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典型案例

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是自九十年代以来，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前受害者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比较典型的当属澳大利亚“遭盗窃的一代”案例。

在澳大利亚，是否应当为“遭盗窃的一代”土著民道歉，更是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澳大利亚政府曾将原著民人家的孩子强行脱离他们的父母，安置到儿童扶养机构或白人家中。负责此项事务者之一的伊斯代尔(JameS工Sdell)曾于1906年这样解释政府的动机:“混血儿在智力上高于土著，国家有义务让他们以后能过上比他们的母亲好的生活，”政府(重新安置他们)是为了让他们顺利融入主流(当然是白人)社会。据估计，被强制重新安置的儿童多达十万人，但确切数字已无从核实，因为政府“出于对儿童利益的考虑”销毁了许多关于儿童生身父母的文件。1997年4月，为调查此事而设置的澳大利亚人权和平等权利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带他们回家》的报告。这篇报告立刻引起社会对于“遭盗窃的一代”人伦悲剧的极大关注。委员会将土著民儿童重新安置计划称作为企图消灭土著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它强烈批评政府关于计划出于好意的说辞。它认为，既然澳大利亚已于1949年接受了联合国反对种族灭绝的公约，政府就有责任为受害者个人、家庭和社群作出赔偿，并对他们作出郑重道歉。1998年8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在议会提出对土著居民的“和解动议案”，媒体称之为“遗憾但不道歉”讲话。霍华德并不是一个对土著民的不幸无动于衷的人，他以个人的名义表示过道歉:“我个人深深地为我的澳大利亚同胞感到抱歉，他们因我们的前辈对土著民的行为而承受了非正义的痛苦，……许多人至今还因这些行为而受到伤害和痛苦，我为此说对不起。”但是，作为政府首脑，霍华德拒绝以政府的名义道歉。政府不道歉引发了强烈的批评。批评者指出，致力于社会和解的公共政治，它的补偿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性的赔偿和恢复名誉(平反)，还应该包括

有政府对过去政府错误的正式道歉。他们强调，没有道歉的平反和赔偿起不到政治悔过的作用，因此也就难以收到社会和解的效果。《回家》呼吁道歉的理由是:“受害人的人权遭到粗暴侵犯，补偿和安慰他们的第一步是澄清真相并向他们道歉。”

道歉不仅是谁对谁说“对不起，”而更是“澄清真理，”弄清历史是非。《回家》明确提出，除了补救、平反和金钱赔偿之外，还必须有政府的道歉。这些道歉都涉及了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称之为“国家之罪”。在这些对国家历史非正义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E.Barkan)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正式道歉成为一种对未来具有道德意义和社会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诺，而展望未来正是以不忘过去，反思过去和正式纠正过去的错误为前提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却并没有在中国发生。在中国有选择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进程中，未来(所谓“向前看”)恰恰成了忘却过去的借口。

在中国，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反胡风，反右，大跃进的“三年自然灾害”，阶级斗争，文革，六四，都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思。在国外，为过去道歉的政府与犯有罪行的政府未必有必然的继承关系。如果它们都能为过去的政府承担责任，那么中国一代一代接班方式产生的政府难道不更应该为先前的政府承担责任?政府为国家历史非正义道歉，这涉及到一系列政府责任和社会道义的问题。

(二)政治道歉的内涵及语义解释

政治语言是政治活动中用来交流政治信息的语言，它包括语文语言和非语文语言。政治语言具有政治性、社会公共性、时代性、工具性等基本特征。政治道歉是一般的道歉行为与政治意义的某种结合形式，是一种权力与策略的应用。从语言的规范性意义上讲，理解了道歉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政治道歉。道歉的语言能够和谐人际关系，缓解冲突。在一次的道歉中，致歉者至少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及过失，承认自己的责任及给被致歉者造成的损失并希望得到谅解或宽有。因而，道歉的核心意义是过错与责任。真正有意义的政治道歉必须以承担责任为前提，能够有实质意义的补偿。

