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体，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要以农村的现代化作为支撑点和归宿点。也正如晏阳初所说"中国人必知中国，然后能救中国"。（晏，1923）于是，清末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民族国家层面的生死要义出发，深切感受到"国弱民贫"的悲哀，并生发出"救国救世"的志向，从而一直在积极探寻和研究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正因如此，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现代化的实践和研究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正是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主导下，中国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走到今天，导致的结果却是城市和乡村发展的非均衡性，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所致？本文意欲从农村现代化的概念、理念及现状、问题来作初步探讨。

　　一、农村现代化的概念

　　现代化（Modernization）在英文中是个动态名词，意为to make modern，即"使成为现代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使具有现代先进科技水平"；在社会科学界现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戴维·波普诺的观点[1]，"现代化指的是在一个传统的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要的内部社会变革。" 而吉尔伯特o罗兹曼的定义[2]是，"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从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上来讲，它主要指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一种向以西欧及北美地区等地国家许多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价值为目标，寻求新的出路的过程，因此常与西方化的内涵相近。

　　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世界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大趋势。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形成的巨大推动力，促使了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从而导致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出现相应的深刻变革。

　　因此，一般而言，现代化包括了学术知识上的科学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等。现代化可以理解为四个亚过程：技术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更多是用来作为商品，而不是自己使用）；工业化；都市化（城市化）。所谓走向现代化[3]，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o罗兹曼所提出的"指的是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收入很低的社会，走向着重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这样一种巨大转变。"（罗兹曼，2003）

　　从这里可以看出，"现代化"与"工业化"（或"西化"），以及"现代化"与"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为'都市化'、'城镇化'）的概念都是不相同的。在本文中，"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是指制造业的发展，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因此，工业化过程实质上也是机器大工业在公民经济中发展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也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科学管理方法，使各项工业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

　　而"城市化"（Urbanization）是指"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它既包括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工作；也包括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如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城市化的标志[4]：一是由于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的需要，导致的工业向城市的集聚；二是由于工业集聚引起的人口集聚，并同时伴生的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由于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熏陶而导致的人口素质提高。

　　对于农村城市化，有学者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城乡统一规模，协调发展；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不断改变提高，最终与城市一致；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并逐步实现大中城市郊区农户与非农人口混居"。（徐成华，2003）与农村城市化相对应的，是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就是使农村全面实现农业生产产业化、农民生活城镇化、农村管理科学化、乡村风尚文明化、城乡社会一体化。这是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进步过程，只有农村的经济、文化以及农民意识等都实现了现代化，才能说整个农村实现了现代化。但目前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体系有两大特点：其一，它是依靠外部行政力量强力推进的；其二，它需要农民自己为现代化支付成本。（徐勇，2003）

　　二、农村现代化的理念

　　正如罗兹曼所指出的，"所有的后现代化国家都会发现，自己社会结构中的一些主要因素被那些与现代化相联系的巨大感召力和压力悄悄地破坏了。……"（罗兹曼，2006）自从西式的现代性猛烈地渗透、撞击和攻占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以来，中国社会就一直陷入在被迫的动荡和主动的变革激流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始终作为百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力，也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把合理合法的标尺。"（李汉林等，2005）

　　晚清至民国，在不断与西方对照的情形下，中国形象的旁观与自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正如徐建新所分析的，"20世纪中西碰撞的结果，是由于工业化西方的强大威猛，使中国原有的身份认同发生了两个根本性变化，一是从政治上自我中心的'天下-王朝'变为屈居一隅的'民族国家'，另一个是从文化上无比优越的'礼仪之邦'变成离散分化的'乡土中国'。" （徐建新，2007）这样一来，把传统乡土中国视为落后的农业国家并以此作为认识基点的做法，在中国本土知识界也日渐普遍。而"这一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中国'乡土化'的认识，足以导致中国乡土社会自身急速变样及至传统土崩瓦解"（徐建新，2007）。

　　从前面关于农村现代化概念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国内的大部分现代化论者来说，基于与西方"发展观"和"进化论"结合，再与富强的"工业文明"对照，对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思考就成为一种"离根性"的"否定型"立场和"嵌入型"观点。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所盛行的这种"现代化理论"，其核心是按照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规划中国现代化蓝图并作为国家实现现代化实际工作的理论指导方针。《中国现代化报告》[5]甚至以不容置疑的权威口吻称"第一次现代化是世界性的，第一次现代化进展评价当然要采取国际统一标准和方法"。"工业化是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特点。"（林刚，2007）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态度并以此为基础和依据的现代化战略与政策，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断裂。

