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的新疆治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社会动乱，使新疆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治理性危机，并影响到了兵团事业。在此工作期间，兵团各级领导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种规章制度被批判废弃，生产无人管理，无政府主义泛滥，各项事业遭到极大损失，最终导致兵团被撤销，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

一、夺权内战与治理危机

1、夺权和军管

    同全国一样，“文化大革命”对新疆治理体制的冲击也是从造反夺权开始的。新疆的“九三事件”是这种夺权造反的标志性事件。1966年8月底，首都部分红卫兵陆续串连到新疆。在他们的鼓动下，乌鲁木齐市一中部分学生以“文尖兵”的名义，于8月31日贴出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首揭区党委》的大字报。9月1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决定召开热烈欢庆毛主席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同时对北京等地来疆串连的红卫兵表示欢迎。欢迎大会于9月2日召开。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未料9月3日部分“首都红卫兵”与新疆一些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学生，借口《新疆日报》发表的王恩茂的讲话与“九二”大会上讲话的原稿不同，有修改，说原稿上没有提“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区党委交出原稿供他们批判。他们策动组织了1000余名学生冲击区党委机关，并于9月4日凌晨宣布绝食静坐。与此同时，他们发通电、散传单，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蓄意扩大事态，煽动各地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造区党委的反，从而酿成了震惊全疆的“九三事件”。从此，静坐、绝食、揪斗、罢官之风，在新疆一些地方开始蔓延开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下，一批又一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揪出来进行批斗，有的还被拉出去游街。12月19日，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学生和职工包围冲击昆仑宾馆，要求揪斗正在参加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的兵团的主要领导，还于当夜宣布绝食。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频繁活动，煽动全市停水、停电、停交通，以支持这一行动。23日，在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下，中央命令绝食者立即复食，并选派代表同自治区领导一起去北京解决问题，事态才告平息。但自此之后，新疆局势开始失去控制，自治区各单位及各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处于半瘫痪状态。

    1967年1月12日，《新疆日报》社和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组织，夺了这两个新闻单位的权。并从1月13日开始，改出了“造字号”(新疆日报》。接着1月19日，自治区27个造反派组织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召开所谓“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发出《紧急通告》，呼吁“把一切权力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一个个夺过来”·同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夺了兵团了内权。1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发表《夺权声明》，宣布从1967年1月26日下午7时起，“正式接管”自治区党委以及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一切权力。接着，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和部分县，也先后被各群众组织夺了权。从此以后，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社会呈现无政府的混乱状态。1月26日，石河子兵团农八师的两派群众组织，在夺权中发生冲突。掌握武装的一派开了枪，打死27人，打伤78余人。事后，逮捕审讯49人，逼供致死6人，1000余人受株连，酿成新疆“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大规模流血事件。

    为了扭转新疆的混乱局面，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颁发了《关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简称“十二条”)，宣布兵团在新疆军区领导下，实行军事管制，由党委领导进行文化大革命。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律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据此，兵团党委对驻乌鲁木齐市的五一印刷厂、七道湾医院、天山食品厂、云母加工厂、汽车一团等单位首先实行军管。3月3日，新疆军区对《新疆日报》社、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管，并从该日起改出“军字号”《新疆日报》。接着，新疆军区又对自治区公安、交通、邮电等150多个机关、厂矿、企业实行军管，向一批厂矿企业和学校派出军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各地区、自治州、市及县也都采取相应措施，使新疆的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暂时有所好转。

