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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多维表征

作者:徐建飞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部学刊》2018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19-02-02  浏览次数: 1364

【摘 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据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或法律强加实施,表现出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此外,意识形态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内在契合,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平均主义意识、公平主义意识等满足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价值诉求。另外,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选择性吸收的过程。最后,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人民主体性地位日益凸显。

【关键词】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制度变迁;多维表征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首先由土地地主私有向土地农民私有变迁。随着以农民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弊端的显露,农村土地制度逐渐由农民私有向集体所有变迁。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轨迹,不难发现,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革以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互变动为核心而展开。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将土地入股合作社,土地所有权仍归农民,土地使用权归集体。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都归集体所有。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私有私用→私有共用→公有共用的过渡转变,也呈现出明显的特征。

一、政府参与和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方式是制度创新主体为了获得潜在利润,优化资源配置,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而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路径等的总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都是通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实施的,表现为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一)主体构成和引入方式差异视域下制度变迁的方式范畴

依据主体构成和引入方式的差异,制度变迁可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1]P384)行为主体受潜在利润的诱惑,自发性地改变制度状态,推动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其制度变迁可能会出现搭便车和外部性等问题,因此,需要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弥补。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在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1]P384)推动下的制度创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方式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方式既可以是激进式的也可以是渐进式的。激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时间较短,制度安排速度较快,制度创新幅度较大。这种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制度结构的调整,可以节约制度变革的成本。相对于激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周期较长、范围较广、影响较大。这种方式的制度变迁凸显出单一制度变迁轨迹上的渐进性质,在制度安排与变革上存在逻辑先后的梯次顺序。对制度需求主体、制度安排本身、制度作用对象等都存在时间上的缓冲,能减少制度短时间内的震荡,降低制度磨合的机会成本。但渐进式强制性变迁因时间跨度较长,集体行动的逻辑惯性下,制度变迁强度不足,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滋生寻租的土壤。

(二)土地改革:激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1950年秋开始,先后在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各大行政区内的广大新解放区,有计划有秩序地开展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制度供给的主体——国家(政府)为了获得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帕累托最优,通过国家权力和政治力量,强制实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因此,农村土地制度由地主私有向农民私有的变迁属于激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土改中,各地政府都派工作队深入农村,指导土地改革。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等群体积极加入土改工作队,建立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民协会作为土改的执行机关。中央人民政府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组织通则》等法规章程,保证土改的正常运行。如《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2]P336)这就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产权已经不归地主所有,地主不得随意以各种名义或手段分散、转移、出卖和损害土地等生产资料。否则,便会受到严惩。

(三)农业合作化运动: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国家(政府)为了实现制度变迁的政治最大化(1955以前)和租金最大化(1955年之后)的潜在利益,凭借政治权力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因此,农村土地制度由农民私有向集体所有的演变属于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农业合作化时期,中共中央通过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等制度强化了党和政府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领导,保障了土地产权的渐进变迁。如《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规定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形式、步骤等内容,保障互助合作的有序开展。《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明确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并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权归属、经营管理、报酬分配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再次提到实现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问题,明确了土地入股与分配等具体问题。农业合作化时期,针对不法地主、富农破坏农业合作化的行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依法惩治和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和不法地主、富农的倒算活动,逮捕违法犯罪分子,打退阶级敌人的反攻,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顺利进行。

二、意识形态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内在契合

人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利益获取都与意识形态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著作中从“虚假意识”“统治意识”两个层面对其予以阐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3]P519)这句话中曲解人类史便是虚假意识撇开人类史指的是统治意识。不管是虚假意识还是统治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否定意义上来阐释意识形态。笔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关于世界的一整套的社会意识,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占统治地位并能为所有成员所认同的信仰、价值、观念、精神、伦理、思想等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因而,意识形态属于群体概念范畴,是一种思想、观念、制度、意识上的上层建筑。

