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农村研究 > 农村史料

祁红创始人胡元龙的商业经营及其困境——以新发现的分家书为中心

作者:康 健  责任编辑:王晨辉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2019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5-19  浏览次数: 734

【摘 要】新发现的分家书显示,祁红鼻祖胡元龙父子商业经营的资本来源于借贷,属于小本起家者。胡元龙创制新的茶叶品种祁门红茶,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在商业经营过程中善于利用民间互助性的会社组织进行融资,形成茶叶、瓷土、山林等多途并举的综合性产业结构,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因时代局限及缺乏新的商业经营机制,其商业经营最终陷入困境,未能向现代化工业生产转型。

【关键词】祁门红茶;商业经营;分家书;胡元龙


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时期,徽商迎难而上,顺应市场发展潮流,在困境之中先后创立屯绿”“祁红等新的茶叶品牌,为徽商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因而在晚清时期徽州茶商大放异彩,他们走出国门,积极融入世界市场中。在近代商业大潮流中,祁红的发展尤为值得关注,这一新的品牌虽然创立较晚,但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出口茶叶贸易的大宗商品,是闻名遐迩的世界品牌。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称茶商胡元龙改制红茶,成绩卓著”[1]。鉴于胡元龙(18361924)改制红茶、发展新产业的功绩,农商部授予胡元龙一等奖章。然而,关于祁红的研究,目前仍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关于祁红鼻祖胡元龙的商业经营,现有的研究多根据后出的民国时期的报刊资料,或其后人口述、回忆等二手资料进行分析,而对其艰辛的创业历程、商业经营实态,不仅缺乏了解,而且存在不少误区1。当然,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料记载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笔者以新发现的胡元龙分家书为主,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晚清时期著名茶商胡元龙的艰辛创业历程、商业经营情况及其现代化困境,作一初步考察,希图对近代徽商的研究有所裨益。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文书概述

新发现的祁门红茶创始人胡元龙分家书共有两部:一部为《光绪十七年胡上祥立遗嘱章程文》,另一部为《民国五年胡元龙立分关书》。这两部分家书是20164月在胡元龙故里的祁门县南乡贵溪村发现,笔者于同年7月初从胡元龙家族后人手中获赠该分家书。

《光绪十七年胡上祥立遗嘱章程文》1册,抄本,封面右侧题写上祥两字;封面中间写有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正月立文字;左侧为遗嘱章程文义字领,内容共15页,计2600余字。主持分家的为胡上祥,他序言中称,爰命璠孙将遗文缮誊仁、义二簿。从落款中可以得知,胡上祥生有两子:长子胡元龙、次子胡文明。因这部分家书为胡上祥次子胡文明分得的义字阄书,故即阄主为胡文明。

《民国五年胡元龙立分关书》1册,抄本,封面右侧题写胡元龙三字,封面中间题有民国五年岁次丙辰孟春月字样;封面左侧题有“□房分关文字,内容共13页,计2300余字。主持分家的是胡元龙,参与分家的为其长子宗熺、次子宗铎和其孙观琴。因该分家书封面右侧有文字脱落,故暂时无法知晓该分家书为何房所得。两份分家书在序言结束后有家规章程”“遗嘱条件若干条,颇具价值。

贵溪位于祁门南乡,在传统徽州的区划中属于十二都,为贵溪胡氏世居之地。据成书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新安名族志》载,胡氏始迁祖为唐末胡宅,他为避黄巢之乱迁居于此。此后枝繁叶茂,科甲蝉联,仕宦辈出,成为祁门望族[2]P308-309)。以往关于祁门十二都贵溪胡氏文书也有发现,主要有《成化祁门胡氏抄契簿》[3]P105-136\《祁门十二都贵溪胡氏文书》[4]P202-346)。现已公布的这些文书主是关于田产、山场买卖契约和山林经营方面的合同,但尚未见有关该宗族的商业文书发现。这次新发现的胡元龙分家书为该宗族商业文书的首次面世,其价值弥足珍贵。

二、商业经营活动

《光绪十七年胡上祥立遗嘱章程文》和《民国五年胡元龙立分关书》产生的时间虽然相隔二十五年,但两者之间却有密切的联系。光绪十七年(1891)的分家书中,主持分家的是胡元龙的父亲胡上祥,参与家产析分的是胡上祥的长子胡元龙和次子胡文明,那时胡元龙年富力强;而在民国五年(1916)的分家书中,胡元龙已进入暮年,成为主持分家的家长,其将产业在二子一孙之间进行分配。概而言之,两次分家之时胡元龙都是重要参与者,扮演了重要角色。

