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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经验证据、突出矛盾与路径选择

作者:阮文彪  责任编辑:于佳佳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05-19  浏览次数: 937

【摘 要】本文在对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一命题进行理论论证的基础上,剖析了新时代中国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提出了实现两者有机衔接的制度路径以及相关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矛盾,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得到了日本、韩国等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支持,而且具有广泛的实证依据。小农户经营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小农户的组织特性所决定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小农户自身存在某些先天缺陷以及体制障碍等原因,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将面临一系列矛盾,包括小农户分散经营与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小农户的商品农产品增长与市场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之间的矛盾等。正确认识和有效化解这些矛盾,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实现两者有机衔接的关键是要遵循结构主义范式,按照“产权清晰可靠、生产安全高效、交易便捷顺畅、收入持续稳定”的目标要求,全面推进产权制度、生产耕作制度、交易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制度创新,以有效化解两者有机衔接所面临的诸多矛盾和体制羁绊,加快小农户经营基础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小农户;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突出矛盾;结构主义范式;路径选择


一、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国际经验和实证依据

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创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亿万小农户成为中国农业的生产经营主体。截至2015年底,经营耕地面积约为0.67公顷(10亩)以下的农户多达2.1亿户,占全部农户的79.6%;经营耕地面积为2公顷(30亩)以下的农户有2.55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6.1%,所经营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87%(魏后凯等,2017)。根据World Bank2010)确定的“户均耕地面积2公顷以下为小农户”这一划分标准,小农户经营是中国农业的突出特点。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了“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一时代命题1。那么,能否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能否实现农业现代化、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就成为理论研究必须回答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农户家内协作,毕竟是前工业化阶段落后的劳动技术组织形式,依托它是不可能形成高度社会化的现代农业的”(林岗,1989)。还有学者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现形式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其小规模生产的特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解决不了农民的致富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农业继续发展、提高其产业素质问题”,其“自身的固有局限性,也必然导致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产业组织形态(张晶、程宝华,2010)。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提出“农业现代化必须抛弃家庭经营”2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Muikhoti1985)通过历史分析,总结出了3种可供发展中国家选择的农业发展模式:(1)两重结构模式,即大规模农场和小农场并存的农业发展模式;(2)单一结构的家庭小农场发展模式;(3)混合模式,即多种规模、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农业发展模式。Muikhoti认为,日本的经验证明,推进作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微观组织主体形式的小规模农场现代化,可以同时实现农产品产出高增长、农民收入和有效需求普遍增长的发展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单一结构的家庭小农场模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它有利于吸引广大农民参与技术变革,从而实现生产发展、就业迅速增加和新技术广泛扩散,有利于促进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和政府服务功能的普遍增强。事实上,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仅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支持,而且具有广泛的实证依据。

首先,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在国际上具有成功范例。纵观世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由于各国(地区)人地关系不同,农户的经营规模不尽相同,但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不乏成功的先例。例如战后的日本,由于人多地少和土改后分田到户,普遍推行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平均每户农户经营的耕地只有1公顷。20世纪50年代,日本农户总数约为617万户,其中95%以上属于小农户。但是,小农户经营并没有妨碍日本于20世纪70年代实现农业现代化。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日本农户总数有所减少,但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微观组织主体格局没有改变。2013年,日本全国户均耕地面积为2.12公顷,除北海道外,其他都道府县的户均耕地面积仅1.52公顷(程郁、张云华,2015)。再如韩国,也是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于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农业现代化。韩国于1949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如果农户的经营规模超过3公顷,所超过的部分由政府以低价收购,政府再低价租售给佃农。经过改革,韩国基本实现了均田制目标。到20世纪60年代初,经营规模为0.5公顷及以下的农户占41.8%,经营规模为0.51公顷的农户占31.5%,经营规模超过1公顷的农户只占26.7%,约80%农户的经营规模为1.5公顷以下(金祥波,2008)。在中国台湾地区,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为1.1公顷,小农户经营是台湾地区现代农业的典型特征。

