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缘起

现阶段的中国面临三大基本国情：一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且数量庞大；二是工业化程度不高，城市与乡村在产业、资源等许多方面面临着结构性的矛盾；三是人口与资源矛盾普遍存在，并日益突出，在乡村突出表现在人多地少。极为有限的土地资源与不断膨胀的农村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我们不得不关注现有的土地资源能否承载或承载多久如此众多并且在不断增加的农村人口。土地资源合理、充分的利用势在必行，而土地的占有、分配、利用等制度形式与执行绩效直接关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及其承载人口的能力。然而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及产出率的有限性决定了它不能供养无限制增长的农村人口。正因如此，我国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以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同时，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是：农村人口迅猛增长的原因何在？建国之后粮种的改良、农田水利的改善、生产工具的改进等因素导致人们生产能力提高，土地供养能力也随之提高，这些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除此之外，农地制度作为土地资源的处理规则是否也难辞其咎呢？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经验中积累而成的，用以规范、制约人们的行为，并达到一定的目标。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经济学经历了蓬勃的发展，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全面地检讨和反思：用效用最大化取代利润最大化的假定、引入交易费用及不完全的产权，使得经济学分析方法更为有效。基于此，产权学派与制度学派力图揭示产权与制度在经济活动中作用，以及它们对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一个不难接受的基本思想是，‘产权’会影响激励和行为。”“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从实际的观点来看，新产权方法的中心任务是要表明产权的内容如何以特定的和可以预期的方式来影响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的。”T·W·舒尔茨直接把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已有的产权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都已表明产权制度在影响人的行为决定、资源配置与经济绩效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1本文遵循“产权制度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人们的行为适应产权制度”的理论假说，来探讨农地制度对人地关系的决定性影响。

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与生存资源，土地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方式势必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农户的家庭决策，包括生育决策。因为在一定量的土地上增加劳动力，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其产出率的提高是有限的，增添新人口意味着家庭支出成本的增加、家庭总体生活与消费水平的下降，除非由于人口的增加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而这正是建国以来长期存在的现象）或增加其他就业就会与收入来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农地制度不仅是对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的一种经济制度的安排，而且也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土地是农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制度是农村最主要的生产关系。国家总是通过不断地调整土地制度，以期达到某种乡村治理状态。土地制度的设定与演变，表现出明显的福利色彩，而这种特点使之在非经济意义上对人地关系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在我国，历次以平分土地为主题的土地改革都伴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集体经济背景下人口急速膨胀，并且与西方国家的比较来看，在不同农地制度下，人地关系的状态与变化呈现完全不同的情形。这些都表明农地制度与人地关系的演变有内在的关联。本文旨在揭示农地制度影响人地关系变化的内在机制。从实践层面上来说，此研究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探索农地制度优劣得失及其理想的农地制度形态，以期用农地制度约束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突破“农业生产内卷化”的困扰，从根本上改善人地关系。

（二）基本概念的简要说明

目前学术界对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存在不同的界说，本研究不想陷入概念的争论中，只是对本文使用的几个概念作简要的界定和说明，以便于研究和理解。

（1）农地制度

农地就是指农业用地，农林牧副渔大农业所使用的耕地，与非农业用地相对应。农地制度就是对农地一系列安排的法律规定性，包括农地的所有、占有、使用、转让、收益、排他、继承等各方面规定的总和。本文所说的农地制度主要包括农地的所有制度、占有制度、经营制度与继承制度。

（2）人地关系

根据朱国宏对人地关系概念的不完全归纳，主要有七种：①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的关系；②人力资源与土地资源的关系；③人口与资源的关系；④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的关系；⑤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关系；⑥由人口与资源关系和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进一步扩展，人地关系也就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⑦人口与环境的关系。2本文的人地关系概念主要指农业人口与农村土地资源的关系，其核心是农地的人口承载能力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

（3）人地矛盾

人地矛盾是人地关系达到一定状态的特殊形式。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给土地造成很大压力后所造成的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无论从人口密度上还是从土地的负载能力上都超过了最佳值，对人口发展与土地开发的可持续性造成威胁。同时，人地矛盾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农业技术、生产力水平提高后，土地可以比之前承载更多的人口，人地矛盾的程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土地毕竟是不可再生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可开发程度总是有限的，可供养的人口也是有限的。

（4）人口增长

在人口学上，人口有丰富的含义，既可以用在人口数量（静态）上，也可以用在人口增长（动态）上，同时也包括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本研究中的人口增长主要在数量上使用。人口增长包含三种含义：一是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二是农业人口的增长；三是作为消费者人口的增长。

