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遵循自由主义的逻辑，提出了“后民族结构”、“世界主义民主”等现代国家构建和运行的理想型模型；而后发国家回应全球化的举措则表现为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努力提升国内实力的现实主义态度。这两方面存在的张力和理论上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推进现代国家构建。

关 键 词：全球化；现代国家；民族；民主

Modern State-Building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Inspections and reflections

MuLiangZe1  HeDongHang2

(1.2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developed countries defer to the logic of liberalism, then propose the "structure of post-nation-state" and "cosmopolitan democracy" as the ideal mold of modern state-building and functioning; But the action of the latter developing country taking to response globalization Manifests the starting of new-nationalism as well as its promoting the domestic strength diligently in manner of realism. The intensity of these two aspects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re helpful for us to advance modern state-building.

  Keywords: Globalization; Modern state; Nation; Democracy

现代国家构建指的是构建以分殊于传统国家的现代国家机构、完善现代国家的职能的过程。现代国家构建以现代政治构建与现代市场构建为主要内容；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民主-国家（democracy-state）作为考察现代国家构建的二维视角。[1]现代国家这种制度形式于15世纪最早在英国出现，到19世纪前后在发达国家普遍形成。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正处于现代国家构建的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背景之中。全球化的发展使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处于联动发展的状态中，所以，在全球化的视野中，从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二维视角出发，结合现当代有关国家构建的些许理论，处于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的不同立场来检视现代国家的构建，反思现代国家成长、发展的路径，具有学理和现实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后民族结构”与“世界主义民主”

国家构建一般是就一国政治而言的，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内容，所以有一国发展的历史基础和前提条件。但是在全球化汹涌澎湃、各国不断开放和寻求交流的世界格局下，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并成为制约全球化未来发展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弹性因素。

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特别是西欧现代国家的构建过程是在多国体系中相互界定和竞争发展的过程。[2]（P52）而在当今世界体系中，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合作组织的兴起承担了某些主权国家的经济行为，哈贝马斯认为：“国家对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国家就越来越丧失他的自主性和处理事务的能力。”[3]由此，哈贝马斯针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国际贩毒走私、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上面临的困境，提出“后民族结构”，主张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依此应对在国际事务中民族国家的局限性。[4]而吉登斯认为，“20世纪跨国界的全球交往得以持续迅猛的发展，但本质上这不应视为国家主权的削弱过程。恰恰相反，它本质上正是当今民族-国家体系在全球范围得以扩张的主要条件。”[5]（导论，P6）因此，吉登斯积极支持全球化而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认为民族国家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帮助已在全球范围内不受驯化的全球资本的肆虐在民族范围内减震。他主张努力造就高素质的公民，认为全球化时代国家构建的目标是，“应当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6]（P67）吉登斯的思考主要是基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发展以应对表现为全球化的外部环境。

在讨论“国家间体系”的基础上，赫尔德则提出了国际政治的运作模式，即“世界主义民主”。世界主义民主是将“世界主义”与“民主”结合起来，在全球体系中重新配置权力，寻求“国家间”政治体系合法性的一种思考。赫尔德认为，一个由世界公民组成的未来的宪政的世界共和国是人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它在国际政治中凸显了以人权原则限制权力的重要性。所谓宪政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国际宪政就是限制国家间的霸权，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确立正义的规则，孜孜不倦于国际秩序中的规则与制度的建设，为正义的国际机制提供理论的支持。“世界主义法是超越民族国家与国家的特定要求并延伸至‘普世性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它意味着一种权利和责任，如果想要学会互相容忍彼此的那一类并和平共处，人们就必须接受它们”。[7]（P242）赫尔德把民主视为国际社会的行为准绳，认为国际政治的运行模式是宪政主义的民主。为此，在《民主与全球秩序》一书中赫尔德通过考察世界政治的民主制度模式，提出了一种针对现代国际政治的世界主义民主体制，并认为可以根据康德的世界法治思想而实施一种“民主的公法”，从而实现从现代民族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的转型。 [8]与现实中日益受到挑战的把一切化约为军事权力的霸权政治逻辑相比，非军事的其他因素，如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在国际秩序的互动中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强调国际法则和国家间非政府机制的“世界民主模式”的作用、地位与价值便成为我们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视角。