(一)意识形态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意识形态对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诺思通过对新经济史的考察,说明了意识形态和经济秩序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制度变迁中意识形态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长期的经济变革之所以发生,不仅因为新古典模型所强调的相对价格变化,而且由于意识形态观点的演进,使个人和集团关于其地位公平合理的看法大相径庭,结果他们各行其是。”[4]P68)意识形态特别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遗留在人民思想观念中的传统意识,具有历史传承性和思想的共享性。特定历史语境下生产的意识形态,会影响人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评判。传统的意识形态如家庭意识、宗族意识、平均意识、公私意识等意识形态是农村土地制度制定者的重要考量。因而,意识形态影响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当隐藏在农民观念中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调整内在契合,达成统一时,农民就会支持制度的变革。倘若制度的改变与农民的意识形态发生背离,农民对制度创新就会存在抵触心理和情绪。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必然会增加意识形态领域的投资,减少农民对制度的不满。这样,无疑会提高统治决策的成本,增加制度变迁的负担。因此,制度的变迁应与意识形态内在统一,从而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

(二)传统的平均主义意识契合平均分配土地的土地改革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了整个华夏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品质和精神追求。这些意识形态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作用下规约着人民的行为举止与价值选择,影响着制度的演变与社会的变迁。制欲、寡欲、禁欲、均产相安的平均主义在春秋战国时期便在上流士大夫和下层的平民百姓间流传。均平思想主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协调好社会成员占有生产资料以及社会财富分配的状态,削弱财富过多者的剩余,增加贫弱者的积累,以实现社会财富占有和劳动产品分配的相对均衡。先秦诸子百家中,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晏子的权有无、均贫富,墨子的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老者得息等论述都生动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对实现平均主义的期盼与追求。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掠夺,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更是以均田均赋为主要政治口号。秦末,陈胜吴广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揭竿而起;北宋王小波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的主张;明末李自成起义军以均田免粮为口号;再到近代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制定《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都体现了人们向往公平的思想。

回溯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不难发现,无论是土地产权由地主私有向农民所有,还是之后土地产权由农民私有逐步向集体所有转变,都与意识形态内在契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意识推动了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传统的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使得农民对土地私有的意愿强烈,推动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土改中规定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及其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2]P338)这极大满足了农民平均分配土地的心理。土改完成后,各阶级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原先无地、少地的农民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贫农、中农拥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8%左右。[5]P29

(三)天下为公的意识契合农地归集体所有、统一分配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两千多年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意识到天下沦为私有是战乱纷争的根源,正是因为人们各为其私,所以才出现春秋乱世。若消除纷争,就必须要回到天下为公大同之世。西汉的戴圣在《礼记·礼运》篇引述孔子之言,论说了孔子对大同世界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6]P297天下为公的思想指出了天下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而是众人之天下。清末康有为将孔子的大同理想与西方的近代社会制度相比较,撰写了《大同书》,再次勾画出了公天下的理想社会,认为大同社会是没有国家、阶级和家庭,全世界的人类都平等的社会。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相似性。他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所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今日惟俄罗斯新创设之政府,颇与此相似。”[7]P36)他还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7]P39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资源,大同社会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很大相似之处。

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土地制度由私有向公有的转变契合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意识形态。1953215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总结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三种主要形式,其中第三种形式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或称为土地合作社,这种互助形式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坚持入社、退社自由原则,土地入股后,统一经营。195343日,中共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问题的解决办法》规定社员的生产资料,为社员所私有。社员土地入社,统一使用,社员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比例的收获量”。[8]P23519531216日,中共中央批准通过的《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介绍了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即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规定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由简单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建立在共同劳动基础上从事某种分工并有少数公共财产的长年互助组,到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并且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直到实现生产资料完全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9]P444)这条由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演变脉络就是中国共产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其主要任务是废除农民土地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19551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社员土地、农具、耕畜等生产资料,逐步将其公有化,组织社员集体劳动,统一分配劳动成果。19566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确提出将农民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业合作化后期,在国家强制力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属性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民的土地私有在极短的时间内转变为集体所有,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思想观念中天下为公的意识。

