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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问题,无关中西:在历史的内在脉络中建构的学科——对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思想史考察

作者:宋少鹏  责任编辑:张 璐  信息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03期  发布时间:2019-05-14  浏览次数: 1324

摘 要文章从历史的内在视域出发,就gender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妇女/性别研究”的命名进行了思想史考察,指出相对西方的同类研究,中国妇女/性别研究“以妇女为中心”、重“社会性别”轻sexuality研究的学科特质,恰恰是90年代的中国学者基于自己的问题意识、为解决自己关切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与理论焦虑,从在地出发的“拿来主义”的策略,是在既有的历史条件下,包括既有理论基础、文化传统、思维结构与问题意识下的创造性运用与转化。文章意在阐明对于学科建设,勿囿于中/西、传统/现代的二元架构,故步自封。真正的文化自信应立足在时在地的问题,从问题出发,在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宽阔的全球视域中理解自己的文化与精神特质,打通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面向未来构建自己的学术真问题,才能走出“本土化”的焦虑,因为一切真问题都是在时在地化的。“本土化”与中—西权力结构中的权力焦虑有关,这一敏感当然需要,甚至必不可少,但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逻辑困境中而不可自拔。

关键词gender;社会性别;性/社会性别研究;本土化;历史内在视域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各学科都在讨论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若以1999年12月“中国妇女研究会”建立、《妇女研究论丛》(1992年创刊)成为研究会会刊为标志(1),妇女/性别研究开始作为一门体制化的独立学科存在于中国的学科体系中,那么,这个学科也已有近二十年头了。同时,妇女/性别研究作为一门跨学科的专业,近十年逐渐渗入各个学科,成果发表量与能见度、学术化程度都大幅上升,各学科对于性别研究的接纳度也大为改善。某种程度上,妇女/性别研究已经走过了寻求合法性的时期,进入以学术争学科地位的阶段。尽管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建基于历史更为悠久的本土妇女研究,但自gender进入中国始,“本土化”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似乎至今仍没有走出“外来”学科的印象,这与该学科起步较晚且其核心概念与理论视角———“(社会)性别/gender”多来自西方密切相关。

借着这次各学科讨论“中国特色”或是“本土化”的历史时机,以及其所打开的新的认知视域,有必要重新回顾“gender”进入中国及在地化的历史进程,理解在具体的中国历史中建立起来的妇女/性别研究的“中国特质”,然后再回到学科建设上,在方法论角度讨论要不要“本土化”,怎么“本土化”,因此,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结合这波学科化大讨论,考察围绕gender进入中国之后,国内曾经展开过的“本土化”讨论与实践。在方法论层面探讨“本土化”这套话语策略与研究路径的有效性与有限性。第二部分,进入中国的内在语境,以“历史的内在视域”为方法,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从“gender”的概念史入手,探问如下问题:中国研究者的时代关切与时代焦虑是什么?为什么妇联与学界对gender的概念基本都是持开放与接纳的态度?gender概念满足了什么需要、解决了什么问题?中国研究者从西来的gender概念中拿取了什么?舍弃了什么?为什么会采撷这些在而舍弃了另一些?换言之,gender怎么就“社会性别”化了,为什么强调“社会性”的社会性别能够被绝大多数的中国使用者接纳与使用?新来概念与本地社会的同类概念(如男女平等、妇女)、既有的理论脉络之间是如何对接、互通、挪用、转化与重装,赋予其本土社会所理解的共识性内涵并流通,运用于解决本土所遇到的问题,最终形成极具中国特色的“妇女/性别研究”。在21世纪新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下,演化出以“妇女为中心”的“妇女/性别研究”和以sex为中心的“性/别研究”,形成当今中国性别研究的两支学术脉络。

一、面对在地的经验:我们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述外来概念的存在

(一)“本土化”与“本土的”讨论:语义局限与词不达意的困境

对本土化的讨论,可以说自gender概念引进中国时就同步发生了。当年gender概念的积极引介者本身就有很强的本土意识,几乎不存在无条件拥抱西方理论的状况。1993年7月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联合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召开的“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研讨班,是很多中国学者接触gender概念的源头。研讨班提前为参会者准备了16篇呈现西方学术的阅读材料,这些阅读材料由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五位成员分别推荐,由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组织国内学者译成中文,并编辑成册。这本内部阅读材料被命名为《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与就业———西方的视角》。该书编者特意给这些阅读材料冠上“西方的视角”,提醒学员注意与本土语境之差别。会议的主要组织者杜芳琴教授为这本集子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即将召开的’95世妇会的大语境下,强调讨论中国的妇女问题时要有“世界的观念”和“世界的视野”,另一方面强调“西方女权主义,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应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探索自己的妇女解放之路,为此目的而进行本土化的有关妇女和性别的学术研究”[1]。此后,杜芳琴教授积极组织社会性别理论的译介与推动学科化进程,就如何把外来的“社会性别”视角与方法运用于中国的妇女学与妇女史研究进行了长期的本土探索。其所著的《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一书的书名[2],即可直观地呈现她对两者之糅合。

她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阐释过自己对“本土化”的理解,其中一个直白却有力的表述是:“中国的哪门学科没有借鉴引进?理论、概念、方法,不过是工具,拿来有用则用,无用则弃;更重要的是借鉴别人的,不是丢掉自己原有的,要组装、嫁接、达到创造本土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还不够,要通过研究本土,提供世界共享的知识经验。”[3](P12)值得关注的是,杜芳琴一直在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造。她受琼·斯科特(JoanScott)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的启发,结合华夏族儒家社会的男女秩序,提出“华夏社会性别制度”(2),这是基于本土社会状况为解释本土社会而进行的重要理论创造。当然,杜芳琴理论创造的思想资源并非单一的西方资源,其自言是“整合诸家,博采众长”,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韩国张必和的亚洲父权制,等等[4]。

把社会性别运用到农村妇女的发展领域、GAD(genderanddevelopment,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的创始人之一高小贤对本土化曾给出一个自己的界定:“本土化是指将外来理论用于本土的一个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根据自己所在地域的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性别等状况重新审视外来理论,选择适合我们的部分创造性地运用到实践中,也包括用我们实践中的经验和思考去补充和发展外来理论。”[5]高小贤一方面认同社会性别理论在妇女发展项目中的有效性,并认为“‘社会性别主流化’也成为改善妇女地位的一个策略、目标和口号而为国际社会所认同”[6],另一方面积极总结中国GAD方面的“本土化”经验,并有意识地进行知识生产。2000年8月上旬在西安组织召开了“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会议召集全国各地80多位有一线经验的实践者,尽可能征集到国内之前几乎所有的GAD案例,社会性别本土化是会议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会议成果收集在《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7]一书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高小贤为这套丛书所取的名字是“社会性别本土研究丛书”。

杜芳琴与高小贤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投入妇女/性别研究的那批先驱性人物中的代表。尽管两位关注点不同,一位致力于推动学科发展,一位扎根农村社区从事妇女发展项目,但是两位对于“本土化”的理解却有异曲同工之妙:(1)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位意识。(2)清晰的“在地意识”,不只是“中国意识”。作为历史学家与一线实践者,她们非常清楚中国的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多样性。(3)为解决自己问题的“拿来主义”。(4)有意识地进行知识生产与创造本土理论的欲望。(5)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本土”是在“全球”里的本土[8],并非自我隔离式的孤立,两人都有与中国之外的世界分享中国知识与中国经验的文化自信与学术理想。另外,这种全球意识早已超越了中国与西方的单维关系,正是出于对于全球学术体系中“西方中心”的警惕,杜芳琴非常有意识地推动亚洲区域内的妇女/性别研究学人的联结与共同的知识生产,参与“亚洲妇女学”的建设[9]。

综上两位代表性人物对于“本土化”的理解,“本土化”这一概念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语义鸿沟,并不能精确地表达概念使用者的主位意识以及思想资源“混杂性”的状况,并非“化”字能概括的。“本土化”概念的字面含义:(1)寓意着某种理论的普适性。(特殊的)地方为了适应在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进行在地化、情境化的改造与适应。一旦进入“本土化”的语言结构,就会落入“普遍”与“特殊”(3)、“特殊”与“共性”(4)的思维结构中。(2)彰显理念的传播方向是从发源地出发的单向度线性传播方向,视接受者为客体。事实上,如果这个故事是以概念使用者为主体与主位的,那么,使用者在接受与运用外来新概念时,一定是基于自己的问题与关切,与在地化的各种思想资源混杂之后做出的行动决策。杜芳琴与高小贤对于“本土化”的理解及其行为实践,远远超出了“本土化”这个概念的字面内涵。