但是，赫尔德试图以自由主义的自治原则建立一个消解各种公共权力压制个人权利与利益的合法的民主政治模式，而其反对者正是在这一点上置疑世界主义民主模式有效性“世界主义民主”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模式，这种模式在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上是乏力的，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现代民族国家正是在国内民主与国际不民主的问题上存在着不一致。正如Danilele Archibugi所意识到的，世界主义民主试图通过达到全球化民主(globalizing democracy)同时达到民主化的全球化(democratizing globalization)。“但是西方政府并没有与这种主张相一致，这些政府确实是通过选举的民主地产生的并在国内尊重法治，但是当这些政府考虑他们的对外事务时，能够一如既往吗？”[9]因此，这种双重标准引起了在国内、国际与越超国家范围领域内的世界主义民主理论自身的危机。世界主义民主理论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的分歧表现在全球化的主导者到底是谁，在国际领域是否能复制民主自治原则，在国家体系之间或“后民族结构”中建立一种平等的互相尊重的结构性条件，如果这种条件不存在或者这种条件在事实上处于霍布斯理论预设之下，那么，全球化的维度将是不均衡的，因此，也必然面临着国际政治民主化是否可能的问题。

在对待全球化等国际问题上，哈贝马斯、吉登斯、赫尔德等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都强调国家结构优于市场，这也都是他们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态度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思想核心都具有理论上的建构性，是为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的游戏规则的合法性展开论述。现实的国际政治的运作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核心主体性，也没有“世界主义民主”的国际宪政的运作框架。哈贝马斯等都试图将“内政”中的原则运用于“外交”，探讨“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可扩展效应，而提出“后民族结构”、“世界主义民主”等范畴。回到全球化的具体运行逻辑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基本运行逻辑是自由主义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从而，所谓的“后民族结构”、“世界主义民主”的理论体系都是为西方发达国家一贯主张的自由主义寻找论词。把全球化放在世界国家体系中去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后发国家如何面对全球化，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二、新民族主义与民主的成长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都是最关键的因素。而对后起现代化国家而言，国家建设的分量已经超越了经济建设，成为最关键的因素和最重要的发展主导力量。”[10]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后发国家的国家构建任务更是任重而道远。后发国家大多曾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使他们的民族主义开始觉醒，并在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中实现了民族-国家的构建。就像中国学者所指出的，“与西方一样，民族主义在中国也是现代的产物，确切地说，是现代性的产物。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在西方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中自发自然地产生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冲突中被动地产生的。”[11]（P111）在当今时代，挑战自由主义与全球化一统天下而出现的民族主义，我们称之为新民族主义。综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的变化，批判全球化，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是当代新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和哈贝马斯、赫尔德等国家构建理论相对应，新民族主义思潮中所显示出的全球化的观念是：全球化是一种帝国主义的、专制的、反民主反自由的过程。全球化的经济规律是“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全球化只是西方利益的普遍化而不是经济福音的普遍化。在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充分的经济收益的同时，拉美化现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却使后发国家尝到了全球化的苦处。因此，作为“外围”国家的后发国家在不可避免地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有选择地抵制全球化。在新民族主义者眼里，全球化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不是坦途而是一条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新民族主义的兴起虽然具有寻求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性、情感性和理想性，但是新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它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我们更应该注意分析它兴起的社会背景和现实意义。新民族主义者大都认为，作为后发国家，在全球化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它国家有所不同。后发国家大多具有相对的独立的经济循环与经济主权，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记忆，这些都是在全球化中免受发达国家经济剥夺与政治颠覆的有利条件。基于后发国家的社会性质和经济特点，民族主义者大都主张走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道路，注重发展本国战略产业。即扩大内需，同时加强对农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支持和保护；限制粮食进口，鼓励国内粮食生产；集中力量在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进口替代，拒绝引进的短期效益的诱惑，扶助本国粮食生产和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自我成长，等等。这些实务性的工作被新民族主义视为后发国家面对全球化而实现现代国家构建所要承担的主要任务。