毫无疑问，真正有价值的道歉应含有能明确表达“歉意”的词语。如汉语中的歉意、抱歉、对不起等等。在英文中，有apology，Sorry，regret等等。然而，现实中的道歉很少使用典型的道歉词汇，而词语的多义也常常导致言语的道歉义变得模糊不清。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场合往往表示不同的意思，例如，“SOrry”一词的在英文词典中释义多达8条。它可被用于从表达明确“歉意”的“apology”到并无任何实质歉意的社交辞令的任何情形。从而现实中的道歉往往使用很多外交辞令，利用话语权的斗争，使道歉变得模糊不清。因而只有源于对民众问责压力敬畏的道歉才是真正的道歉，道歉是为了以诚恳的姿态取得公众的谅解，给作为主人的公众一个交代。

人们往往喜欢接受别人的道歉。这是因为，它是用来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使被致歉者获得心理抚慰和情感补偿的。无论在任何时候，受害者都希望能得到别人的道歉。这不仅因为它凸现了“政治责任”的当代政治价值观。更重要的是通过道歉而获得的心理补偿，致歉者可以得到人们的称赞和信誉，被看作是值得原谅，甚至应当受到表扬的人。对于被致歉者而言，接受道歉意味着原谅对方的过错，成为宽容、通情达理之人，得到一种心理补偿，受到人们的尊敬。因此，一般意义的道歉，人们更看重的是一种心理满足感，而不是单纯的物质需要。不过，接受道歉也并不总是件好事，就更不用说向别人道歉了。它使致歉者成为违背规则之人，处于一个较低的道德和现实地位，但道歉并不一定能得到人们的谅解，因此这成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愿去做的事。而接受道歉意味着接受了说话人对整个事件作出的界定，接受了致歉者对话语的解释，从而处于“被动地位”，处在人际交往中的尴尬境地。因此，真诚的道歉总会令人痛苦，也没有人愿意去做，而被道歉者总是倾向指责道歉不够真诚。因而，双方存在话语权的斗争，控制语言，赋予意义的一方将占据优势地位。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语言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权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正是话语的这些社会作用才是话语分析关注的焦点。

(三)政治道歉的深层涵义—话语权斗争

由于政治情景因素的复杂影响，实践中人们所遇到的“政治道歉”往往呈现不同的形式，表达多种意义，并引起了多样性阐释。然而它最本质的涵义却只有一个，即话语权斗争。这是指隐藏在表面的词语背后的由权力所决定的发言权。由于道歉让致歉人处于不利的境地，所以完全意义上的、明确的道歉是很少见的。例如，《中国时报》发表政论家南方朔的文章说，“最近许多人都谈到尼克松的‘水门案’，但可能很少注意到，从该案爆发到下台以及后来的回忆，尽管他说过“我很遗憾”、“我做了最最蠢的事”、“我犯了错”之类的话，但从未用过“道歉”两个字。”上面的例子足以证明:大量的道歉是间接的和模棱两可的。例如，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给中国的外交信函就是一个“模糊”道歉的例子。面对这样模棱两可的道歉，美国政府认为这不是道歉信，中国的公众舆论也认为美国没有做出道歉，至少不是明确的道歉。这里的外交博弈便用到了话语权的斗争。美国政府坚持认为撞机事件是由于技术操作方面的原因引起的，而这是美国人也不想看到的事情，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换言之，非人为原因造成的任何人都不想看到的事情，不存在冒犯中国的事实，也不存在负责的问题。很明显这只是一种诡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美方的道歉至少是不真诚的，界定是模糊的。美方认为，只有“apology”是需负法律责任的道歉表达法，而信中所使用的“regret”和“Sorry”只是一种外交辞令，取它的另一种解释。

以上事例说明，在表面的词语意义争论背后，隐藏着深层的话语权的斗争。即究竟谁有权力选择词语，赋予其对自己有利的含义?谁对事件的理解和解释才算数?这由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这也是政治领域中的博弈。话语的现实政治意义很早便为人所识。在古希腊城邦时期，“话语具有压倒其他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对语言的控制就是一种权力技巧。道歉对任何一方，均从各自立场表达出相同的愿望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