三、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的选择性吸收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就是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国情选择性地传播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土地思想的合理内核,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

(一)土地能否平均分配给农民占有与使用

针对土地能否平均分配给农民占有与使用,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各持不同的意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小农。而列宁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占有和使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选择性地传播和接受了列宁关于将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占有和使用的土地理论,最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夙愿。

1.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把地主的土地交给小农

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中指出: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10]P918)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把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社,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只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摆布[11]P178)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小农经济稳固论,反对把土地私分给农民。他们主张土地国有化,提出社会大生产取代小农经济的理论。

2.列宁主张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分给农民占有和使用

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封建沙皇统治下,地主占有了大量的土地,而农民占有土地的份额极少,迫切要求改变土地占有不均状况,获得生活所需要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列宁却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把没收地主的土地变为全民财产分给耕地农民使用。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土地法令》明文规定禁止土地的买卖、出租,规定一切土地归全民财产,依照劳动标准额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可以使用一切耕种土地。定期重新分配土地,农民使用土地的方式不受任何限制。[12]P350)在《农民的土地问题委托书》中也详细指出根据当地条件,按劳动土地份额或消费土地份额把土地分配给劳动者”,规定地方的和中心的自治机关负责给劳动者分配土地,指出根据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效率和经营水平的提高等情况,定期重新分配土地。[12]P350

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马克思与列宁关于没收地主的土地是否分配给农民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通过德国1848年革命的分析认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后便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反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而列宁对俄国革命的估计则认为,在民主革命以后,还会有资本主义的短暂的过渡时期。历史和实践证明,列宁主张的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占有和使用的政策,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诉求,赢得了农民对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激发了人民参与革命的热情,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选择性地传播和接受了列宁关于将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占有和使用的土地理论,将从地主手中没收而来的土地平均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从而保证贫雇农成为土地改革中经济上的最大受益者。土地分配上,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的方法进行分配,保证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自有的土地不得抽出分配。原耕农民租入的土地抽出分配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2]P339)照顾原耕农民的原则,使原耕农民不受或少受损失,保证土改的平稳推进。

(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农村土地何时、以何种方式收归国有

马克思、恩格斯不主张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直接废除农民土地所有权,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但是列宁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吸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张不要将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而是通过合作社方式逐步由私有向公有转化过渡。

1.马克思、恩格斯不主张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直接废除农民土地所有权

马克思的土地国有化思想是建立在英国农业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农业资本家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而资产阶级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小农逐步被消灭的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对包括农业资本家在内的资产阶级的土地等生产资料进行剥夺。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起英国的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11]P177)那么对于小农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是否要立即废除农民的所有权,把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呢?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农业资本主义的考察,得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小农所有制普遍存在的前提下,不应该将农民私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他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驳斥了巴枯宁编造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要对农民实行奴役的谬论,指出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这种过渡具体是指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引者注);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11]P338)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集体所有制本质上是保留农民所有权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认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不能用暴力掠夺小农,而应该通过示范和帮助,将小农的私有生产和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13]P370

2.列宁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

列宁通过对俄国当时国情的分析,得出农奴主地主的统治数百年来在国内整个土地占有制上都留下了自己的烙印,不仅在农民的份地上,而且在比较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移民的地产上也留下了这种烙印[14]P781)因此,列宁认为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式的,而且农民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式的。”[14]P781~782)要想在俄国真正建立自由的农场主经济,就必须废除全部土地——无论是地主的土地还是份地——地界。必须摧毁一切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必须为自由的业主经营自由的土地铲除一切土地方面的特权”。[14]P782)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法令》明确规定:一切土地:国家的、皇族的、皇室的、寺院的、教会的、工厂占有的、长子继承的、私有的、公共的和农民等等的土地,一律无偿转让,成为全民财产并交给一切耕种土地的劳动者使用。”[12]P349

