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短的结论

“后陈经验”是指后陈村在提升村民代表会议职权的基础上，成立监委会行使村务监督权，使村民的公共参与有了制度化的组织载体，村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从而实现了对公共财产的有效监管。“后陈经验”的生长是后陈村、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互动的结果，它的核心要素是监委会的生成和运作。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监委会积极参与村务监督工作，并通过提议召开村民听证会、村民代表会议等形式对重大村务决策进行“把关气与此同时，以党员、村民代表为主体的村庄非治理精英开始崛起，对村庄治理精英形成了有效的制约。而村庄精英的竞争与合作，给后陈村的治理转型提供了积极动力，后陈村治改革具有很强的“精英主导”的色彩。在公共财产运营中，村庄精英的经营能力和社会网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把村庄的优势资源与市场需求有机地联接起来，促成了“以地生财”的公共财产运营思路。而通过参与村民听证会、村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后陈村民实现了对公共财产的有效监管。“后陈经验”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首先，它把分权制衡理论运用于村级组织体系的建构中，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方式，实现了重大村务的“监管分离”。其次，通过监委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给村民的公共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组织平台，从而较好的保障了村民的民主权利，给当前的农民政治参与理论提供了新的素材。最后，它发展出以精英制约精英的村治模式，对精英民主理论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摹本。在实践层面上，“后陈经验”中的分权治村和精英竞争的做法，对于破解农村公共财产运营中“所有者缺位”所带来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给我国农村公共财产治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思路。

(二)进一步的讨论

后陈村监委会的生长并非一帆风顺，它遭遇了村庄既有格局和“地方性知识”的考验，经历了成长中的冲突与磨合。而实现从能人权威向法理权威的转型、增强村民自治的“草根性”这两个问题则直接关系到后陈村治改革的发展前景与“后陈经验”的推广价值，在此仅做简单的讨论。

1.首次交锋

监委会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文本中规定的职权能否得到有效的落实，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村两委的理解和支持。由于监委会的工作就是对村务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对财务进行严格把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村干部的自由裁量权，对习惯了说一不二的村官而言不营于上了一个紧箍咒。而村民代表在推选监委会成员时往往选择“爱挑刺”的硬汉，他们直来直去的性格和语言方式增添了与村干部正常工作交流的难度。因此，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村干部与监委会很难做到“筷子碰不到碗”，相互之间的摩擦在所难免。

2004年6月27日，村两委开会讨论厂房出租事宜，监委会成员列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村两委成员一致同意与武义县热能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厂房定向出租协议，并提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有村干部问监委会成员:“这事你们几个人同意就做了。”张舍南表态:“我们这个担子也不好挑，也挑不动，你们主要领导也挑不动。按照监督制度，是不是最好搞个听证会?”。当场就有村干部不高兴了:“你这个人一上来就挑刺，你没来我们不是也做得好好的吗?对我们村千部怎么不信任呢?”。张舍南也急了:“既然村民选我做监委会主任，我看到存在问题，我就有权让它完善这个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两人当场吵起来。最后还是村支书胡文法出来打圆场，拍板确定召开村民听证会。第一场交锋，以监委会获胜告终，但也让张舍南感觉到:“如果没有书记的支持，只怕啥事也做不了”。除了村支书胡文法的支持外，张舍南敢于坚持己见、不畏强权的性格特征也是首次交锋获胜、监委会职权得以尊重的重要原因。然而，在熟人社会中，低头不见抬头见，低调圆通是政治生存的基本规则。个性鲜明的张舍南在经历了10个月的人生的辉煌后，就遭遇了情理之中的“意外落选”。

2.张舍南的落选之迷

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嵌入乡村的民主制度，必然会受到村庄特有的宗族、派系和人际圈等“地方性知识”的制约。在2005年的后陈村村民代表换届选举中，拉票现象开始抬头，宗族、派系等非制度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投票行为。在这次选举中，为村集体做出突出贡献的张舍南意外落选，引发了外界对后陈村治改革的质疑。