其次,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有着广泛的实证依据。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经营管理适当的情况下,小农户经营具有比大规模家庭农场和其他农业生产组织更大的生产率优势(阮文彪,1998)。世界银行对肯尼亚小农场和大农场的对比研究发现,经营规模为0.5公顷以下的家庭小农场平均每公顷的产量是经营规模为8公顷以上农场的19倍,前者的劳动力投入是后者的30倍(World Bank1983)。在印度,经营规模为2公顷以下的家庭农场,其平均每公顷土地的纯收入比经营规模为10公顷以上的农场高出一倍多;在巴西,平均每公顷土地的纯收入随农场经营规模的增加而递减,经营规模不到1公顷的家庭农场平均每公顷土地的纯收入比规模为110公顷的家庭农场高出几乎两倍,比规模为2002000公顷的大农场高出30倍;科尼亚对15个发展中国家不同规模农场的各种投入、土地产出和劳动生产率所做的比较研究表明,农场规模与农业投入和平均产量成反比。罗伊·普罗斯特曼等(1996)利用117个国家的资料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每公顷谷物产量最高的14个国家中,有11个是小农户经营占主体地位的国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1992)对全国3万户农户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户经营规模与亩均产量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第三,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小农户的组织属性所决定的现实选择。农业微观组织的形成与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户经营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地关系,即人均土地面积。从中国的情况看,首先,中国拥有1.2亿公顷(18亿亩)耕地、2.6亿户农户,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形成以大农场为主体的农业微观组织格局。据农业农村部预测,到2020年,经营规模为3.33公顷(50亩)以下的小农户仍将有2.2亿户左右,所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0%;到2030年,这类小农户将降为1.7亿户,所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70%;到2050年,这类小农户仍将有1亿户左右,所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50%3。其次,中国拥有13.9亿人口,农民人数占总人口一半以上,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农业微观组织的选择都必须以确保农村社会稳定为前提。不仅小农户经营不失农业生产效率上的优势,而且小农户是农村社会的细胞,家庭稳则社稷稳,家庭安则天下安。坚持以小农户经营为基础,使土地牢牢掌握在农民手中,有利于避免农民大规模失地失业引发社会危机的风险。因此,依托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小农户的组织属性使然,无法做出别样选择。换句话说,小农户是新时代中国农业的微观组织基础,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新时代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诚然,中国小农户经营具有诸如经营规模小且地块分散、交易成本高、技术进步的内在动力不强等一些先天不足和缺陷。所以,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提升小农户的经营能力,以适应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因而,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一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发展的要求。

另外,也应客观辩证地看待中国农业微观组织的演变规律和趋势,正确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4。这并非要从政策上固化中国现有的农业经营主体格局,而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优化小农户经营规模结构、提升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改善小农户的经营环境和条件,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农业经营主体格局。事实上,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强农惠农政策,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农业社会化服务体制改革、农业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工商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等,大大改善了小农户经营的市场环境,提高了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市场化程度,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与此同时,农业大户的比例和作用在逐步提升,合作农场、公司制农场等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在不断涌现,农业经营主体格局不断优化,正朝着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演变。但是,以小农户经营为主体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综上所述,坚持以小农户经营为基础、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充分发挥小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新时代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二、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现代农业是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的、处于最新发展阶段、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科学化、商品化、机械化、信息化、集约化、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社会化、组织化、经济活动法制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阮文彪,2008)。现代农业建设和发展就是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发展农业,用现代新型农民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不断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5。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

由于小农户具有经营规模小且分散等先天不足,目前的中国小农户经营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突出矛盾。正确认识这些矛盾,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基础和前提。

