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村民合作修路解决村民的通行问题——以闽西马坪村为例

马坪村位于闽西客家首府长汀县下辖的馆前镇，距离县城五十六里路，距离镇上四点五里，省道205穿镇而过。马坪村又名“廖马坪”（廖同“溜”，是当地的方言中的“玩、溜达”，指到马坪这个地方玩耍）。现有人口近六百人，家庭户数140多户。笔者在暑假期间对农民合作的事例进行了调查，下面就是一个生动事例。

以往村民要去镇上赶集赴圩，要经过村口到镇上的那条黄泥路。对这条黄泥路，包括笔者在内的村民记忆犹新。天晴的时候，道路坑坑洼洼，勉强能走。碰上下雨，在雨水的冲刷下，黄泥路并会变得泥泞，不仅人难走，车辆的通行也十分麻烦。鉴于此，村民于2003年秋天主要依靠村民集资投劳，同时也到各地募捐了部分路资，将黄泥路变成了水泥路。虽然道路不宽，但却大大改善村民的通行。如果说，安装自来水和修水渠这样的事是小打小闹，那么对于耗资近二十万的修路这样的大工程，村民缘何能合作起来，在几乎没有外力援助的情况下，愣是将路修好。村民的合作精神、公共精神不能不让人佩服。对于村民为何想要修路？为何能修建起来？村庄中各种力量（村委会、理事会、普通村民）在修路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带着这些疑问笔者走访了相关的村民。

1、为何以前没修这条路？

在闲聊中，个体户罗某某说：“现在农民比较关心的两件事：一是路二是水。”至于为何以前没休路，个体户说：“时机不成熟？”，我问：如何解释？他说：“主要是钱的问题，其实大家早就想修了，但没钱呀！”我问：“现在大家有钱了吗？”他回答道：“相比从前，经过几年的发展大家积累了一些钱，手头比以前宽松了许多。”理事会会长告诉我，以前以为修这条路要花很多钱，怕村民承受不起，因此不敢贸然行动，所以才迟迟没动工。一位退休教师对笔者说：“做事情也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做，这样才能做得成功。”

笔者认为，这里的所谓时机主要指的是大家是否具备经济能力。经济条件的不具备使修路问题的解决一拖再拖，而经济条件的成熟则仅仅为解决修路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因为村民对修路早就了有了强烈需求，强烈的需求是村民合作起来的内在动力。但更重要的是村庄必须具有让村民合作起来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村民的合作精神，这一点已经在修祖祠、修水渠和安装自来水过程中有所体现，在此次修路过程中的体现则更为明显。

2、大家想修的愿望强烈吗？、对原来的旧路有何评价？

个体户罗某某说：“以前的那条黄泥路实在难走，你看如果你家的小猪出栏了（指猪崽可以卖了），要想送到镇上的集市去卖，太重了不好挑，路又不好走，假使你用双轮板车拉，下雨的话路打滑，那么这也将是一件费力的事。路没修好的时候只得这样做，但现在路修好了，可以用摩托车载嘛，多轻松！”

邻居赖婶婶说：“天放晴的时候走路还行，春天雨水多的时候，去镇上赶集，大家都得穿高筒鞋，如果穿别的鞋子得绕到路边的山上走，由于道路泥泞，拖拉机等运输工具即使空车在上坡的时候没人推的话经常都爬不上。

奶奶也回忆说：“以往村民去赶集都要穿筒鞋，现在无论穿什么鞋都可以行走。以前的那条路呀坑坑洼洼，由于是黄泥路一旦下雨，道路非常滑，拖拉机都需要人推才能爬上并不陡的坡。”这条路大家都说：“修得好，比以前的路好很多。”

付某某（笔者的母亲）说：“以前的那条路高的地方高，低的地方低，很不平坦，现在即使闭上眼睛也不用担心会摔跤了。”

理事会会长说：“以前的黄泥路下雨的时候很难走，不仅人难走，摩托车、自行车还有汽车都难走。”理事会会长的弟弟在一旁说：“要穿上筒鞋才能走。”