    4月以后，林彪、江青一伙刮起了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风潮。他们在新疆的走卒也立即掀起了批判所谓“三月黑风”的恶浪。他们诬蔑军管是“二月逆流”在新疆的具体表现，是“三月黑风”。4月18日，新疆造反派的头头杨立业、吴巨轮聚集大批工人、学生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策动和组织了所谓“广场大会战”，并逐步推向伊犁、昌吉、喀什、和田等地区，把矛头直接指向已经接管了新疆党政大权的新疆军区。5月7日晚，扬立业、吴巨轮煽动和指挥几千名工人、学生强行查封并占领了己被军管的《新疆日报》社。5月8日，另一派群众组织上万人进行反查封。于是，发生了乌鲁木齐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武斗。当天，中央文革办事组、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致电新疆军区和两派群众组织，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进入报社的外单位群众组织立即退出报社”。儿经周折，这场武斗才暂时结束。以查封报社为开端，两派群众组织矛盾不断加剧，军队的权威被削弱，各地武斗开始升级，局势又陷人了极大的混乱之中。1967年间，发生武斗的地区从乌鲁木齐扩展到全疆，其中尤以哈密、喀什、和田等地区为烈。据1983年整党时统计，“文革”期间，新疆共发生较大的武斗事件125起，武斗中致死者达700余人，  致伤、致残者500()余人，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2、革命委员会

      1968年8月31日，新疆军区党委向毛主席、党中央呈送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9月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与此同时，乌鲁木齐市革命委员会也宣告成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是龙书金，组成人员中，有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还有群众组织的代表。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革命委会成立的推动下，各地、州、县的革命委员会也先后成立起来。到1969年10月7日止，全区各专区、自治州、市革命委员会大部成立，只有额敏等5个县的革委会至1970年才告成立。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大规模的武斗基本上得到制止，两派基本上实现了联合，生产和工作指挥机构总算得到恢复，局势有了较大的好转。但是，由于“革命委员会”是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权力机构，矛盾错综复杂，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新疆社会治理也未出现根本性好转。

      (1)派性斗争未得到遏制。1968年11月10日，首先由新疆军区的四级干部会议开始，随后又在11月28日至12月13日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集中对己经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新疆军区政委的王恩茂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以新疆军区党委的名义向军区各级党委下发了“打倒王恩茂”的电报。会议之后，地方、军队普遍掀起集中揭发批判王恩茂的高潮。对王恩茂的批判，以及对原自治区其它几位领导人的批判，不仅削弱了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权威，而且又重新煽起了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内战”又起，社会秩序再次陷人混乱。

      (2)清理阶级队伍。从1970年起，按照中央的部署，新疆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和开展“一打三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求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自治区革委会从1969年9月起至12月，相继制定和发出了《关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意见》、《关于上层建筑领域和工矿企业事业单位今冬明春开展斗、批、改的意见》、《关于今冬明春在农牧区开展斗、批、改的实施方案》、《关于牧区结合清队划分阶级成份的规定(草案)))等一系列文件，对清队工作和“一打三反”运动进行了部署。运动采用层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方法，并成立“专案组”，对各级干部和群众进行监护审查和批斗。许多单位成立了“专政队”，对“专政对象”私设公堂，刑审逼供。不少干部和群众被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批判斗争，有的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运动中，全区共造成23万余起〔人)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遭受摧残和迫害。一些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问题或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分的干部、群众还被清理下放农村。自治区各级机关的广大干部，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一批干部被迫去农村劳动或安家落户。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认为，50年代在新疆牧区实行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的政策是“阶级投降主义”，提出在阿勒泰牧区重新划分阶级成份。自治区革委会拟定了《关于在牧区划分成份和清理阶级成份的规定》。在全疆牧区47个县、130个公社和719个牧场进行的划分阶级成份的过程中，扩大化和逼供的错误十分严重，态意放松牧主的认定标准。有的地方和单位在少数民族中还大搞揪斗“叛国外逃集团”，在汉族中大搞揪斗“反革命集团”。全阿勒泰地区7个县竟搞出了大大小小19个“集团”。布尔津县当时只有3万多人，也搞出6个“反革命集团”，揪斗1500多人，连家属在内，占了全县人口的11.5%。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运动的一项内容，新疆于1970年进行了“整党建党”工作。3月7日;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安排意见》，要求各地区各单位必须按照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学习“六厂二校”的经验，搞好整党建党工作。3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有龙书金等14人组成的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各地各单位在“整党建党”中，要求党员进行“路线爬坡”，同时结合进行“吐故纳新”。不少党员被扣上叛徒、特务、走资派、里通外国、修正主义等帽子被开除出党，或挂了起来未能及时恢复组织生活。全区在“吐故纳新”名义下，共开除8961名党员，发展101810名新党员。