(一)小农户分散经营与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由于家庭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均田承包”,即按农户家庭人口数量或者按家庭劳动力多少承包土地,中国农业形成了经营规模小、土地细碎化的特点。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中国农户的平均经营规模为0.5公顷,被分隔成57块(胡华浪等,2014)。另一方面,现代农业是规模化、标准化的农业。虽然小农户经营并不意味着缺乏生产效率,但经营规模过小且土地零碎的确不利于规模效益的形成,也不利于农产品质量标准的应用和实施,从而影响农业总产出和家庭经营收入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以及小农户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因此,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改变中国小农户经营规模小、土地细碎化的现状,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而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就必须建立一套促进“化零为整”、经营规模适度扩大的体制机制,以促进土地依法有序流转和农业标准化经营。

(二)小农户的商品农产品增长与市场交易成本居高不下之间的矛盾

农产品商品率是衡量农业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一方面,建设现代农业要求不断提高小农户的市场化程度,特别要提高小农户的农产品商品率。而要提高小农户的农产品商品率,必须使小农户的商品农产品获得较快增长。另一方面,虽然小农户经营可以保有一定的生产效率,但经营规模小意味着入市交易的农产品规模小,由此导致单位农产品的交易成本过高,在流通环节缺乏规模效益。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一样,是影响小农户经营决策和家庭经营收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成本往往成为影响小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及其从事商品农产品生产积极性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交易成本高是小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和商品农产品增长相对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迫切需要创新农产品流通组织形式和交易方式,实现由单家独户的各自分散入市向流通合作、集并入市、规模流通的交易方式转变,并加快互联网技术在小农户家庭经营中的应用,大力发展“互联网 小农户”的农业经营模式,以有效节约小农户的市场交易成本,充分发挥现代农业的增收功能。

(三)小农户适度规模经营要求推进农地流转与农民市民化保障制度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小农户适度规模经营要求加快推进城镇化、减少农村人口基数,以缓解农业规模化发展的人口压力。在非经营性收入不足以维持小农户家庭生计和发展需要的现实条件下,农村土地依然具有保障生存和发展生产的社会经济双重功能。基于保障生存的需要,一些入城农民宁愿将土地撂荒,也不愿意流转,从而影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进程。据有关部门测算,中国每年有近200万公顷耕地被撂荒,有数十万公顷耕地可以耕种两季或三季但实际只耕种了一季(卢曦,2016)。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市民化保障制度建设存在严重的不同步、不协调问题,不仅农民工在就业、工资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且“农民变市民”缺乏切实、可靠的社会保障。鼓励入城农民流转土地,促进小农户适度规模经营,客观上要求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加快推进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为入城农民市民化提供切实可靠的生活、就业、居住、教育、医疗、养老等无歧视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安排,以消除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流转土地之忧、放手农业之困,使那些希望在城市定居的入城农民告别在城市和农村间双向游走的两栖状态,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新市民和产业工人。

(四)小农户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服务的需求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能力薄弱乃至缺失之间的矛盾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创立了中国农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通过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分”的层面实现了小农户的分散经营和家庭农业的回归,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但在“统”的层面失灵,未能实现小农户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小农户势单力薄,经营能力弱,市场经济知识相对缺乏,市场竞争力不强。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们在产前、产中、产后客观上具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服务(例如信息、技术、流通等方面的服务)的需求,以实现“统”与“分”的有机结合并体现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初衷。另一方面,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甚至无法办理小农户“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尤其是引导、带领小农户进入大市场的能力不强。在全国不少地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了“空壳”和仅剩的“名头”,为小农户提供服务的功能缺失。正是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能力薄弱乃至缺失,双层经营体制才在“统”的层面失灵。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强化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功能,以满足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服务的需求。

(五)小农户的市场谈判地位低下与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要求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中国农民的受教育程度还普遍偏低,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不高。中国公民整体的科学素质与美国相差30年(刘立等,2018),而在各社会群体中,农民的科学素质相对更低。2016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2年(蔡禾,2017),而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8年,其中,是文盲的农村劳动力占6.8%,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2.7%,初中文化程度者占49.5%,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11%(周坤,2012)。城镇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比例为11.55%,而农村居民的这一比例仅4.93%6。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较低的现状决定了大多数农民缺乏市场经济知识,加之小农户的经济实力薄弱、社会资本匮乏,因此,小农户的市场谈判地位普遍低下,无法与强势交易对手展开公平交易,也无法与其它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公平竞争。人们经常看到,一些优质绿色农产品在农民手里卖不出好价、无法实现优质优价,小农户入市交易还会常常遭遇城市不良商贩欺行霸市、克斤扣两、压级压价、强买强卖等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建设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求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不断推进农业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切实改变农业比较利益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不合理与不公平的现状。如果小农户市场谈判地位低下和竞争力不强这一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发展现代农业、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就只能成为空谈。