一位正在给农田灌溉的村民罗某某告诉我，之所以要修路是，因为“路修好了好处很多，以前即使一辆板车都难拉，现在就是两辆也拉得了，不仅如此，摩托车容易损害、耗油。以前的黄泥路，走路人经常摔跤，现在除非碰车，要不然是不会摔跤的，现在摩托车的寿命至少可以延长五年。”我紧接着问：“为何大家会一起修路呢？”他说“现在各村都修了水泥路，如果我们村不修，怕被人笑，走出去也会感觉不好意思。”看来，路修好所能带来的益处是村民能合作起来的重要因素，村民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除此之外，面子问题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一位开杂货店叔公对我说：“以往下雨的时候，道路两旁山上流下来的雨水将道路冲得裂开来，要穿筒鞋才能走路”、“我们村并不是最后修水泥路的，复兴村最早修路，我们是第二。不过他们村修的路比较短。”叔公的言语中流露出一种自豪感。

一位退休教师告诉笔者，以前的那条路不好走，雨一下，路面就会打滑。之所以大家想修、愿意修，是因为“大家认识到修路的必要性。”路修好后村里大部分人家都买了摩托车，有的家庭不止一部。以往半个小时的行程现在只需几分钟，即使步行再也不要担心路上的泥土会溅到身上。可以这么说修路是村民迫切要求的，是大势所趋。

从上述村民的意见可以看出，修路是村民急切需求的，是由村民内在的需求推动的，不是外力推动的。但这种强烈的需求在以前并没有化为修路的实际行动。正如个体户罗某某所说：“时机还没成熟”。那么时机成熟后，修路的行动又是如何变为现实的呢？

笔者认为，修路的想法变为修路的集体行动这个现实：一是因为农民修路的需求迫切，有修好路的内在动力；二是农民具备了修路的经济能力；三更为重要的是有人来牵头组织大家修路。牵头人也就是组织者，他或他们必须是村民信任的人，不仅如此，还必须是德高望重者，具有高度的公共精神。具备这些条件的只有村中的老者，只有他们才会理事，才有心思去动员大家做公益事业。

3、谁发动大家的呢？

个体户罗某某说：“是村里的几位年长者”。我问：“到底是谁呢？”他说：“村里已经退休的第一任村干部罗维伦等几位老者”。他提到，这几位年长者在村里比较有威望，他们动员大家参与修路。

对这个问题，一位堂兄说：“是村里的理事会决定的”，理事会什么时候成立的？他说：“早在修路之前，其实在修建祖先的祠堂的时候就成立了。”

一位与我一起放牛的叔公（这是我在放牛的时候采访了他，他也是理事会的成员）告诉我：“修路是由村里的长者提议的。”

我问一位退休教师：“为何不是年轻人来牵头修路？”他说：“年轻人要干活。没时间。”

村理事会会长说，主要是他们理事会的成员牵头组织大家的，他说：“理事会的成员比较有时间，年轻人一方面田里的活多，另一方面也要挣钱养家糊口。”

在笔者看来，村里的长者、老者大部分就是村理事会的成员，他们是村庄的道德楷模、道德精英。他们尽管是体制外的精英，但他们才是真正在村庄公共服务领域具有倡导作用和组织力量的人，是他们激活了村民潜在的公共精神。

4、村民对此提议的反应如何？

堂兄没有作声，而是竖起大拇指，意思是这个提议非常好，大部分人都同意。当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我问：“为何？”他将此归结为“主要是经济问题”。他说虽有不同意见，少数服从多数，就这样将修路的事定了下来。

在笔者看来，年轻人之所以反对，主要原因是钱要由他们出，年长者在家里基本上退居二线，不当家了，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这是其一；其二，年轻人看到的更多的是目前的困难，而对道路的长期能够带来的好处未能预见。钱是短期内出的，而效益则如涓涓细流慢慢显现。因此相对于好处，困难就容易凸现出来，而且往往被夸大。其三，大家随然对修路的好处是可以预见的，但修路具体要花多少钱大家还是没底。    