　　当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就有一批学者高度关注大工业在中国兴起对农村经济和农民家庭工副业的影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费在其著作中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人所忽视的现象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基点，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尤为令人惊讶的是，在当时中国乡土工业近乎崩溃的状况下，他不但没有认为这是无可挽回，势所必然之事，反而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经济的转化，最终仍将落实到中国传统乡土工业的改造和发展这一关键环节上来。"（甘阳，1994）钱穆却认为，"纵观人类世界，文化的类型无外乎三种：游牧、商业和农耕。近代以来，西洋商业与工业结合日趋强大，对农耕国家构成挑战，但二型相比且长期来看，惟有农耕能给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稳定。"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来自美国的农业科学家金恩博士（Dr.F.H.King），他通过对中国山东地区和长江沿岸乡村的考察，发现了东方农耕的乡土传统的重要特点--即资源和生命的循环：生产的耕耘与收获皆取之于土，终归于地，并能世代相传，平衡稳定，以简朴的耗费供养密集的种群。[6]

　　虽然乡土工业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包括西方各国。但是，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却从未认真对待过西方本身的乡土工业现象[7]，更从未将之作为分析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来考虑，而是想当然地认定："乡土工业只能是落后的、必然被淘汰的现象，不可能成现代工业。"（甘阳，1994）而这种基本思维方式直到今天却被国内大多数现代化论者所认可，并广泛运用于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抨击和改造。可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选择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对于一个具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农业国家而言，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问题。

　　那么，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之路呢？如何从中国乡土社会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路径--乡土农工副业结合的内生经济--出发，探寻和选择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的现代化之路，这正是笔者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将发达国家现实中的某些既成事实，当作向经济高级阶段发展所必须实现的目标，却并不清楚，这些事实和现象，究竟是如何出现形成的，这和发达国家的内部条件、外部环境有何关系？（林刚，2007）这正是引发我们当前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

　　因此，当前农村的现状又让人想起成中英先生所说"自十九世纪末到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已经历尽从传统到现代的沧桑变革，负创累累、血迹斑斑，是否已渐渐觉悟出应具的形态，是否已确定其已应负的使命、应处的地位，仍是一串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成中英，1988）

　　三、农村现代化与乡土社会发展变迁：现状和问题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带来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今天，中国的农村社会现状到底如何？

　　纵观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笔者认为在中华大地先后发生过四次改造传统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运动[8]：第一次始于鸦片战争，止于中日甲午战争；这是中国现代化改造的起始启蒙阶段，重要标志是以发展近代军事工业为主体的洋务运动。第二次始于辛亥革命，止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是中国现代化改造的起步创业阶段，重要标志是1927-1936年间中国民用工业的迅速发展；也正是在这一黄金发展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得以快速成长（白吉尔，1994）。第三次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止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这是中国现代化的正式起步阶段，重要标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础初步形成，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保持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第四次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直至现在；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期，重要标志是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初步实现。

　　中国农村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在近10年时间里，工业化、城市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摧枯拉朽的态势改变着传统乡村社会，打造"中国制造业乃至世界制造业中心"、建造人口达100万甚至500万的城区等一系列美好愿景，成为各级各地党委政府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于是，一轮轮开发热潮、一栋栋高楼大厦、一片片工业厂房、一串串耀眼数字，就成了政府官员显赫的政绩。然而与之随形而至的，却是一连串震惊中外的环保事件--如太湖蓝藻--和不断生发的各类土地强征、房屋强迁等冲突事件，以及广大农村地区--自然环境恶化、大病重病蔓延、道德素养下降和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被破坏。这不能不引发我们去思考：我们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到底该走向何方？中国的农村又该怎样才能真正成为希望的田野？

　　从西方发展经验看，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伴随农业衰落和农村凋敝的现象比较普遍。解放以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轻农重工"的倾斜政策，这诱发了农业农村经济萎缩和萧条的局面；到了20世纪末，这已演化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矛盾焦点。这样的宏观背景，催生了跳出"三农"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思路--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等。但在实践中我们却走入了误区："不少人认为，只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能解决"三农"问题；有的人认为工业反哺农业只是一种趋势，而事实上仍从农业、农村大量廉价提取资源（比如土地和劳动力）。"(王景新，2006)

