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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传统的异域集市——以瑞丽弄贺村民跨国赶街习惯为中心的讨论

作者:马翀炜 汪 洋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9-01-28  浏览次数: 980

【摘 要】赴缅甸南坎集市进行消费是中国瑞丽市边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边民的跨境消费行为是中缅国境线划定之前形成的市场行为惯习。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货物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缅甸货而成为中国边民在缅甸南坎集市消费的主要商品。这一并不符合经济理性的跨境消费行为得以实现是以赋予发展滞后的缅甸以传统特色的移情为文化基础的。集市不一定具有整合周边村庄的功能,也不一定是连接国家与农村的枢纽,但集市在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却可能是文化的空间,是历史记忆的储存器。

【关键词】施坚雅模式;集市;瑞丽边民;跨国赶街


引言

施坚雅基于四川农村集市的研究以及借鉴杨懋春对山东集市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基层市场社区模式”理论。[1]施氏认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扭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社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2]P.40)施坚雅基层市场区域理论拓展了人类学以村庄为基本单元的研究视域。施坚雅最大的贡献是把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引入了原本缺乏空间感和立体性的历史领域,从而为我们开辟了一片新天地[3]具体而言,这新天地是指无论是经济史研究还是人类学研究首先都要关注基层市场所具有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问题;其次,使学界必须回应基层市场是否就是中国小农的自足的世界,是否是小农的社会生活的圈子,是否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再次,必须讨论基层市场是否具有将微观与宏观、农民与社会、村落与国家连接起来的功能,并最终实现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论创新。无疑,施坚雅模式中假设的每个农户只同一个基层集市相联系以及小农在赶集时与来自共同体内其他村庄的小农进行社会、经济交往并彼此相熟是共同体成立的必要前提。施坚雅模式在给中国农村研究带来诸多启发的同时,也受到了学界的一些批评和质疑。如基层市场把附近村庄整合而成一个市场共同体的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很可能只在施坚雅的田野点高店子具有适用性,而对费孝通观察的开弦弓村是不适用的。施坚雅六边形市场区域理论也有难以实证的问题,即在现实中很难找到正六边形的市场区域。这与施坚雅预设一个先验的几何模型有关。[4]许多地方农民赶的市场并非如施坚雅所认为的只是一个基层市场,或者至多只是在一个基层市场外再加一个中型市场。而事实上,一个村的村民赶多个基层市场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此外,施坚雅模式关于国家对村落和农民的影响的分析并非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很高的有效性。也许是并未重视所有的人类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文化时空中展开的事实导致了施坚雅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而言之,集市具有怎样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瑞丽市弄岛镇弄贺村的傣族边民经常性地跨境到瑞丽江南岸的缅甸南坎集市的赶街行为可以成为回应基层市场研究理论的一个有意义的案例。1中国拥有漫长的边境线,在许多地方跨境赶街是边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异域集市理应成为集市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瑞丽市的基层市场已经形成较为发达的基层市场网络,前往南坎集市相较于去往附近的中国集市,耗时更多、开销更大,然而,这并未减弱中国边民的跨境消费热情,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时还具有其他的重要的意义;消费者与消费场所分属不同国家这一情况是否可以促使人们从新的视角解答集市是否具有连接国家与村庄的作用,赶异域集市的行为是否还是跨国经济联系的一种方式以及赶街行为是否也是一种文化行为等问题都是值得深究的。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的人,经济活动是包含了社会文化意义的。对于具体的消费行为的理解往往只能结合特定的时空环境才能达到。分析瑞丽市的中国边民热衷于去消费那些与中国境内市场上并无多大差异的缅甸货就需要从历史和文化的维度来进行。

一、作为日常的跨境消费

瑞丽地区的人们日常使用的“瑞丽区域街天日期表”中总共列入了11个重要的街天(赶集日),其中3个在缅甸,8个在中国境内。事实上,还有不少村一级的集市并没有列进这个街天日期表。不同区域的人所赶的集市会有不同,但每一个村的村民所赶的集市总在5个以上。以弄岛镇弄贺村为例,村民所赶的集市是等秀、雷午、弄岛、姐相、城子以及缅甸的南坎等6个集市。等秀街和雷午街属于村一级的集市,弄岛和姐相则属于乡镇一级的,瑞丽市区的城子街及缅甸的南坎街则属于更高一级的中心集市。赶集的顺序为弄岛街、南坎街、雷午街、姐相街以及等秀街,依次循环,天天都有集市。显然,这里的村民并非如施坚雅所说的只赶一个基层市场或者在一个基层市场再加一个中型市场。可以说,基层集市并不必然促成共同体的形成。