相比于杜芳琴、高小贤对于西学东渐的“社会性别”理念持欢迎以及融合东/西的拿来主义态度,李小江对于殖民主义、对于西化/同化表现出更强烈的警惕与抵制,她特意区分了“本土的”与“本土化”两个概念。她认为“本土的”是强调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人文、社会特色。“‘本土化’,原本就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语境中产生的,它强调的不是“本土”而是“化”,即西方的价值体系在其他土地和人群中的普及和渗透;它的主体仍然是“西方的”,而不是其他任何‘本土的’东西。”[10]为此,她认为在学科建设中,尚还可提“本土化”,因为学科在西方发展的较早,“介绍、引进和借鉴”是一条可选择的捷径;而在发展领域,“本土研究”“几乎是唯一可能接近真实并有效服务于社会的途径”[10]。李小江一直在进行她自己的本土探索,包括在学科建设(5)与知识生产方面(6)。与杜芳琴、高小贤两位“本土化”的论述相比,李小江更强调“本土的”立场。这一“本土的”,既是相对西方的本土立场,也是相对国家的民间立场[10]。但是,细究之,这三位妇女研究界的先驱,并无实质性、原则性的立场差异。三位都是身体力行进行本土探索的行动者,在行动策略上也是相似多于差异:三位都很重视合作,善于整合体制内外、中国与西方、国家与民间的各类资源以推进自己关切的事业。只因理论关切点的不同,李小江在理论上更强调“独立性”———对国家与西方的双向分离,从而保卫“妇女”与“民间(本土)妇女研究”的主体性。正是出于对“独立性”与“主体性”的理论关切,在话语层面上,李小江也更为强调“本土的”因素,这也体现在她坚持把gender对译成中文“性别”上[11],尽管对于“性别”的本土内涵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7)。

如上文所示,杜芳琴与高小贤对于融合东/西思想资源的定位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西化以及放弃主体性与独立性。反之,李小江希望以“本土研究”抵制“全面西化”,同时希望通过本土研究“对(西方)女权主义‘放之四海’的一元化倾向也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10],也并不意味着李小江对于西方女权主义或者说对于gender理论的拒斥。相反,据笔者的阅读所及,李小江在1991年的时候就向国内介绍性别研究(8),她可能是最早向国内学界介绍gender理论的人之一,早于我们一般认为中国学者接触到gender的1992年的哈佛会议与1993年的天津会议。在2012年的一篇文章中,李小江自述了自己的思想资源,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女权主义’两种光照的对比中汲取资源,把握平衡”。她非常遗憾研究自己思想的学者注意到了前者,没有注意到后者这条思想线索。她自承在20世纪80年代的妇女研究中从早期欧美女作家的作品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其“对中国妇女解放的质疑就是与西方女权主义的对比中开始的:以女权主义先驱为榜样,呼唤中国妇女‘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在同一篇文章中,她特别提醒读者,尽管自己对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想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效仿或追随西方妇女走过的道路[12]。所以,对于李小江来说,“‘本土’意识并不是拒绝外来因素,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抵御(西方)‘同化’的一个本能的反应;不是拒绝开放和引进,而恰恰是在开放和引进中对自主主体身份的坚守”[11]。

综合此节所析,从李小江、杜芳琴、高小贤———三位对于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做出开拓性贡献的前辈———对于“本土化”/“本土的”的论述来看,除了理论关切点稍有不同之外,立场上并无原则性分歧,甚至在问题意识、行动策略、目标追求方面存在更多相通之处。

笔者认为“本土化”并不是很贴意的概念。对于一个外来概念,“本土化”焦虑本是使用者强烈的本土意识的表现,这种“焦虑”早已融化在对于在地文化与情境的敏感性及其外来概念与既有概念之间的对接、转化。但是,“本土化”这个概念自身的语义结构引导出来的讨论方向,不得不把讨论限定在中-西二元结构里,把论题聚焦在外来概念如何适应在地的文化与情境,终是走不出西方中心,讨论易于陷入拒斥或是“没学好”的对抗性的两极思维中。所以,才有李小江基于在地、本位的“本土的”概念的提出。

(二)基于“历史内在视域”的研究方法

在这次各学科围绕创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学术话语的讨论中,浮现出一条“文明”/“文化”的研究路径。从文明与文化的角度来追求“中国特色”和“中国特性”,与“本土化”所强调的在地文化与在地情境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文明路径”更强调长时段的文化影响和文化的持久性。“文明”/“文化”的概念,自然是想摆脱“本土化”这一概念的字面语义的束缚,彰显中国学界摆脱西方中心,或者说摆脱向西方学习的学徒心态,在“文化自信”的话语号召下回归并实现与自身历史传统的重新勾连。在经历过强调现代与传统断裂的革命之后,回过头来重新检视“传统”与“现代”甚至“革命”与“传统”之间的内嵌性关联。从强调“断裂”与“变迁”到寻找“延续”与“不变”之处,似乎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也成为一种有生产力的研究进路。各学科的很多学人不约而同地汇聚到这股思潮与路径之下,更多的是追求对自身社会、文化、历史与当下更复杂的理解。但是,何为“中国性”?中国近代化进程与西方的爱恨情仇,在重塑对“中国”的理解时,终是摆脱不了“西方”的内嵌性存在。在“他者”与“主体”的二元框架中,在重建中国的主体性时,有时摆脱不出“中国”与“西方”互为主体/他者的二元认知框架,也易被误解为这种学术路径是从“西方中心”向“中国中心”的简单位移。而对“中国性”的追求,会不会走向另一极?在重视了历史延续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历史变迁这一面相,特别是近代中国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革,在构建中华文明特质的同时,故意跳过革命这段历史而去建构“当下”与“传统”的衔接。换言之,当我们以(中国本位的)“文明”/“文化”这套话语与路径去追求“中国性”时,会不会陷入如“本土化”一样的语义陷阱?但是,它打开的认知视域却值得继续探寻。

本文拟沿着“文明”/“文化”路径打开的研究视域,倡导一种基于“历史的内在视域”的研究方法,努力跳出中/西、古/今(传统/现代)、理论/实践的二元性的话语框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探析更为复杂的“变中的不变”与“不变中的变”。所谓“历史的内在视域”,就是要超越某些先验的外部标准(包括理论先行的研究进路),努力进入历史,贴近历史。立足问题,立足在时在地,在历史脉络中理解行动者,理解行动者的焦虑、行动者的关切;理解行动者所处的立体的历史条件,各种可用的在地资源,包括政治资源(比如政权性质、国家政策等)、物质资源(比如所处的社会结构、生产力条件、劳动力状况等)、文化思想资源(比如既存的传统文化资源、官方价值导向、同期存在的各种外来新思潮等)、社会网络资源,等等;同时把行动者理解成有情感、有德性、有精神世界,当然也是有物质需求、功利计算的俗世世界中的具体主体,以求撑开历史,避免把历史扁平化与线性化。所以,从“历史的内在视域出发”是从历史行动者出发、从在地的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从某种假定出发。“本土化”这条路径本质上还是理论本位的,而非以在地化的“人”和“问题”为本位的。而“文明/文化”的研究路径也有可能预设了某些本质化的文明特性。从“历史的内在视域出发”,不是拒绝理论和概念,而是提醒从“理论”进入的外部视角,希望回到在地的“人”与“问题”,摆脱中/西、古/今的纠结。“内在的”研究路线也是符合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的行为逻辑,日常生活中的我们都是立足于引发我们焦虑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可以是经验也可能是理论的),激发我们去寻找与判断各种可能的资源,并且是在自己既有的文化框架与理论结构里,再做各种应变性的行动决策。换言之,主体性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意志,而是受限于各种历史条件,某个历史时空里的主体选择是受制于前段历史开拓的路径和今天历史新提供的可能性,如此,既在受限又在各种可能性中前行。所以,要真正地理解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进入历史、贴近于历史行动者,立足于在时在地的当时,回顾过去,前瞻未来,才能理解当时的当下。

