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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本主崇拜:儒释道融合的民间典型

作者:杨晓薇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19-03-07  浏览次数: 337

【摘 要】本主崇拜是大理白族长期以来稳固的民间信仰,白族先民博采中原文化之长,形成了以儒家文化承袭和转化为主,佛道共济,“三教共拜”为特征的本主信仰。基于自身文化的特殊性,促使“三教合一”在白族地区呈现独有的样貌。具体表现在丰富的多神崇拜、多层次的文化结构和形式多元的宗教活动中,可以说,白族汉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即是儒释道三家在大理合流的过程。

【关键词】白族;本主崇拜;三教合一


本主信仰是白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盛行于民间,唐宋年间中原文化正是儒释道交融互斥、相磨相荡的巅峰时期,南诏与中央交往互市,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白族本主崇拜不免烙上了“三教合一”的痕迹。同时,基于白族文化自身的特殊性,尤其是它有自己的语言(白族语)但没有白族文字这一特性,使得三教合一在白族地区的融合形态和传续方式呈现出独有的样貌。而本主信仰主体多以民间年老者为主亦决定了本主崇拜的多元化、复杂化与局限性。本主研究一直被广泛关注,以往,不同学者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尽管这些研究一致承认本主崇拜集儒释道为一,古今杂糅的多元特性,但鲜有从哲学的视域做出具体的辨析。换言之,本主崇拜与儒释道的关系以及后者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前者,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本文的目的在于尝试从哲学的视角对此问题作出相应的分析和阐述。

一、“本主”及其文化特性

“本主”是汉语的译音,指掌管白族村落大小事务的主宰神。其职能大到通天掘地,调风顺雨,甚至决定人的生死祸福,小到婚丧嫁娶、日用伦常一应俱全,白族人相信凡是人之诉求都在其神通之内,只要虔敬祈祷、供奉本主必将有求必应。被供奉为“本主”的一般为本地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有杰出贡献的文官或者武官,“本主”并非独一无二的人格神,他们均有相应的封号、造像、庙宇,世代承袭管辖本土区域。因此,在白族本主信仰中形成“一村一本主,本主不同姓”“一村一庙,一庙多神”的文化景观。

南诏国时期,本主崇拜在大理地区达到高峰,中国历史上,南诏、大理国政权与唐宋中央政府在经济、文化上紧密联系。彼时,中原地区儒家与佛道高度融合,佛教达到鼎盛。不置可否,大理地区白族文化的多元性折射着中原文化中儒道佛相融相荡的影子,本主崇拜也呈现出“三教合一”的样貌。元代,大理国被统一,诸王朝的宗教文化政策对大理的宗教演变起到很大的作用,汉文化加速浸润在西南疆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白族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有自己的语言—— “白族语”,而没有本民族文字,这就决定了本主崇拜不可能形成独有的文字经典和书面教条、教义,一切宗教活动、礼乐文化、念诵经文只能借助汉字和白族语的转化交流在民间进行传播和发展。另外,信仰主体的特殊性影响了本主崇拜“三教合一”的融合形态。信仰主体多为民间劳动人民阶层,中老年群体成为主要的传播与传承主体,虽不乏鸿儒之士,但目不识丁者有之、孤寡老弱者有之。所以,口耳相传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意味着本主信仰中对汉文化的吸收多以直观的形式为主,这一现象从本主神祇建造,宗教仪式中,得以印证。他们通过长期的学习、模仿汉文化,把自身生活经验与本民族文化特色与之结合,创造、转化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

毋庸置疑,本主信仰不仅仅是白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文化形式,更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历史文化遗产的凝聚。白族文化高度受到汉文化的同化、浸透,遍及民间,而民间汉化的历程与结果则浓缩于本主信仰中。这种特征集中表现于白族本主崇拜在一系列宗教活动中对儒家礼乐文化的传承,佛教经典的传颂以及道教多神崇拜的影响。其中,以老年男性为主体的“坛经会”,老年女性主导的“莲池会”(老妈妈会)为组织单位进行诵经、祭祀、祷告、供奉等宗教活动无不隐匿着对佛教、道教的吸收。

本主庙作为白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熔炉,尤其作为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功能无疑承载历史,接应现实。从庙宇建造、塑像排位、神龛等级、供奉本主的仪式、念诵的佛经等诸多元素中可以窥见白族先民兼容并蓄、善于融合的精神特质。本主崇拜正是这一特质的反映,它不仅仅是白族人在身份认同中区别于“他者”的一个特征,更是儒家、道教、佛教在西南民族地区相互融合的缩影与典型。

二、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承袭与转化

秦汉以后,西南地区就与中原开始往来、交相互市,据《汉书》记载“司马相如入西南夷,土人盛览从学,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唐宋时期交往更盛,汉文化进一步深入滇中腹地,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边疆的统治,试图通过“德化”教育引导边疆少数民族臣服。据史料,唐西川节度使牛丛向南诏清平官所致《报坦绰书》写道:

我大唐德宗皇帝仁沾动植,信及豚鱼。子育兆民,君临四海。悯其倾城向化,率属来王,遂总诸蛮,今归君长,乃名诏国,永顺唐仪,赐孔子之诗书,颁周公之礼乐,数年之后,蔼有华风,变腥膻蛮貊之邦,为馨香礼乐之域。

南诏清平官郑回曾以国家律法的形式确定了儒学的教育职能,“南诏文武官必行汉礼;皇子女国中官家富室必通汉文;为官必知孔孟。”这些记载表明,唐朝政府对西南边疆管辖的政策通过儒家礼乐文化自上而下传播熏染,“以夏变夷”,“人文以化成”,从文化之根本教育影响、改变少数民族。不可否认,中原把汉文化尤其儒家礼乐文明、君权神授、尊君的观念传播到西南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而相对落后的西南地区君王引领百官学习汉文化、在其统治范围内推崇儒家思想,同样有其统治地方的需要。《南诏德化碑》开篇即言:“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故知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崇高辨位,莫大于君臣。”“南诏王阁逻凤不读非圣贤书,尝学治人之术”碑文表明,儒家“生生”观念被运用,君权神授的尊君思想亦被南诏王推崇。开元十四年,南诏王盛罗皮仿效唐建孔庙就是最好的例证。

乾道九年(1173年)大理国使臣在与宋朝贸易往来中,购买大量的书目用于大理国的教育和文化传播,多以儒家经典为主,记录在册的包括《五经光注》《春秋后语》等,也有音律方面的《张孟押韵》《切韵》,亦有佛教论疏《大般若十六会序》《五藏论》等。大理国不遗余力地引进中原文化,加深了儒释道三家对白族地区的影响。儒家文化必然成为白族地区最主要的异质文化,官方书院盛行。史料记载,南诏时期设有文学堂,大理国时期寺院兼做儒学教育的学校。元统一大理之后尤盛,体现在本主崇拜中则是白族设本主神位的标准是“有功德于民”,许多村落将具备“忠信”“慈孝”等品质且在历史上有功德于民的白族或外族功臣设为本主。比如,亲历田野调查发现,下关将军洞供奉的竟是唐攻打南诏败将李宓的神位,洱源县本主灵佑邦家高聪,即以“忠孝”的品德被奉为本主。《论语》:“主忠信、徒义,崇德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礼记》曰:“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施法于民则祀之,以死勒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白族本主神位各异,主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德作为参照,“有德于民”“忠君慈孝”者有之,“捍御大灾”“护佑子民”者有之,各司其职。显然,本主神位设置,镌刻上了儒家文化的痕迹。

除了本主神位设立高度儒化之外,本主庙的对联、碑记,用于“上表”的诰文无处不含摄着儒家文化的身影。以慈孝著称的邓川右所本主对联:“惠康恤民,百年历史尊本主;善政有德,数千士庶常爱戴。”亦有对仗工整的长联:“三教本同源,儒释道,开明宇宙咸觉路;万法原归宗,智仁勇,常留天地不老春。”调查发现,众多本主庙对联多以儒家同源,三教归宗劝善为主,可以说,本主庙对联即是本主崇拜儒化在文字形式上的折射。

此外,“有礼有节”是白族在人际交往、参拜本主活动中体现的最大的特征,这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最重要的表征之一。“礼仪”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的重要范畴,深深地影响到白族先民的生活。白族人在婚丧嫁娶、读书登第、生产生活中有一套完整的、严密的礼仪体系,而这些礼仪一方面也体现在酬谢、祭祀本主的活动中。无论从上表诰文到祭献本主诸神的三拜九叩均有严格的程序和规范,从洞经会“接神”唱诵到“送神”皆有礼有节,虔敬祷告、礼拜。儒家“敬天祭祖”“慎重追远”的宗教精神在善男信女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得以升华,以此表达对本主的敬意,对美好生活的祈愿。相比于对佛教、道教仪式直观的模仿,白族把儒家文化内化为自我生命的内核,而不仅仅限于本主崇拜这一宗教诉求。儒家文化始终与佛道共济推动着白族地区的文化进程,本主信仰吸纳运用影响着民间文化的塑造与发展。

