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道歉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如果说到中国的政治道歉就不得不提起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它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历史大浩劫，然而年轻一代根本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媒体一般不提，或只说一切向前看。过去曾经有领导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然而彻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义，这必然要牵涉到很多人，甚至引起动乱。这又是领导阶层不愿看到的现象。所以在中国很少听到道歉的声音。因此人们所提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时间冲淡上一代人的记忆，让新一代渐渐忘掉那段热闹而又悲痛的历史。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忏悔，后来者不甚了了。

可是，一个缺少反省精神的民族却到处充斥着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和反抗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维护民族的利益和尊严。我们向自己和世界倾诉委屈和哀怨，唯独对自己对国家和民族所造成的伤痕和苦痛只字不提。中国人，为什么很少忏悔和反思?一个民族如果不进行反思，民族的悲剧会不断地反复重演。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曾经分析道:“中国的传统是相信官员的道德良知，注重对官员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对权力的监控制度的制定，因此权力被利益诱惑并收买的机会要比西方大得多。”延展开来就是，腐败之所以滋生，不仅是个政治觉悟问题，也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许多官员只是心理弱势群体而己。

在我国，尽管某些行政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在相关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是没有责任与纸漏的，但在道德和伦理上却是难辞其咎的，而现有制度却不足以对他们施以惩戒和制裁。因此官员问责制有待建立。在治理观念日渐科学化与系统结构逐步合理化的今天，政府运行机制中官员个人和制度内涵的道德因素缺失己经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改革与建构政治文明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屏障。

近来各地方政府因为失职失误而向民众道歉的事也渐渐多了起来，政治道歉在中国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随着公众日益参与话语权的斗争，中国必须也一定可以摆脱历史的消极影响，形成良好的“道歉”氛围。

(二)政治道歉的功能价值在中国的体现与分析

由于道歉的特殊作用，道歉者常常做出模棱两可的道歉，而不具有真正的道歉意义。但近年来，许多官员总是在为其前任的错误，为他们本不该承担的责任而忏悔，尤其是为他们出生之前的，或者为他们的致歉对象出生之前的前任的错误向人“道歉”。这或许只是一种外交策略或政治手腕，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方式而已。但是这些错误却不是他们犯下的，其责任也不是他们应该承担的。而有很强的自身利益的政治人之所以愿意承担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是因为他们能从道歉中得到很多好处。因此，官员们会觉得道歉是件获利的事，而且也能做到非常正式、真诚和明确。而往往这类政治辞令会被对象听众视为道歉而接受。因为，它们包含了明确的道歉词汇和歉意，界定清楚，边界明确。其次，流行时尚满足了听众要求心理补偿的需求。因为，曾经在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现在却成为值得同情和尊重的“受害者”角色。更何况，当权者的道歉提升了它的道德价值和政治地位。这样，所谓的过错与责任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它所制造的社会效果，即“感动”听众。因而政治人物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这些道歉往往是在民主程度进一步发展，公民积极参与话语权斗争的情况下发生的。道歉时常都由致歉人主动提出，而且很少面对强大的压力，是政治人物自愿承担的。因此它们给人以真诚、正式和明确的印象，几乎不存在什么语义歧义，也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但事实上却是披着道歉外衣的政治语言和外交辞令。因为，在这类道歉中，致歉者不是具体违背规则的行为人，被致歉者也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他们之间本不该有的关系是人为组建的。也就是说，致歉者和被致歉者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人人为重新建构。从语言学上看，致歉人没犯错，或者在错事里没有自己什么份的时候向别人道歉，即“乱道歉”。

除此以外，“忏悔时尚”也凸现了当代政治中的一些积极、重要的意义和关键性价值。首先，道歉发挥促进社会团结，缓解社会矛盾，协调人际关系的功能。道歉降低了权势者的地位，为被致歉者提供了心理补偿，提高权势者的社会口碑和信誉。其次，道歉打破了人们对有关权势者一贯正确的神话的迷信，也否认了集权政治的作用。它表明任何人都会犯错，否定了个人崇拜的正当性，凸现了“政治负责”的政治价值观。