(六)小农户的保险需求不断增长与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是一个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小农户要面临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小农户的保险需求将随着现代农业发展而不断增长。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迫切要求构建农业风险社会化分担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农业商业保险、政策保险。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农业保险已有较快发展,2016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创纪录的417.12亿元,相当于美国同期的64.5%7,但是,针对小农户的农业商业保险供给严重不足。由于风险大、成本高、定损理赔程序繁琐和工作艰辛等原因,一些商业保险机构不愿涉足农业保险,更缺乏创新农业保险品种的积极性。目前,中国仅为少数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产品设立了政策性保险,多数小农户未能享受到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红利。如果任由小农户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裸泳”,小农户经营基础上的中国农业将难以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无法实现稳产高产、优质高效、绿色安全这一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目标。

(七)小农户增强自然风险抗御能力的要求与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求不断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最大程度地降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小农户调整经营结构所面临的自然风险,确保小农户生产经营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较完备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是小农户增强自然风险抗御能力所必需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障农业稳定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仍不能适应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尤其是现代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小农户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八)小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合约稳定性差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小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节约市场交易成本,优化小农户的生产布局,促进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另一方面,20世纪末,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订单履约率约为20%(孙兰生,2006),目前仍不足30%,订单农业的合约稳定性极低,严重制约着农业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原农业部对全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统计结果显示,“公司 农户”模式是目前中国采用率最高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Gao and Gan2014),订单(购销合同)是农业企业与小农户之间的主要联结形式。组织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取决于合约的稳定性和履约效率。农业产业化组织的订单履约率低、合约稳定性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例如自然灾害、市场供求变化、市场法制化建设滞后等,又有主观原因,例如受小农思想的影响,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的法制观念和合作意识不强等。有学者认为,企业、农户违约行为的发生存在内在制度性原因,在现行农业制度框架下,违约行为不是一种偶然的市场现象,而是契约主体之间博弈能力悬殊所导致的理性经济行为,应当从制度上对订单农业进行改进和完善(郭晓鸣等,2006)。因此,着力解决好小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业产业化组织的合约稳定性差之间的矛盾,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

(九)小农户对社会分工协作的需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不到位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离不开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因为现代农业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协作基础的社会化农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8。”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功能不全、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例如,为小农户提供代耕托管的服务短缺,少有综合性的“一站式”公共服务平台,许多农村地区缺少现代物流服务,农产品深加工缺乏专业技术指导,小农户大多不了解农产品质量体系,农业标准化建设在小农户层面未能落地生根,“互联网 小农户”等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建设任重道远,等等,所有这些都将影响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目前,中国农业的社会分工协作程度和水平不高,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与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尚存在较大差距,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迫切需要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分工协作的发展。

(十)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人力资本增长的要求与农业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

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赘言。人力资本包括智力资本和健康资本,其实现增长的基本途径分别是教育培训和卫生保健。一方面,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要求小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获得较快增长,确保农民具有健康的体魄,具有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智力、知识和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农业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小农户人力资本增长缺乏切实有效的体制机制保障。目前,中国小农户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容乐观,绝大多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水平低。受经济条件和长期生活习惯的影响,小农户的家庭卫生条件和膳食安排与人力资本增长对营养卫生、健康生活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随着农民工城市就业壁垒的破除和城镇化的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呈现出以老弱妇孺为主的特征,农业劳动者的整体健康状况与世界卫生组织所确定的十大健康标准9存在较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各地通过采取“三清四改四通五化”10等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措施,极大地改善了小农户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但是,还远远不能适应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人力资本增长的要求。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必须着力解决好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人力资本增长的要求与农业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体制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