    1971年5月7日至11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在乌鲁木齐召开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按照中共“九大”的错误路线和错误的指导方针总结了新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确定了今后的工作任务。对文革前17年的新疆工作作了全盘否定。号召“贯彻九大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选出67名委员、23名侯补委员组成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届委员会。5月12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届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龙书金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调离新疆。

二、政治改组和兵团撤销

1、政治改组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举国震.惊，中共中央于9月18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向全国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通报了林彪事件。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有意封锁消息，又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致使发生了10月1日的《新疆日报》和地、州报纸刊登林彪大幅照片，以及一连数十日内继续在报纸上引用林彪“语录”的严重政治事件，影响极为恶劣。10月24日，中央对此通报全国。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对中央通报进行封锁抵制，并企图嫁祸于下面不了解情况的同志。10月15日至11月15日，自治区党委在乌鲁木齐召开工作会议。这次历时42天的会议，只用了5天时间“批林”，却花了很多的时间再次批判已调离新疆的王恩茂，大批所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转移斗争大方向。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上的错误作法，以及事后对会议精神的传达，引起广大干部的强烈不满和抵制。这些都反映了新疆工作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1972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北京召开了新疆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解决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所犯的严重错误。2月18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党委常委临时扩大会议，传达了在北京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并决定停止1971年10月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收回会议文件。接着，3月25日至5月14日召开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两个党委扩大会议，深人揭发批判了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所犯的严重错误。7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央(1972) 26号文件指出，前段新疆工作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由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指出，新疆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上了林彪的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1972年7月27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批准，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由赛福鼎·艾则孜代理新疆区党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3年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赛福鼎·艾则孜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杨勇任第二书记。

2、兵团撤销

    “文化大革命”对兵团事业也造成重大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兵团各级领导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各种规章制度被批判废弃，生产无人管理，无政府主义泛滥，各项事业遭到极大损失。1974年底全兵团有农牧企业147个，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32个，附属工业企业385个，独立核算运输企业20个，建筑安装企业20个，商业企业39个。全兵团总人口达225.71万人，职工80.66万人;当年开荒面积11.81万亩，耕地面积1176.78万亩，播种面积957.06万亩。粮食总产5.25亿公斤，亩产86公斤;棉花总产1515.09万公斤，亩产24.5公斤;油料总产976.06万公斤，亩产18.5公斤;牲畜存栏233.9万头。工农业总产值10.19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5亿元，工业总产值6.69亿元，亏损总额19602万元。与开始“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相比，总人口增加了77万人，职工增加了12万人，耕地面积却减少了52万亩，林带被乱砍滥伐，损失18万多亩，桑园被挖掉14.2万亩，果园被砍掉挖掉8000余亩。粮食总产由7.2亿公斤下降到5.25亿公斤，下降27;棉花总产由2494.48万公斤，下降到1515.09万公斤;油料由T 454.63万公斤下降到976.06万公斤。牲畜年末存栏头数1966年为208.5万头，而1967年以后连续3年下降，到1969年下降到186.8万头。19“年兵团交售商品粮2.25亿公斤，1974年仅交售粮食2386.5万公斤，同时吃国家回销粮1695万公斤。1966年财务盈利1.13亿元，到1974年亏损总额达1.%亿元;1967年至1974年盈亏相抵净亏损3. 14亿元，国家拨入亏损补贴达5.86亿元，是全国农垦系统的亏损大户。