经过分家析产,胡元龙在光绪十七年(1891)以后已独立从事商业经营,到民国五年(1916)其主持分家之时,商业经营,尤其是茶叶经营已具有相当规模,家产颇丰,仅分给儿孙的各项存款就有9601元。因此,这两件分家书集中展现晚清时期作为著名茶商家族的胡元龙父子在乱世中艰难创业,最终崛起,取得成功的事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下面就胡元龙的商业经营情况进行论述。

(一)艰辛的创业历程

在胡上祥、胡元龙父子创业之初,因经济拮据,曾经靠民间借贷筹集资金。对此,晚年的胡元龙曾言:先年空手创业,不无称贷。”[5]由此可见,胡元龙父子是白手起家的。

从分家书内容来看,胡上祥、胡元龙父子的创业历程较为艰辛。光绪十七年(1891)胡上祥在分家序言中称:

弱冠倖入胶庠,清白传家,恒产粮无合勺,舌耕八载,累讼六年。戊申元配物故,时大女将出室,元龙年才舞勺,次女十岁,文明仅六龄耳,衣食无资,生计无术,千思万虑,求人不如求土,因此,自愿退租息讼,入山雇工种茶萪、茶子,以为养老计。[6]

由此可知,胡上祥出身于贫困家庭,少年时期曾入庠序之学。因家庭贫困,后以充当塾师为生,但后来陷入长达六年的官司,这对原本生活就并不富足的胡上祥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戊申年(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中年之时又遭丧妻之痛,儿女俱幼,衣食无措。在这种窘迫的逆境中,胡上祥深思熟虑,力图摆脱困境,于是主动从那场旷日持久的田租诉讼中做出让步,利用家乡附近丰富的山林资源,开始进山创业,开辟茶园,种植茶萪、茶子,从此走上艰苦的茶叶之路

胡上祥走上茶叶经营之路仅数年后,便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南方商品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商业经营环境遭受毁灭性打击,战火很快就波及徽州地方。正如胡上祥所言:厥后五六年,发贼扰境,公务旁午,艰难万状,吃粗着破,深耻仰歇。”[6]从咸丰四年(1854)祁门县城被太平军攻陷,直到同治元年(1862)的九年间,祁门始终处于长期的战争拉锯状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商业中断。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胡上祥的长子胡元龙还曾从戎二载,加入对抗太平军的战斗中,并获得保举把总,加六品顶戴”[7]的殊荣。

在咸同兵燹之际,胡上祥和族人一同经营的土碓业也受到冲击,因费用浩大,负债五百余金,因胡上祥经手大半,不能归结,后来其族侄将东路做成土碓二区出顶给胡上祥经营,因此胡上祥独立接手,二三年间,颇获五六百金,获得一定利润。利用这些钱财,胡上祥于咸丰末年在自开的荒山中建造培桂山房”[6],开辟茶园,种植茶树,进行茶叶经营。

光绪四年(1878),胡上祥与其子胡元龙,在祁南红茶本号开创,经营红茶生意。但光绪十二年,九江卖茶失机,父子经营的茶号当年损失不少,约空二千再呌(笔者按:原文如此。)。此后,因家族人丁繁衍,开销日益增多,背负的债务日高,胡上祥查盘负欠,大约在五千以外。面对这些债务,胡上祥心神恍惚,无计可施,以至废弛公事,抱恨惭愧,自丙戌至庚寅,日在混沌之中”[6]。到了丁(亥)、戊(子)两年,茶号歇业,即在光绪十三年、十四年,胡上祥、胡元龙父子开设的茶号因资金问题,处于歇业状态。一直到光绪十七年,胡上祥主持分家之时,仍然欠有不少债务,其父子经营的茶号可谓步履维艰。

需要说明的是,胡元龙父子在咸丰年间开辟的培桂山房茶园,制造的是传统的徽州绿茶,而在光绪初年,胡元龙因绿茶销售不旺,改制红茶,创立祁红这一新的品牌,并由此获得商业成功,红茶外销日盛。

光绪元年(1875),胡元龙请江西宁州茶师舒基立来制茶,以江西宁红制法,改制祁门茶叶,试制红茶,但因经验不足,技术不过关,品质不高,连遭亏损,背负巨债。但胡元龙并未灰心,而是继续进行改进,终于在光绪八年,祁红技术得到改良,制茶工人也由江西宁州人改用婺源人,茶叶品质逐渐提高,出口不断增加,销路日广,获利也逐渐增多[8]P137)。