3.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产权由私有到公有的渐进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直接将没收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收归国有,而是通过土地改革,将没收的土地分给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中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保护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等。[2]P336)土改以后,中国共产党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逐渐将土地私有过渡到集体所有制的思想,从农业互助组到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再到土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逐步将土地收归集体。

四、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人民主体性地位日益凸显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对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3]P295)其次,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主体的自我创造、自我实现、自我生成、自我满足都是通过实践获得的。人民主体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进行的有计划、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都是实践的范畴。再次,人民是利益的主体。作为主体的现实的人的理性的实践活动,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自身也存在利益诉求。讲人民群众是利益的主体,是在说明人民群众和利益之间,人民群众是主导和主动的方面,人民群众是利益的决定者、利益的承担者、享有者,而利益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15]P166)最后,人民是评价的主体。人民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自身也是利益获得的主体,因而作为实践与利益主体的人民是最具有发言权的。因此,人民主体的呈现与否是评判实践效果的重要标准和尺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关切到人民对变革土地制度的内在诉求和强烈意愿,凸显了人民主体性地位。

(一)实践着的现实的人是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

关于制度变迁主体构成,制度经济学派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以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的制度自由演进说为代表;另一种是以诺思的理性建构说为代表。在哈耶克看来,人或者是人与人构成的集团组织虽然参与了制度变迁,但是这种参与是无意识的参与,人或者组织不是制度变迁的主体而应该是制度变迁的客体,因而制度变迁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和活动中,反复试错过程适者生存中无意识的变迁。显然哈耶克的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说是存在缺陷的,该理论无法解释个人、组织、集团、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而诺思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地去改变现存的规则,制度变迁必然是由人的意识来主导的,是人设计和选择的结果。因而制度变迁是有主体的,个人、组织、政府或者自愿结成的团体等都应是制度变迁的主体,有效的组织(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教育组织等)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在资源稀缺的社会环境下,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组织,为了获得更多潜在的利润,通过制度变迁,使潜在收益现实化。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着手,批判私有财产,指出人是物质生活的主体,人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了世界历史。在《神圣家族》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论述了群众的概念,强调了群众的地位与作用,阐述了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把群众专门进行精神活动的人相左的观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一切旧唯物主义忽视人的主体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活动的偏见与不足,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明人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所以,人是制度变迁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所论述的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人,并非是抽象的人,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人。恩格斯在《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中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P135)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因而,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的主体可以归结为具有共同经济地位和一致经济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阶级。这些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关系的人存在占有物质生产资料的多寡、支配生产力水平的高低、所处社会地位的尊卑等方面的差异,必然会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产生分歧,对制度变迁的态度和要求也存在差异,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利益诉求和行为反应。

(二)封建土地所有制盘剥下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强烈

在旧社会,土地主要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里,贫雇农占有土地的份额极少。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20%~30%的土地。[17]P32)旧中国,地主和富农虽然占有绝对数量的土地,但是他们自己经营耕作的土地面积不及三分之一,剩余的土地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根据1950年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五省的农村调查,中南各省的自耕农民是很少的。处在租佃关系中的土地,约占五省耕地总面积的40%~50%,即1亿4仟万亩左右。其中地主出租的约占50%~70%,最高达到90%以上,富农的约占10%~15%,其余是缺乏劳动力的农户或其他各阶层人民出租的。这些出租耕地由贫农租入耕种的占80%,中农约占10%~20%[18]旧中国的地租明显的特征就是封建性与剥削性并存,具体体现在收取高额的地租。邓子恢通过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发现:田租各县最低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七十,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利息龙岩每月二分为最低,连城、武平、长汀均三分,上杭、永定均二分半,最高利息各县有到十二分的(惟不多)。”[19]P9)在农地分配极不均衡和残酷的封建地租盘剥下,绝大多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生活极其贫困。农民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夙愿极为强烈。194912月中下旬河南省许昌专区宝丰、郏县、襄城、鲁山、禹县、叶县、临汝等7县相继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农民通过农民代表表达了要求实现土地改革的心愿。在郏县各界代表会议上收到各界代表的书面提案1521件,其中要求迅速实行土地改革的即达880余件。[20]