三、“本主”在佛都

自古,大理素有“妙香佛国”的著称,众所周知,佛教传入中土经由三条路线,并且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的经典论说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上座部派佛教。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少数民族众多,云南成为三大派佛教同时存在的省份,大理身处滇中腹地,一直以来是云南佛教的中心。据邓川大阿闍梨段公墓记载,唐贞观三年(629年)密教传入南诏,号为“阿闍梨教”,而后,南诏王大兴阿闍梨教,在鹤庆等地创建道场,在弥勒立铁柱,建寺庙,崇拜大黑头,此时期的阿闍梨尚保留有原始神衹和土著巫术色彩。对此,杜继文作出了详尽的阐述:“大理建国后,继续崇拜阿闍梨教。这个王朝自段思平到段兴智,凡22主,其中七位主禅位为僧,一主被废为僧;所有官吏都必须是阿闍梨教徒。一些头面人物,也多以‘观音’‘般若’等命名。阿闍梨实际上成为大理国的国教……元朝统一大理以后,阿闍梨转为民间发展。最后,在儒学和藏传佛教及内地禅宗的冲击下,阿闍梨逐步失掉本有的特色,趋向衰落。”

非常明显,佛教在大理宫廷的兴盛作为民间本主崇拜的文化背景,使得本主崇拜蒙上了佛教的面纱。这主要表现在一期一会的本主诞或者“莲池会”诵经仪式和诵经内容上,以大理湾桥为例,唱颂天、地、本主、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各路神仙都有对应的经目,且由“经母”(莲池会教授唱颂经文的年长者)起经念诵,仪队一般由十位诵经者组成,分两排相对站立(端坐)手击铜木鱼而唱颂,依经文节奏而合十跪拜。并由一位击打大木鱼者在侧侍奉“香火”。颂神仪式中对佛教经典的念诵、佛乐的传唱以“劝善阻恶”的佛经为主,包括《阿弥陀佛经》《劝善经》等,白族民间唱诵的《黄氏女唱“金刚经”》是一部以白族语传播《金刚经》的白族经典,普遍传唱至今。除此之外,“办香会”期间所有人员进行短期斋戒,净口诵经,不同团体持守相应的戒律与规定,诵经内容和仪式是佛教对本主崇拜影响最多也是最直观的形式。而戒律在本主崇拜中灵活运用、因时制宜。必须强调的是,本主崇拜流行于民间,“一村一本主”,但是,佛教寺庙依然普遍,且保持着汉传佛教的建筑特征,著名的崇圣寺三塔、鸡足山金鼎寺、感通寺、观音塘等佛塔、佛寺与相邻的西双版纳、德宏上座部派南传的南亚风格建筑,香格里拉藏传佛寺迥然异趣。这些佛寺对所有民众开放,各民族信众一律平等,而不同于本主庙“一村一本主,各拜自家主”特殊要求。也就是说,属于民间乡土的本主崇拜并没有被佛教取代,也没有消减佛教在当地的地位,而是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纵然,在本主崇拜的宗教活动中念诵佛经、佛乐,但是,本主崇拜(本主教)亦不属于佛教的分支。大致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证:第一,本主信仰主神非佛教“释迦牟尼佛”,而是当地“本主”,且本主多元不一,形态多样。第二、戒律与教义,本主崇拜没有严格的戒律,也没有统一的经典、教义,意味着“本主”、念诵经文、“洞经会”“莲池会”参与者之间并非佛、法、僧的关系。第三,本主庙的建造、神位与佛寺截然不同。通常,白族本主庙气势恢宏,色彩鲜艳与青瓦白墙的白族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主要以西正殿和北配殿建于村落中心位置,正殿以本主塑像为核心,本主殿内端坐的塑像还有本主夫人、子嗣、子孙娘娘、护法神“大黑天”(伽蓝)、药王菩萨、功过神,主殿两侧墙壁绘有文武官、侍从;殿外墙壁绘有牛头马面守护神。偏小的北偏殿一般也称财神殿,专属财神老爷,庙宇西南角以石头或者树木代表祖先的牌位。院落大门内部的墙壁绘有身披戎装、英勇善战的将军手牵骏马,守护整座庙宇。尽管,每个村落的神位几多差异、各不相同,但本主庙的多神崇拜却是相同的。神位的设立依据自身需求,随历史的变迁、现实的诉求而改变,这是原始宗教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祖先崇拜一齐呈现于本主庙中,所设神位囊括了福禄康瑞、读书登第等美好的人生诉求,这种现象具有世俗性和普遍性。其目的是满足人实际的需求,成就现世幸福,这与佛教以释迦牟尼为尊,依持纷繁复杂的清规戒律,“出世”的人生观截然相反。

世俗化是本主崇拜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而也决定了本主人格神的基本面貌。从供奉本主的食物窥见一斑,荤素相宜、茶酒皆供,“杀猪宰羊献鸡”是供奉本主最诚敬的表达方式,且拜祭的程序复杂多样。这不仅表现了本主人性化的一面,也是本主崇拜区别于佛教的主要特征之一。与佛教“五戒”构成冲突,也就是说本主崇拜中不具备佛教意义上严格持戒的要素和教义。它更多的是借助佛经、偈语发挥“扬善抑恶”“慈悲喜舍利人天”的劝善功能,短期的戒律更具灵活性。以上理据足以证明本主崇拜非佛教支系,但是,不可武断两者毫无关联。只不过自南诏、大理国始佛教更多地影响了皇家贵族,民间本主信仰吸收了易于模仿、直观的经典唱诵、礼佛念诵、佛像造像诸形式,这就决定了此后本主信仰中佛教元素的基本形态。