二、gender在中国:接受了什么,传进了什么

在第二部分,笔者以“历史的内在视域”作为方法,主要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这个历史时段,沿着当时学者接触gender的历史脉络,主要从概念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探问以下问题:中国学者在90年代接触gender时,接受了什么?为什么接受这些?它回应了当时中国学者的什么关切?这个历史过程,当然也涉及传播者传入了什么?另外,需要强调gender进入中国是多管道的,并非单维单线的传播渠道。

(一)作为“性别观念”的gender

据笔者阅读所及,中国大陆最早介绍gender概念和性别研究的文章,可能是1991年6月李小江、谭深主编的《妇女研究在中国》一书中收录的周颜玲的一篇文章———《妇女与性别研究的理论架构、方法及其中国化未来发展》。但后来的一些文献与国内的中国研究者,一般都把自己接触gender指向1993年的天津暑期班[8,13]。而把中国学者接触gender并推动中国妇女研究范式转型的历史时点,指向1992年2月7-9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和威斯理学院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EngenderingChina:Women,Culture,andtheState”。

哈佛会议对中国的性别研究与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著名的中国妇女史学家贺萧与王政在一篇总结中美两国的性别研究现状的综述文章中,把1992年的哈佛会议视为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代表着在拓展斯科特开启的新研究方向上的一个重要时刻”[13]。她们认为1986年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Gender:AusefulCategoryofHistoricalAnalysis)一文的面世,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在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领域的范式转型[13]。而“EngenderingChina:Women,Culture,andtheState”激发了数代研究者,贺萧认为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9)。哈佛会议之后,中国学者与美国学者分别编译出版了以该会会议论文为基础的研究文集[14,15],并都在1994年出版,收录的文章稍有不同。英文文集的序言援引了琼·斯科特的文章,并对其观点进行阐释。中文版序言里没有出现琼·斯科特的名字,但李小江所撰写的序言对英文版序言的“性别分析方法”的介绍,间接援引了琼·斯科特的观点。

饶有意味的是,这个会议的中文名称被译成了“中国之性别观念———妇女、文化、国家”(10);李小江把这个会议译成“用性别观念分析中国:妇女、文化与中国”[15](P序言)。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中国学者,gender主要还是意味着“性别观念”,而非20世纪90年代末期逐渐出现的“社会性别制度”。为什么90年代初的中国学者从“性别观念”的角度理解与接受gender?如何在长时段的妇女运动理论的思想史脉络中定位这种理解?

(二)作为“社会性别”的gender

哈佛会议只有8位中国学者参加,这8位学者后来几乎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界的扛鼎人物。哈佛会议的一个后继产品是促成了国内妇女研究学者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中国留美学者在“发展”与“学科”两个领域的近20年的合作,后者是gender进入中国的主要传译者。合作的第一个成果,就是1993年7月“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研讨班,很多大陆学者第一次接触到“社会性别”概念。这个班为期两周,来自国内的学者、妇女工作者百余人参加[16]。中华海外妇女学会有6位学者参加了研讨班,向国内同行详细介绍了gender之内涵,并把gender翻译成了“社会性别”,以彰显与sex的区别,这是gender对译成“社会性别”的起始。笔者在文献梳理中,也可感知到“社会性别”源出的端倪。由大陆学者翻译的16篇阅读文献(1993年5月)中,gender、sex都译成了“性别”[1]。1993年10月公开出版的研讨会实录《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17]一书,在海外学者的讲座中已经出现了“社会性别”的翻译。比如,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成员、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法律系的谭竞嫦教授还就中英文对译问题进行专题讲座与讨论。中英文对译中争议最大的两个英文词汇是gender与feminism。在这个讲座中,gender对译为“社会性别”,而feminism翻译时面临的主要争议是在中国语境下翻译成“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17](P69)。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另一位核心成员王政教授在研讨班上做了“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起因与发展”的专题讲座,她把gender对译成“社会性别”,并详细介绍了社会性别的概念内涵:

(1)从理论上区分生物性别(sex)与社会性别是可能的。…社会性别是指社会文化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特点以及行为方式的结合体现;(2)社会性别是男女间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3)男女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无所不在,最明显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17](P202)。

谭竞嫦、信春鹰为扫清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外沟通在语言与概念上的障碍,特意编写了《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赶在世妇会召开前一个月(1995年8月)出版。该书在gender词条下区分了gender与sex,把gender对译成“社会性别”,sex译成“性别”。gender使用的是琼·斯科特1986年那篇经典文章中的定义:“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该词条特别强调“自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女权/女性主义者(11)强调应该把性别或生物意义的男性、女性同由社会形成的男女在社会中的角度和地位加以区别”。“社会性别一词用来指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18](PP145-147)。

事实上,周颜玲1991年的文章与谭竞嫦、王政对于gender与sex内容的介绍相差无几,只是把gender译成“性别”。周颜玲是从性别社会学的角度介绍gender的概念:

性别社会学(sociologyofgender)之定义,是指研究个人与社会组织之关系,如何受到性及性别系统(sex/gendersystem)的影响。换言之,此社会学分科是研究性别关系中之不平等权力区分(genderedpowerrelation)及其阶层化(sex/genderstratification),如何利用意识形态去熏陶有关性别之思想、态度、行为和人际关系,以及利用社会制度去控制维护性别阶层结构,以巩固“男尊女卑”之社会秩序。此研究最终目的是寻求人类之自由解放、平等和良好的社会改革。

在此定义中之所谓“性”(sex)和“性别”(gender)系统,“性”与“性别”之概念在理论分析上是不同意义的。“性”通常是指生物学上之遗传、生理及性能特质。而“性别”是指社会建构(sociallyconstructed)成的性别差异,学习到的思想、期望(expectation)及行为等社会特质。前者是性遗传的结果,而后者是环境影响所致[19](P227)。

周颜玲、王政、谭竞嫦对gender内容的介绍具有很多相通之处:(1)虽指出gender与sex的关联,但更强调两者的区分;(2)强调gender的社会建构性;(3)突出“文化”的作用,强调社会性别表现为在文化层面上的“观念”“角色期待”;(4)强调性别是社会关系;(5)强调性别间的权力关系和等级。

gender社会性的强调,也可见之于gender的传译者选择“社会性别”这一译名的良苦用心。王政对译名的争论,主要是针对“性别”这一中文是否有生理性别的历史包袱,目标是希望在概念上割裂gender与sex的关联,最好如西方那样,gender与sex是两个词。谭竞嫦也认为“中文里没有明确的词能恰当的转达这一概念中的社会构成”,若译成“性别”,因为“性别”同时对译sex,“故它没有表达英文词义中的限定含义”。尽管“社会性别”这个词仍与“性别”勾连,“在字面上仍显示与生物性别密切相关”,也许并非是一个最为恰当的词,但是因为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了解,理解“人是一种社会存在,是由环境而决定的”。所以,谭竞嫦认为gender的社会构成性这层含义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而得以理解[19](P147)。该词条指出“社会性别”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之间的对接与贯通非常有意思,且提醒了我们“社会性别”进入中国时,中国知识分子为何能够接受它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本土思想土壤。

gender对译成“社会性别”,也传达了当时的传播者主要想向中国学者传递gender的“社会性”。有意思的是,特别强调与sex的分离,彰显社会性的“社会性别”的概念被大多数中国使用者接受并加以运用。以“社会性别与发展”(genderanddevelopment,GAD)的社会性别培训中常用的教材———《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手册》(1997年开始编写,1998年基本定稿,1999年出版)为例,这本书被发展界昵称为“蓝宝书”,其培训框架在国内很流行。

这本培训教材的编写者开宗明义,在“引言”的第一部分首先区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对社会性别做了一个日常生活化的解释:

社会性别是英文gender一词的中文翻译。70年代以来,在对“男主外,女主内”等性别角色分工的原因和机制的研究中,过去那种认为这些分工是有性差异的,是生来如此的观念(即生物决定论)受到了深刻的质疑。人们发现,男女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主要是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也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人作为一种生物,处处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生理的性别并不是性别的社会分工的主要依据,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等更主要的是社会的产物,通过文化传统、习俗、教育、法律、宗教、政策等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因此,人们提出了“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来对“生物决定论”进行反思。目前,“社会性别”已经成为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方法和工具。

