了借鉴。

(一)减轻当地人民的负担

自詹时升立《陂司规例》后,在这一文件确定的模式下形成的官府陂司民众三者互动的体系,提高了修陂人力组织的效率。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木兰溪水失故道,由北而东奔重渊,如酌鱼鳖,无依三衢,适逢县丞冯元肃负责当地水利整修,会同陂司正副余纶、朱广、顾汝辙等以水昏正而裁之,仔细查看了决口处的坍塌情况以及水流走势。随后组织人力修补破损处,日夜赶工,耗时三个月完成修缮工作1。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因长期的洪涝、潮水侵蚀,陂体柱石倾倒。兴华路总管、达鲁花赤巴哈的呀儿命郡曹张元道、李存祖二人敦促陂司组织民工,于陂体将军柱下增加叠石一层,又为易倾之柱设反柱(于柱另一面再设一柱),共五根。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兴化府通判尉迟润亲至木兰陂,敦促陂司组织民众修陂。此次修陂首先修复被水流冲毁的将军柱,并加固支撑,又将陂底部的漏洞以砾石填塞。接着又以巨石加固南北堤岸,于堤岸之上修巡视小道供陂司人员巡视。然后又修复南北斗门,更换板闸,按时启闭,并疏浚南北沟渠,保证木兰陂水经沟渠能够顺利地流向南北洋平原,灌溉大量田地(见表22。在长期的木兰陂维护修缮工作当中,形成官府监督,陂司组织,民众参与的模式,提高当地民众参与木兰陂修护工作的积极性。

同时,中国古代的大型官修水利工程,其建设均由政府出资,或在受益地区征收,在人力组织上则征发徭役或雇工施行。整个建设过程中工作效率低,且易滋生贪腐,变相加重人民负担。这一情况在南宋至明代木兰陂的管理过程中得到有效改善。《陂司规例》对陂田数额、投入、产出及用途均记载完备,对每一项日常维护及灾后修缮工作预算均划定范围。木兰陂日常维护、巡陂工作由甲头、小工等进行,并专门划拨陂田以给付此项耗费。每遇大灾,陂体、堤岸受损,则由陂司出面,组织木兰溪两岸农户参与修缮工作,其中花费,亦由陂司具体存项给付。而这一系列花费均由陂司专门造册,报官府备案。因而陂司的具体工作是在陂主、官府的监督下进行的,其日常耗费均由陂田收益所得具体款项予以给付,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



(二)促进了木兰陂水利共同体的形成

木兰陂与当地民众的农业生产与生活休戚相关。陂田制度确立后,在长期的木兰陂维修与维护工作中,以木兰陂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区域水利共同体。这一共同体的成员包括当地普通民众、士绅与地方官府,其主要作用是维系木兰陂修护工作中三者之间的沟通渠道(见图2)。



陂司负责木兰陂日常管理工作,出租陂田,收取租谷,作为木兰陂维护储备资金。同时,雇佣甲头、小工等维护人员,参与木兰陂日常维护工作。据《陂司规例》记载,横塘、新塘每年子头钱一百贯……支给小工八名及陂正副等本塘甲头何如、朴进等取新塘三贯五百钱小工屋墌连空地,共受种三斗,令小工薛新在内住。可见十四户掌管陂司期间,从陂田中专门划拨小工田,或以其收益给付甲头、小工酬劳,或命其自行耕种,自负盈亏。每逢大灾之后,又由官府监督陂司,组织民众参与木兰陂修缮工作,并以重修记刻碑留档。可以说陂田制度与陂司的存在,是这一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坚实基础。

同时,文化与生活习俗等要素是维系普通民众、士绅与地方官府三者之间的纽带,同样也是区域水利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兰陂文化的诞生,同样离不开陂田制度。木兰陂文化,是指以宋代至清代以木兰陂功臣祭祀活动、功臣祭祀庙宇的修建以及相关文献的编撰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以传承功臣精神、丰富本地文化内涵为主要目的的地方文化类型。其主要作用就是传承修陂先贤的精神。其中功臣祭祀活动、修建及维护功臣祭祀庙宇,其主要资金来源于陂田,即陂田中的香烟田。而这一系列活动的主持者陂主即李宏后人在整个陂田制度维系的过程当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一种木兰陂保护意识也在莆田当地得以传承。兴化府、莆田县每任地方官员履新,均要巡视木兰陂。每至木兰陂,访查先人遗迹,阅读两岸碑文,均感慨前人修陂不易,并能重视木兰陂修护工作,对陂司工作则加以支持。地方民众世受木兰陂之益,每遇大灾,均能积极参与修缮工作。可以说这种文化与精神的传承与陂田制度是分不开的。