关于胡元龙创立“祁红”及其经营情况,《农商公报》记载:

安徽改制红茶,权舆于祁建,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二年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9]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王兴序在调查报告中也称:

祁门南乡有园户胡仰儒(即胡元龙)者,特自制园茶,以为之倡。此为徽茶改制红茶之始。[10]

由此可知,胡元龙是引进红茶制法,对祁门茶叶制造进行革新,从而开启祁门红茶产业的新局面,由此改变徽州茶业产业结构,为徽州茶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在1886年以后,中国茶叶出口日益减少,不断走下坡路的时候,祁门红茶成为中国茶叶出口大宗,出口不断增加。

(二)商业规模扩大

胡上祥分家之时,虽然茶叶、瓷土、山林等行业的经营颇具规模,但一直背负不少债务。胡元龙茶叶经营获得大发展是在光绪十七年(1891)分家之后,即胡元龙独立门户以后才逐渐取得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茶叶经营。在光绪十七年前,胡元龙并非是独立经营商业,而是与其父亲胡上祥、弟胡文明一起经营各类行业。在艰难的创业历程中,胡上祥、胡元龙父子曾长期欠债,虽然光绪初年胡元龙父子投资六万元创立日顺茶厂,从事红茶经营,也曾获得一些收入,但直到光绪十七年分家之时,仍然欠有五千多元的债务[6]。由此可见,在光绪十七年前,胡元龙的茶叶经营无论在商业规模还是商业利润方面都比较小。

胡元龙的商业规获得快速发展,是在光绪十七年分家之后,即其独立经营之后取得的。这与当时中国红茶贸易出口状况盛况局面密切相关。

因为就在胡元龙分家前后,近代中国茶叶,尤其是红茶出口十分走俏,出口量大增。祁红售价不断增高,对外贸易日盛,甚至造成一贯以出产绿茶闻名于世的婺源、屯溪等地,也改做祁门红茶。光绪十六年,本届祁门茶额亦增多,因婺源、屯溪向产绿茶,难于沽利,今亦改做红茶也”[11]。由此可见,祁门红茶在当时是何等畅销。当时祁门红茶主要集中在九江、汉口两地销售。祁门茶市,洋商交易向以九江一埠为集中之区,每年约有二十万生意”[12]。光绪十七年,九江的红茶贸易十分繁荣,各茶客办茶,不下数千百担,络绎于途,极为热闹”[13]。由九江转运汉口的红茶贸易亦极为繁盛,九江连日到通山、祁门、武宁各山庄红茶甚多,茶栈中随到随拣,细装成箱,陆续运往汉口”[14]。光绪二十年,红茶出口贸易兴盛,业茶之华商获利者多,亏耗者少。今头茶业已告竣,最获利者,江西则宁州、祁门两处”[15]。从中得知,祁门红茶在对外贸易中为获利最多者之一。

因为祁门红茶品质优异,使原来一直从英国转口购买祁门红茶的俄商,也在汉口直接采办祁门红茶,这样就使祁门红茶出口量大幅增长,对外贸易更为兴盛,获利更多。对此,《申报》记载,光绪二十一年,各处山茶惟祁门、安化、桃源颇沾利益,其余各埠难有生色,甚有亏本者。……祁门茶获利之由,实因昔年俄商不办,英商办往俄地,大获其利。俄商有鉴于此,顿改前辙,采办祁门茶,价码略高于昔,此祁茶之所以获利也”[16]。由此可知,俄商得知英国商人从事红茶贸易大获其利,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俄商也从事祁门红茶经营,以图致富。正因俄商大量采办祁门红茶,致使在其他地区红茶对外贸易亏折的情况下,祁门红茶却能一花独放,祁门茶商由此起家者甚多。胡元龙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胡元龙经营祁门红茶的成功之路,正是在上述红茶市场日益繁荣的大背景下实现的,由此获得丰厚利润,改变了以往生活拮据的困境。对此,谢恩隆等人对红茶产区的调查显示:

茶商经济,则以浮梁磻村之汪某,祁门闪里之陈某,历口之汪某,贵溪之胡某,建德之王某。胡某为较裕,且多自行种茶,以茶商而兼园户,烘制尤极适宜,故售价较高,而岁货赢利焉。[17]