抵制全球话语霸权，矫正媚外心理，建构民族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所倡导的国家构建的主要认识前提和思想基础。在新民族主义看来，全球化也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新民族主义认为不仅要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有清醒的认识，有正确的对策。更要警惕西方的文化全球化，对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要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抵制。一个面对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的外围民族，必须进行认真的文化反思。才能在民族意识上保存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新民族主义反对全球化，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霸权主义。在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秩序中，美国等发达国家被看成是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富强的化身，是后发国家发展、学习的榜样；而新民族主义却认为，后发展面临的问题都是全球化的经济、政治逻辑所导致的，所以必须对自由主义及其全球化说“不”。

新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拒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应注重国家的政治稳定，要加强控制，完善法制，一致对外。[12]在对待社会矛盾问题方面，强调“安内必先攘外”，在开放条件下和面对全球化，解决外部问题具有首要性，外部问题解决了，有利于化解内部矛盾。新民族主义这样看待国内问题，它认为当前后发国家构建面临的大多数问题的基本背景是“后发展”的基本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而国际资本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后发国家的压制与掠夺是加剧后发国家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发达国家保持足够的警惕，要辨证地对待全球化，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因此，参与全球化应该是有条件、有保留的，后发国家利益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根本上是对立的。

在看待民主-国家构建的问题上，新民族主义也具有民主诉求。“民主不仅是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动员民众起来与其他国家竞争的最好方式之一”。[13]新民族主义主张后发国家最好选择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国家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通过国家的推动，构建民主-国家，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实现民族-国家的振兴，然后方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获取较大份额的利益。就民主-国家的成长问题上，与新民族主义相联系的是现实主义的民主政治观。房宁认为：“民主既是普适的又是特殊的。民主的普适性是形而上的，是就价值观层面而言的。我们承认民主具有普适性，表明我们认同民主作为人类一种长久的理想追求的精神价值。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有的学者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的特殊性表现在制度层面，民主制度是具体而特殊的。人们追求民主，却不能任意地实施民主，民主是有条件的，各国的民主制度、民主实践因具体的历史环境与条件而不同，因历史任务而不同。有的学者从民主特殊性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命题：我们能够实行什么民主。”[14]所以，从民主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角度出发，新民族主义反对极端的追求“世界主义民主”的理想主义，而主张对全球化保持警惕，坚持务实的态度，从自身国家的物质条件、法制条件、智力条件、心理条件等方面来构建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15]

三、结语与反思

“后民族结构”与“世界主义民主”、新民族主义与民主-国家（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民主实践）这两方面问题之间的张力是人类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节律、不同时空面之间的张力的理论陈述，其实质是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理想型与现实性的对比和互动的问题。但是以上问题在不同话语系统中的出现，抛却意识形态的争论，从学理上来说，给我们关于知识体系建构上的周延性的思考。上述思想为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对“民族”和“民主”的结构和功能的边界界定以及对二者的发展的非均衡性的探讨。全球化时代其实是在求同存异中、在遵循普遍性的基础上个性的充分张扬的时代，全球化不是一方消解另一方的非此即彼的过程。我们在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寄予理想和期待的同时，应该在国际政治中更多坚持多样性的现实主义视角，最大限度的求同存异。

摩根索在他的《国家间政治》一开篇就明确指出：“用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16]（P6）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的运作中，国际秩序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体自助的政治体系，在自助的体系中国家行为只能是利己主义的，自己的存亡绝续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跨国经济组织、合作组织其行为的后勤保障仍然是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否则在其行为中就不具有平等谈判和竞争的身份。国家主权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的合法性标志。所以对于后发国家，在现代国家构建的过程中，要考虑跨国经济组织的作用，从而规范国家行为，保持国家构建中的开放的眼界，注重新民族主义倡导的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和自助性，但不能走极端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老路。在国家体系中，现代国家在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与独立的政治姿态下强有力的产权、法权保护依然是各民族国家现代国家构建的主要任务。