在后陈村，张舍南的落选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公共话题。受访者对张的落选有着大致相同的看法。首先，媒体聚焦带来的负面效应。后陈村的改革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张舍南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过度的宣传使他成为“出头鸟”。尤其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后陈村的变革》中，他说当了半年多监委会主任只从村里领到2000多元工资，而前个月他出去几天就赚回了2000多块钱，这句话引起很多村民的反感。其次，历史上个人的恩怨的集中体现。前几年，张舍南带领村民进行集体上访，把原来的村支书洪某、陈某拉下马，从而与洪陈两家接下了深深的梁子。而他们三家都住在一个村民小组。在这次村民代表选举中，张失去了洪家、陈家10多张选票。最后，张本人对这次选举重视不够，认为铁定能当选，而其他几名村民代表候选人进行了充分的选举准备。结果在首轮投票中，张舍南与另一名村民的得票相同，都排在组内的第5名。当地政府的领导对这个结果甚为吃惊，要求后陈村两委在村民代表补选中暗助张舍南当选。出乎意料的是，政府的刻意安排惹怒了村民，在一月后举行的村民代表补选中，张舍南的得票不升反降，最终无缘村民代表而淡出了后陈村治舞台。

3.胡文法之后:村治何去何从?

村支书胡文法是村治改革的灵魂人物，在他的推动下，后陈村开始了艰难而又辉煌的民主实验。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空降到后陈村之后，胡文法还担任着街道工办副主任的职务，他的去留牵动着村民的心。“胡书记是街道派下来的，他没有私心，可以保障这些制度落实。如果他走了，新来的干部不按制度来做怎么办?制度又不是形式主义?”村民的担忧有着充分的理由，“人走茶凉、人亡政息”的事例数不胜数，能否把个人的权威制度化，村民心中实在没底。

在村治改革过程中，胡文法坚持“以制治村”的原则，先后主持制定了《村规民约》、《村务管理制度》和《村务监督制度》。此后，他又模范地带头遵守这些村级规章制度，支持监委会与村民代表会议的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其他村两委成员也逐渐适应了这种工作方式，慢慢形成了“依法办事”、“民主办事”的村级组织文化。在村庄秩序趋于稳定，干群关系开始解冻的情况下，胡文法着手进行村级公共事业的建设。他敏锐地扑捉到工业用地紧缺中蕴藏的丰富商机，以翔实的数据和通俗易懂的例子赢得了其他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的高度支持，直接促成了该村“以地生财”公共财产运营思路。与此同时，胡文法协同村两委一班人，充分发挥懂政策的优势，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率先争取到了村留地指标，为公共财产的保值增值铺平了道路。

随着村治环境的好转，有关胡文法即将去职的传闻开始在后陈村流传开来。在调查过程中，普通村民尤其是老人纷纷流露出这一担忧，他们只信胡文法，村干部中还没有谁能够取代胡文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村民的心态折射出根深蒂固的“青天情结”，比起他们还不甚熟悉的法理权威，源远流长的个人的权威更能赢得他们的认同。值得庆幸的是，在村治改革中，以党员、村民代表为主体的村庄非治理精英的公共参与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公共参与的效能感也日益显著;村庄治理精英也逐渐养成“依法办事”、“民主办事”的习惯。比起普通村民，村庄精英对胡文法的去职传闻保持着更多的理性分析。他们也承认，“胡书记的威信很高，群众有这个担心，他走后这家业会不会败。”然而，“现在村里有监委会和两项制度这些‘土政策’，别人上台不遵守‘土政策’的话，党员和村民代表是不会答应的。”

4.村民自治的“草根性”何以增强?

随着监委会与村民代表会议的有效运作，后陈村民有了制度化的的公共参与渠道，村民的公共参与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然而，“村民因在村庄治理中所饰演的角色不同，其政治人特征出现了阶层分化的趋势，产生了普通村民与村庄非治理精英两个阶层”。以监委会成员、党员、村民代表、经济能人与退休返村居住的文化精英为主体的村庄非治理精英成为村治舞台上比较稳定的政治参与阶层，他们的公共参与的频率较高、公共参与的范围较广、公共参与的效能感较强。而普通村民的参与热情则逐渐降温，对村务的关注程度慢慢消退，成为村庄的“无政治阶层”。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中，“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而“参与是微型民主的本质”。因此，从理念层面上来看，村民自治的深化有赖于村民的普遍、有效的公共参与，“以权利来制约权力”将是村民自治进入权利保障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前，在后陈村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和普通村民这三个村治行动主体中，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之间、非治理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互动较多，而治理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联系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后陈村的村级治理状况取决于村庄精英阶层之间的博弈，村民自治依然停留在精英的层面。普通村民对村治的影响力依然不足，他们主要通过非治理精英的“在场”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进而达到对治理精英的监控。然而，普通村民与非治理精英的联系主要依托于监委会与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他们之间仍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于是，一旦出现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的合谋，普通村民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