社会性别培训的目的,是让人们注意到:在对有关男人、女人的期待中,在两性角色及其相互关系中,以及在社会观念、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中,一直存在着社会性别所产生的性别歧视。

社会性别盲点:在观察和分析、处理事务时,无视不同性别之间不平等的处境、利益和权力关系。

社会性别觉悟:在观察和分析、处理事务时,注意到不同性别群体的不平等的处境、利益和权力关系,并采取措施和行动来增进性别平等[20]。

这本培训教材把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性或女性的“看法、要求或评价”,称之为社会性别,并把这种文化期待外化为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可见的性别角色分工,通过反对生物决定论指出文化建构的可变性。这套教材期待通过社会性别培训,扫除社会性别盲点,提升社会性别觉悟,通过意识提升而产生行动的动力和改变的可能性。培训中有一个社会性别关系运作图,各个环节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与哈佛会议中中国学者从“性别观念”角度接受gender相通,这套对于社会性别体制的揭示,同样始于性别观念,终于性别观念。社会性别观念→产生性别化的角色分工→角色不同,男女获得的资源不同→造成男女不同的能力发展→影响到对于男女两性的评价→通过文化性的评价这一中介,最终影响到社会各种资源的分配→因资源占有不同而男女间权力不同,又强化了社会性别观念。这个圈的核心是“社会性别体制化规范化”[20](P20)。

(三)作为“女性视角”的“社会性别视角”

1993年暑期研讨班之后,gender与“社会性别”对译的用法并没有迅速稳定下来。研讨班的组织者杜芳琴教授在该年10月为《中国妇女与发展———地位、健康、就业》撰写的“代序”中,gender的对译词“性别”与“社会性别”并用。《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一书在1995年已经出版,但是,1997年出版的李银河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书中,也收录了琼·斯科特的这篇经典文章,但是仍把gender译成“性别”,可见gender对译“社会性别”还没有在学界广泛传播并稳定下来。另外,笔者注意到在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联合国官方文件中,gender仍是对译“性别”,并非“社会性别”。《妇女研究论丛》对“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传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刘伯红在研讨班后第一时间撰写了《“中国妇女与发展”要点综述》(12),发表在1993年第4期的《妇女研究论丛》上。在这篇文章中,刘伯红已经使用了“社会性别观”与“社会性别视角”的概念,且没有使用对译英文词,直接把“社会性别视角”作为留美学者带进来的“新的视角”、作为“妇女研究”的方法介绍给读者。王政在天津研讨会上的专题讲座“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起因与发展”,发表在1994年第1期《妇女研究论丛》上。她在这篇文章中介绍了sex与gender的区分,并把gender译作“社会性别”,详细介绍了“社会性别”的含义。据笔者阅读所及,这两篇文章可能是中国社科类学术刊物上最早使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文章(13)。’95世妇会之后,《妇女研究论丛》又发表了有关社会性别的一系列文章,对于“社会性别”一词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1]。

1993年研讨会实录与刘伯红的会议综述来看,中国学者主要是作为“妇女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来接受的。刘伯红在会议综述中对“社会性别视角”的界定是:

社会性别视角,即女性视角。从女性视角对妇女现状的探讨是妇女自己从事的和与男性共同从事的研究,而不仅仅是以妇女为对象的研究,这是一种使人自强、尊重女性智慧的方法。她们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向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提了批判和挑战,对以往的历史文化和现存的社会制度重新审视,进行分析和实证,使人类思想史发生一次重大变革。社会性别观念已逐渐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极大了提高了美国公众的性别觉悟。这种探索勇气和研究方法,值得我国学者借鉴。

杜芳琴对天津暑期研讨班成果的评价是,中西交流给中国妇女研究带来了“新视野”与“新方法”。“新视野”是指“妇女与发展”的新领域;1993年天津研讨班的名称是“中国妇女与发展”也体现了9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者对于“发展”的关切,参与发展项目成为90年代整个妇女研究界的一大特色(14)。“新方法”是指“女性—性别视角”和“比较视角”。比较视角,一是指中西比较的视角,二是指性别比较的视角。

所谓性别—女性视角从哲学上讲,是破除对大一统的“人”的迷信,从“有性人”的角度来审视人类与社会(李小江)。这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妇女学术界已经明确了的观念、理论与方法。然而像这次研讨中自觉而又集中地用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和女性视角的方法探讨中国妇女与发展中一系列具体问题则是第一次,形成该活动的一大特色。

所谓性别比较的视角,…一是指在女性研究中将男女并置于共存相关生存背景而又加以比较对照,不能孤立地就女性而谈女性,这在中西方都已成为一种趋势[17]。

三、“社会性别”为什么被接受

20世纪90年代初,为什么中国学者特别强调女性视角?为什么是从“观念”和“视角”的角度来接受gender?为什么是“社会性别”被接受?要合理解释这些问题,同样要进入中国妇女史/妇运史的内在视域中,在更长的时段中定位90年代初的中国妇女研究界的思想状况、理论处境以及时代焦虑。

(一)“女性视角”与妇女主体:中国妇女的主体建构方式

杜芳琴把新概念“性别”与“女性视角”对接,形成“性别—女性视角”的提法,而刘伯红直接把“社会性别视角”定义为女性视角。实则主要都是为彰显女性主体性。刘伯红的“女性视角”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对于女性主体性的诉求———“不以妇女为对象”“妇女自己从事的……研究”。对于女性主体性的追求是20世纪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的目标,也是它的产物。对于女性主体的关注,可以放置在更长时段———可前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后延到90年代末和新世纪前十年对于“以妇女为主体和以妇女为中心”的“妇女/社会性别”的学科化建设中,成为中国性别研究的一大特色。

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所坚持的中国女性/妇女的主体性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杜芳琴与刘伯红都把思想源头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李小江的“有性人”概念与妇女研究运动。杜芳琴从个人的研究经历出发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曾详述了“有性人”概念如何连接起“性别”观念:

90年代初,我开始注重妇女史理论……。当时还不了解社会性别理论,但开始有了“性别”的范畴,这一是受国内李小江“有性人”视角的影响。“有性人”视角看到有性别分野的男女,但对整个性别制度的结构、变化及其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和两性的互动关系缺乏观察的深度和解释的力度[2](PP184-185)。

李小江的“有性人”是一个复杂的哲学概念,她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来使用的。她强调“性”的自然属性对于人的规定性,所以,她宁可自称自己为本质论女权主义[12]。这一点,使“有性人”的概念与以sex为地基的gender的概念易于对接,但李小江的“性别”同时包含了在长期的社会历史中累积起来的社会性的“性沟”[22],这也是李小江坚持要用“性别”对译gender的理论原因,因为李小江认为“性别”这个词既包含自然性也包括社会性。正因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特征,李小江虽然建立了“有性人”的哲学地基,但是与西方sex/gender理论下的性别身份———一种基于性/别认知的自我社会身份认同———不同。李小江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性的“主体性”的建构是通过社会性的方式———通过分离运动的社会建构来完成的。在刘伯红的天津研讨班的会议综述中,记录了李小江对于新时期妇女运动(李小江对这场运动的时段划分是70年代末到1992年)特点的总结:

在理论上,从传统的妇女解放理论中分离出来;在学科建设上,从传统的人文科学分类中分离出来。在现实运动中,从国家塑造妇女的传统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民间化和本土化为主流的妇女运动相对独立的发展[16]。

这三个“分离”的目标是为了追求“中国妇女主体意识和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

李小江对于20世纪80年代妇女运动的“分离”特征的定位,提供了一个理解80年代建构“中国妇女/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的思想线索。而这条思想线索必须继续再往前追溯,放置在更长的中国妇女运动史甚至更长的历史中来理解“中国妇女”的主体建构方式。仔细分析“分离”运动中的“中国妇女”的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实则与革命年代“妇女”主体性的建构方式非常相似,只是一种反向运动。在革命过程中,“妇女”的主体是通过与国家的勾连、由国家塑造起来的;那么,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市场化条件下(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观念及其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社会结构逐渐出现),中国妇女/中国女性的主体性同样是通过与国家的关系———通过与国家的分离运动建构起来的。两者有一个共同特点,这种主体意识与主体身份并不是建立在“sex”的性身份的认同上,而是通过政治性的塑造建构起来的。这是中国与西方在gender理论下讨论妇女性/别身份的主体性时最大的文化语境差异。

