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是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其中苏联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苏共二十大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大跃进”运动则是“思想解放”走向极端、偏离实事求是这一正确轨道的“创造”；毛泽东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苏共二十大进行的重新思考，将反冒进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批判，为大跃进的发生起了清道和催化的作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运中“赶超”战略和浪潮的影响，是“大跃进”发生的直接外在动力；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非正常化发展，又使毛泽东产生了依靠自己力量率先进行“赶超”的迫切想法。

　　〔关键词〕大跃进；苏共二十大；思想解放；修正主义；赶超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失误。“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是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其中苏联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一

　　从20世纪30年代到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斯大林一直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马克思主义的旗手和真理的化身，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之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成了绝对的权威，也很少有人对他的地位发出疑问和挑战。苏联模式被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惟一模式，各社会主义国家只许照搬，不能突破，否则就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正因为如此，建国初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甚至把苏联模式的选择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刘少奇在一届全国人大所作的关于宪法草案中就说：“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1](P155)因此，苏联模式很长一段时间禁锢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伊始，“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2](P831)这对于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来说，“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3](P117)。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许多弊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2](P720-721)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分析、思考和批判过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置疑的许多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从而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从多年的迷信、束缚中解脱出来。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思想解放”。对此，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曾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解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4](P174)

　　基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到党的八大的召开再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以上成果都是苏共二十大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套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头上的“紧箍咒”被去掉，“心情舒畅”进行探索的结果。从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角度来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如果沿着这一方向探索下去，无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会“创造”出更多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成果，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一“创造”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偏离了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的要求。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破除旧的规章制度。在工作方法上，要搞群众运动，要轰轰烈烈，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5月，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中再一次强调了破除迷信的问题。5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又进一步指出：“解放了的、觉悟了的、团结起来和组织起来的六亿多人口，这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力量。有了这个力量，就能够有工业和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就能够做到人类所能够做到的一切。”[5]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旧”的思想、理论、规章、制度都可以破除，惟有一件事是迷信的，那就是群众。群众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毛泽东试图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种做法同长期进行革命战争有不解的渊源，同时又是试图打破一切常规的寄托。在革命战争年代，当革命形势成熟时，群众运动其排山倒海之势，可以迅速打翻旧的统治。但在建设时期，群众运动的上述同优势相对称的缺陷，却会造成灾难。迷信群众运动，并不是真正的依靠群众，而是一种“放大”了的主观主义，即把个人意志强加给群众，借助群众运动来达到某种主观愿望，无论从方式还是最终效果来看，都离群众需要甚远。特别是在广大群众的文化素质还普遍处在较低状态时，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易于哄动起来，形成很大的破坏作用。[6]但是，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依靠群众运动进行经济建设是一种“创造”，从而轻而易举地发动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在偏离实事求是的轨道上越滑越远。可见，“大跃进”运动是“思想解放”走向极端，偏离实事求是这一正确轨道的一大“创造”，是毛泽东试图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

二

　　1956年夏秋之交，作为公开揭露和纠正斯大林一系列严重错误的连锁反应，国际上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铁托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是个制度问题，指责坚持斯大林理论和路线的共产党人为斯大林分子，要他们放弃斯大林主义。在国内的一些城市和农村发生了约一万余名工人的罢工，30起共万余名学生的请愿罢课，少数农民闹退社及进京上访等事情。西方敌对势力乘机掀起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这一连串的反应，使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重新认识苏共，认为苏共二十大是修正主义泛滥发展的结果，由此前侧重从斯大林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立场，转向全力维护斯大林的立场。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7](P321-322)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中，毛泽东进而指出：“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再论》据此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

　　1957年5月中旬，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更危险，从而将批判重点转向修正主义。他说：“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就不能纠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8](P469)11月，在莫斯科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莫斯科宣言写进了“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是右倾机会主义。”[9](P108)可见，毛泽东已把右倾机会主义等同于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是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在中国国内，在毛泽东看来，右倾机会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反冒进，也就是说反冒进就是修正主义。这样，毛泽东就为反冒进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从而为冒进撑开了保护伞，从而为“大跃进”创造了舆论条件。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责“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就第一次在报上公开提出了“跃进”口号，批评了反冒进。在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他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指出反冒进是一个方针性错误，给群众泼了冷水，泄了气，招致了右派的进攻，使我们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进而提出了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又把反冒进说成是“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的事件。对反冒进的激烈批评，助长了“左”的思想的发展，也为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围上了一道政治屏障，“为1958年‘大跃进’的发动起了清道和催化的作用”[10](P678)。“大跃进”运动，就是在错误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酝酿和发展起来的。