一、人地矛盾及其理论解释

长期以来，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紧张关系一度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对此，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形成了一些经典的解释范式，其中“农业内卷化”、“高水平均衡陷阱”以及“过密化理论”三种理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农业内卷化”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根据荷兰东印度殖民政府在20世纪20 年代所出版的爪哇地区资料，包括土地及经济作物收成的农业统计资料，宣布发现一项惊人事实：爪哇地区人口稠密、水稻田和甘蔗田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依赖的结构性关系。因此，吉尔茨综合研究后所得到的结论如下：蔗糖产量、稻米产量、劳动力投入量之间关系建构其理论基础。20 世纪60 年代，吉尔茨正式发表其著名的农业“内卷化”（involution）理论：爪哇群岛地区的水稻产量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会随着劳动力投入再增长，换言之，即是在边际报酬率递减的单位工作日条件下扩张总数量。尤其水稻的耕作和甘蔗田之间存在明显共生的关系（mutuality relationship），两者相互提供给对方最佳生长的条件（optional concretions）。爪哇的甘蔗田是种植在水稻田中，当稻米产量提高时，甘蔗密植在水稻田地区，产量提高后，农民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因有更多劳动力需求，人口日益形成稠密状态（Geertz 1963）。吉尔茨认为“强迫种植制度”（Cultivation System）是造成爪哇地区农业内卷化的直接原因。所谓强迫种植制度是指荷兰殖民当局强迫爪哇农民种植热带经济作物，并尽可能压低生产成本，然后再通过荷兰贸易公司出售到国际上，以赚取利润。吉尔茨认为这项制度影响主要有：其一，此制度深化东印度地区地域差异为本爪哇岛与外爪哇岛的现象；其二，这个制度固定化一个两元经济体形成的形式，使西方世界的资金和土著社会劳动力分割，无法创造形成本地资产阶级；其三，这个制度阻碍爪哇农业出现土地自发性的农业现代化。

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理论是对劳地比例（劳动力与耕地）的经典概括。农业内卷化理论解释的是：农作物总产量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边际报酬何以递减。农业内卷即在水稻与甘蔗相得益彰、共存生长条件下，需加大量人力资源投入，造成附着在耕地上的稠密人口。吉尔茨把农业内卷化归因于“强迫种植制度”。

“农业内卷化”理论认为农业总产量与边际报酬递减、人地矛盾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成为风靡一时的经典理论，并被广泛引用到发展中国家农业及政治经济的研究中，但是其局限也显而易见：

第一，大量劳动力追加的原因。吉尔茨在对爪哇地区的研究中，认为增加单位工作日的生产总量，对田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首先，增加产量的因素很多，如兴修水利对水稻种植更显重要，因而增加产量不应成为追加劳动力的充分原因。其次，劳动力投入风险因素制约。由于水稻与甘蔗种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天旱等自然条件、农产品价格下跌等市场波动。在这些风险因素面前，农民与殖民当局的理智不会一味为增加产量而追加劳动力。再次，作为人类学家的吉尔茨在研究中把内卷化与强迫种植制度关联的焦点集中在文化生态因素上，认为农民为了生计非谋利而甘享“共贫化”的宿命，导致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增加劳动力。吉尔茨过于偏重文化因素，忽略了自然与经济条件因素。爪哇农民还受到农业技术水平、农民的择业机会与成本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同时，吉尔茨也低估了农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只是这种动机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

第二，人地矛盾的状态与演变。据吉尔茨的研究，其人地关系演变路线为：水稻、甘蔗农作物产量提高→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扩展种植面积→追加劳动力→人口稠密状态，强迫种植制度贯穿此链条的始终。首先，这个链条是否成立存有疑问，如上所述，中间有很多变量。其次，在当时的劳动技术条件与作物的劳动密集型特点下，劳动力是否过剩有待进一步考证。再次，据王远嘉的研究，爪哇存在地区差异，并非同质和不变的，在有些地区农作物产量下降的条件下，景象另然。

（二）“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德怀特•珀金斯根据何炳棣对中国历代田赋和人口的研究资料进行进一步研究，认为从明初到1949 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七至九倍，而农业产量增长的比例也约略相等。在这段时间内，农业技术和“制度型式”（土地所有和生产关系的型式）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人口的增长本身，是推动产量增加的主要动力。人口的递增又促使小农向他处迁移，从而把耕地面积扩大约四倍。这是产量提高七、八倍的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倍增。在这期间，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有所提高，主要是需要大量劳力的水利工程和有机肥——两者皆得自人口和劳力的增长。同时，单位面积投入的劳力增多了，也促使小农选种产量提高、劳动较集约的作物，或提高复种比率。农业和人口齐头并进。到本世纪末，集约化的道路已走到尽头。4人口推动农业集约化模式理论主要考察中国人口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把中国社会视为人口促成的量变，而未达到西方质变的程度，注重人口在农业发展及人地关系演变中的主动作用。