谢恩隆等人通过调查,列举出当时祁红茶区经营红茶的几位大商人中,提到的贵溪胡某,就是祁红鼻祖胡元龙。

由此可见,胡元龙茶叶经营经历了徽州传统的绿茶制造到红茶研制创新的过程。在近代世界市场的洪流中,主动顺应市场潮流,创立祁门红茶这一新的品牌,这正是胡元龙在乱世中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徽骆驼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对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18]的徽商精神的最佳诠释。

第二,瓷土业经营。以往对胡元龙商业经营的研究,多关注的是其红茶经营方面,而对胡元龙其他产业的经营较少涉及。这两部分家书则提供了详细胡元龙父子经营土碓业的详细情况。

瓷土,其状是片形,有灰、白两种颜色,专为造瓷原料外,并可代替肥皂涤垢,和制粉笔的用”[19],可见,不仅分为灰、白两种,而且还是烧制陶瓷的主要原料。祁门出产的瓷土主要以白瓷土为主。《祁门县乡土志》记载:(祁)邑多山,矿产应富,特无科学之知识,有而不知耳。今所开采者,惟有白土一宗。同书又载:石灰、砖瓦各物,均取材于土石,足供境内建筑之用。所产之土,其质甚良,为瓷器原料必需之品。”[20]祁门瓷土的主产区集中在东、南、西三路[21],尤以东乡出产的瓷土质量最佳。对此,当时资料称:祁门东乡瓷土,向作御窑瓷器,色白质细,性极腻密,以之制造极细杯盘、瓶罇各种玩器,无不精巧绝伦,土块入窑,一无燥裂伤损之虑,非若他处瓷土,仅有八九收场也。”[22]从分家书内容来看,胡元龙父子经营的瓷土均集中在瓷土质量最优的祁门东乡的庄岭脚、毛查山脚、水磨一带[5]

瓷土是烧制瓷器的重要原料,景德镇烧制瓷器原料主要依靠祁门供应瓷土。正所谓瓷器虽出于江西之景德,而瓷土实出于安徽之祁门”[23]。随着瓷器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清代以降,景德镇对祁门瓷土的需求更加迫切,于是经营瓷土变得有利可图,祁门民众多有以从事此等行业为生。对此,同治《祁门县志》记载,土瘠民贫,岁入无几,多取给于水碓、磁土”[7](卷五《舆地志·风俗》),可见祁门人从事瓷土经营的所在多有。

正是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胡上祥、胡元龙父子利用祁门县东乡出产的优质瓷土,进行经营。从分家书来看,早在咸丰年间,胡上祥入山种植茶园之初,其家族就开始经营瓷土业,后来其族侄要求邀业自立,其家族经营的瓷土业亏损,负债五百余金,而大多数是由胡上祥经手的,因亏损无法偿还债务,于是其族侄将在东路做成土碓二区出顶给胡上祥,由其独立经营,以维持生活。以此为契机,此后的二三年间,颇获五六百金,胡上祥经营瓷土取得初步成效。同治五年(1866),李长翁昆玉要来合伙,于是胡上祥“义不容辞”地同意与之合伙经营,其土碓业的经营方式由独立经营转向合伙经营,由此其经济实力不断壮大。就在其商业蒸蒸日上之时,光绪四年(1878)六月六日突发水灾,二区碓业地,又俱无存留,自此胡上祥灰心名利,此后的土碓业主要由胡元龙经营。到光绪十七年分家之时,每年瓷土、茶号的收入共有一千二百洋[6]。可见,到胡上祥晚年时,瓷土业已逐渐恢复元气,获得一定利润。

从两部分家书中可以看出,胡元龙接手的土碓业获得了新的发展,其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在光绪十七年分家之时,胡元龙、胡文明兄弟各分得水碓一所,其中胡文明分得的在东路路庄岭脚[7]。也就是说,在1891年胡元龙分家独立门户开始,其经营的水碓业获得长足的发展,不仅创立东乡土碓,而且扩大了产业规模。到民国五年(1916)胡元龙主持分家之时,其孟、仲、季三房儿孙均分得土碓产业,即孟房分得东乡十一都九保庄岭脚土碓一所,仲房分得东乡毛查山脚土碓半重,季房分得东乡水磨源土碓一所[6]由此可见,胡元龙土碓业具有一定的规模。