同时,笔者认为从“文明”/“文化”路径来探析的话,这种通过自我与外部的社会关系中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应该放在更长的中国历史文化中来定位。在社会关系中建构人的身份认同,比如,女子,相对于父母为女,相对于夫为妻,相对于子女为母……;不仅是在社会关系中确立“我”,而且是在具体的日常行为中建构“何为我”的身份认同。女德———德、言、容、功,并不只是一种个人的内在的德性修为,而是事关何为“妇女”的身份认同。简言之,中国人的“妇女”身份并不是通过“性身份”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社会行为建构起来的。在古典中国的儒家秩序下,尽管男女有别(而非性/别,是指行为有别),但是中国妇女的主体身份通过各种社会性的礼制建构起来。近代中国,sex传入中国,性别观念—女性观念在知识论层面上逐渐建立起来[23],但基于性的身份认知更多呈现在近代城市知识分子的讨论中,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性道德讨论、母职作为“天职”的观念传播等,但未必就已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观念。主体身份的传统建构方式在普通民众的日常认知与观念中顽强地长期存在。个体化的女性观念,尽管在三四十年代的城市消费主义中有所体现,但是却为中国反帝反殖这一更大的历史任务所约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走出家族内社会关系的女子,与国家/民族建立起直接关系,并通过这种社会关系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与主体意识,比如,女国民、劳动妇女等,这些妇女的主体身份与sex无关。妇女与国家的关系,曾解释了集体主义时期“妇女”这一主体身份的政治性。但在八九十年代,这种妇女主体的建构方式被解释成妇女的“被建构”,从而也否定了那个时期妇女的主体性。另外,当把主体理解成个体的自主与自愿时,从这个外部理论的假定出发,就一直不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集体化时期中国妇女“累并快乐着”的精神状况。当我们从历史的内在视域出发,在中国文化的长历史中理解中国妇女的主体建构方式,即在社会关系中通过赋予其德性的社会行为来建立,那么,或许我们可以更好地解释,集体化时期的劳动妇女,从国家重新赋予的社会主义新道德与传统妇德的美德之间进行的调和接榫,特别是“劳动”这一德性———既是传统的妇德又是现代的政治道德,在国家强力改变的新空间里———生产劳动,通过自己的社会劳动而获得了自我的主体身份,这种主体身份与主体认同并非仅是国家赋予的主体(只是集体化解体之后被再构为被动员的“客体”)。历史的吊诡与复杂性就在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妇女主体性的呼唤和建构,一方面通过对于国家所塑造的妇女主体的否定,另一方面延续着旧的观念路径———只是以反向的方式表达出来。事实上这两种主体性,都是通过与国家的关系建构起来的,且放在更长的历史来看,都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方式。

同样,我们只有在长历史中来定位与理解李小江的“有性人”概念和对女性主体的建构方式,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她的理论能得到80年代女性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它既有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的“新”内容:“有性人”(确切地说,“有性人”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在sex进入中国的近代已逐步建立,在集体化时期以某种方式隐匿存在着,只是在80年代被“性话语”与主体话语强势召唤出来),同时,它的主体建构方式又是同时代人所熟悉的。

本节从长历史的文化脉络中粗略地勾勒“中国妇女”主体性的社会建构方式,正是这种与“性”无关的社会性,强调与彰显社会性的“社会性别”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青睐。中间存在谭竞嫦所指出的“社会性别”观念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中关于“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之间的观念上的关联。若从主体建构的“社会性”这一点出发,结合上文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分析,实则可打通传统中国的人观、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人观与社会性别之人观之间的思想/观念渊源。

(二)彰显女性的主体性:建立以“妇女”为中心的妇女/性别研究学科

20世纪90年代“gender”进入中国时,首先接续的就是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的两个历史成果:“妇女”主体性与“有性人”的概念,社会性与自然性的两个面相都得以历史地连接。这一历史成果也延续到90年代末开始的学科化建设,中国的“妇女研究”接受“社会性别”概念之后,把这门学科命名为“妇女/(社会)性别研究”,斜杠式命名就是为了“始终把妇女作为主体并置于中心地位”[24]。

若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的话,“妇女与性别研究”这一概念出现得更早。在李小江、谭深主编(1991年6月出版)的《妇女研究在中国》一书中,周颜玲教授的文章《妇女与性别研究的理论架构、方法及其中国化未来发展》[19](PP221-244)放在整个文集的“方法”这一栏目,顾名思义,性别研究是作为“妇女研究”的方法介绍进来的。1993年10月出版的天津暑期研讨班的“实录”序言中,已经出现“妇女—性别研究”“女性—性别研究”的用法[17]。在附录所收的刘伯红的会议综述中,“社会性别”也是作为妇女研究的新方法介绍给中国同行的。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妇女—性别研究”是接续80年代的妇女研究,把性别研究作为“妇女研究”的新方法;90年代末期学科化讨论中出现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是希望通过“性别研究”转型来提升妇女研究的学术化,从而促进学科化,但是,希望在性别研究中不要再淹没“妇女主体”。

1999年8月12-19日天津蓟县盘山脚下召开的“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15)出现了对于学科命名的讨论,提出了三种命名法:一种命名法是希望接续80年代“妇女学”的名称(李小江1987年在郑州大学建立的是“妇女学”研究中心),把“妇女学”(women'sstudies)升格到学科,从作为“问题与课题”的“妇女研究”中区分出来(16);一种命名是面对国内90年代“女性”话语的强势浮现,提出以“女性学”取代“妇女学”的命名,以适应国内社会思潮的变化;第三种命名敏感于国际学术风尚,提出把“妇女学”华丽变身为“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理由是:“‘社会性别’逐渐成为一个分析范畴,适用于所有学科范畴;而我们所理解的妇女学既是多学科—跨学科的以社会性别为核心概念的新知识体系,又是需要张扬妇女主体(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主体),‘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这一称谓可以避免淹没妇女主体;在国外,一些大学纷纷以‘妇女与社会性别中心(所、系)’命名,就反映了这种趋势”[25](P3)。

三种命名理由,都可以看到中国学者是如何立足于在时在地,结合着自己所理解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做出历史选择的。特别是第三种命名方式,空间上把“中国”与“国外”连接起来;时间上在构想未来时与过去的历史对接。对于“妇女主体”的高度重视不仅与20世纪80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对接,更与整个80年代的思潮对接。这段理由中以“(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主体)”的形式特意来注解何为“妇女主体”,依稀可见80年代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概念中的三种主体(创作主体、对象主体、读者主体)的理论痕迹。我们再次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在思想上更宽泛的历史联结,而非仅限于妇女研究与妇女运动自身理论脉络里的历史联结,同时也提示我们每一阶段妇女研究的发展都是深嵌在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中的,新千年的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诉求同样有着更宽广的国际国内的背景和各种历史条件:90年代国际项目的资金优势;’95世妇会之后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政治空间。新千年前后中国高校正在进行的各种改革(17),特别是“211工程”“985工程”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期许所打开的体制空间;80年代打开国门时出国读书的中国学生学者在中外知识思想交流中的独特作用;日益增加的国际交流使中国学者对国外妇女/性别研究学术状况的了解逐渐增多;国家与民间的合作协力模式、不可小觑的妇联体制内运作;等等。

20世纪90年代至今,妇女学、女性学和妇女/性别研究的三种提法一直并存,但相比而言,正因为第三种命名方式更为“立体”的视域,“妇女/性别研究”成了主流提法。当然,这种提法的主流化与妇联在学科化进程中的作用密切相关。妇联与中国妇女研究会在党校、社科院、高校、妇联建立极具中国特色的四位一体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18),有助于学科合法性的确立。

(三)宏观妇女理论中,中层“社会理论”的空缺:“社会性别视角”的填入

如果只从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学术权力结构下理论的单向流动或是’95世妇会的国际政治背景来解释“社会性别”在中国的流通,理由太过单一,且只是其中的一个外因,而如果只从“社会性别”与中国既有思想观念的相通来解释它的接受史,仍是不够强大的理由。我们还需要追问的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妇女研究界在关切什么?焦虑什么?“社会性别视角”提供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中国妇联与学界是怎么理解与消化这种可能的对接的?