(十一)小农户经营主体世代更迭与现代农业接班人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现有农业从业者终究要丧失劳动能力。中国自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7.1%(曹炳良,2009)。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率已达到10.06%11,小农户中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另一方面,现有的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仍在继续外流。在中国农村,离农脱农是亿万农民家长寄予子女的殷切期盼,并已成为青年一代农民的实际行动。在入城青年农民中,尽管部分有志青年愿意返乡创业和发展现代农业,但绝大部分青年农民自进入城市之日起就做好了终身离农脱农的心理准备,即使被迫返乡,也缺乏发展现代农业的实际技能。目前,中国不少地区出现了“空心村”。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城镇化背景下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离农脱农势必带来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严重矛盾。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小农户经营将面临接班人供给短缺、后继无人的危机,由此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早准备、早预防、早安排。

三、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路径选择

(一)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

1.苏联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

通过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后,如何改造传统农业以适应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恩格斯指出:“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由它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成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取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其提供社会帮助12。”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合作化理论,他指出,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对农民不能剥夺,只能以合作制的方式引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3。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推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时,违背了列宁提出的“合作制原则”,选择了一条“剥夺农民,优先搞工业化的道路。不管斯大林把这种剥夺说成是‘内部积累’或者让农民缴纳‘超额税’,反正都一样”(王文清,1991)。同时,在土地国有化的基础上,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推行全盘集体化,消灭小农户和农业家庭经营。19291937年,仅仅用了8年时间,苏联就创建了24万多个集体所有、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集体农庄,参加农庄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93%,集体耕种的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99.1%。到1939年,苏联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苏联政府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强制剥夺农民的财产权,在农村盲目推行“一大二公”的经济体制,加之集体农庄存在无法克服的“搭便车”问题,导致集体农庄运行效率低下。1953年与“十月革命”前的1913年相比,苏联的农业总产值每年增长1.1%,仅略高于人口增长速度,其中,谷物产量甚至低于1913年的水平,畜产品增长有限,只有经济作物增长稍快(周新诚、王德根,1981)。在全盘集体化高潮的19291937年间,许多耕地荒芜,无人耕种,苏联全国的农业生产总值下降23%,其中,谷物下降3%,牧畜下降50%(王文清,1991)。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对集体农庄制度进行了某些改造,加上通过国家投资进行大面积垦荒,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苏联农业曾一度打破了长期停滞的局面。然而,受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体农庄制度的束缚,苏联的农业生产再度陷入困境。19591965年,苏联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5%,其中,谷物产值只增长10%,肉类产品产值增长12%,奶产品产值增长16%,蛋类产品产值增长13%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这十多年间,尽管苏联为加快农业发展做出了很大努力,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其农业生产增长速度仍赶不上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特别是投入产出效率和单产水平仍然不高。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苏联每年平均出口500万吨谷物;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苏联一跃成为谷物净进口国;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苏联平均每年的谷物进口量达2000万吨。鉴于集体农庄制度运行成本高,苏联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不得不让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通常不超过1英亩,合6.07亩),允许农民从事有限的家庭副业。据估计,苏联农业总产出的30%来源于占耕地不到1%的自留地(拉南·魏茨,1990)。面对日益严峻的农业问题,在1986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对苏联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构想,正式提出可以实行农业家庭承包制。1986年,苏共又通过决议,规定集体农庄、国有农场可以根据生产条件选择农业家庭承包制和个人承包制,以重新恢复农户经营。

2.新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造成为农民个体所有制。为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央政府遵循列宁的农业合作制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在“农业合作化”尚未站稳脚跟和成果未能充分体现时就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急躁冒进地盲目推进“一大二公”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和人民公社体制,以消灭被称为“小生产”的农户经营,从而给中国农业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仍有1.2亿农村人口未能解决温饱问题。幸运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提供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保障。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作为中国农民和基层干部的伟大创举,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农业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恢复了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经营主体格局,创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从而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热情和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和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挽救了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体制下惨淡经营的中国农业。