第三,山林经营。徽州地处山区,山多田少,但蕴含丰富的木材、毛竹、药材等资源。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徽州山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经营山林十分有利可图,一般民众、商人、地主都普遍从事山林经营,由此发家者所在多有。祁门县在徽州府中山区面积更为广袤,山多田少的情况更为突出。明人李维桢称,祁门岩邑也,山居十之八,水居十之二”[23]P670)。嘉靖年间,祁门知县桂天祥也说:本县山多田少,民间差役、日用,咸于山木赖焉。是一山木之兴,固百计之攸属也。”[24]P209)可见,山场林木生产在祁门县百姓日常生活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出于“靠山吃山”的这种资源优势,早在咸丰年间,胡上祥、胡元龙父子在入山开辟荒山,种植茶园的同时,也大量栽种松杉苗木,蓄养山林,以获取日常生活之资。在胡上祥主持分家之时,将山场中的松杉也列入析分的产业中。为便于山场管理,保证山场收入用于正途,胡上祥规定嗣后山中出产银钱,必交我手收存,要用来山禀领,毋得擅专。其次子胡文明分得十二都五保苎弯塔、西山塔外、坞口东西培、横插坞口、黄荆弯横路等山场。按照诸子均分制的原则,胡上祥长子胡元龙也应该分得数量相当的山场。由此可见,他从咸丰年间建造培桂山房,开辟四五千亩山场,种植茶树,兴养苗木。

关于山场的具体收入,从光绪四年(1878)至光绪十二年(1886),共获得山林收益8500多洋元,这些收入除用于还债、家庭日常开支、茶号工人工资支出外,尚有千余元的余款。到光绪十七年,经过数十年的积累,胡上祥、胡元龙父子经营的山场规模不断扩大,每年约有四五百洋元收入,颇为可观。经过长期的经营,到民国五年(1916)胡元龙在分家时,其山场规模不断扩大,仅黄家坞一处山场,每年山租就有1200元。因此,胡元龙在分家序言中说:窃我幼承庭训,长就外传,嗣因家业式微,置书高阁,从父入山,讲求实业。念载间,辟蒿芟莱,兴种茶萪、竹木,颇有成绩。”[5]可见经过数十年的经营,胡元龙父子拥有的山林获得可观的收入,他们用实践显示出祁门善和程氏提出的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也”[25]P74),实现山场经营的价值。

综上所述,胡元龙父子的商业资本来源是通过借贷获得的,利用这些资金,胡元龙父子于咸丰年间在贵溪开辟荒山,种植茶树,从而走上经商之路,但咸同兵燹对其父子商业造成严重破坏。胡元龙在光绪初年引进闽红制法,改造祁门茶叶,创立祁门祁红,从而迎来新的发展。但从分家书内容来看,直到光绪十七年分家独立门户之后,胡元龙的商业经营才获得快速发展,茶叶、瓷土、山林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不仅还清债务,而且广泛置产,新造数座屋舍,购置大量山场,由此发家致富。

三、商业经营困境

胡元龙在近代商业浪潮中,创立祁红这一新的品牌,改变了徽州茶业产业结构,从而为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迎来新的契机,他自身也获得很大的成功,由此发家致富。但是在半个多世纪的商业历程中,胡元龙在商业繁荣发展的同时,其自身也存在不少困境,这些困境一方面由其自身因素所致,另一方面受到时代的局限。

(一)债务负担

徽商的资本来源问题曾长期引起学界关注,日本学者藤井宏将徽商的资本来源分成共同资本、委托资本、婚姻资本、援助资本、遗产资本、官僚资本和劳动资本等几种类型。[26]

很多商人最初的商业资本来源是通过借贷获得的,这属于援助资本范畴。胡上祥、胡元龙父子创业之初的资本,就是通过借贷方式筹集资金的。关于这一点,胡元龙晚年在分家序言中,毫不讳言,他说所恨者先年空手创业,不无称贷”[5]。虽然胡元龙通过借贷或者商业启动资金,也曾在商业经营中获得成功。但从两份分家书来看,胡上祥、胡元龙父子曾长期背负债务,而这些债务,成为困扰其父子两代数十年的问题。换言之,这些债务是胡元龙数十年商业经营始终存在的问题。

胡上祥在世时,胡元龙商业经营尚处在草创时期,又遭遇天灾人祸,商业起色不大,所欠债务甚多,共计5000余元。对于这些债务,胡上祥晚年深感忧虑,心神恍惚,无计可施,以至废弛公事,抱恨惭愧。为偿还债务,胡上祥在光绪十七年主持分家之时,不仅将负欠各债数目息金,逐款开载明白,而且在家规章程中,专门对债务偿还事宜做了详细说明。现将这些条款罗列如下:

眼前家规章程,库无余储,出产有数,不敷应用,加之负欠多多,只有口粮章程可定,其余一切无从注明,俟将各债归还,再定可也。

本山所产货物出售,得价银洋,尽归我手收存,一切债主,除公项祀会、孤贫,本家口粮,万不可外,仍余多少,酌实交纳,不足即俟来年补偿。若又借贷还债,则债主日多,出产不足以应,终至归还无着,坐以待毙而已。[6]

通过上述条款,可知胡上祥的收入,除用于家庭日常开支、门户差役、救济族中贫苦家户之外,山林、茶叶等大多数收入皆用于偿还所欠债务。可以说是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其债务的负担由此可见一斑。

胡元龙在独立门后商业曾一度获得迅速发展,不仅还清了其父胡上祥遗留下来的债务,而且还新建数幢屋宇,但在其晚年,因儿孙不擅经营、奢侈消费,造成债台日高。为减轻债务负担,胡元龙曾于光绪三十四年,将家产清算明白,将原先共有的产业与其侄宗标、宗翰进行析分。从民国五年胡元龙主持的分家书来看,在胡元龙晚年,其长子宗熺、次子宗铎都不擅于经营商业,以至连年亏损,为数甚巨,使得胡元龙的商业陷入非惟宿款未清,且新债渐加的困境。这种困境使得晚年的胡元龙心神不安,甚为焦虑。为减轻债务负担,胡元龙不仅将各类产业在儿孙之间分配,而且还将所欠债务也在儿孙之间进行分担。为避乱债务分担不均引起的纠纷,胡元龙在遗嘱条件中特意强调:分扒债产业债项,或多或寡,毋得计较,以敦孝友。”[6]

(二)现代化困境

胡元龙虽然首创祁红新的品牌,商业经营也曾取得成功,但其晚年商业经营却陷入困境,未能向现代化工业的器械化大生产过渡,没有实现现代化转型,而是很快衰落下去。胡元龙商业衰败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胡元龙采取的仍然是传统的经营方式,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没有实现机器化大生产,这是造成其晚年商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胡元龙父子虽然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创业,建造培桂山房,开辟四五千亩的茶园,雇工生产;在光绪初年又创立祁红品牌,集资六万元开设日顺茶厂。但胡元龙当时采取的还是粗放的生产方式,与一般茶号采取的传统经营方式别无二致,仅是商业经营的规模比一般茶号大而已。也就是说,胡元龙虽然仿红茶制法,创立祁红新的品牌,具有首创之功,也曾一度获得商业成功,但其自身存在不少局限,采取的仍是传统的经营方式,未能采用新的理念,实现集约化发展。这种局限造成胡元龙晚年的商业经营日益陷入困境,无法超越旧体制的藩篱。关于近代中国茶商自身局限,台湾学者陈慈玉教授指出:茶商本身之资本、经营形态无法脱离前进近代性的色彩,故划定了其向近代性发展之限界。”[27]P321)仲伟民教授也提出,19世纪中国茶叶生产落后、茶叶质量不稳定和茶叶后期加工水平低,是造成中国茶叶危机的重要因素[28]P77-84)。由此可见,胡元龙的这种困境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当时整个中国茶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胡元龙的瓷土、山林的经营也同样是传统方式,胡元龙占有的是祁门最优质的瓷土厂区东乡太和坑等地,仅是占有优质的资源,而采取的仍然是传统的烧制方法,规模难以扩大;山林经营采取的也是传统的租佃制,每年收取固定的山租,因为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得瓷土、山林两个产业每年的收入仅有1200元,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生产。此外,胡元龙的融资方式也较为落后,仍是通过徽州传统的会社组织融资,同样未能采取资本主义的融资方式。

其次,茶叶贸易完全受制于国际市场。晚清中国茶叶出口贸易一直受制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市场的操纵甚为强悍,中国茶商命运不能自主,西方国家每一个举动都会影响中国茶叶生产、贸易状况,这就使得中国茶叶生产、茶商经营处于被支配地位。虽然胡元龙创立祁红新的品牌,也曾一度把握国际茶叶市场的有利条件,获得新的发展。但是这种商业经营完全依靠国际市场,没有任何自主权可言,后来英国利用自己的殖民地印度制造红茶,并采用机器大生产,世界对中国红茶的需求日益减少。这国际茶叶市场的变化,也是胡元龙晚年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林齐模指出,英国资本对国际茶叶市场的操纵和国际茶叶市场结构的变化是造成19世纪后半期华茶出口贸易衰减的重要因素[29]P58-71)。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欧美国家相比,晚清朝廷落后的体制和制度上的束缚,是造成中国茶叶市场不断丧失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中国茶叶贸易受制于西方国家的重要因素[29]P94)。祁门红茶对外贸易的盛衰可以说是近代中国茶叶外贸易盛衰的一个缩影,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危机。