对于官员们的道歉行为，人们心理上大致会有两种反映。一方面，官员们对于自己的失职失误行为，有愧对公众的反映，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情。以前的官员失职失误之后仅仅以“交学费”为理由就自我原谅了，相比之下，现在道歉的官员对于自己权力背后的责任有了自觉。另一方面，面对官员的道歉，人们一般会处于非常感动的心理状态。一个人违背规则，他对此心怀愧疚，以满心的歉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焉有不感动之理。这是我们愿意原谅失职失误的官员们的心理动力。就这两个方面来讲，道歉官员的道歉行为，实在是具有正面的价值的。

但是现在官员们因为失职失误而道歉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我们必须清醒对待。先从道歉官员的道歉上来看。他们的道歉，当然是对于自己失职失误行为的内心愧疚、外部负面影响的内在检讨的公开表现。直接就道歉行为来讲，自然都值得尊重。但是，道歉从心理动机上讲可以区分为真诚的、虚伪的，从行为动力上来讲可以区分为主动的、被动的，从目的上可以区分为承担的、开脱的，从后果上讲可以区分为可以补救的、无可挽回的。真诚的、主动的、承担的、补救的道歉行为，当然值得肯定和赞扬。而虚伪的、被动的、开脱的、了结的道歉行为，就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了。如果不做区分，简单表现出对道歉行为的道德好感，导致的结果常常是道歉者在道歉之后照样失职和失误。道歉变成了道歉者用权失职失误的道德掩饰了，而对道歉官员，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具有真实意义的道歉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道歉;具有实际价值的道歉是法理政治制度中的道歉而不是伦理政治中的道歉，不夸大不缩小;具有现代特质的道歉是边界清晰而不是边界模糊的道歉，那种含糊而沉痛的道歉，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有这样，道歉才会成为官员有效问责的动力，才不至于成为官僚阶层自我掩饰的工具。

许多官员反复为同类的事情道歉，以至于我们对于官员的道歉都处于麻木状态了。公权公用是天经地义的政治准则，谁握有权柄，谁就得履行相应的公共责任。但是现在，“道歉”已成了许多政客的一种口头禅。当一个政治人物“道歉”时，他并不是真的道歉，而是用这个动作，表达出另一种反面的意义，用来推卸责任。道歉的“廉价化”已成为卸责工具。这种靠上级文件推行、自上而下强令的道歉是一种造出来的“尊重百姓”，很容易在现实中变成一种例行公事的低头姿态—真正的官员道歉，应该源于对民众问责压力的敬畏，对人大代表在人代会上投否决票的惧怕，对媒体和舆论投不信任票的战栗。时过境迁，从忌讳道歉到道歉的日常化，这已深刻折射出时代的进步。在官员问责日益频繁、日益迈向制度化的社会背景下，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一反消极的常态，官员主动、积极、频繁的道歉是不是逃避责任、留守退路、把握问责话语权的一种方式?从政府自利化的角度讲，一个道德高尚的政府在遇到麻烦时，都会尽量避害趋利，尽量最大化地化解责任。莫为道歉遮望眼，任何非天灾性灾害的出现背后必然有一条官员拍板签字的决策链。

只有赋予公众对官员积极的问责权，赋予人大对政府积极的监督权，赋予媒体积极的舆论监督权，不需任何道歉规定，犯了错的官员自然会主动向公众认错，而且这种道歉也不会异化为洗责借口。虽然忏悔时尚以道歉的语言句式流行，但将道歉时尚置于政治制度和结构背中比较，它的上述意义和价值就更为明显和重要了。因为，所有的道歉都发生在主国家或正向其迈进的国家里，而不是出现在集权政体中。

原因在于集权主义的政治叙事性质和内容特点决定了道歉在集权政体中没栖身之地。集权政体通常奉行一套惟我独尊的宫方意识形态。统治者的话语格式是“当我使用一个词时，它的含义不多不少只是我要传达的意思。”在这种状况下，被严格控制的大众传媒也不过是传话筒。因而，它的意义形态，从逻辑和语义上，已将涉及责任及道歉的词汇和意义予以排除。另一方面，实践中，集权政体采用套只让别人负责而自己不负责的“替罪羊”机制。权力竞争是“胜王败寇”的和博弈。斗争的结果是找出历史的“替罪羊”:权力斗争的胜利者总是宣布失败者是过去政治过错的罪人，而自己永远处于“政治正确”的中心地位。因此，集权

对当权者的唯一反应是遵从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