中国妇女研究具有很强的“问题导向”和“行动导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妇女研究实则是受改革开放之后各类妇女问题的刺激而建立起来的。80年代开启的各类改革与社会转型给各阶层妇女都带了冲击:农村中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的现象;1980年的婚姻法修改带来的大量离婚问题,导致“秦香莲上访团”的出现;招生与分配中的男女生差别、女大学生分配难;企业改制中女工息工停薪现象;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女干部屡屡在差额选举中败阵,造成“差额选举冲击波”;社会思潮上,“女人味”话语甚嚣尘上,“妇女回家”的声音也时有出现。面对新情况,妇联与学界都在寻找应对的理论。1988年开年伊始,《中国妇女》杂志就抛出一个讨论:“1988年———女人的出路”。可见当时妇女界的焦虑。从民间建立“妇女学”,到各级妇联纷纷建立“妇女理论研究室”,都是希望通过“理论研究”寻找到解决“妇女问题”的钥匙。全国妇联在1984年、1986年、1992年召开了三次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地方上,1986年,陕西省召开了题为“妇女与改革”的研讨会,提出改革给妇女带来的压力问题。借着机构改革的浪潮,全国妇联组建了专门针对现实妇女问题的理论研究室,地方妇联也纷纷效仿建立了理论研究室。妇联对于始于90年代末的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运动的支持跟中共妇运一贯重视“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的传统密切相关。

但从更长的历史来看,妇联的理论困境实则早于80年代,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宣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就已存在了。在革命年代指导中国妇女运动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开始面临根本的理论困境。“解放理论”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向私有制,那么,私有制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中国妇女解放了吗?解放的标志是什么?”随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1957年前后妇联干部中间产生的这场争论[26](PP190-193)实则反映的是妇女理论上的困境。之后,面对社会上存在的“妇女问题”,一般都归结为“封建思想的残留”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行动策略上强调个人层面的革命意识教育和社会层面上的文化革命。这就能够合理解释为什么90年代初中国学者初接触gender时,把gender理解成“性别观念”。在妇联系统里,一直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努力构建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的妇女理论。1988年的“妇女六大”的工作报告的第二部分专门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总任务。把妇女解放的路径引导到参与经济建设,在社会发展中谋求妇女解放;把妇女运动的着眼点放在帮助妇女提高自身素质;当然也包括维护妇女权利与清除封建传统观念与各种不健康思潮影响的妇联责任的承诺。1990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8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出台,除了应对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这条政治原则外,确实也是想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脉络里发展出新的妇女理论,对新时期妇女工作提供总体性指导。“妇女观”这个提法就非常不同于罗琼那代妇女领袖的“解放话语”了。1990年出版的罗琼文集仍是命名为《妇女解放论丛》[27]。“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为总体性理论,除了重申参加社会劳动是解放妇女的先决条件,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的漫长过程,却无法在社会理论层次上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1999年彭珮云在“中国妇女50年研讨会”上再次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并以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的方式集合妇联与学界的研究力量攻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在中国特色的妇女理论中“解放”与“发展”并提为“妇女解放与发展”,强调参与国家的全面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而促进妇女发展[28]。从革命时期的“解放”路径到建设时期的“发展”路径,妇女解放的核心路径是相通的:(1)强调通过“参与”实现解放与发展;(2)强调要认识到妇女的主体性和作用(1995年,北京世妇会上宣布的基本国策实质是“男女平等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也就是说,是承认妇女的作用);(3)解放妇女是党与政府的政治承诺与责任。这当然是重要的宏观体制性的保障,也成为妇联在推动的倾斜性政策时经常援引的理论与制度依据,比如对于女性参政配额的规定。相比参政问题通过体制保障解决的方式,妇女在社会、文化、经济、家庭领域中面临的问题,在国家逐渐撤离社会、公私领域逐渐分离的社会结构下,国家之手似乎“变短”了。主流妇女理论中,作为解放与发展路径的“参与”,与改革开放年代妇女面临的“被排斥”的问题,无法对接。还有大量出现在私领域的婚姻家庭问题、性别暴力等问题,既无法在“参与”框架下使问题浮现与彰显,也无法通过公领域中的社会性“参与”得到解决。

首先,“社会性别视角”的出现,恰恰填补了社会理论层级的理论真空,并满足了指导实践的理论需求。前文列举的杜芳琴的“性别—女性视角”“性别比较视角”、刘伯红的以女性视角出发的社会性别视角、发展项目中的社会性别培训,实质都是作为社会现象的分析工具存在的。’95世妇会“把性别观点纳入决策主流”写入了《北京行动纲领》,这也意味着“gender”成为官方承认的合法政治话语,“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国家责任与政府承诺。一方面,在实践层面上,妇联领袖[29]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性别观点”对于妇联工作的重要性,也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各界、各级决策者介绍宣传“性别观点”,以推动决策者的“性别敏感”、推动“性别观点”纳入决策主流;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社会性别理论之间的关系成为亟需阐释清楚的理论问题。1996年11月,时任全国妇联主席陈慕华在第四次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妇女问题,核心是男女平等,这是妇女和社会共同争取的目标”[30](P191)。这是首次把“社会性别”融进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的官方表述[31]。1999年,彭珮云在“中国妇女50年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在这篇讲话中,她提到对社会性别理论的态度:“社会性别理论是西方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范畴。了解它的观点和分析方法,对于观察和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男女发展的差异,促进男女平等是有益的。联合国指出,‘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有助于决策者增强男女平等观念,促进各项决策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我国习惯使用男女平等观念。特别是政府已把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宣传和贯彻。对于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我个人认为值得研究的是:它是否揭示了产生性别不平等的最终根源?它可否正确解释今天存在的各种妇女问题的原因?它可否正确指出妇女解放的条件与道路?我希望大家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对国外各种妇女理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认真的研究与鉴别,坚持‘为我所用’的方针,吸收和借鉴对我们有益的思想和经验,这对于我们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也是必要的。”[32]

之所以长篇摘录彭珮云的这段话,因为她含蓄并坚定地表达了中共妇运指导理论与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之间的理论层级关系。作为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之间具有法统连续性。来自西方的社会性别理论不能作为“解释性别不平等的最终根源”以及“正确指出妇女解放的条件与道路”的指导性的总体理论,社会性别作为分析工具是有效的,可以“为我所用”。这一指导思想也体现在作为最终成果呈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社会性别理论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理论基础。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理论室的马焱,形象地用中国概念“道”与“术”来定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的理论层级(19)。事实上,妇联作为’95世妇会之后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主要力量,一方面积极在自己组织的各类专题研讨会中(20)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各种社会现象[33],在项目中运用分性别的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状况[34],以展现男女间的性别不平等现状,并推动中国的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20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运用的最主要方面是发展项目,如GAD(社会性别与发展)项目,社会性别作为分析工具而存在[35]。当时,学界的很多学者也都参与各类发展项目,“以妇女为中心”的提法首先是在发展项目中提出来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社会性别视角”对接,体现在文化与经济的错层对接。社会性别视角把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归于性别文化,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始于性别观念,终于性别观念,性别观念影响到性别化的角色分工,影响到了社会层面的性别间不平等的资源分配,但不涉及基本经济体制。作为总体性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是从根本经济体制上来定位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文化与作为总体性的妇女理论实现嵌入性对接。

再次,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社会性别视角”对接,体现为目标与手段的关系。社会性别视角作为分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理论工具,通过彰显与揭示当下社会层面(不涉及整体性社会体制)性别化的差异性处境,目标是为了实现男女间的性别平等。正如陈慕华的表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妇女问题,核心是男女平等,这是妇女和社会共同争取的目标。”发展项目中社会性别培训的逻辑也是如此,通过提升性别敏感,关注到性别不平等,然后改变性别不平等,最终目标是要通过改变与行动达到男女平等。有意思的是,据高小贤介绍,她们机构在做社会性别培训时,最后会把美好的战略性目标指向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21)。通过手段与目标的理论对接,外来的“社会性别”视角与“男女平等”的本土理论对接了,社会性别理论嵌入主流的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是“社会性别”在90年代进入中国以后被接纳的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性别”话语进入中国,恰恰是在阶级(平等)话语退潮的时代,以性别差异的视角揭示社会不平等的现状,以差异的话语延续了革命年代的平等理想。