理事会会长说：“这是我们理事会提出来的，然后我们去推动大家，再去做大家的工作”。他说，刚开始的时候，传闻村里罗某某和揭某某愿意出修路所需购买水泥的钱，后来我就去问，结果传闻被破了，我就去问他们到底愿意出多少，每个人都说愿意出1万，我想这边就有了两万，全村600来人，每人交300元，就有将近20万。如果再到各地去“写钱”即募捐，那么修路就有了希望，于是我就召集理事会成员进行商量。

一位村民告诉我：“修路是清明节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提出的，提出后大家都同意。”我紧接着问：“由谁来牵头？”他说：“村里的老者，村理事会的成员。”“理事会在修路过程的钱前后后起到地作用大吗？”“大”。我问：“为何不是年轻人推动呢？”他说：“年轻人忙，那有空理这些事。我们这些人年纪比较大，田里的活一般不用干，所以……”

确实，无论做什么事，只要涉及到的人多就会有不同意见，俗话说得好，人一过百，形形色色。万事真是开头难呀！不过好在马坪村有这些热心的老者。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村理事会会长，据一位开杂货店的叔公（理事会会长的弟弟）所讲，“客观地说，我哥哥为人非常正直，手脚干净。他当村长（因为不是党员所以不能当村支书）当了九年，没有欠下一分钱的债务。如果不是年龄不允许他是不会那么快退的。现在我们屋里很多事情只有他出面办理才会办得稳妥。”这位叔公把他哥哥描绘成“救火者”，他说：“他是来扑火的，而不是来煽风点火的。”正因为如此，村民才会极力赞成由他及其领导的理事会来牵头组织修路工作。在与村民聊天的时候，笔者一提到理事会会长，村民不仅知道他，对他肃然起敬，而且大夸他做事公正、做官清廉。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全村的威望是何等的高。据村民讲，村里有什么纠纷，经常请他出面进行调解。理事会会长的威望形成于过往他当村干部时所树立的公正廉洁形象，形成于他做事公正稳妥，更为重要的是他有很强的公共精神，热心村庄的公益事业。

与我一起放牛的村民兰某某（女）说：“刚开始的时候，一些年轻人骂村里的这些长者，说他们没事找事做。”我问：“为何后来改变主意了呢？”俗话说得好，修路是一种“修行”，说某个人“有修”，就是说他做了善事，比如修路。“再说修了路他也走得着呀！”既然如此，当初为何还反对？“主要是经济问题。”

许多年长的村民都说：“如果没有理事会的这些年长者，道路不可能修起来。”

理事会会长说：“至少有95%的村民赞成，不赞成的只是小部分。不赞成主要是因为家庭比较困难”。

一些家长说：“大部分都赞成参与，如果自己不参与，以后小孩会怨自己，因此还不如参与，即使没钱也要参与。”一些村民说：“在庙里当和尚和尼姑，还不如修路建桥，这样更易修行，因此修路建桥之举被认为是“修行”，村民对修路当然就很赞成了。”我问一位正在田里耕田的村民，你对修路持什么意见，赞成还是反对？她说：“你问你父亲，他怎样我便怎样。”我问过我父亲，他是很赞成的。其实很多村民又何尝不是如此。

据笔者调查得知，少数持反对意见的村民确实手头比较紧，经济比较困难。其中一户是因为，他刚于修路的前一年娶老婆，欠下不少债务，不幸的是他父亲骑摩托车摔了一跤，住院花了不少钱；另一户是盖房子欠下几万元的债；还有一户是子女多。他们的困难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总之他们反对，主要不是因为修路不好，而是因为经济困难。