3.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启示。

从对苏联和新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传统小农改造和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选择至关重要。列宁曾经强调通过合作制改造传统小农,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农业合作制都没有得到很好实施,未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合作制(阮文彪、杨名远,1998)。由于违背列宁的“合作制原则”,盲目选择“一大二公”的集体农业发展道路,否定和消灭小农户,因而造成了惨痛的后果。因此,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不是要消灭小农户,而是要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选择一条正确的改造传统农业的路径,以此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实现农业现代化。

(二)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SCP范式

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结构主义分析学派贝恩(J.S.Bain)、谢勒(F.M.Scherer)等提出了SCP分析范式(亦称结构主义范式),这是一个既能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简称SCP)的产业分析框架。其基本涵义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而企业在市场中的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在各个方面的经济绩效(李天舒,2008)。

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盛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思想,将SCP范式应用于制度及其变迁研究,形成了新制度结构主义的SCP范式(见图1)。其理论逻辑是:制度结构决定主体行为,主体行为决定经济绩效(卢现祥,1991)。



1新制度结构主义的SCP范式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是土地、劳动力、货币资本积累、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并且强调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增长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从短期看,这些要素确实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然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要素、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是制度创新的结果,是经济增长本身的体现而非经济增长的原因,从长期看,制度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因素(道格拉斯·诺思、罗伯特·托马斯,1989)。这一结论不仅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历史所证实,而且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在农村推行人民公社体制,严重制约了生产要素潜力的发挥和资源优化配置,导致国民经济增长迟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不仅在短短40年时间里使2亿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小康,到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812015年,中国累计减少贫困人口7.28亿人,这一数字比拉美或者欧盟的人口还要多,而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脱贫人口仅1.52亿人(黄发红等,2017)。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少至3046万人,累计减少685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3.1%,累计下降7.1个百分点(陈炜伟,2018)。根据联合国2015年发布的《千年发展目标报告》,中国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中国还决心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王建刚、包尔文,2017)。

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1987)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传统小农“有效而贫穷”的著名论点。西奥多·舒尔茨(1987)认为,“依靠重新配置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民所拥有的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著的增加。……一个外来的专家,尽管精于农业经营,但他决找不到这里的要素配置有什么明显的低效率之处。”西奥多·舒尔茨(1991)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一书中指出:“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制度的变迁”,“制度经济学是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会使用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制度变迁作为我的著作《改造传统农业》的主要论题。”他指出,传统农业的停滞不是因为小农缺乏进取心和努力,而是因为传统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在保留或者建立小农户经营的前提下进行技术变革,而技术变革的关键又在于制度创新。

众所周知,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用工业化生产手段、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武装农业从而实现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转变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观念和改造他们的经营行为的过程。制度是引导、调节、规范行为的规则。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要求看,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不能仅仅依赖于说教或者行政命令,而必须依靠制度的引导、调节和规范作用,促进小农户转变经营观念和经营行为,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内生动能,通过小农户经营观念和经营行为的转变实现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综上所述,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根本途径和长效措施是加快相关制度的供给和创新,以促进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农业生产资料和现代管理方法进村入户,解决诸如小农户市场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技术和管理落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促进小农户迈入现代农业发展的快车道。

(三)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制度路径

经济制度是经济行为的规则,其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SCP范式下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不仅要求对小农户的行为进行制度引导、调节和规范,而且要求对相关利益主体的行为以及小农户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进行规范化,包括小农户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与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与中间体组织14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与交易对手之间的关系、小农户之间的关系等。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必须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15。当前,中国农业农村体制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需要,有效化解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包括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生产制度、交易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的创新(阮文彪、杨名远,2000),以充分发挥制度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为小农户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农业发展提供长久动力和制度保障。

