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尤其是作为一个在过去十年接受训练的人类学家，我想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思考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如何存在于今日这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到底这一个学科，如何在这个常被我们称为后现代后工业后福特或后殖民的状况中，维持认同？相对于社会学或心理学，我们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贡献吗？我们可以述说什么样的故事，让那些非学科内部的人，但却可能是付税让我们这个学科得以存在的所谓大众，知道我们努力的成果?

有很多方式可以面对这些问题，回到人类学史中去找，我们看到美国人类学之父Boas如何介入种族主义的争辩，Mead的书对性别与青少年问题的影响。当然人类学的公共参与历史并非都是这么正面，英国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已是公开的秘密，二次大战时美国人类学对所谓敌国的研究，也引起许多争议。在台湾，十年前的原住民正名运动同样激起人类学界的波澜，造成两代人类学家之间以及我们的研究「对象」和我们之间的龃龉。所谓公共议题似乎一方面让我们这个学科的从事者在孤独的田野工作与学院的冥想世界外，找到另一个学科得已存在之理由；但另一方面，却又像是原罪般，时时提醒着人类学这一个学科较黑暗的一面。

在这么许多的方式中，我选择了研究社会运动，对许多人类学者来说这也许是不那么熟悉的领域，曾经人类学以区域、国界或以结构功能论下的各相关面向来区分次领域，因此我们有研究非洲、大洋洲、南亚学者，或中国、日本专家，然后有亲属、宗教、政治或经济人类学。这些在学科成立与发展中所建立起来的规模，的确也替人类学造就了它辉煌的一面，例如人类学的文化代表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俗民概念，一直是各学科在谈论文化时开宗明义得强调的。虽然在后来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这样的学科分类以及结构功能的文化概念受到挑战，曾经有许多人提到一些新的文化研究概念逐渐在人类学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例如认同、权力、书写、论述、国族、全球化，替代了我们原本熟悉的亲属、神话、氏族、部落概念等等，不过人类学所坚持的从直接经验与日常生活着手，从整体与部分的辨证中理解社会行动与文化符码的原则，仍然为大部分的人类学家所坚持。在这里，我认为人类学的社会运动研究包容了客观与公共参与、学科传统与后现代批评之间的张力，在某个程度上，并试图调和它们。

我今天因此希望可以从社会运动研究的讨论出发，并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来看人类学可以给一般社会运动研究什么启发，而对社会运动的关注，又可以反过来带给人类学什么样子的反省。人类学对社会运动研究的贡献虽然久被忽略，但是近来一些跨学科合作的例子，已经使得许多人注意到人类学观点和方法的用处，另外社会运动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色也带给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诸多反省。

社会运动的人类学研究

大部分的人听到社会运动研究，想起的大概都是社会学这个学科，的确社会学对集体行动的关注很早就开始，Smelser对集体行动的分析早在60年代就为这个领域开启生机，随后长达十几年的狂飙年代，更为这个领域提供无数题材，并造就一代的研究学者。在90年代，一度老化的理论发展（例如资源动员论）更重拾动力，透过学科理路的重整，希望提出一个较完整的社会运动研究架构。在这个重整行动中，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即是试图包括文化向度进入这个架构，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响应新社会运动对资源动员论太过强调理性选择的批评，意义、文化与认同这些原本被社会学忽略或认为太过心理学倾向的概念，重新回到理论舞台 (cf. Morris and Mueller 1992)。

这个理论重构是否能够成功还在未定之天，有人就指出例如政治机会结构与集体认同基本上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macro vs. micro）。不过在某一方面，这使得人类学的方法论受到注意，越来越多研究社会运动领域的人，将目光投注于日常生活与集体行动，政治、经济与文化意义不再被截然划分。这自然是人类学擅长之所在，擅于从不同现象的关系与文化的整体性去看待社会行动，从E. R. Leach到Clifford Geertz，政治人类学已为政治与文化的关联铺好根基。近年来，人类学里的社会运动研究更结合新社会运动研究（Touraine, Melucci）、后马克思主义（Laclau）、后结构主义（Foucault）与全球化理论 (Appadurai, Castells)，以检视不同层次的抗议或集体行动，重点在了解集体认同的形成、组织与意义，以及跨地方(甚至跨国)联结与地方的辩证关系。

　　也许我可用我的研究来说明这个新研究取向的用处，我用了政治学者Sonia Alvarez (1997) 的社会运动网络（social movement webs）的概念，Alvarez是一个研究巴西社会运动的政治学家，他提出webs的概念，希望用它来抓住社会运动领域中的界线模糊的特性，这个特性使得想用单一组织来看任何集体行动的做法不足，我们必须去追踪跨组织跨领域的各种行动，他还说webs比networks更能抓住这个网络中的动态、不确定与时时变动的特性。将它用在台湾的情况，我认为可以解决集体认同与组织动员这两个看似不同层次的问题，透过文化作为一个开放性符号体系的想法，这个跨组织场域变成一个新机制以提供集体行动所需的集体认同过程，这个看不到的社区，当然不指包括单一组织或者只是组织间的联系合作，还包括了政治团体、不同社会传统组织与个人等等。

有关这个社会运动网络，一个极端的情形是可以含蕴整个社会，这很像是人类学家Victor Turner所说的象征过程中反结构的具象物，对Turner来说，结构和反结构间的辩证正是社会改变的最主要动力。当然一般的情况是以社会运动组织为骨干，旁及于其它不同的团体、个人，这些社会运动组织因诉求形式不同（性别、阶级、自然生态），构成一个立体的架构。我试着研究事件、单一组织、跨组织合作等，希望可以从中了解这个立体架构的内容，包括行动者的形塑、文化政治、组织运作及政治操作中的情形，以了解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另类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