从上述可以看出，村民之所以会愿意参与修路，除了此举会给自己带来益处之外，还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村民有随大流的倾向。村民形成了一种公正观，即向大家看齐，而且很在意自己现在的行为对后代的影响，很在意自己的声誉，担心小孩被别人嘲笑。对钱看得比较淡，对名声看得比较重。村民甚至为了小孩不会在日后怪罪、怨自己，借钱也要参与修路。这是一种积极的公正观。

一位村民告诉我，“大家都赞成，因为路修好后，如果家里要盖砖瓦房，那么雇车运沙、砖块、石头等，运费也会省很多。”看来村民是理性的，他们做事看到的是事情做好后能够带来的好处。

一位叔公对我说：“大部分人都赞成，少数服从多数。修路是关乎全村的公益事业，全村人都必须参加，都必须交钱。有困难的村民也必须交，但可以缓交，今年没法交的话，可以明年交。如果大家都交了而你不交，会被人家笑话。”为此，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回忆说，以前村里的某某人反对修桥，说原有的木桥仍能通行，因此不愿出钱。那次修桥大家都参与了，唯独他反对。结果，在一次清明节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不知因为何事，另一个村民嘲笑他“全村人都赞成的事你居然反对，大家都出得起钱，唯独你出不起钱”。他当时被说得无言以对。有了这个例子作为反面典型，村民中尽管也有反对的，但后来都交了钱，也参与了所需的义务劳动。他说这个村民没有考虑长远，站在一旁的村民说：“这种公益事业，如果大家都赞成，那么少数人反对是没有用的，要知道，路修好了子子孙孙都可以用，这有点像古迹。”他接着说，如果持反对意见的人，在以往的事情办理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他的意见可能大家会听，但是他们恰恰没有，所以大家也就不会理睬他们的意见。其实做任何事都会有不同意见。

马坪村的村庄舆论非常强大，它给予不参与者巨大的压力，可以有效“边缘化”不参与者。慑于村庄舆论，村民在办理涉及全村的公益事业时即使开始不愿意最终也会改变主意。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大家在一起扫墓，家庭户主一起吃晚饭，有很多关乎全村的事就是在这种场合提出的，这为大家提供了沟通意见的平台。据了解，年龄上了六十的老人可以免费参加吃饭，因此有的家庭参与清明吃饭的会多达两人。老者也通过这种场合发表意见，提供建议，而且很多事情不仅由他们提出，而且也是由他们促成。也有的村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随大流。村民大部分是识大体的，懂得修路的好处。其实很多村民担心的不在于要出多少钱，而在于路能否修好，这从村民在路修好后，积极交钱就可以看出。

由于村民从事的职业相同，分到的农田相差无几，种的东西也相似，因此收入也相似，因而村民从总体上没什么分化，是同质性的，因而在很多问题上村民观点相同。由于修路这种公益事业对村民有利，好处很多，而且路一旦修好后其效益又是长久的，因而大家都很赞成。

5、村民参与了道路的设计、实施吗？

据调查，刚开始的时候，村里的长者，基本上就是理事会成员，召集理事会的成员和作为村民代表的村里每个小组的组长开会，商讨修路的计划。

理事会会长说：“在我们家不知道开了多少次会议”，问：“什么时候需要开会？”他说：“道路招标的时候，需要村民出工参与铺路基的时候等等”。开完会议后再由各小组的组长及各组中理事会会员将会议精神传达给村民。开会的地点有时选择在理事会会长的家里，有时选在村口的杂货店店前的空地上，有时在公共祠堂，有时在村委。地点在不断变更，开会的主题也不断改变，不变的是一定要将路修建好。

