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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今天是我进入农村调研的第一天。记得上个世纪的时候,曾经有一句话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会大有作为的。因此,有一大批的人奔赴农村,实现自己的伟大梦想。自然有许多人就一辈子留在了农村。今天,我也来到了农村,但却是怀着和他们截然不同的愿望:希望在这里可以进行一次理论和实践的碰撞,完成自己的调研任务。
汽车行驶在去往乡村的道路上,从镇上到村里是一条沥青路,蜿蜒曲折,两边是参天大树,公路刚进行翻修不久。走了大约4公里多了,汽车在一拐弯处停下来,这里向左拐即到了我要调研的村庄,而汽车还要前行,它的终点站在离村庄两公里外的农场。我下车走在乡间的土路上,举目四望,不禁感慨:乡村的变化实在不能和城市的发展同日而语。尤其是我的家乡,发展依然非常缓慢。现在正值小麦成熟时节,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皆是金黄的麦穗,有些人正在自己割麦子,还有停在路边或正在田间轰轰运行的收割机。
做农户问卷调查时,才深深体会到了理论和实践想结合的重要性。当农民现实的言行活生生地印证已有的理论时,我不禁感叹三农学者的艰辛和智慧。农民作为最现实主义者,他们以眼前利益为重,而且几乎不掩饰自己的愿望和想法。在交流的过程中,他们问我做这个有没有报酬,而且表示出如果能给他们某种好处的话,他们会做的更认真。在调查过程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颇深:一位三十六七岁的农村妇女,家境在我调查的那个村里是比较差的。她跟我谈到他们家里基本上没什么文娱活动,唯一的活动就是晚上看电视。即使看电视(他们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也没什么乐趣。并非电视剧没意思,而是因为怕费电,怕电费太高了。所以她看到丈夫和孩子看电视,而自己又时时担心电费问题,不仅不能享受到电视带来的乐趣,反而总是为这事情和丈夫吵架。她还跟我谈到她的腰痛病的问题,农村水费上涨的问题,表示出希望她的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的愿望。
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只关心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但对于自身所面临的困难和处境又不能进行理性的思考,更不能得到解决的办法;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权利义务意识也很淡薄;他们寄希望于别人,自己代表不了自己,期望别人可以代表自己,为自己改善处境。
(二)
调查过程有时进行得比较仓促,一方面因为现在正值夏收时节,农民惦记着农活,所以有时有些数据并不经过多考虑,大约估摸就行了;另一方面农民对这种问卷调查的态度比较淡漠,既不热情,也不表示出很多的反感,只是机械地应答。在他们看来,这种问卷调查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
在调查间隙,他们更多地喜欢议论今年谁家发财致富了,收入了多少钱。从他们的口里我得知,今年养猪专业户的收入不菲。但他们只是口头上议论着别人的富裕,眼光里闪着羡慕或是妒忌,但自己并不着手去做什么,去争取什么。事实上,在我调查的村庄里,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出外打工,留在家里的很少,养猪专业户更是几乎没有。虽然每家每户都养猪,但是没有哪一家形成规模,当市场上出现这样有利的形势时,他们也抓不住机会,更不能从中获利。要知道,在农村里养猪的农户也不是偶然地抢了一个幸运球,他们是在长长久久地从事这一行,并且经历了亏本以后迎来的胜利。
农民没有什么可靠的渠道去收集了解市场信息,对于市场信息的反应迟钝,这最终导致了他们自己遭受损失。有小商贩走家串户收猪崽,有些农户都不知晓市场上猪崽的价格已是每只200多近300块钱,就以每只100多块钱的价格卖掉了猪崽。他们对这类信息的反应尚且如此迟钝,更不用说按照市场供求来安排农业生产了,可以说,丰年还是歉收年,农民一方面依赖的是天上的雨水:雨下的越多,水库里储存的水量就愈多,庄稼就不会遭致旱灾;另一方面,农民寄希望于他们的运气,希望自己今年种的农作物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因此,在我调查的农村里,农民在农业方面的收入取决于两个因素:雨水和市场。事实上,这两个因素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无法掌控的,他们全凭运气来主宰命运。因为土壤条件和水资源的限制,这里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很单一,主要包括小麦、大麦和玉米,将大麦做为一种经济作物也是近十年来的趋势。这两年大麦市场看好,价格比小麦的要高一些,农民每年种植的大麦较多。他们根据当年的市场情况来判断来年的种植。
(三)
水——农业之命脉
远古时代的人们“逐水草而居”,过着游牧的流浪生活。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逐渐从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转向在某一较为固定的地方聚居,出现了以农业为生存基础的氏族聚落,因此,“农业在事实上就是一种流浪生活的终止”。远古时代的中国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氏族和部落,并逐渐形成氏族部落之间的地缘关系。《晋语》说:“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黄、炎两个氏族部落以做为农业命脉的水为界,并形成部落之间的关系。而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活动和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事业在中国由氏族部落向国家转变以及相应的城乡分离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由此可见,水资源在农业文明乃至整个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水滋润孕育了文明的生长。我所调查的村庄,属于西北地区,干旱缺水,年平均降水量很少,农业灌溉依靠的是祁连山的雪水。这些年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祁连山的雪线上升,雪水减少,因此,每当天气在合适的时候降水,这里的老百姓都很高兴。没有雪水,只能指望雨水。调查过程中,农民报怨最多的问题就是灌溉用水水费的上涨。水费从一开始每亩地50块钱左右,涨到了现在的100块。水费年年看涨,而水量并没有增多,灌溉用水愈发紧张,产量也没有增加。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大政策背景下,这里的农民负担不减反而增加了。他们说要是水费依然这样往上涨的话,他们的地就种不起了。