(三)土改后小农经济弊端显露,农民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

土地改革后,以土地等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实行一家一户的耕作模式的个体小农经济成为乡村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伴随着小农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分散、落后的局限和弊端也日益凸显。

受小农经济的束缚,农作物耕种零散。1952年,对黑龙江永安、西安两个村的调查发现,农民宁愿收成少一点,也要比其他人多种植农作物,凡是家庭生活需要的都会种一点。1951年,永安村其他面积144.2垧,主要种植了22垧的糜子,44垧的稗子,10垧的线麻,35.2垧的土豆,2.8垧的向日葵,22垧的菜地。[21]土改后,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也呈现出明显的分散趋势。1950年,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指出:战前耕畜较集中,现在较分散。东沟村战前地主富农及富裕中农独占牲畜达四十九头,现独养者仅十三头。”[22]黑龙江白城县3个村,1943年有马、骡子159匹,牛76头,驴50头,而到1950年,有马、骡子126匹,牛72头,驴278头。[23]1943年相比,这3个村马、骡子、牛数量减少,而驴子数量却猛增。通过土地改革,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但是农民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匮乏。1952年,国家统计局通过对23个省15432户农家调查可知,土改结束时,占全部农户90%的个体农民平均每户占有不足1张犁,1头耕畜,1部水车。农民生产资料不足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各地都普遍存在。如平原省林县5个村,共有农家1195户,土改后仍有740户没有牲口,占总户数61%637户缺乏主要农具,占总户数53%[24]P1541952年,通过对原辽东省通化地区4个村的调查发现:无牲畜户仍有47.47%~65.6%,有30%左右的贫农没有马匹种地。[25]P115~116)个体经济土地和生产资料分散,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规模化。土改后,农民分到的土地人均十多亩,而一台新式的农业机械至少要数百亩土地连片,才能发挥出机械化对农业生产的高效率。否则,会增加使用新型农具的成本。个体经济农业产能低下,积累率不高,农民对生产资料投资信心不足,很少有农民购买新式农业工具。1954年对23个省15432户农户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资金调查发现,个体农民对生产资料的现金支出,贫雇农只有30.3元,中农也只有79.8元。而农民购买生产资料主要集中在牧畜家禽上,很少或基本没有花费在新式农具的改进和更新上。在当时,购买一台双轮双铧犁需要花费100元左右,这相当于农民购买生产资料的全部资金。[21]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农民愿意购买双轮双铧犁这种新式农具。

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无法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需求,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26]P147)把农民组织起来,使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中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成为人民的迫切要求。据河南对5个不同类型区的5个社2580户社员的思想调查显示,490户贫农中,对合作化积极拥护有445户,占本阶层的90.81%。他们入社后收入增加明显,对高级合作化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体会非常深刻。他们反映入了初级社,来了大翻身;入了高级社,子孙万代拔穷根”,并认定高级社是摆脱贫困、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有的贫农社员说吃社,穿社,一辈子靠社;不把社办好,哪有自己过的好日子5个社共有新、老下中农1148户,其中对合作化积极拥护的939户,占本阶层的81.79%。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和贫农一样很饱满,对高级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有些社员虽然收入减少了,但是他们相信合作化制度的优越性,对合作社抱有很大希望。[27]P142~143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由私有私用私有共用再到公有共用的剧烈演变。其时间之短,变化之大,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乡村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及剧烈程度与新中国成立初期颇有相似之处。透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对当下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新时代,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需要加强政府规约和引导,明晰农地产权,尊重农民主体性地位,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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