三

　　世界历史的进程没有像经典作家预想的那样发展。社会主义没有同时实现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首先在苏俄、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社会主义陷入了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这一基本事实促使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和领导人，把尽快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奋斗目标。

　　社会主义的赶超经济理论和发展战略是由列宁奠基，斯大林时期形成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深刻指出：“要么灭亡，要么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1](P168-169)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赶超思想。1931年他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在十年内跑完这段距离。或者是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或者是我们被推翻。”[12](P271)后来斯大林又把经济上赶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定为10年到15年。尽管实施这一战略使苏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的确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社会主义出现了蓬勃向上的新气象，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也进入了振兴、发展的黄金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强调了对共产主义的“冷战”。为了在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世界，苏联提出了赶超美国的目标，受其影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都选择了自己要赶超的具体对象。国际共运中这种赶超热浪，当然会强烈地影响和激励着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也曾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到50年代中后期，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赶超浪潮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毅然选择了赶超战略。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

　　赫氏奔放的思想，使一直有着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强烈愿望的毛泽东受到莫大启发，循着这一思路提出了中国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与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宏伟目标。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中国是典型的现代化后来者，如果总是跟在别人的后面，创造不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建设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就永远不可能改变。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其真谛是为了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对毛泽东来说，很大程度上“赶超战略———高速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等同关系。1957年2月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13](P214)。同年3月，他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末尾还写下了一句很令人回味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9](P362)这句话可以说相当真切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已经选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完全应该也完全有可能迅速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否则那将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可见，毛泽东提出赶超战略不仅有良好的愿望，也较充分的考虑了实现这一战略的可能性。但是毛泽东在提出正确赶超设想的同时未能将这一设想固定下来。首先，在赶超的时间上没有一个科学的严密分析，使得这一设想一直处在变动之中。1957年夏天之前，毛泽东设想用10到15年建成社会主义后，再“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7](P463)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了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八大二次会议上又提出了“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10](P721)的口号，不久甚至认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年到三年的时间。赶超目标实现的时间一再提前，空想色彩越来越浓厚。其次，在赶超的具体步骤上更没有科学合理的安排，虽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副未来美好图景，却没有相应地指出达到这一目的的合理途径[14]。尽管毛泽东也曾有过通过发展技术革命加快经济发展的光辉思想，但是在反右派斗争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有了较大改变，他更加强调通过政治性的精神激励，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加快经济发展。由于赶超思想中存在上述疏漏很容易滋生出急于求成、轰轰烈烈赶超的冒进倾向，加上当时批评“反冒进”的政治空气，两者结合，“大跃进”运动便自然产生了。

四

　　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有过密切的关系。但是后来围绕着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共运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中苏两党出现了尖锐的分歧。在中苏两国交往中，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的越来越明显。尽管斯大林在世时，中苏之间就有矛盾，但两党两国之间产生重大原则分歧却开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震惊世界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对此中共中央是极不赞同的，认为“俄国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是不对的。从这一分歧开始中苏两党间的矛盾意见就不断出现。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中央主张采取正确的原则处理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作风，并积极斡旋以求得事件的妥善解决。对此，苏共并没有认真反思，反而耿耿于怀，导致中苏两党分歧进一步扩大，并进一步扩展到两国关系上。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了组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因涉及国家主权，中国政府婉言拒绝。此后，中苏两国关系日趋低落。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非正常化发展，致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不再迷信苏联的经验，开始逐步摆脱在经济上完全依靠苏联的方针。毛泽东清醒认识到，没有经济独立，要想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是不可能的。为了避免中苏关系破裂时我国脆弱的经济陷入窘迫境地，毛泽东要求各“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15](P403)。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使毛泽东认为“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4](P317)。

　　同时文明古国的历史责任感和国际社会尊严感的驱使，也使毛泽东认识到只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了，才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所贡献。“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7](P296)因此，他号召“要鼓一把劲”，要有领先意识，“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13](P326)

　　早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7](P473)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开始产生了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只是当时没有宣布，没有登报。“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16]这种为避免被苏联控制而谋求自身尽快发展壮大的心态不断发展，最终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曾对中国“大跃进”运动有针对苏联的意味有所感受。他说：“当毛泽东提出一个想法，说中国能在5年内赶上英国时，他对我们采取了攻势，并且公开这么做。”[17](P672)“毛泽东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18](P149)

　　综上，苏联因素对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应忽视的。全面深刻地剖析这一因素，不仅可以深化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初衷和教训的认识，而且对今天切实洞察国际形势和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实事求是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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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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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16]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11-23.

[17]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18]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