四、佛道相济的民间典型

在中国哲学语境下,儒、道、佛三家相互融通、旁通统贯,“道”为老庄之原始道家,与黄老之学以后的道教相分别。老庄学派致虚静、涤除玄览的修养功夫旨在提倡“无为而无不为”的处事哲学,无鬼神观念。道教则尚鬼神,借助和吸收道家学说,在此基础上形成追求永生的宗教信仰和神仙方术,道教多神崇拜是基于对“道”的信仰人格化,尊崇多神灵、多神教,以长生不老为宗旨。白族本主信仰多神崇拜、本主多样的特质与道教多神信仰有着相似之处,但往往基于现实诉求设置神位。甚至在本主祭祀仪轨、法器中可以看到道教的痕迹。田野调查发现,大理许多村落在本主殿西面还建有道观,供奉有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亦有道教长生不老的老太君、文昌等道教诸神。“莲池会”适逢农历六月为“香火”期,成员轮流牵头组织整个仪式期间的祭拜、念诵、供奉等宗教活动。活动之余,也有休闲娱乐活动,供奉结束后大家平均分食供奉的佛果、食物。一般,“经母”八人年纪较长、资历最深也会得到多一些的供品。相比,本主庙的荤素相宜,女性道观有严格的斋戒规范,观内不杀生、不饮酒。据清代侯允钦《邓川府志》记载,自唐代白族先民就开始进行道教活动,“九月朔日礼北斗”“尊祀文昌帝君”,白族本主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三教共拜,对道教的吸收除了神位多元,观内斋戒,还有经文的模仿,“洞经会”“莲池会”根据神仙的诞辰组织拜祭仪式,每个节日都会以白族特有的洞经乐弹唱,经文包括《道德经》《觉世真言》《太乙经》《太上感应篇》等道教经典。

本主崇拜以实现现世幸福为要事,其世俗需求高于宗教信仰,甚至可以说一系列的宗教活动更多地出于世俗功利需要。首先,本主信奉者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无需剃度出家、皈依三宝,世俗化、民间化为最大的特点。与佛教“六道轮回”寄希望于来世、道教祈求长生不老的生命观不同,本主信仰更多的是立足现实人生的把握和满足。其次,多本主、多神位却又具有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体现在“三教合一”。尽管,从复杂多元的宗教仪式、丰富多彩的本主神位、佛道杂糅的教义中难以一一对应儒、佛、道具体而微的形态样貌。但是,不难发现,在这一套复杂难辨的宗教活动背后,对佛道两家的吸收更多地体现在多神崇拜、经典唱诵、仪轨法器的使用等直观的表现方式。白族人面对生命、生活的诉求在具体的宗教活动中昭然可见,他们所期盼的是一种圆融完满的现世生命境界。

本主庙是本主崇拜各文化元素汇聚的大熔炉,三教合一,古今掺杂。它并不属于其中一家的支系也不完全依照某家某派建造庙宇,而是根据自身需要有选择性地借鉴、吸收与融汇,同时也依据本民族文化特性作出创造和发挥。从对儒释道的吸收和模仿中可以看出,先民试图通过向优秀汉文化的汲取使得白族本主崇拜规范化、合理化的一面,在历史的沿革和变迁中成为云南少数民族乃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融汇儒释道的典型。

五、结语

本主信仰所体现的是儒家的人文精神通过宗教仪式接引了佛教、道教的信仰教义,最终把本主神的神圣性与现实的人心相结合,从而完成儒家人文精神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世俗化、本土化。《南诏德化碑》作为白族文化的历史凭证,碑文“阐三教,宾四门”赫然矗立于历史之长河,铭刻着白族兼容并畜、开放独创的民族心理以及崇尚和谐的民族理念。这种理念融于白族文化的方方面面,本主崇拜亦是集中呈现,本主庙以有形的建筑、艺术等形式承袭与展现,宗教活动则以直观的礼仪、节庆等方式使之世代传承。

直言之,“无形”的“本主信仰”通过“有形”的庙宇建造、造像、宗教活动得以直观地呈现、突显与传承。格尔茨认为“宗教仪式是对宗教观点的展示,形象化与现实。就是说,它不仅是他们信仰内容的模型,而且是为对信仰内容的信仰建立的模型。在这些模型的戏剧中,人们在塑造他们的信仰时,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仰。”本主信仰扬善抑恶的道德精神、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渗透到信奉者的内在生命之中,从而影响白族伦理秩序的积极展开,同时也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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