(四)妇女理论的民间线索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社会性别理论的对接,还要考察一条间接的民间妇女理论脉络。自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民间妇女运动,中国的妇女理论发展有两条线索,除了处于宏观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还有一条民间妇女理论的线索。80年代,李小江的“有性人”概念提供了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之外的补充性的思想资源,而绝非对抗性的思想资源,李小江的思想并非完全脱离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恰恰相反,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添加上“有性人”视角,在马克思主义的人观上注入“有性人”的本体论基础。李小江引起国内学界注意的那篇文章《人类进步与妇女解放》,刊登在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1983年第2期。1989年出版的《性沟》,也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两种生产理论上加入性别视角,她所指的性沟之“沟”既有生育这种本源性的自然的性别之沟,也有历史累积出来的社会鸿沟。杜芳琴也曾在回忆自己的学术思想时,认为自己20世纪90年代初的妇女史研究也是“唯物史观 有性人”的范式[2](P181)。面对女工下岗这样的社会问题,80年代的妇女研究者主要借助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生育价值社会补偿”的政策建议。“两种生产理论”对于生育的重视,已经初显对两性性别差异的敏感,基本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 有性人视角的理论范式。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批知青代学者(22)基本都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理论背景。正如前文已分析过的,“唯物史观 有性人视角”、社会性和自然性两个面相,对接90年代的“社会性别”概念后,主要体现为“妇女主体” “社会性别视角”。

20世纪90年代gender进入中国,“社会性别视角”———从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期待、性别角色分工到性别角色的社会建构性,很快被妇联、民间的妇女研究者、发展界所共同接受与使用,而非琼·斯科特的“社会关系的构成性元素”的概念,尽管在学术史中,琼·斯科特的这篇经典文章似乎更为重要。就是因为“社会性别视角”填补的是中国妇女理论在社会分析层级上的空缺。把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归到总体性的社会性别体制/父权制要晚得多,杜芳琴的华夏族性别制度[36]提出已是1998年了,杜芳琴受到杰达·勒纳(GerdaLerner)的《父权制的建立》和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分析框架的影响后[37]发展出的中国本土的女权主义理论的创造。作为一种女权主义的批判理论,杜芳琴试图提供一个长历史的妇女受压迫的根本机制(特别是儒家的父权制),这就不同于在阶级框架下的妇女解放理论。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以性别为中心的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替代性理论。但是,杜芳琴的华夏父权制基本是一种历史理论。“社会性别”概念的绝大多数中国使用者是在实操性的社会理论层面,搁置对总体性社会制度的评判,这就是中国的性别研究在社会学学科中发展得最为突出,而作为批判理论却发展得较为缓慢的原因。

四、立足问题,无关中西:从历史的内在视域中理解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特质

本文以“历史的内在视域”为方法,从历史的内在脉络中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gender进入中国为什么体现为“社会性别化”,以及中国学者如何在自身的理论脉络与观念框架下演化成“社会性别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以妇女为中心”和“以妇女为主体”、重“社会性别”而轻sexuality的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特质。与美国性别研究的学术机构相比,美国学界更偏爱sexuality,最喜欢的机构命名方式是women,gender,sexuality三词组合或其中两词的组合,中国的研究机构还是更偏爱以“妇女研究”作为机构名称,并且问题导向明显。从历史的内在视域的立场出发,这并不意味着是中国性别研究的缺陷。有学者指出gender进入中国后,表现为“与性脱钩的社会性别”[38]或是“无性之性别”[39]。这恰恰可能不是中国学者的“反性”的立场或“忌性”的文化,而是由长期的历史中演化过来的“中国妇女”社会性的主体生成方式所决定。在历史中形成的中国“妇女研究”,并不意味着对“性”与“身体”的全然不关注,只是近代以来的妇女问题中,呈现“性”与“身体”最重要的主题是生育。民族国家建立之后,妇女的身体/生育就开始进入国家治理的范畴。80年代以李小江为领军人物的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因为“有性人”概念的指引,“性”自然也是在妇女研究的视线之内。中国著名的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第一本专著《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学史》(1988年)是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中的一本,应也算是20世纪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项目中,生育健康/生殖健康成为妇女之“性”的社会性存在方式。

本文在方法论上强调历史行动者的主体选择如何受制于历史中的各种条件,包括前段历史的理论路径与观念约束,如何影响到对于中国学者选择性地撷取了gender的“社会性别”:社会性别观念与社会性别视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妇女”的主体建构方式不会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反对家庭暴力”与“反性骚扰”集结了妇女研究与行动界的大量人力与关注,这些历史行动不仅重构着妇女研究的版图,也在不断重构对“妇女”“性别”的认知。“基于性别的暴力”建构起性别政治的认知;“反性骚扰”把性别压迫与性别不平等建立在性压迫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把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指向经济/社会体制)。性/sex以这种方式与“性别”重新衔接,并重归“性别”的基底,不仅深刻改变着“妇女”的传统的社会性的主体建构方式,而且改变着妇女研究路线,“性别政治”的范式正在取代“妇女研究”范式,落入有学者批评的“惟性别政治”[39]。当然,这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性别范式转型同样存在思想史与观念史的历史渊源。本文不再展开讨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可见的是伴随着个体化社会的真正到来,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传入的以sex为基础的人的本体论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女性、“性”别等观念,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有性人”,到21世纪的性/别政治,近代历史中sex/性这条隐匿的线索逐渐彰显,性/别身份逐渐上升为自我身份认同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身份认同。近年来强调多元身份的性/别研究逐渐成为“性别研究”中的另一支显学,演化出当下中国妇女/性别研究中的两支学术脉络。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支撑两支学术脉络的价值基础是不同的,“以妇女为中心”的妇女/性别研究延续着平等主义的故事,而支撑性/别研究的是“自由”理念。

最后,本文在历史内在视域中对gender进入中国时的概念史梳理,以及在此基础上诞生的妇女/性别研究学科的思想史梳理,是想以此为例从方法论上回应这波学科建设中的讨论。《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坚持问题导向”,中国妇女研究一直具有问题导向和行动导向。因此,在面对外来的gender概念时,实则是基于本土需求的一种拿来主义。通过对这段思想史的梳理,我们会发现,这个被本土思想修正过的外来的概念深刻地嵌入本土既有的理论脉络和观念结构中。所以,基于传统的“妇女”与外来的“性别”组建起来的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很难说是一个西方学术机构的仿制品。笔者恰恰认为,这是基于“本土”,在中国自己的历史脉络中,在新开启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学科。学科的未来,会在历史的内在脉络里发展,同样,历史行动者受限于历史条件的主体选择会带给我们各种可能性。学科的发展,关键不在于陷入中—西权力结构的“本土化”焦虑,而是通过“本土化”焦虑唤起的在地意识。无关中西,我们要焦虑的是:我们是否具有在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与宽阔的全球视域中理解自己文化与精神特质的能力;我们是否具有打通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面向未来构建学术真问题的能力。一切学术真问题都是在时在地的。或许贴近历史,俯身生活,我们才能寻找到学术真问题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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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中国妇女研究的学术史更为悠久,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社会围绕“妇女问题”“妇女解放”“新性道德讨论”等一系列的社会讨论。有意识推进学科化的工作可以上溯到1987年李小江在郑州大学建立的“妇女学”研究中心。但1999年末是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全国妇联创建中国妇女研究会,此后,积极利用体制内力量推动性别研究的体制化建设,比如,推动妇女/性别研究进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名录、建立“四位一体”的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学界(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携手国内外各学科性别研究的领军人物)利用体制外的资源启动了“发展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学”课题,有意识地推动学科化建设。“学科化”与“进入主流”成为新世纪初妇联与学界互动协力、共同推动的议程。

2参见杜芳琴:《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浙江学刊》1998年第3期;杜芳琴:《商周性别制度与贵族妇女地位之比较》,《山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杜芳琴:《等级中的合和:西周礼制与性别制度》,《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杜芳琴:《父系制延续与父权制建立:夏商周妇女与社会性别(约公元前22世纪末-前221年)》,载杜芳琴、王政主编:《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3-167页。