    1月3日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联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报《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1975年2月18日至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关于改变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叶剑英两次讲话指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立了功，取得很大成绩。现在改变体制要慎重，希望与会同志善始善终，做好工作。”会议经过讨论，产生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强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元化领导和调整体制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调整兵团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安排》。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以中发(1975)11号文件，批转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的两个报告。即《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和《关于调整兵团体制间题的请示报告的安排》。中央11号文件规定:(一)撤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机构，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主管全疆国营农牧场的业务工作。师机关并入所在地(州)机关，成立地(州)农垦局，主管本地(州)范围内的国营农牧团(场)的工作。(二)兵团和师的工矿、交通运输、建工队伍，商业、文教、卫生等企业事业单位，分别归自治区和地(州)各有关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三)团〔场)归所在地(州)领导。团(场)的全民所有制不变，生产资料不动，干部和职工的政治待遇、生活福利不变。各团(场)要坚决贯彻以农业为主，多种经营，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继续办好直接为农牧业生产和职工生活服务的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和小型工矿、运输企业。(四)设置石河子地区，成立石河子地区革命委员会，统一该地区的领导。(五)兵团现役干部是1968年以来为加强兵团建设调去的，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做了大量工作，有很大成绩。兵团体制改变后，这些干部由新疆军区按中央军委对全军干部安排的有关规定统一妥善安排。其他干部归自治区党委和各地(州)党委统一管理，合理使用，妥善安排。(六)兵团现役部队归新疆军区建制领导。武装值班连改称武装基干民兵连，继续搞好“三落实”。1975年5月24日，成立了自治区农垦总局。11个地、州也相继成立了农垦局。

    生产建设兵团改为农垦总局的体制性的重大变化，严重影响了新疆农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多头领导管理体制造成的管理不力，投资规模和数额锐减，农田基本建设削弱，土地盐碱化加重等，严重地破坏了农垦事业的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从兵团撤销后的1975年到1977年，原兵团所辖各单位普遍呈现生产下降，亏损剧增的局面。工农业总产值由1974年的9.4亿元下降到1977年的5.7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由5.9亿元下降到2亿元(1970年不变价)。粮食总产量1974年为62.25万吨，1977年为62:6万吨，包括原农垦厅所属农场的产量才增加400()吨左右。棉花产量由1974年的1.5万吨下降到1977年的1.32万吨。财务亏损总额达到6.6亿元，平均每年亏损2.2亿元，占全国农场亏损的一半，成为新疆农垦史上亏损最严重的时期。

三、危机、根源和教训

    文革期间的新疆治理陷入了全面的危机阶段。政治、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受到重大破坏。但是，文革的错误和教训为我们正确认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进而改进、完善和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深刻的反面教训。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纵是确立了自我管理政策的自治地方，它的政治形势依然摆脱不掉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的影响。

    1、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保障。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实践充分证明: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是新疆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理论指导。如果没有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新疆的实际相结合而制定的一系列民族理论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没有党对新疆民族问题的真实把握和一系列正确决策，没有新疆地方党和政府的检查督促，新疆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2、加速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任务。《民族区域自治法》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为了“发挥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和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就是说，发展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新疆的经验证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是解决民族问题、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而增强民族团结又是发展经济的重要保证。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因此，加速发展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才能巩固平等团结的民族关系，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3、保证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民族组成、区域界线、行政地位、自治机关、自治权利、内部关系和上下关系等各个方面，但其核心是自治权利。自治权利是少数民族人民的一种民主权利，但它同一般的民主权利有区别，它是因民族问题这个特殊问题而产生的，只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才具有这种权利。如果没有自治权利，民族区域自治徒具形式，没有实际内容，那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存在的全部意义，同时也反映了国家民主化的程度。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说明，在民族自治地方，当自治权利能够正常行使的时候，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作就发展前进，而当自治权利不能正常行使时，工作就停滞甚至倒退，因此必须保证民族自治机关充分行使自治权。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存在事关新疆稳定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兵团的管理体系保持军队设置，主要有兵团、师、团三级。兵团第一政治委员由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任。兵团政治委员和司令员则独立于自治区的党政军系统，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接任命，其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具有较高的独立性和行政级别。这样的设置可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指挥系统，有利于加快新疆生产建设的步伐，充分发挥国营农场的战略预备队的作用。历史己经证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存在是事关新疆稳定和发展的张大战略问题，必须坚持和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