产权制度是关于财产权利的界定、归属、占有、使用、处置以及保护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是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制度。在交易费用为正的现实经济中,产权规则(初始界定)与资源配置效率密切相关,一套科学、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基础和前提。这一套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的作用是维护小农户经营的稳定性,保障小农户的财产权益,促使其形成合理预期。

生产制度是小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和农事耕作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由于农产品尤其是食品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小农户的农产品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和农事耕作行为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和规则,以确保其生产的农产品符合市场准入要求。此外,农业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尤其是在拥有13.9亿人口的中国,为确保粮食安全,国家必然要对小农户的生产经营行为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交易是实现商品“惊险的跳跃”和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交易在本质上是产权的让渡。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交易制度是在产权明晰的前提下,为规范小农户及其交易对象的交易行为而做出的制度安排,以保障产权的各项权能可以在不同当事人之间实现合理细化和重新界定,维护交易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收入分配制度是收入分配规则的总和,它反映的是各个分配主体之间权利与利益的关系。经济关系在本质上是物质利益关系,收入分配制度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和相关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与小农户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关于小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涉及小农户经营的国民收入分配的行为规则,它反映出国家、集体和小农户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以及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之间的分配关系。

(四)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制度创新目标和任务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包括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16。突出强调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的制度性供给,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思路和时代要求,彰显了党中央对市场经济规律理论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进一步提高。然而,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制度供给和创新绝非仅限于产权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创新,还包括生产耕作制度、交易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的供给和创新。只有为小农户经营提供全面的制度保障,才能体现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转变。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制度创新目标是:全面推进包括产权制度、生产耕作制度、交易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等在内的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制度创新,建立一整套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产权清晰可靠、生产安全高效、交易便捷顺畅、收入持续稳定、有利于促进在小农户经营基础上实现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以有效化解阻碍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诸多矛盾和羁绊,充分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内生动能,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切实可靠的体制机制保障。

1.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创新的目标是: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为核心,以确保产权清晰、可靠为重点,全面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小农户提供长期而有保障、具有可转让性和可排他性、依法保障产权有效运行和小农户财产性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产权制度。通过产权制度创新,促进小农户形成稳定的经营收益预期,依法保障小农户的正当财产权益不受侵害,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恒心”和“匠心”,促进小农户经营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各地进行的“三权分置”(“三权”即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变”(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都应围绕和兼顾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产权制度创新的目标要求,避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出现“方向差”和“夹生饭”。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产权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要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赋予小农户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全面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工作,帮助基层干部端正对小农户经营长期性的认识;二是要全面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依法保护小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是要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机制,依法保障小农户在土地经营权流转、入股、抵押等方面的正当权益。

2.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生产耕作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生产耕作制度创新的目标是:以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和确保农产品安全、高效生产为重点,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切实可行、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优秀农耕传统与现代农业科技有机结合的农产品生产和农事耕作规程、规范和标准,使小农户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方向明确,不断提高小农户农业生产经营的科学化、标准化、现代化水平,引导和促进小农户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农业发展道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助推质量兴农,从源头上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将小农户生产经营引向与现代农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轨道。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生产耕作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要改革创新农业科研体制,面向小农户加强农业技术研发,促进现代农业科技进村入户;二是要进一步改革创新农业科技推广体制,加强农村科普工作,建立“科技入户”的长效机制,使小农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学习和掌握农产品质量标准、质量体系、农事规程、农业科技知识和现代农业技术;三是要加快完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监管体系,加快建立农产品质量分级及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制度和责任追溯体系,明确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小农户的质量安全意识;四是要完善农业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一站式”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切实有效地解决小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五是要创新农业职业教育模式,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小农户职业素养提升工程”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有计划、有组织、分批次、多形式地对小农户进行农业技能培训,帮助小农户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行家里手,确保现代农业后继有人;六是要完善和创新农业投入保障的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小农户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