(三)为其他水利工程的管理提供借鉴

木兰陂陂田制度当中,有不少内容是具有独创性的。首先,是对工程日常维护工作进行专业分工。木兰陂陂司日常设陂司正、副各一名,由十四户后裔轮流担任,统揽陂司事务,分派专人进行管理;设甲头、小工等职位,由当地农户出丁,建立一个类似保甲的组织,日常在木兰陂上巡视,遇灾时则作为参与救灾的主力。此外还设有专门管理陂司账册之人,将每笔开销备案以备官府查验。其次,是陂司工作由民间力量即当地士绅十四户负责管理,如陂田由当值陂司的大户雇人进行耕种,并发给种子、农具,或直接承佃;甲头、小工由陂司正副在当地居民中招募,而非官府征发徭役,其酬劳由陂司直接以钱米支付,或以酬劳田的形式将一部分陂田佃予小工。最后,是在陂司管理由民间主导基础上的官方监督,即地方官府代管一部分陂田,并定期核查陂司账目;陂司日常收支均需报官府备案;每遇木兰陂大修时均有官府派员监督工程进度。

在木兰陂陂田制度建立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有不少内容为当时或后世其他水利工程的管理制度所借鉴。如范成大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任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府,主持修复通济堰,并立《通济堰规》,在工程管理人员安排上也采取了专业分工的模式,如设堰首、监当、甲头等专业管理人员。其中堰首由有德行与能力的士绅出任,主管通济堰修治;监当辅佐堰首,负责分管具体事务;甲头则负责具体工程修护工作。同时设堰匠作为现场看护人员,设堰司负责记录堰簿,即配水和派工等事务以及敷工纳钱情况。通济堰的管理与木兰陂管理类似,均设有专人分管工程修治事务以及组织财务,其组织机构健全,人员分工合理,是一套适合通济堰实际情况的水利管理制度1

论及后世对木兰陂水利管理制度的借鉴,则不得不提芍陂。明清芍陂管理相对于前代有所变化,其主要体现在管理主体层级的下移,尤其是在清代,民间力量成为芍陂管理的重要力量2。首先在明代前期,中央及上级政府对芍陂管理极具热情,而到明代后期地方政府则逐渐成为芍陂管理的绝对主体。而之后由于战乱,地方政府的水利管理逐渐废驰,出现了官退民进的情况,即地方士绅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求,积极参与到芍陂管理当中来,如在康熙年间,沿塘豪绅垂涎芍陂塘内沃土,向官府秘请开垦。周边民众得知这一消息,呈送《请止开垦公呈》,力呈豪绅占垦之弊端。在民众力争之下,芍陂没有被废为田3。由此可见民间力量在水利管理当中的觉醒,尤其是民间水利管理体制的发展完善有助于水利工程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有助于水事纷争矛盾的化解。同样,这一趋势也反映了地方水利社会成员公共意识的觉醒,在以木兰陂为核心的周边水利社会当中,这一公共意识的觉醒早在南宋时期就促进了适应当地社会发展情况的基层水利管理体制即陂田制度的诞生,堪称一项具有开创性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文辉.木兰陂小史[J].中国水利,1984,(4.

[2]方宝璋.宋代解决人口与土地矛盾思想研究[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2.

[3]张慧琴.诗人范成大与《通济堰规》[J].农业考古,2005,(4.

[4]李松.从《芍陂纪事》看明清芍陂管理的得失[J].历史教学问题,2010,(10.

注释:

1)李文辉:《木兰陂小史》,《中国水利》1984年第4期。

2[]谢履:《奏请木兰陂不科圭田疏》,引自莆田市图书馆藏清代《木兰陂集》,木兰溪建设管理委员会校译,第16页。

3[]詹时升:《莆阳木兰陂集序》,引自莆田市图书馆藏清代《木兰陂集》,木兰溪建设管理委员会校译,第14页。

4[]詹时升:《陂司规例》,引自国家图书馆藏正德《木兰陂集节要》。

5[]谢履:《奏请木兰陂不科圭田疏》,引自莆田市图书馆藏清代《木兰陂集》,木兰溪建设管理委员会校译,第16页。

6)张慧琴:《诗人范成大与<通济堰规>》,《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

7)李松:《从<芍陂纪事>看明清芍陂管理的得失》,《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2期。

8[]郑樵:《重修木兰陂记》,引自莆田市图书馆藏清代《木兰陂集》。

9[]吴源:《重修木兰陂记》,引自国家图书馆藏正德《木兰陂集节要》。

10)张慧琴:《诗人范成大与<通济堰规>》,《农业考古》2005年第4期。

11)李松:《从<芍陂纪事>看明清芍陂管理的得失》,《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2期。

12[]夏尚忠:《请止开垦公呈》,安徽寿县档案馆藏《芍陂纪事》,清光绪三年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