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5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百商厦发生特大火灾事故。引人注目的是，事故发生后，吉林省省长洪虎两次在公开场合自责和向公众道歉，l6日又通过《吉林日报》等当地媒体发表了《致各市(州)长的公开信》，向全省人民和死伤的群众再次表示“深感内疚和自责，对不起全省人民和死伤的群众。”;2007“两会”上，就有多位高官公开向民众表示歉意: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因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愧对百姓”;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因为降低能耗未达标而向大会作了检讨。教育部部长周济、卫生部部长高强也分别就自己的主管事项发出了道歉的声音;……高官的“道歉”，是对执政责任的兑付，是对民意民声的呼应，是对各级官员作风的鞭策，是一种诚意的表达，更是对做好下一步工作的郑重承诺。

近年来，政府官员因为工作失职而公开“道歉”的现象屡见不鲜，从突发灾难、特大事故，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官员通过媒体神态凝重地向人民道歉。打造责任政府，必有责任官员。一声沉甸甸的道歉，背后显现的是同样沉重的法律责任、民主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等。面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全体公众的道歉，说明了领导干部们心中对于“对谁负责、为谁服务、受谁监督”等问题十分清晰，始终没有模糊。而这些元素，正是现代官员必需的行政品质，是提高行政效率、建设民生大厦、构筑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法律完备、民主健全则政治昌明，只有敢于承担责任的部门才会成为百姓欢迎的部门，只有敢于承担责任的领导才可能成为民众欢迎的领导。道歉当然不能挽回巨大的损失，但道歉本身体现了勇于自责的精神，体现了向人民负责的精神，有利于改变官员固有的与民众不平等意识，也有利于改变公众内心深处官民关系的不平等心态，它折射出的，是一种新的政治理念。

本文通过对“政治道歉”语言学意义上的考察及特定政治情境中的变化情形的比较分析，试图揭示它所蕴含的政治功能和价值以及出现的“道歉廉价化”、“滥歉”现象。从而探讨问责机制下的政治道歉，推进制度化道歉，健全科学、合理的政府问责体系，推动责任政府的建立。

(一)研究的缘起

道歉原本是一种个人与个人之间表示愧疚的行为，但是自九十年代以来，道歉越来越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和争取与前受害者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1995年7月，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道歉;1993年，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

近代希腊裔美籍学者塔马奇斯指出，“道歉”这种新道德出现于十六世纪末城市文明兴起之后，由于人际互动频繁，相互之间摩擦的增加，作为一种“疗伤止痛仪式”的“道歉”出现。早期两位学者卡尔·弗瑞德里奇(Car1FrederiCk)和芬纳(HermanFiner)对于如何保证行政责任的争论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经典的可能选择的方法。职责感或责任感意味着一个行政官员感觉或理解义务。这是责任的主观形态，相对应于一个人对其行为承担的法律责任。前者是对治理者内在的制约，后者是对行政行为的外在约束”。弗瑞德里奇则坚持认为:行政功能的责任行为并不能象其宣称的那样强制实现。他认为，在现代大型的、复杂的政府体系之中，通过外在的约束，并没有保证客观责任实现的有效途径，而且有证据表明大多数行政官员在大多数时间里，事实上遵循着主观的责任道德。

在受传统官本位影响下的东方之国—要中国人忏悔真难，要为政者忏悔更难!中国还没有形成良好的道歉氛围。因为，中国的历史包袱太沉重，只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适当的改写才能更有正当性。于是，反右倾“扩大化”、大饥荒是“天灾”、文革是“动乱”。重复着的悲剧因为忏悔的缺失而绵延不绝，可以说中国一路走得气喘吁吁。同时，文革制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断层，造成社会道德的下降，也为今天中国人个体良知的匮乏和反省能力的低下创造了条件。

学者们普遍认为，具有真实意义的道歉，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道歉。官员问责制最早出自于西方，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某国出现了重大事故，执政党一般都有阁僚出面辞职，严重的情况政府甚至集体辞职以承担责任。

在我国，2003年非典时期，“问责”一词就被广泛应用。2004年，《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颁布，详细列举了九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将“问责”上升到国家工作制度的高度:“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2005年，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务员法》，均对问责制作了规定。其中:“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中国自非典期间延续至今的问责问题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是我国政治文明发展和政府不断成熟的必然表现。近来各地方政府因为失职失误而向民众道歉的事也渐渐多了起来，政治道歉在中国，也受到强烈的欢迎。随着公众日益参与话语权的斗争，中国必须也一定可以摆脱历史的消极影响，形成良好的“道歉”氛围，并最终告别“无人负责的政治”。