在决定要修路后，理事会成员丈量道路的长度，共两公里。原先想修宽三米、长两千米的路，村里有建筑经验的村民罗某某在听说村里要修路的消息后，有承包的想法，因此自己对道路进行了评估，大概要花近40万，当时村民有点想放弃。后来理事会决定自己先铺路基，而将铺水泥的工作承包出去，这时村理事会问如果承包给他，每平方米要多少钱，他们说50元。于是，理事会贴出公告进行公开招标，结果被村民揭某某以47元平方米的价格承包。镇政府的一位工作队在得知消息后，找到承包者，问愿否转包，因为承包者（他本身没有修路经验）请了一个师傅进行测算发现没有赚头，因此在得到许诺能够获得一定的好处后便转包了。道路的修建最后实际只花了17万，当然村民的出工未计算在内。聊天时，理事会会长及做在一旁的理事会成员罗某某笑着对我说，还好揭某某将工程转包了，要不他也会碰到很多麻烦。转包后，省去了很多事。据说，揭某某还得到了好处，有的说是几百块，有的说一两千。

道路的建设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原有的路面整平，这部分工作由村民完成；第二阶段是铺路基，这部分工作由村民自己完成。具体安排是：将村民分为四个大组，每个大组的规模大概是24家到29家左右，每组完成相同距离的一段，大组之间的工作量是相同的，每个组只负责自己的任务，如果工作效率高那么完成任务后便可提前回家。（据笔者调查了解，各大小组的家庭户数大致相等，因此理事会决定各小组所分配的任务一样，但村民没有任何异议。显然村民比较大度、气量大。）据了解，为了提高效率，每个大组再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12到15人，两个小组依次轮流上班，今天这个小组明天另一个小组。小组内又有分工，一部分人在石场往运输车上装石头，另一部分人则在道路上，将车上卸下来的石块整平。小组之间的工作量也是大体相似的，因为车是雇来的，车主的报酬是根据他的运输量来定的，车主为了挣钱是不会偷懒的，车主之间也有竞争，运得多收入也多，因此小组内的村民没有机会偷懒。铺完路基后再请压路机压平。第三阶段是铺水泥，这部分工作承包给施工队，施工队的工作由村理事会监督。第四阶段是往已经铺好的水泥路面洒水，这部分工作由每家每户的村民完成，在洒水前，村民须在路面上铺稻草或木屑，目的是防止水分过快蒸发，每户人家在自己的责任区连续洒上七天的水，上午下午各一次，必须洒湿路面，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水泥路面的破裂。据了解，村民都非常积极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理事会将铺路基的工作平均分配给村庄的四个生产小组，每小组一千米左右，这种做法不仅明确了各小组的责任，而且有利于跨越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告诉我们，人越少越能在合作上达成一致。每个小组再分为两个小组，依次轮流上岗，这样村民任务明确，又因为村民彼此相互熟识和信任，这样就可以集体行动起来，而不会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因为提前完成任务可以提前回去，因此村民的积极性很高，一个小组的积极性会带动相连的小组，小组之间会展开竞争，谁也不愿意在竞争中落后。

道路通车通行三年来，进出的人车尽管不少，有的吨位也不低，但路面仍处于良好状态。这一方面说明村民的工作质量是高的，另一方面说明理事会的监督工作是到位的。就是说，村民的集体行动提高了道路修建的质量。

一位村民告诉我：“村民在铺路基的时候积极性很高，随叫随到，被叫到出工的村民即使家里再忙，都不会推辞，而是会将家里的事放在一边，大家的事先做。如果实在没空，他会跟别人换工。”

退休教师说：“村民铺路基的时候很积极，跟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村民也认识到了修好路对自己有好处。大家都想把路修好。”

6、资金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又是如何管理的？

个体户罗罗某某说：“一部分是外村人捐的款项，政府及社会力量捐赠一部分，大部分由本村村民集资投劳。”据笔者调查，这里所谓的外村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本村嫁到外村的姑姐，还有一部分人是走得着此路的人士，当然还包括一些热爱公益事业的人士。

堂兄告诉我，并不是所有村里的人都交了修路的钱，比如理事会在倡议大家修路时并没有参与的那部分村民。问为何不参与？他说：“他们这部分村民由于住在靠河的地方，觉得平常的通行用不上这条路，所以拒绝参与”。据笔者调查得知，他们通常是沿着河流的那条小路行走的，也难怪他们拒绝参与。邻居婶婶告诉我，他们这部分村民也将那条他们经常行走的小路铺上了水泥路，他们在修路问题上也达成了合作，人头花的钱不比我们少。