以上的分析说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国家，它要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生存和发展，就必然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长远的战略规划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提升科技水平，给国民提供基本的现代文明生活保障，有较为先进的军事力量，能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从历史的角度看，从19世纪开始，全球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试图通过建立民主制度，整合行政机构、法律体系和教育制度而更加紧密地控制确定的领土范围，他们希望在地图上规划并调查他们资源和税收的范畴，并通过更加连续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并排外性地要求其民众对它的忠诚。在国内充分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是现代国家制度本身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保障和动力。这与前现代国家只是在某种特定状况下提出的类似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同时也与现代国家始终面临着全球性的竞争压力有关。由于要承担发展的任务，社会要求国家所具备的功能大大地超出了传统国家的范畴，现代国家必须具有极大的动员自身资源的能力，以便应付现代化对国家问题带来的挑战同时，它必须关注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争取一个合理的、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政治经济秩序。“这也意味着，现代国家政权的整个体系面临着一个重新建设的问题，它无法简单地对原有国家机器进行继承。”[17]这也就是我们讨论本问题的中国意义。

注释：

[1]有关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详细论述，可参阅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J].东南学术，2006（4）；慕良泽、高秉雄.现代国家构建：多维视角的述评[J].南京社会科学，2007（1）.

[2]Charles Tilly,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 in Charles Tilly ,ed.，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C]，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3]哈贝马斯.在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的民族国家[J].复旦学报,2001(3）.

[4]哈贝马斯的“后民族国家”思想主要针对“大欧洲国”的建立和“大欧洲国”与美国的外交，这一思想直接推动了欧盟的发展，但是现实的国际政治秩序离哈贝马斯的理论设想还很遥远。对此，曹卫东认为：“人们所提出的欧洲国……其实并没有脱离旧有的模式。相反，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认为，欧盟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创造。因为欧盟并没有用它那不可替代的合法化资源和协同性资源消灭各个民族国家，而是充分利用民族国家，寻求各种途径来解决那些超出民族国家自身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欧盟这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体能够成为也正在成为其他地区学习的榜样。”并且对于整个国际政治体系，哈贝马斯的思想也是不成熟的。参阅曹卫东.后民族结构与欧洲的复兴[J].读书，2003（7）；曹卫东.权力的他者［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81-92.

[5]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7]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赫尔德认为：“在康德看来，虽然对自由的威胁来源于各种暴力，但它们首先来源于战争与备战。‘危害文明国家的最大邪恶，’他写道：‘是战争，以及仅次于过去和现在实际发生的战争的无休无止、变本加厉的备战所带来的。’ ……在康德笔下，正义的确立要求‘永久和平’，要求废除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商业’精神与共和主义的‘精神’为这种可能提供了清晰的原动力；因为商业能够创造出互利的关系，其对于由战争或企图战争而引起的破坏是敌视的，而共和主义创造了建立同意基础上的政治，它不仅会使公民对战争保持高度警惕，而且使他们尊重其他公民。……世界主义民主法最好被理解为：它是在种类上不同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法律。在康德这位世界主义法思想的最早阐释者看来，世界主义法不是对法律异想天开或乌托邦式的设想，而是对现存国内法、国际法的未成文法典的‘必要补充’，同时还是把国内法、国际法转变为全人类公法的手段。康德将世界主义法的形式和范围局限于一种普世性善意的条件，即指陌生人或外国人来到其他国家领土上‘不被恶意对待’的权利。”见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240—241.

[9] Daniele Archibugi，Cosmopolitan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A review [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Sep2004.Vol.10，Iss.3.

[10]陈晓律.关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问题的思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2）.

[11]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12] 市场经济不但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详细参阅慕良泽、高秉雄.现代国家构建：多维视角的述评[J].南京社会科学，2007（1）.

[13]陈晓律.关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问题的思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2）.

[14]房宁.民主的普适性与特殊性问题[J].理论前沿，2007（13）.

[15]美国学者科恩在《论民主》一书中，不仅分析了民主的两大前提，即社会与理性，而且分析了民主的五大条件，即物质条件、法制条件、智力条件、心理条件以及保护性条件。参阅科恩.论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6]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17]陈晓律.关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问题的思考[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