弄贺村民及周边的其他村庄的村民对于他们所赶的多个集市的日期及市场的特点是非常清楚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哪个集市在哪天开市。哪个集市有哪些特点,哪个集市的哪类商品较为丰富,哪家的小吃比较有味道,等等。如雷午街周边汉族较多,去这个街子就更容易买到汉族风味的小吃。春节和中秋节等汉族百姓非常重视的节日也是傣族百姓销售他们的水果及特色小吃的好时节。村民要购买汽车、家电用品等则基本选择到瑞丽的城子街。缅甸南坎集市的服装和日常用品及各种小吃是瑞丽边民最常消费的商品。

去南坎的交通显然没有去中国境内的集市方便。过边检站不算很麻烦,但也总是多出来的一个事情。边检站要检查边民证。边民证有效期为一年,到期了需要重新办理。等候在瑞丽江渡口的总是有许多人,逢街子天则更多,即便是下雨也阻挡不了中国边民的热情。中国境内的道路早已修建成了宽阔的水泥路。出了边检站,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土路。中年大妈的摩托车后座上经常会绑着两个空竹筐,那是要去采购日用品的。年轻的少妇也会背着孩子去。年轻人也经常会拿起手机拍瑞丽江,发到微信朋友圈,并附上一句:出国咯!渡江的费用在5元左右,由江对岸缅甸贺塞村的民兵负责收取。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缅兵在这里守着,拦一些没有证件的人,索取罚款。过江后大约还要走三四十分钟才到南坎街口。瑞丽江渡船的往返费是每人5元,小轿车是50元。显然,去缅甸南坎比去其他中国集市需要更多的交通费用。即便国内邻近市场上的货物琳琅满目,他们仍旧热衷于购买南坎集市上种类、价格乃至货源地都与中国境内无异的所谓缅甸货。由购物、休闲娱乐等构成的一系列跨境赶街活动是他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南坎的集市没有中国境内的集市那么规范。街道比较逼仄,巷子宽度约1.5米。店铺多数为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房顶是用铁皮搭成的,货物摆在从室内延伸到屋外的铁制或木制的架子上,也有些货物直接放在地上铺的塑料布上。店铺招牌上的字多为傣文及缅文,还有部分招牌是英语写的。布料、服装、医药、小百货、小吃以及宗教用品是这个集市的主要商品。街子天的南坎市场随处可见中国边民。

集市上的商品并没有多少特殊性。米线、包子、牛肉丸子、鸡蛋卷饼以及其他一些傣味食品都是中国集市非常普通的食品,做法也没有什么差别,价格也并不便宜,如米线在弄岛街是6元一大碗,在南坎则是2.5元一小碗,但分量只有弄岛的三分之一。此外,边民也会购买布料、衣服、挎包、面膜、口红等,同样,这些商品在中国的集市也很多。即使是宗教用品,境内集市也是充足的。真正是当地出产或者来自泰国的商品都非常少,并且,这些泰国商品在中国集市也有。在对南坎集市的商品和弄岛集市的商品进行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两个集市的商品的价格没有什么区别,但村民们更喜欢说缅甸人更加传统一些,不像中国乱喊价。此外,对于各色小吃,边民们总喜欢说味道更好一些

集市并非只有到赶街日才是市场,只是赶街日时集市的货物更多一些。这样说来,人们完全可以就近消费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较之去南坎市场,选择那些邻近的境内市场不仅可节省时间和路费,也没有过境检查等麻烦,但中国边民依然执著于赴缅甸南坎消费。跨境的集市消费已经成为边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笔者的调查,以人口为514人(2017年数据)的弄贺村为例,每个街子天前往南坎集市赶街的村民都不少于15人次,非集市日则有一两个人前往,即每个月去往南坎的不少于100人次。去南坎集市的村民人均消费在100元左右,若按平均每人次消费100元计算,那么弄贺村民平均每个月大致要在南坎集市消费10000元。而在泼水节及关门节期间,村民们去南坎集市的消费额要远远高于日常。事实上,村民去其他任何一个集市的次数不会多于去南坎的次数。可以说,对于边民来说,南坎集市并不是构成他们的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去缅甸南坎赶集也并非经济上的必需,但却是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集市变迁与历史惯习

施坚雅模式力图通过基层集市把村落与国家连接起来,尝试打通乡村与国家的断层,从而建构村落与国家的连接。但是,有学者已经指出这种模式中村落与国家之间的断层依然存在[1]集市并不必然承担连接村落与国家间的政治作用。弄贺村民到缅甸南坎赶街的经济行为就很难说有什么村落与国家的连接的关系。