从农业集约化的角度，艾尔温（Elvin）提出 “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1973）。艾尔温认为人口压力和人地比例失调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落后，而人口压力通过两条途径起作用：它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起“资本”；它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集约化水平，但对于新式投资却起到了抑制作用。这样中国的农业与农村就长期陷入了“高水平均衡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艾尔温进一步展开分析，认为“近代西方的历史性使命是缓和，而后解脱中国农业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帝国主义的入侵迫使中国向世界市场开放，并开始接触和应用近代科技，因而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传播和贸易的发展如能不受限制地发挥作用，其结果定会导致工业化在中国的发生，并由工业化进而促进农业的现代化。然而事实上艾尔温的这种预测并没有变成现实，那么是何种因素阻碍了中国突破均衡陷阱的进程呢？艾氏进一步解释道，这应归咎于中国高密度的人口。在珀金斯人口增长导致农业集约化的模式中，艾尔温又加入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概念，由于家庭式农场的劳动就业不具有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那样的弹性，劳动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达到边际报酬急剧收缩的地步，这样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已象吉尔茨通过研究爪哇水稻农作而得出的模式那样高度内卷（Involution）了。由于作为“传统经济部门的农业”已经高度内卷化了，它与受帝国主义刺激而兴起的“现代经济部门”之间极少相互渗透。现代工业产品相对于极少有消费剩余的农民来说价格昂贵，因而仅仅限于城市市场，而传统经济劳动力集约型廉价产品仍吸引着乡村消费者。这样，在生产与交换方面二元部门之间存在着全方位的隔离，于是近代中国农村所受帝国主义与城市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这种微弱的影响不足以提供农业经济突破停止陷阱的机会。

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解读“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第一，该理论解释的是中国经济何以落后，或者说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象西方一样的资本主义道路；第二，艾氏认为人口压力和人地比例失调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落后；第三，之所以陷入高水平均衡陷阱，是因为人口压力蚕食了“剩余”，传统农业集约化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也就是说人口压力是导致高水平陷阱的直接原因；第四，艾氏认为帝国主义入侵后近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与贸易的发展，有利于缓解甚至解脱这种陷阱。

在珀金斯人口增长导致农业集约化模式的基础上，艾尔温提出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但是这种理论依然显示了不可克服的弱点：第一，把人口增长作为理所当然的一个自变量，并未考察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何在；第二，强调人口压力的推动作用，来解释中国为何没有像西方那样发生质变，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第三，最终落脚点仍然是吉尔茨式的“农业内卷化”。第四，把中国摆脱农业集约化或“高水平均衡陷阱”的希望寄托于西方技术与国际贸易对中国的冲击，有坐以待毙之嫌，没有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三）“过密化”理论

黄宗智研究的主要史料根据是30 年代人类学家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特别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调查资料，以及他本人在80 年代初期在中国的实地调查资料。在理论上，他移植了经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Geerts）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时所运用的“农业内卷化”理论，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特点。这一理论大致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过密化”的概念是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增加。第二，“过密化”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第三，“过密化”的动力来源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推动农业密集化。第四，“过密化”的商品化是非质变的商品化，它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五，“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生产越是密集化，就越是难以把劳动力抽出而走上通过资本化提高生产率的道路。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由于江南人口压力而导致资源紧张，因此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地增加生产要素（主要指劳动、资本、技术等）来提高产量，生产要素过分投入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但这不是“过密化”理论的全部。黄宗智认为过密集过密性商品化并不意味着单位土地绝对产出的减少；正好相反，拥有一定土地的农户当然可以通过采用过密的运作方式来提高农场总产，因为这将意味着就家庭劳动而言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尽管平均每日劳动报酬减少了，即“没有发展的增长”。在黄宗智看来“发展”与“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 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

明清时期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典型代表：家庭农场对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的抵制，以及类似的家庭农场手工业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的抵制。

过密化理论超越前面理论的努力表现在力图摆脱西方形式主义的分析范式，从中国的具体史实与实践出发研究中国的农业问题。但是对人地关系的研究仍然显示出以下局限性：第一，与珀金斯和艾尔温一样把中国的人口增长压力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自变量，忽视增长背后的原因；第二，同样也用“内卷化”来解释劳动力过密；第三，偏重于从农民所具有的三重性特点出发，从农民的动机方面理解农民过密性投入劳动力的合理性。

总之，从研究议题上来看，都是研究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人地关系并非其研究的核心内容；从研究范式上来看，都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响应或挑战；从思想资源上来看，后两种理论均受到吉尔茨“农业内卷化”理论的启示，均注重劳地比例，即单位耕地面积上的劳动力投入状况，而未充分注意到之外的家庭人口变化状况及其相关联的制度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