此外,晚清时期传统因素束缚较大,采用传统的手工方式制茶,十分粗放,尚未实现机器化生产。中国茶业现代化机器大生产肇始1915年农商部在祁门县成立的安徽模范种茶厂。这是中国最早茶叶机构,但因政局不安,该机构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30年代,在民国政府掀起中国茶业复兴的浪潮中,该机构改组为祁门茶业改良场,进而成为全国茶业改良的典范,此后中国茶叶生产中的机器大生产才在全国全面展开。很显然,胡元龙生活的时代并不具备上述现代化条件。

四、余论

《光绪十七年胡上祥立遗嘱章程文》和《民国五年胡元龙立分关书》,是祁门贵溪村新发现的祁红创始人胡元龙分家书的首次面世,引起了世人关注。这两部分家书分别成书于光绪十七年和民国五年,详细记录咸丰初年到民国五年,胡上祥、胡元龙父子两代半个多世纪的商业经营历程,是关于胡上祥、胡元龙父子艰苦创业、商业经营最为直接的资料,与以往的民间调查资料、口述回忆相比,具有无可代替的价值。这也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近代徽商在乱世中的商业经营图景,诠释出徽商的坚忍不拔的徽骆驼精神,同时对推进近代徽商研究,尤其是徽州茶商研究也有所裨益。

在近代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情况下,伴随着西方经济势力的渗透,徽州茶商顺应世界市场发展潮流,创立祁红新的品牌,具有重要功绩。胡元龙创立祁门红茶,改变了传统徽州只出产绿茶的局面,也促使徽州茶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祁门县实现了绿茶、红茶两种产业并行发展。

胡元龙创立祁门红茶,进而开启祁门茶商经营红茶风气。清末时期的祁门已是植茶为大宗,东乡绿茶得利最厚,西乡红茶出产甚丰,皆运售浔、汉、沪港等处”[30]P601)。祁门红茶主要集中西乡、南乡,西南两乡务农者,约占十分之七,士、工、商仅占十分之三,多藉茶为生活,营商远地者,除茶商而外,寥寥无几”[31]。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原先经营绿茶、安茶贸易的商人,也改为经营红茶贸易,从而涌现出一大批经营红茶贸易的家族,如西乡桃源陈氏,以陈世英、陈烈清、陈郁斋等为代表,尤其是陈烈清于光绪六年(1880)在西乡创立怡丰茶号,研制红茶,开西乡经营红茶风气之先,随着贸易的兴盛,他先后在西乡开设13家茶号,并在苏州阊门设有义成茶叶出口公司。南乡景石李氏家族,自李大榕开始一直从事绿茶、安茶的经营;祁门茶商巨擘李训典(18651931)的父亲李教理(18401902)原本也经营安茶,并开设有德隆安茶号,后来在胡元龙创制红茶贸易的影响下,光绪二十二年开设鼎和红茶茶号,转而从事红茶经营,后来在其子李训典、李训谟、李训诰兄弟经营下,不断发家致富。[32]南乡礼屋康氏家族经营红茶贸易的也所在多有,尤以康达为代表;西乡历口汪氏家族经营的亿同昌红茶号,经营的规模较大。总之,祁门商人经营红茶贸易的风气形成及其发展壮大,胡元龙功不可没。

胡元龙创制红茶,带动祁门红茶贸易的发展,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晚清朝廷为参加南洋劝业会,要求全国各地举办各种物产会,挑选优质产品,为参加南洋劝业会做准备。在这次物产会中,胡元龙研制的祁门红茶获得三等铜牌的佳绩[32]P471)。正是凭借在改制红茶中的卓越成就,胡元龙获得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发的一等奖章2。民国初年,成功当选祁门茶业商董”3,为维护徽州茶商利益,促进徽州茶业做出了贡献。胡元龙在商海中闯荡成功后,也积极投入家乡的文教事业。1905年,创立的祁门梅南高等小学,胡元龙出资尤多,并报准官府附征茶厘,按每元3厘,由学校向其茶号征收使用,使梅南小学的教育经费有了可靠的保障,极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胡元龙的义举,受到了清朝廷的奖赏,他获得了谏议大夫领四品同知衔晋封三代的殊荣。