位于中缅边境瑞丽段的两国边民大都属于同源民族傣族(在缅甸称为掸族)。长期以来都有频繁的往来,南坎集市的影响力一度覆盖了瑞丽市的大部分地区。南坎集市的辉煌与1938年中国昆明至缅甸腊戌的滇缅公路正式建成通车有关。那一特殊时期使南坎成为了非常重要的物资集散地。1942年缅甸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滇缅公路被切断,滇缅贸易也受到重创。南坎集市也变得萧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5]pp.426-445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中缅边境线划定之前瑞丽边民赴南坎赶街活动是该区域内传统经济交往惯习的自然延续。1954年,中国德宏州与缅甸的边境互市及小额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11万元,达到历史的高峰。[6]南坎市场兼有施坚雅笔下中国内陆农村的中间市场中心市场的特质,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职能。[2]P.7)但是由于彼时的南坎国家归属还不是十分明晰,因此,南坎集市是否如施坚雅所认为的集市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具有中间地位是不确定的。那一时期的南坎集市的繁荣景象至今还留存在瑞丽老年边民的记忆中。据瑞丽市弄贺村的老年村民叙述,他们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南坎市场做生意,如木料生意,大米生意等等。一个名叫喊三的老人回忆说,那边吃的玩的什么都很多,人也多。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们这个村的人差不多都跑到缅甸去了,只剩下3户人家没跑。生产队时期,家里的米不够吃,我们就偷偷去南坎买米来吃。

1960年101日《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使南坎集市覆盖的区域被划归到两个国家。至此,瑞丽边民赴南坎集市的经济活动转变为具有跨境性质的经济行为。然而,国境线划定之初,国家这一概念并未凸显,对于土地相连、村庄相接的边民而言,中国和缅甸只是这边和那边的区别。文化大革命时期,因寺庙被毁,中国瑞丽许多边民到缅甸南坎的寺庙拜佛。中国经济发展的停滞也使缅甸南坎逐步成为了边民心中值得向往的好地方。据村民回忆,那时候南坎的亲戚经常会给他们带来漂亮的衣服、好吃的食物。在粮食紧缺的时期,偷偷去南坎市场买米或者用其他东西换米的情况都很普遍。

在村民的记忆中,南坎集市的又一次辉煌是改革开发之后边境贸易迅速发展的时期。1979-1984年是中缅边境小额贸易恢复阶段,其高峰为1981年,德宏州进出口总值为4324万元。[6]中国的短缺经济状况使中国边民在生活在还不得不继续依赖缅甸南坎集市,跨境经济交往活动得以持续和发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的送并(在关门节期间各村寨之间互相拜访、一起念经拜佛的活动)活动在1979年开始恢复。中国瑞丽的姐冒、弄双及弄莫东等村寨与缅甸南坎的弄喊、滚海和弄马等许多村寨间都有送并、赶摆等活动。两地边民频繁出入对方的村寨、奘寺,一同拜佛、念经,青年男女在一些赶摆活动中相识,恋爱结婚。不少瑞丽傣族村寨都从南坎请佛进奘寺(把雕刻好的释迦牟尼佛像搬运、安放到奘寺中,期间要举行较为盛大的迎接的仪式活动),这都是非常神圣而亲密的行为。频繁的文化交往也促进了跨境经济活动。1985年到1992年,瑞丽市的边境贸易平均每年递增40%。仅1992年瑞丽市的边贸进出口总值达124135万元,比上年增长47.7%,其边贸进出口总额占德宏全州边境贸易进出口总值的80%,占云南全省的70%,占全国的34%[7]中国主要进口缅甸的农、林、畜牧和海产品,主要向缅甸输出轻工、日用百货和部分生产资料,尤其是在缅北的曼德勒、八莫、南坎、木姐、密支那等地,中国产品的市场覆盖率达70%[8]村民们经常会回忆说,“19881989年左右的瑞丽,边境贸易特别发达,我们经常到木姐、南坎买东西。瑞丽的泰国货、日本货也特别多,像小香港一样,那时候我们跟别人吹牛都说,这边的出租车都是皇冠3.0……”

边贸的发展使中国边民更加愿意到南坎集市从事经济交往活动。但是,边民在南坎的经济活动内容也有变化,去到南坎出售农产品的情况在逐步减少,因为在中国境内的市场上出售农产品的收益已经大于去南坎出售农产品的收益。消费逐渐成为去南坎的主要目的。而消费本身的情况也在发生着变化。南坎集市销售的中国制造商品的比重越来越大。