如果说不断上涨的水费是从经济的角度节水,但据农民反映,这样反而只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如果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退耕还林,是为了让农民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更多地加入到第二、第三产业中去,或许政府可以达到目的。
(四)
现在武威市正在实施一个“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目的是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解决农业缺水问题,防止处于流域下游的民勤县变为第二个罗布泊。不管是从村支书的口中,还是从每天的武威新闻当中,都可以看到市政府已经将其作为必须的议事日程。从这里能够看到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政府将指示下达到各个乡镇,各个乡镇领导又将指示下达到各个行政村,各个行政村的村干部再指示每一个村民小组长挨家挨户去做农民的工作。这一工程将节水作为重要的目的之一,以“日光温室”的建立作为第一步。在我调研的凉州区,市政府下达的任务是在这里的农村建成一万个日光温室。在和村支书访谈的时候,他正忙于和村小组组长讨论关于动员这里的农民修建日光温室的事情。据他说,前一天镇上的主要领导已和他们谈过话,给他们分配了任务,让他们做好农民的工作。我问他们农民愿意不愿意配合,他们说农民不愿意。我说,农民即使知道做这个对他们有利,他们也不愿意吗?在和村小组组长和村支书的谈话中得知,农民不愿意配合政府的工作也是有原因的。前几年镇政府倡导农民都盖起了塑料大棚,但最后农民种的蔬菜在市场上卖不出去,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而且政府还倡导农民做过其他的事情,但收效都不是很好。所以,这次农民对政府的号召并没有积极的响应。即使这些做农民动员工作的村小组组长,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投入金钱和劳力去修建日光温室。同时,因为这一地区干旱缺水,在温室需要水的时候却没有水,水源的供应跟不上。而且,据农村妇女反映,料理日光温室太辛苦了。春种秋收完毕以后,村上的男人都全部出外打工,只留下妇女、老人和小孩。照料日光温室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塑料棚里的潮气很大,一年下来,没有挣到多少钱,妇女们反而落下了一身难治的麻烦病。所以,当这次村干部再次号召农民的时候,农民们的反应自然冷淡。他们自然是想更快更好地发财致富,但当现实并没有让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思维去行事了。
农民有时也是自以为是的。他们认为自己会种田,以为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会轻易地接受新的知识和技术,偏向于根据自己的经验做事。他们属于现实主义者,不要指望他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永远不要希望他们的认识可以达到与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的高度。农村政策的实施及效果,永远取决于领导层和农民之间的博弈:农民需要政府的指导,政府需要农民的配合,农民遭遇着政府理性的政策指导,政府政策面临着农民现实的考量。
在我访谈的过程中,村支书要求村小组长再去做农民的工作,但那两个组长显然不太愿意,事实上连他们自己也是不愿意建塑料棚的。支书说必须要去,要是不去的话,上面来人问起来农民又说是我们没有通知到他们,这么一说,他们才起身出去了,不知结果会怎样。
(五)
今天去郭家新庄村做调研。
这里有一个是我们家的亲戚,我就直接去了他家。早先已经听说这个亲戚爷爷患了癌症。他今年六十岁左右,有五个儿子,辛苦大半辈子为四个儿子娶了媳妇成了家(最小的儿子在外打工,八年杳无音信),自己却得了癌症。治疗需要花费很多钱。儿子们各个推诿责任,寻找借口,并且认为为这样的病花钱不值得,即使这样可以让他们的父亲多维持时日。当我去他们家的时候,老人和他们的四儿子住在一个院里,但早已分家了。老两口住在西面,分家时得到两间房,一间房兼作客厅和卧室,另一间房是厨房。在他们的客厅里,是一张大炕,占去了房间的一半,剩下的空间里有一张年代很久远的长条桌子,还有两张凳子,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当时正值夏收时节,老人病得很重,躺在炕上,疼痛折磨的他神志已不清醒。清醒的时候就说给他打针(用杜冷丁来减缓疼痛)。在他身边只有他的老伴守着他,愁眉苦脸,无能为力,只是那样看着他走向生命的尽头。在这个农家院落里简陋的房间里,我闻到强烈的死亡的气息,也看到一个农民辛苦几十年换来的全部家当。农村的老人年老身患绝症的时候,如果儿女没有孝心,老人就没有任何的保障来让他们安度晚年。
在我们做完调查三天后,这个爷爷走了。最终也没有等到看他杳无音信消失八年的小儿子一眼。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6级政治学理论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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