因篇福的关系，这篇文章无法讨论我整个博士论文的内容，不过我可简短地以三个面向来给读者一个大要的概念，包括 (1)合作与冲突， (2)个人、组织与运动圈圈的关系，(3)运动的发展史。首先，我从事件、组织运作与个人史中追踪合作与冲突的过程，试图超越社会运动研究中所谓运动团体与反运动团体的分类，而从一个更广泛的脉络中了解社会运动中的结盟、合作、竞争与冲突。政治机会与组织动员必须放在意识形态、运动愿景与集体认同形成的脉络中，才能了解运动团体间，或运动团体与政治力量间的合纵连横与爱恨情仇，同时个人的参与史也提供重要线索认识团体网络与结盟政治的微观过程。另外，个人、团体与运动之间的关联必须超越以运动形式(例如妇女或劳工运动)界定研究范围的传统，我的很多观察都显示，运动圈圈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有关人际网络、组织动态与政治立(力)场的过程，我们必须设想一个更复杂的网络体系来研究这个动态的非单一面向的关系。最后，我要强调注意运动发展史的重要，不管是运动形式、行动策略或理念愿景都不是一成不变，都必须放在特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待。

反思人类学

接下来我要反过来看社会运动研究对人类学的影响，我认为对人类学家来说，社会运动不应该只被当作研究某一个特定团体领域，而是应该变成是任何一个注意社会变迁的人类学研究都应注意的一个面向，刚刚我提到Turner的反结构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想进一步引申。刚刚有关社会运动网络的讨论，说到这个网络的变动特性，以不同方式这个网络试图将自己拓展到社会不同层面。这对人类学常进行的地方研究有一些意义。

　　（一） 民族志与世界体系

　　近年来的研究强调全球性的观念，认为过去经济结构功能太过强调静态封闭的体系，Eric Wolf的书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1982)，指出如何从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研究来看文化发展，在这一方面，社会运动网络的概念可说直接给我们一些冲击。在我的例子里，网络的变动方向包括两个，一个即是跨组织的连结，包括组织、议题，另一个则是试图更介入日常生活，也即是我们常说的草根化，在我的研究里，我试着用两个概念来检视这一对辩证的力量，我一方面看社会运动的专业化，这自然是以组织为核心，但是，运动网络的概念使得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在社会运动研究里谈到的组织化，并非是单一阶层化过程，而是蕴含在文化意义创造过程（cf. Douglas 1986），因此所谓专业化、组织化、甚至制度化都必须放在一个文化的脉络中加以检视，讨论组织过程的历史、经济和政治面向。

由于这样子的看法，使的我们可以重新反省草根化的问题，很多人将草根化和专业化对立起来，认为这是互斥的过程，但我却将它们看成是互相辨证，彼此之间有张力也有助力。这是人类学传统的地方、村落或部落研究最能发挥影响力的时候，但却必须在一个新的全球脉络理解。换句话说，任何一个社区研究，皆蕴含着一个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同时也是地方和空间的关系。在这里草根化成为专业化如何可行的过程，而专业化则是草根化得以加入不同可能的外在资源。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看第二个层面的影响。

　　（二） 文化与抵抗

人类学这几年的反省，另一个很重要的面向，即是对文化的重新理解。许多学者都告诉我们文化并非是一个封闭的整体，或是稳定同质的结构。文化其实是一直在变动的，而文化意义也是一直在创新的过程。刚刚我们提到运动网络里的专业化与草根化的辩证过程，在某一程度这提供了我们了解文化创新过程的一个机制，介于个人抗拒与革命论述中的一种文化重建构。这是马克思主义里常说的先锋领导和自发主义的辩证结果，Leach (1954) 所研究的缅甸的政治组织型态Gamsa与Gamlao，也指出了结构性的变动过程的摆荡效果。某种程度草根集体行动提供了一个可见的中介机制，让我们可以探究结构与agency的辩证所引起的文化变动，透过社会运动草根化过程的研究，我们得以将文化与反抗放在一个较大的脉络中来看待。在我的研究里，我试着用一个都市社区的例子，来看地方认同形塑的过程，这个认同在更大脉络里构成对都市发展论述的反抗力量，一个新空间意涵、新地方意识与政治形式因此慢慢在这过程中建立起来。

多场域研究法与人类学家的角色

最后我想用有关社会运动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做结尾。从上面的讨论中，社会运动实践基本上是一个看不见的社区加上每一个具体的草根反抗过程，这中间形成一个有机的连带。对这样一个现象的研究，某种多场域的研究法是必须的 (cf. Marcus 1999)，研究者在组织间、个人间移动，但又可选定某定点做深度的参与观察。从研究档案、追溯事件、访谈组织者、参与观察运动组织与地方团体中，研究者获得不同的资料，这些不只是研究法差异所造成的资料型态不同，同时还是立足点位置的问题。这些多元异质的资料构成分析的内容，但也形成分析的挑战，例如从访问菁英运动组织者所得到的策略与意识形态的资料，如何与参与观察中感染到的社区妈妈对自我成长与地方发展的喜悦，放在同一个架构中理解，更不用说那些在示威游行中感受到的难以理论化的情感面向。对人类学家来说，游走于这些「资料」之间，当然不只是空间上的物理动作或是心理上情绪的起伏而已，这些移动与定位，同时还是观点和立场位置的差别，就像Paul Willis (2000) 所说，这因此让研究法的讨论永远不可能脱离学者对自我角色与社会立场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