集市理应是一个优化资源配置的平台,但是,从经济理性的视角却很难说明弄贺村民的跨境赶街行为。这也就意味着延续至今的赴南坎赶街主要是一种惯习性实践活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市场提供的商品日益丰富,在南坎能买到的东西在国内市场也都可以买到。国内集市中的产品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超南坎集市的时候,边民到南坎集市去消费缅甸货就是一种生活惯习。如果说惯习即特定文化场域中由人所创造的历史反作用于人的结果,人的实践活动在无意识下由惯习提供规则,因为不断地为处于一定规范中的临场应对所充实,惯习作为生成的依据,生产着实践。[9]P.219)那么,边民舍近求远的跨境消费行为已经不再简单地只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文化惯习的延续。

单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人们是很难解释耗神更多支出更大的异国消费行为的。南坎集市发生的故事至少也表明了农村基层集市未必就是连接国家与村庄的枢纽,集市甚至也不就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平台,市场也并非冷冰冰的物与物的交换本身,市场也可以是有温度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载体。

三、异域的生成与传统的移情

现代民族国家清晰的国境线可以因为某个条约的签订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明确下来,而对于国境线两边的边民来说,国境线观念的明确却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一旦实体的边界和观念的边界都确立之后,国境线两边的边民对于对方以及对于我方与对方关系的理解也会逐渐地发生深刻的变化。当边民们渡过瑞丽江时在手机上发一条出国咯的微信时,表明了国境线在他们心中的明晰,表面的戏谑并不会遮蔽内心的认真。对中国边民来说,国家边界的清晰化逐渐使并不遥远的南坎成为了异域。两个国家在发展中拉开的距离使异域的集市成为边民对传统的情感投射对象。

对于去南坎赶街的弄贺村民来说,购物消费只是一个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去逛逛。很多村民在购物消费之余总要盘桓到很晚才回。尽管他们也都知道那些商品在中国集市上也可以买到,但还是觉得有必要去南坎集市。我不知道怎么说,那边的东西传统一些,不像中国这边,什么都变了我从小到大,好吃的东西、漂亮的衣服大都是在南坎街上买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去那边买那边衣服款式多,东西也好吃,要更加传统一点,那边有一种包子,小小的,特别好吃,你吃过一次就不想吃这边的了。我每次去都要给我儿子买好多回来”。这一类的回答是调查中不断听到的。颇有意味的是,很多去南坎消费的中国边民都觉得那边的东西和这边的东西总有些不同,也总是会不经意间提到那边要更传统一些。在他们的眼光中,缅甸比中国传统,南坎的商品也比国内集市的商品传统。

在边民的口中,无论是商品的种类和商品的价格,缅甸南坎集市和中国集市的差别都很大。然而,事实却未必如此。这里以边民公认的与中国的集市中差别最大的布料商店为例来进行说明。南坎集市上最大的一家布料店商是一位白姓女性,她在南坎集市经营3个店面。店里约有上百种布料,其中,泰国布料有6种,其他皆为中国产品。从进货渠道来看,除了到缅甸瓦城和仰光进一些泰国布料,大部分的布料都是从瑞丽、昆明、广州及绍兴等地进货。店主只要跟中国布料厂家进货时也就是打电话报上颜色、种类等,然后打款过去,生产商就会发货过来,方便快捷。购买布料的顾客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的边民,并且他们购买的布料并不限于泰国生产的。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境内市场上也都有这几种泰国布料,价格也基本一样。

专门出售手工艺品的店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一般而言,集市的工艺品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但是南坎集市的工艺品也只是有一部分产自南坎本地的小作坊,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制造。非常有意思的是,店主们在回答是一些什么人来买这些工艺品的时候,总是会说,来店里买东西的主要是本地人(包括中国边民),外面来的游客只是看看,基本不会买。这并不奇怪,就是那些产自南坎本地小作坊的工艺品也是可以在瑞丽集市上买到的。

确实,与当地边民对南坎集市的商品充满热情不同,来此地旅游的游客基本不买什么东西,因为那些实际上是中国制造的商品体现不了什么异域风格。即使在南坎品尝了当地的小吃,他们也不认为这些小吃与瑞丽市各个集市上的小吃有什么不同。南坎集市里所售商品的产地大都是清晰标明了的。如皮包上的广州狮岭工业区、贡盘上的仙游县枫亭工业园区,鞋子上的焦作市美力德鞋业有限公司及灯具上的广东省揭西县棉湖镇培铭家用电器厂等等。边民对这些标签似乎是视而不见的。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在南坎集市购买的就算是缅甸货