关于胡元龙一生的事迹,据其墓碑云:祁山贵水,毓秀钟灵。惟吾曾祖,阊邑之英。通文达武,青史标名。性行方正,梓里怀情。红茶白土,世界蜚声。禁烟戒赌,垂训后生。垦荒办学,造福梅城。敬宗思远,勒石为铭。”4该碑文不仅提到胡元龙经营的茶叶、瓷土、山林等领域,还涉及胡元龙通过禁烟戒赌改良社会风气,及捐资办学的记载,可称得上是对其一生事业恰当的评价。胡元龙分家书真实反映了其商业经营实态,其商业经营虽然一度取得成功,但商业资本规模并不大,并非富甲一方的商业巨贾,甚至其晚年也不背负不少债务,这些实际的经济情况在以往的研究中是缺乏的,这也与胡元龙至高的社会声誉有着强烈的反差。


注释:

1)相关研究可参见郑建新《徽州古茶事》,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第208页;胡益坚《胡元龙二三事》,《祁门文史》第2辑,祁门印刷厂1988年,第22页。

2为咨行事,前准咨陈,据祁门县知事详称,茶商胡元龙改制红茶,成绩卓著,请予奖励等情。当经本部奏请,奖给一等奖章。二月三十三日奉批令,准如所拟给奖,此令等因,奉此相应填具证明书一纸,连同奖章一座,咨请贵巡按使查照,转饬具领,并照奖章规则第九条缴纳公费,按季汇解。(《咨送茶商胡元龙奖章并证明书请转饬具领并缴纳公费》,《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7期,第3页。)

3皖属祁门县知事据茶业商董胡元龙等禀称,每届新茶上市,均派有兵队驻防,以资保卫。近年匪徒不靖,较昔尤甚,现闻皖南镇守使署副官蒋奎英率队驻防屯溪,拟恳详请就近拨派兵队到祁保护等情,当即转详巡按使,现奉韩使核准,函致鲍镇守使转饬蒋副官,就近派队往祁保护,俾安商业。(《派兵保护茶商》,《申报》1915511日。)

42017211日,笔者和徽州博物馆馆长陈琪先生在胡元龙第五代孙的带领下,去胡元龙墓园考察,抄录此碑文。

参考文献:

[1]咨送茶商胡元龙奖章并证明书请转饬具领并缴纳公费[J].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7.

[2](明)戴廷明,程尚宽.新安名族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4.

[3]王钰欣,周绍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第五卷[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

[4]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二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民国五年胡元龙立分关书[Z].抄本.

[6]光绪十七年胡上祥立遗嘱章程文[Z].抄本.

[7](清)汪韵珊.同治祁门县志[M].同治十二年刻本.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门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祁门文史资料第五辑[Z].黄山:黄山市地质印刷厂,2002.

[9]奏请奖给安徽茶商胡元龙奖章由[J].农商公报,1916,(8.

[10]王兴序.安徽茶业之概况[J].安徽建设1929,(5.

[11]茶市情形[N].申报,1890-05-28.

[12]皖南茶业之消长[J].安徽实业杂志,1918,(23.

[13]茶银银息[N].申报,1891-02-10.

[14]浔阳茶市[N].申报,1891-05-13.

[15]茶市生色[N].申报,1894-06-24.

[16]汉皋茶市[N].申报,1895-05-18.

[17]谢恩隆.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J].农商公报,1915,(13.

[18]光绪祁门倪氏族谱[M].光绪二年刻本.

[19]江西矿产窥探[N].申报,1947-07-02.

[20]李家骧.祁门县乡土地理志稿本[M].宣统铅印本.

[21]窑府观光[N].申报,1946-10-11.

[22]安徽祁门瓷土公司机器开采节略[N].申报,1904-11-21.

[23](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7.

[24](明)汪尚宁.嘉靖徽州府志[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25]周绍泉,赵亚光点校.窦山公家议校注[M].合肥:黄山书社,1993.

[26]《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27]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8]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9]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J].历史研究,2003.

[30]刘汝骥.陶甓公牍[M].合肥:黄山书社,1997.

[31]李家駬.祁门全境乡土地理调查报告[J].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1914,(4.

[32]李训典行状[Z].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