婶婶还告诉我：“普通的村民人头交170元，拥有摩托车的另外每辆交30元，拥有运输车辆的每辆交300元，另外，村里嫁出去的姑姐自愿捐钱，理事会还到隔壁的几个村庄募捐，想在石壁上刻上全家福的家庭再交300元即可。”

为了筹集到资金，村理事会成员（主要是理事会会长）还不辞辛劳地到各地（黄湖村、坪埔村、汀东村和县城等等）“写钱”即募捐，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募捐到了不少钱（2万多元），他们的行动为道路的成功修建做出了贡献，他们的善行将百世流芳。募捐工作非常辛苦，除坐车的车费外没有任何报酬。

大家交钱积极吗？我问理事会会长，他说：“绝大部分的人都很积极，少部分人比较拖拉。”我问：“怎么知道谁交了钱？”他说：“理事会的出纳很负责，他会定期用红纸将已交钱的户主名字张榜公布在村口的宣传栏上，到后期的时候也将欠交的户主名字张榜公布”。问：“钱交给谁，村委还是理事会？”他说：“交给理事会，只有这样村民才放心，因为大家知道理事会是干净的，我们理事会成员抽烟的钱都是自己掏的，因此老百姓对我很放心。”问：“怎样收钱？”他说：“都是理事会去各家各户去收，大部分村民在理事会到他家收钱的时候积极配合，少数比较拖拉的得出动所有的理事会成员去做工作”、“后来起初说愿意出1万元的罗某某只愿意出3000元，他的解释是一年出3000元，3年出1万，现在一年就修好了。在得知罗某只愿出3000元后，理事会会长就去问揭某某愿意出多少，他说，罗某某出多少我也出多少，我跟他说，罗某某答应出3000元，揭某某说，我也3000元，我说罗某某家人少，而你家人多，揭某某非常爽快地答应，罗某某3000元那我5000元。”看来理事会会长在筹集资金做村民的工作时，很讲技巧、很有方法。他还跟我提到发生在他去县城募捐的一件事，通过中间人牵线，他来到县粮食局找到局长，他动员局长捐资修路。他说：“县计生委捐了2000元，县林业局也捐了2000元，你们打算捐多少。”听理事会会长这么一说，局长同意捐2000元。理事会会长后来跟我说，他在劝粮食局局长捐资的时候，耍了点伎俩。原来县计生委和林业局并没有捐资，它们的下属单位镇计生站和林业站只是将他们承包我们村的萘果果场的租金（属于村集体资产）交给了理事会，除此之外他们一分钱都没有捐。确实如此，笔者在功德碑上只看到了县粮食局的单位名称。据理事会会长讲，上功德碑的依据是看有没有捐资支持道路的修建，有的话可以在碑上留下芳名。

据调查了解，村民交钱很积极，因为路修好了大家都好走，村民在做事的时候也有从众心理，他们想：“别人都交得起，自己再没钱也要交，纵使借钱也要交，毕竟路修好了自己也走得着。”村民唯恐在公益事业中落后，因而出工及出资是很主动，很积极。村民是不愿意在这种事情的办理中落后的，村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谁也不愿丢脸。