3冯媛:《理念·策略---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五人谈》,载杜芳琴、王政主编:《社会性别》第1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页。比如杜芳琴教授认为:“父权制在世界的普遍存在,社会性别概念在研究中的普遍适用,就是从事妇女-性别研究的起点,但是父权制的运作和社会性别的具体表现在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是有差异的,如中国的父权的形成和内部构造与欧美各国不同,甚至与同属东亚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日、韩等国之间也不尽相同。”见杜芳琴:《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妇女学---中国的经验: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4杜芳琴与王珺把21世纪围绕着妇女学本土化的争论分成了三种理论策略:“在特殊与共性之间平衡的本土化”“本土化等于中国特色化”“本土化等于化西方”。参见杜芳琴、王珺:《中国大陆妇女学:知识的建构与传承---30年回眸、反思与展望》,《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12期。

5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本土化的行为,从1987年在郑州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妇女学研究中心”领军80年代的妇女研究运动到2000年在大连创办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推动“女性/性别研究”学科化与主流化工作。李小江出于对“有性的人”本体论的哲学认知,她把这个学科命名为“女性/性别研究”。这一学科命名既有她的哲学考虑也有其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理解。可参见gender译名的注释。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8-230页;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

6李小江除了她自己的专著与论文集外,在本土知识生产方面还有一项工作很有代表性。她主持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1992-1999年),历经十年,数百人参与,最终成果2003年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分为“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和“独立的历程”四册。

7Gender翻译成“社会性别”还是“性别”,是有争论的。李小江主张将gender译成“性别”,其一,是想与中国原有认知系统(比如万物有序、天人合一的秩序观)、文化与语言系统(李小江认为汉语言中原本就有“性”与“性别”这两个概念对应西文的sex与gender)对接。认为“‘性’,不仅是自然的,生理的,也带有人性的意味(食、色,性也);而‘性别’则主要是社会性的,是个体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成分”。其二,主要是警惕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强调性别身份中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同时并存。她从“有性的人”这一人的本体论哲学思考出发,担忧“社会性别”这一译名对于“社会性”的过分强调,容易引导国人遗忘人的自然性这一客观属性。参见李小江:《我们用什么话语思考妇女---以及谁制造并赋予它内涵》,载邱仁宗、金一虹、王延光主编:《中国妇女和女性主义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李小江:《导言:从Gender(性别)在译介中的歧义性谈起》,载李小江等著:《文化、教育与性别》,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12页,2002年;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2-176页。王政担忧的是如何将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谱系中gender理论的复杂性准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作为历史学家,她非常清楚,“性别”这个概念是20世纪20年代伴随西方生物学等知识进入中国,已深刻沾染了生理性别sex之自然性。20世纪90年代的中文“性别”已有这层“自己”的文化涵义。“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新创名词,对于中国人是一个陌生的词汇,距离感可以使中国读者不会想当然地用自己的文化理解来套用gender,而会诱使其进一步追问“社会性别是什么意思?”。参见王政:《“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1期;荒林:《中美比较女权主义的现状与未来---密西根大学王政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8年第7-8期。

8[美]周颜玲:《妇女与性别研究的理论架构、方法及其中国化未来发展》,载李小江、谭深主编:《妇女研究在中国》,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221-244页。编者在这篇文章下面有一个注释,这篇文章摘自台湾的《性别角色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因笔者未见到台湾的论文集,不知道收录本书时的题目与原题目是否改动过,但从这一篇名清晰看到的是编者对于新理论的敏感以及对于“中国化”/本土化的鲜明立场。

9GailHershatter,WhatsinaField?:Women,China,Historyandthe“WhatNext?”Question,载台湾《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3期(“跨界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专号),中文译本《研究领域内乾坤:女性、中国、历史与“之后又如何”问题》发表于同期。

10杜芳琴:《“中国之性别观念---妇女、文化、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5期,后收录于杜芳琴:《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10-217页。

11“女权/女性主义者”的斜杠式用法,明显可见谭竞嫦受到了1993年天津研讨班大陆学者对于feminist译名争论的影响。

12刘伯红:《“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班要点综述》,《妇女研究论丛》1993年第4期。文末作者标注了初稿完成时间是1993年7月25日,修改于1993年8月2-3日,也就是说刘伯红几乎是在天津研讨班结束的最后一天就完成了初稿。

13笔者在“中国知网”上,以“社会性别”作为“关键词”检索,数据库里最早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978年,署名“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的《真性两性畸形〈附二例病例报告〉》,发表于《重庆医药》1978年第3期,第21-34页。这篇医学论文清晰地使用“社会性别”(心理性别)与“性别”这两个概念:“我们所见二例,来诊时已分别为18岁及22岁,其社会性别(或心理性别)已确定多年。对两性畸形患者性别的确定,不但要看其社会性别(自幼为父母所认定,以后又为其本人及社会所承认的性别),也要看其生殖腺的性别(体内含有睾丸及卵巢两种性腺者才为真性两性畸形)。”“社会性别”概念的“社会性”含义非常清楚,而“性别”是包含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但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否则即为病理状态。1978年之后,“中国知网”上一直存在讨论两性畸形的医学论文。但在人文社会学科中使用“社会性别”作为关键词的文章,是1995年的一篇译文《妇女、家庭和社会---女权主义思想在美国的争论》([俄]尤利娜著、杨伟民译、李国海校),分上下篇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9期、第11期。这篇文章译自俄国《哲学问题》杂志(1994年第10期),译文中出现了“社会性别方法”“社会性别观点”。有意思的是,在这篇俄国作者写的文章里,“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理论来源同样是美国的女权主义思想。笔者没有任何线索可以考证译者杨伟民采用“社会性别”译名的依据。尽管谭兢嫦、信春鹰主编的《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已在1995年8月出版。

141993年之后,“发展”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研究界全员投入的一个领域,学界中的许多人员都参与各类发展项目,以至于李小江在200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认为1993年之后国外基金资助的“项目”成为妇女研究的一大内容,呼吁“学者也应该回归和坚守自己的岗位”。李小江:《50年,我们走到了哪里?》,《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这段历史亦可参见高小贤口述、宋少鹏整理:《社会性别进中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集刊)第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即将出版)。感谢高小贤老师指出这一点。

15有来自海内外的50多位学者参加了读书班,国内学者来自于高校、党校、社会科学院、妇联妇女研究所、妇女报等。具体讲座、阅读材料以及讨论纪录详细记录在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编:《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妇女史学科建设首届读书研讨班专辑,1999年8月,天津),非公开出版物。这个读书班是启动于2000年的“发展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学”课题的前奏。

16杜芳琴曾撰写仔细介绍过当时人们对于妇女研究(womensresearch)与妇女学(womensstudies)区分。认为80年代初womenstudies这个词传入中国时,原本有“妇女学”学科内涵,因为80年代妇女问题峰起,所以取了“研究”,而淡化了学科这层含义。“妇女研究”更多是针对妇女的现实状况、问题的调查研究、咨询服务、为政策提供依据。参见杜芳琴:《全球视野中的本土妇女学---中国的经验:一个未完成的过程》《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17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世纪之交的十年间,中国高校正处于扩招、扩并、学科调整与完善各种改革。

18参见《关于建立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的决定》(妇字[2006]20号文件);《中国妇女研究会2013年工作总结和2014年工作思路》。

19马焱认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当前即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这是指导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道’。…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是处于‘术’的成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守‘道’而又借鉴‘术’,既要警惕盲目崇外、照搬照抄,以‘术’取代‘道’;又要警惕盲目排外、封闭自负,以‘道’斥‘术’”。马焱:《试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20这方面的专题包括媒体、专政和就业,参见《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中国妇女参政研讨会”增刊,2002年第2期、第3期“大众传媒与妇女发展”专栏,2005年12月妇女就业增刊。

21感谢高小贤老师向笔者介绍社会性别的培训过程,并特意指出这一点。

22高小贤老师把她们这一代妇女研究学者,称之为妇女研究界的知青代学者。高小贤口述、宋少鹏整理:《社会性别进中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集刊)第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