显然,南坎集市对于边民和游客来说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的。中国边民将缅甸南坎集市上的货物统称为缅甸货。尽管南坎市场上真正的缅甸制造寥若晨星。于中国瑞丽边民而言,一件从南坎市场购得的货物似乎总是要比在境内市场上买来的更有传统的意义。

这一看似不可思议的现象其实是有其文化合理性的。中国边民清醒地知道南坎集市是在国境线的那一边,这是他们将南坎集市的商品视为缅甸货的认知基点。这与商品消费本身具有社会性及文化性有关。事实上,无论是商品的生产还是商品的消费都是具有社会性及文化性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商品对它们的所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所有者是使用价值。”[10]P.104)所有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关系就在于人的社会活动从来都是有目的的活动,经济活动也从来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从来都是社会的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0]P.10)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直接是生活资料。但是,这些生活资料本身却又是社会生活的产物[11]P.17)从而使用价值事实上不可能不具有社会性及文化性。对商品的使用不仅仅只与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有关,还与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相关。在中国边民对缅甸南坎集市商品的评价中可以发现,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具有多少文化的异质性或者说这些商品具有多少缅甸特色,而是因为这些商品是在缅甸消费在缅甸购买而具有了更多的传统性。

人的社会生活是异常丰富的,人们对于商品的需要和满足也是多种多样的。这种丰富性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对丰富多样的商品的生产上,另一方面则还表现在人们对商品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使用上。中国边民将所有在南坎市场上购买和消费的东西都称为缅甸货。他们并不注意去分辨商品的实际产地,也并不在意这些商品是否可以在瑞丽集市买到,他们看重的是这些商品是在异域空间购买的,在意的是这些商品是在作为异域的南坎集市消费的。这与他们的传统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地来的游客而言,南坎并不与他们的传统记忆相联系。这个集市空间对他们来说与“乡愁”无关。因此,在他们眼中,南坎集市上没有多少缅甸货。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同样的商品对于具有不同传统和不同文化记忆的人来说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的,并且,在何处消费以及从何处购买都会对人们的消费以及消费意义的生成带来重要的影响。

除了边境线在观念中不断明晰之外,跨过边境线面对的时差问题也时刻都在提醒边民,他们所到之处已经不再是使用北京时间的中国。虽然,山水相连、语言相同并没有使国境线两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什么大的差别,但国境线使分属两个国家的人们在理解对方从而理解自己的时候依然会造成将对方视为他者,将那边视为异域的结果。跨境消费的方式使发展滞后的缅甸南坎集市变成了理想化了的过去传统。身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边民通过跨过国境线的行为不仅实现了空间的跨越,而且实现了时间的穿越,使兼有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缅甸南坎集市与过去的某种活动场景、生活状态相联系。舍近求远的跨境消费行为确实不是经济理性的,但却是充满了寻求传统文化意义的。缅甸南坎集市对于处于急剧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中国边民而言,是投射传统情感的对象。跨境到南坎集市的行为是淡化和缓解快速发展导致的焦虑的行为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理想化,从而也是对自身传统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形式。

四、结论

施坚雅基层市场理论是一种讨论中国农村的不同于微型社会学的范式。新范式的意义只在于使人们获得了理解世界的新的视野以及探寻世界意义的新的方法,而不在于从根本上否定先前范式的意义,这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基层市场理论的出现使人们获得了从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去审视集市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微型社会研究即关注村庄的社会人类学范式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微型社会学对于村庄社会结构等的分析是更为清晰的。基层市场理论范式的启示在于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市场是农民满足生产消费物品交换的重要场所,是更大区域关系的连接点,甚至还可能是边境地区边民跨国关系的连接点,更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还在于促使人们去发现集市可能还与文化空间的意义生产有关。

在边界不断明晰的前提下,南坎市场这一不同于中国集市的充满想象的异质性的空间满足了中国边民的异域想象。跨境赶街的消费行为是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消费惯习。这种消费行为不啻边民异域想象的结果,更是身处急剧现代变迁中的中国边民赋予发展滞后的缅甸以传统特色的移情行为。跨境消费行为表征的是边民在对未来发展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对理想化的过去有着深刻的眷恋。在大多数地方,集市未必能够促成乡村共同体的形成,未必是国家与社会联系的枢纽,但集市却可能是文化消费的空间。对于集市周边的农民而言,集市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集市,而且也是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集市。集市不仅是消费的场所,而且也是满足文化想象的地方,集市可以是文化生产的空间,还可以是历史记忆的储存器。


注释:

1)本文所用材料除注明者外,都来源于笔者20168月,20178月至10月的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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