退休教师对我说，钱是由村理事会到一家一户去收的，大部分人交钱积极。少部分人因为大家都交了，自感不好意思，只好从众，跟着交。村民很在乎自己的脸面，怕子孙后代说：“大家都交了，为何自己的祖先这么没用，连这点钱都出不起。”也怕亲戚会说：“大家都交了，为何我亲戚没交。难道这点钱都想省。”因为有交钱的家庭户主的名字会刻在功德碑上，流芳百世，而没交的人则不能分享这种荣誉，因而谁参与了谁没参与一目了然。也就是说，村庄舆论会使大家在办理全村的公益事业时愿意出钱，因为村民会评论落后者。落后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及脸面自然不甘落后，唯恐被人耻笑。退休教师说：“其实做任何事都会有人不赞成，有人拨冷水。有些人是真的有困难，如某某。困难的村民大家都知道，因此大家会同情他们，允许他们推迟交钱，在他们手头比较松的时候交。”“修路是大势所趋，大家都交了，少数人也会从众，跟着交。”看来在修路捐资过程中还存在同情心。一些已经在外面安家落户的本村出去发展的人士也出资支持修路，因为在他们看来，路修好了，他们会家探亲时路好走。在笔者看来，这些村民虽然身在村外，心在村内，所以很关注村庄。

村民不仅平时会谈论谁修路捐了多少钱，谁在刚开始的时候持反对意见，在村民聚会的时候也经常会提到，村民之间吵架的时候更是会提到。这样村庄的舆论就容易形成，舆论的压力是村民采取行动时不得不予以考虑的。谁都担心被边缘化。舆论的压力、从众心理、名声，这些使得村民有合作行动的社会基础。

据村民和理事会成员反映，铺路所筹集到的资金由修路理事会管理，理事会对资金的管理透明度很高，会计出纳一人管钱一人管帐。每笔开支都做有明细账目，而且还定期将各种开支用红纸公布在村口宣传栏上，方便村民的监督及了解。

7、如何监督所修之路的质量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很多的道路建设都出现了腐败问题，路没修多久便经常出现坍塌、破损等问题。笔者每年做车回家都可以看到许多路政人员在修路，据司机说，道路几乎半个月便要修一次，不是这里就是那里，总之，总可以看到道路上维修人员的身影。村民深知道路修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村里成立的铺路理事会严密检查监控道路的施工过程，路基由本村人铺建，因此路基打得非常厚实。路基修好后，铺水泥的工作请来外地的施工队，因为是外地的施工队，工作的质量大家不放心，所以必须严密监督。以罗维伦为首的铺路理事会决定，理事会成员每天安排4人依次轮流对施工队的工作进行监督。具体的安排是：2个理事会成员负责监督所铺水泥的厚度，另2人则负责监督搅拌机中混泥土各种成分的搭配比例是否合理，主要看水泥和沙下的量是否足量。理事会派出的监督人员细心地检查水泥的重量。据说出现了这样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查看施工队是否偷工减料，铺路理事会甚至带来家中的杠秤来秤水泥袋里的水泥是否足重。施工队的经理因此气得七窍出烟，一度曾想不干了。对此，我向理事会会长进行求证。

理事会会长告诉我，有些村民的要求太过严格，才闹出了这样的事，一些“爱管事”的村民在家制作好了测量工具（宽2﹒6米，厚15厘米），在去赶集的时候对所铺水泥路进行测量，结果发现有的地方明显不符合标准，低的地方厚度少了4～5厘米，高的地方高出1～2厘米，因此很不满意，说了些“叫施工队不用再干了”的气话。之所以会出现不符合标准是因为村民所铺的路基不够平坦，导致高的高低的低。在与村民争吵的时候，老板生气地说：“你们把路基压平，我就保证铺好”。后来理事会会长安抚施工队老板，告之继续施工确实施工队买来的袋装水泥没有足重，为此村民还将此事告到了县计量局，但据说上面允许袋装的水泥不足量，因此没有告成功。理事会会长确实能力强，不仅具有组织能力，而且还可以比较稳妥地处理可能出现的冲突。

我的邻居告诉我，理事会的成员每人一天照轮流监督施工队的施工情况，主要职责是检查水泥的重量，混泥土中的水泥和沙的比例是否合理，水泥下的量是否足，即水泥的标号够不够高，铺的水泥厚度够不够等问题。我问：“他们的监督工作有报酬吗？”她说没有。看来，理事会成员纯粹是出于一种责任意识和义务而在监督。邻居叔公说：“监督非常严，理事会会员会随时检查所铺水泥的厚度，如果标准是15厘米，只铺了14厘米，那么便是不合格，得返工。正因为，不仅有理事会成员的严密监督，还有“爱管闲事的”村民的认真监督，道路的修建质量才能得到保证。