(二)关键概念界定

1、道歉

道歉是人们日常交际中频繁使用的一种礼貌言语行为，是一种以自我批评、自我贬损的方式来维持他人、自我的心理平衡以及人际关系平衡的自我表现行为。道歉存在着形式和功能两个方面，形式指外化的表达方式，最常用的就是语言形式如“对不起”、“请原谅”等等。功能指所有能起到道歉作用的言语和行为，如后悔、保证、忏悔等，即实现语力。从定义可以推知，道歉和致谢、保证、许诺一样，都是为了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而采取的策略，是人际沟通中为了控制别人对自己的印象而进行的自我表现。在通常状况下，道歉以损伤自己的面子为代价，来补偿自己曾使别人蒙受的威胁和损失，故而是种偿还行为。道歉主要是用来维护或顾全听话人的面子，表达对听话人的尊敬，因此，它是一种“维护面子的行为”。通过道歉可以弥补自己冒犯别人所带来的后果，恢复交际双方的和谐关系。

2、话语权

有人可能会把话语权理解为发言权、说话权，这是不准确的。所谓话语权，是指人们所发现、阐释和创造的概念、思想、视角。被他人使用的权话语，是一种关于语言传达和交流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借助于语言、含义、符号等形式在言说者和受话人之间进行意义交流。

传统上，人们对于作为话语主要载体的语言，要么从社会政治权利的角度来谈论，如言论自由等;要么从纯技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如语言学。语言不仅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而且体现了一种权力结构，强调通过对文本—一切渗透着人的活动和价值的事物或作品来研究权力支配关系。后现代主义认识到观念、知识、再现和意识形态等话语在社会及权力组成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指出权力政治的现实始终是由文本和一定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在这些思想中，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是其核心话题，使得话语权分析由显在的具体的权力运作方式深入到隐秘的一般的权力运作方式。福柯进一步发现，任何一种话语都是“我们施加于各种事物的暴力”，权力和知识之间存在着相互连接关系。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表达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言说者地位和权力的承认和认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使人们对文化权力的分析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深入到语义分析的领域，进一步看到了语言与权力的密切联系。

3、政治正义

罗尔斯认为，政治正义即政治之基本原则的公平正义。正义在此等同于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社会正义是人们把握政治和道德问题形成的综合性观念，以维持社会存在发展的秩序为根本内容和目的，是制度和个人应该遵循的统一的行为原则，其实现依赖政治运作即国家和政府的作为，因此社会正义具有政治性，国家和政府负有实现社会正义的责任。“我对正义的理解是:在同每一个人的幸福有关的事情上，公平地对待他，衡量这种对待的唯一标准是考虑受者的特性和施者的能力。所以，正义的原则，引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一视同仁’。正义要求民众义务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一切，要求民众积极“扩展我们的智力，激发我们的道德心，使我们充满对独立自主的强烈意识，信心地消除可能妨害我们努力的一切障碍。”反之，政治组织也有义务为我们取得这些好处竭尽全力做出贡献，避免破坏民众的真正利益，避免出现任性的统治和专横的特权。“正义原则的体现限制了独裁政治权力的滥用，是社会不公平减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得到加深。”“对公民负责，洞察、理解和权衡他们的喜好、要求和其他利益”。这是最基本的职责，因为公民是主权委托人，行政人员是受托人，所以维持公正的立场，维护普遍的公共利益是行政人员的基本立场。

(三)主要理论与研究方法

(1)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现即科学发展现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即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以人为本，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人作为目的与作为手段的统一，因此，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必须反对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以人民群众为本，保证个人利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集中体现。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大特征围绕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即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对于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的发展程度是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实现了以人为本，“行政组织也将在发展动力方面获得来自人的潜能释放的强力支撑”。

(2)本文撰写时主要依据马克思政治学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利益分析方法。首先将政治道歉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和背景中去加以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方法首先在于:要在特定的具体情况下，在规定的具体环境中，去估计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一方面分析政治道歉与特定历史条件下其他社会因素的本质联系，另一方面也考察了政治道歉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因果关系。其次，从利益角度分析人们结成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动因，分析政治道歉的内容和特性，到生产关系中去探求社会现象的根源。

(四)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分析框架

政治道歉与责任政府的论述在各个角度的研究是相当深入和丰富的，这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启迪和翔实的材料。但是，在国内的研究还是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对于深层次的、规律性、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研究还缺乏相对系统的论述，如何发挥政治道歉的实质作用，建设责任政府成为建设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政治道歉和责任政府的联系为研究中心，通过对历史资料和我国现实情况的分析，希望解决以下问题:政治道歉的涵义;政治道歉的作用;政治道歉在我国发展的现状分析;政治道歉与责任政府的联系;建设制度化的政治道歉—责任政府的措施等。

为解决以上问题，对本文的主要分析框架作如下架构: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政治道歉概述，主要包括国内外典型案例、政治道歉的内涵及语义解释、政治道歉的深层涵义—话语权斗争;第二章，政治道歉中的几个问题阐述，主要包括政治道歉与政治正义、政治道歉与人权、话语权斗争的操作方式;第三章，政治道歉的作用，主要包括政治道歉的积极作用、政治道歉的消极作用;第四章，中国的政治道歉，主要包括政治道歉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价值选择与政治道歉在中国的结合;第五章，制度化的政治道歉—责任政府，主要包括让道歉成为政府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刚性监督下的责任政府、走出道歉洗责的困境—问责追究、责任政府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