　　反观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我们会发现，就象林刚所指出的，"从199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改革经验不足，也有市场经济不完善、政府职能不健全，还有利益集团的肆虐，等等。但其根源却在于一种已经根深蒂固的观念--传统农业和农民是现代化的对立面，只有消灭它才可能发展现代化"。（林刚，2007）正因为如此，我国推进现代化的工作重心一直到目前还是定位在"农村的城市化、农民的市民化"上，而不是在推进"农民生活现代化、城乡生活一体化"。在这种仍是城市"主体"、市民"主体"的理念主导下，我们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工作和政策的出发点，实质上还是重工轻农、重城轻乡，甚至打着统筹城乡的幌子却继续在剥夺农村和农业的廉价资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涵盖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成为公共话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李昌平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为"三农问题"的主旋律，并且成为这一时期农村问题研究的潜在预设和前提。那么在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今天，"三农问题"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呢？如果我们全面分析当前中国农村的现实处境，笔者认为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⑴"本土化人才危机"[9]。乡村人才的流出现象，从20世纪初就开始出现。根据杜赞奇的研究，1900-1912年间，村级"官员"往往由在宗教或宗族组织内已建立起自己权威的乡村精英们充任；到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杜，1994）20世纪上半叶，精英从乡村流失的原因，既有工业化所带来的城乡分化--城市的形成--产生的吸引力，也有乡下的压力--政府的压榨勒索、战乱、土匪以及赤色暴动，均迫使乡绅逃离乡村。（孙远东，2000）

　　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就可发现，在1956年之前，乡村人才的流动走向还不是单一向度地从"农村→城市"，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乡村人才流失的"制度性机制"，人才的流动走向还是自由的、多向度的。但1956年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后，随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建立，公民流动和迁徙的权利被剥夺了，乡村人才也就被"制度性"限制为单一向度地从"农村→城市"，"正式制度"已经切断了乡村人才从"城市→农村"的回归通道。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存在。正是从这一层面讲，中国乡村的人才危机是制度性人才危机。

　　纵观自中国共产党建立政府以来中国农村人才成长和流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引发农村管理精英衰退--村干部"本土化人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制度性因素是根本性的、关键性的。这些制度主要有：人才成长制度（包括户籍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和人才流动制度），村干部选任制度（包括村干部的选拔制度、任用制度、管理制度），农村利益分配制度（包括财税制度、经济分配制度、保障制度），二元管理制度（生活环境、文化教育、工农业比较收益）。这些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所形成的农村人才的成长机制，促使农村精英的流动呈现为"净流出"状态；而村干部选任制度的"属地化"要求，又导致社会精英无法合法地流向农村；当前农村利益分配制度所造成的村干部"角色冲突"的局面，又使得农村既有的精英也远离农村基层政治，导致农村基层组织中出现"能人不干"与"干人不能"的现象；而二元管理制度又使得城乡差别和工农业比较收益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的"离乡进城"意识增强，农村留守人员素质下降。

　　      以上分析说明，当前农村社会的改革问题本质上是农村社会的重构问题。只有破除固有的城乡二元分治的格局，按照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要求，同步进行国家重构和社会重构并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农村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整体破解，全面的小康社会才能在中国实现。

　　      ⑵治理危机。在学理上，三农问题的出现被看作是由于国家权力与农民权利的不对称所引起的，由此，国家与农民（农村）的关系便成为众多研究者所选择的叙述框架和解释模式。在这一叙述框架中，世纪之交的"三农危机"被阐释为一种治理性危机，为破解三农难题，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性对策，如税费改革、乡村体制改革等。（申端锋，2007）

　　      而有的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视角出发（刘娅，2004；唐晓腾，2007），分析出中国农村的治理危机主要是"传统态"的治理体系与"市场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不适应性所致。经过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农村社会的治理危机具体表现在"结构不合理、职能不合理、管理方式不合理"三个方面。其中：

　　"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一是干部结构不合理，年龄结构上大多数农村基层（村、居两委组织）干部在50岁以上，年龄老化；文化结构上基层干部初中以下文化的占主体，层次普遍偏低。从道德影响力看，大多数基层干部凝聚力、影响力弱化，"讲话没人听、做事没人应"的现象普遍存在；从政治素养看，农村基层干部普遍是执政理念老化，政治意识缺乏、服务意识缺失，有的时候甚至是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党的利益。从能力水平看，基层干部大多数感到"发展无方、致富无门"，"守摊子"型的干部是主体。二是组织结构不合理，目前的乡村基层组织还是沿袭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经、社"合一的全能式管理组织建构。

　　"职能不合理"主要是：⑴职能定位不科学。目前基层组织的职能仍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致使基层组织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组织职能无限扩张，最后却是"该做的没做好，不该做的更是民怨沸腾"，"好心却没做成好事"。⑵职能履行中表现出"两个习惯、两个不习惯"，一是习惯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控制型管理，不习惯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主型、协商型管理，二是习惯于管理性职能，不习惯于服务性职能，结果是重管理轻服务，基层组织的社会整合力明显不足。

　　"管理不合理"具体表现在：一是管理机制存在"三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