3.与小农户经营有关的交易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

与小农户经营有关的交易制度创新的目标是:以促进小农户交易便捷顺畅、有效节约小农户交易成本为重点,依法规范小农户及其交易对象的交易行为,确保小农户交易的安全、高效,保障小农户的合法权益,以此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利益驱动,促进现代农业科技产品、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进村入户、落地生根。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交易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以价值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防止和避免“市场价格乱象”和“谷贱伤农”;二是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小农户的支持保护制度,提高个体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动能;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农业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农资和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征信制度,加强市场监管,规范市场行为,促进公平交易,防止和杜绝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欺行霸市、仗势欺农等现象的发生;四是要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和交易机制,构建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多种形式的流通合作,提升小农户的流通组织化程度,通过鼓励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契约型、股权型利益联结机制,有效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提升小农户的交易效率,实现流通领域的规模经济;五是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保护价收购制度,降低小农户的市场风险;六是要改革和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权交易制度,建立健全小农户土地经营权交易平台,促进小农户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高效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4.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的目标和任务。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的目标是:以确保小农户的家庭经营收入实现持续、稳定、较快增长为重点,着力改变目前不合理、不公平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关系,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关系,尽快扭转农业比较利益低、小农户增产不增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被动不利局面,真正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使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使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成为强国富民的战略根基。

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创新的主要任务包括:一是要改革和创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定价的体制机制,持续缩小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二是要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和“一事一议”制度,避免人为加重小农户负担的现象发生;三是要构建和发展促进小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增长的收益分享模式,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农户”等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优化收入分配机制,让小农户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四是要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力度,着力改变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合理和不均衡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建立健全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和家庭经营收入实现持续、稳定、较快增长创造健康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以利益驱动激活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内生动能。

四、结论

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课题。小农户是中国农业的微观组织基础,小农户经营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小农户的组织特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农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小农户经营基础上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改造传统农业不是要消灭小农户,而是要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选择一条正确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由于小农户自身存在先天缺陷和体制障碍等原因,在新时代,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正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正视这些矛盾,并遵循结构主义的理论逻辑和科学范式,沿着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路径,全面推进包括产权制度、生产耕作制度、交易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在内的与小农户经营相关的制度创新,是有效化解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所面临的矛盾、最终在小农户经营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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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World Bank, 2010“Reaching the Rural PoorA Renewed Strategy for Rural Development” World Bank Publications194):563-573.

注释:

1、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参见农地圈,2016:《外国和尚念不了中国的经!农业现代化必须摒弃家庭经营》,http//www.sohu.com/a/55300744_354859

3、资料来源:屈冬玉,2017:《全国2.6亿小农户的出路在这里》,http//www.sohu.com/a/207919906_76014

4、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5、参见《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http//www.moa.gov.cn/ztzl/yhwj2015/wjhg_1/201301/t20130129_3209959.htm

6、资料来源:中国科协,2018:《第十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http//cxzg.chinadevelopment.com.cn/cxcy/2018/0919/1355727.shtml

7、资料来源:江帆,2017:《我国农业保险业务规模全球第二、亚洲第一》,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6/20/t20170620_23724730.shtml

8、马克思,1995:《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8页。

9、参见佚名,2001:《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十大健康标准》,《中国健康教育》第4期。

10、“三清”即清理粪堆、清理垃圾堆、清理柴草堆;“四改”即改水、改厕、改灶、改圈;“四通”即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宽带网;“五化”即硬化、净化、亮化、绿化、美化。

11、王桂新,2016:《中国农村的老龄化到底有多严重》,http//theory.gmw.cn/2016-04/06/content_19597206.htm

12、恩格斯,1995:《法德农民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98-499页。

13、参见列宁,1953:《论合作制》,北京:人民出版社。

14、“中间体组织”的概念由日本学者金井贤一最早提出,这是一种介于市场与组织之间的体制组织形态,它既有市场的特点,又有组织的特点,其成员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成员之间的交易以合约的形式进行并由某种组织制度安排加以保障,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参见刘世锦,1994)。

15、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205/c1001-29804814.html

16、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205/c1001-298048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