退休教师说：“理事会的监督非常严格，甚至与施工队发生了争吵。”他提到，去年刚修建的从我们村到黄湖村（一个畲族村落）的公路，因为是政府拨的款，道路的施工也全部实行承包，因为众所周知的因素，路的质量得不到保证。笔者亲眼所见，刚修建不到一年的路面有的地方已经磨损了，水泥没了，部分石块已经凸出。相比之下已通路三年的我们村修的路路面状况还很好。这当然与村民及理事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退休教师说：“这是因为路是村民自己出钱修的，村民自己修路不需要索取回扣，所有的投入都花在道路的修建上了，因而道路的质量能得到保证。然而国家拨款修建的路则不然，因为承包商要赚钱，中间环节还要损失掉一些，因而拨款并没有全部投入进去,自然道路质量就得不到保证。”

需要提及的是，理事会成员主动承担监督施工队的施工质量的任务，这种监督完全是出于自愿，没有任何人逼迫他们。他们的监督工作没有任何报酬，他们没有花村民集资的一分钱，他们抽的是自己的烟，喝的是自己的茶。对他们的高尚的行为，村民无不赞赏有佳。理事会成员这种极强的公共精神，为民办好事的精神，是村庄社会资本的一种。

8、修路的绩效：对新修的这条水泥路满意吗？

所有调查对象都认为，路修得好。个体户罗某某说：“你看，路修好了，现在天天都在显效益。”赖婶婶说：“现在走路不要停歇，速度也快。”

一位奶奶说：“以往赶集都要穿筒鞋，很不方便。因为道路不平坦、路面打滑，拖拉机需要人推才能爬上坡，如今穿什么鞋都能行走，方便多了。”

我问女村民严某某：“对新修的水泥路有何评价？”这是我放牛回家的时候问的，当时她在我家的屋檐下躲雨，我招呼她到我家坐坐。她说：“以前下点雨，鞋子上就会粘满泥，这使得人走路很难走，即使拄拐杖走路也难保不会摔倒。”

一位在农田干活的女村民对我说：“你知道的，小学下来的那一段坡，下雨的时候，没有人用木桩等在后面推，拖拉机就永远在路坑里打转，爬不上去。”她老公在一旁补充到：“就是窄了点”“跟以前的路比呢？”我问。“那当然好多了!”暑假放假回家的女大学生罗某某说：“路修好后，自行车、摩托车等通行很方便。”一位婆婆也如是观。许多村民都说：“路修好后，大家都很欢喜。”

一位退休教师也对道路的质量及成功修建感到“满意”，他说：“路修好后，摩托车好骑，板车好拉，人好走。”

理事会会长也对路的成功修建感到满意，他与村民一样感到路修的窄了点，他不无遗憾地说：“要是知道大家捐资修路这么积极，当初把路修大些，比如三米宽，如果资金不够可以贷款，贷款分几年还，这样大家行走更方便。”虽然如此，他还是感到很自豪，因为邻居坪埔村修的路比我们村修的路还更窄。

据笔者调查，在路修好后，村里很多村民都买了摩托车，现在村里几乎平均每家每户都有摩托车。年轻人、中年人骑着摩托车在路上风驰电掣，转眼间不见了影踪。刚开始对修路持反对意见的年轻人现在陆续改变看法，对理事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为道路的修建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方便了他们的通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发觉得花的那点钱值得，道路的效益天天都在显现，投资逐渐得到回报。

9、你认为村委在修路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据调查了解，村民普遍认为，村委不但没有对修路起到正面的推动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村委甚至起的是反作用。村民认为村委干部是“恶人”，只管自己腰包鼓不鼓，而对村庄的公益事业不过问、不作为。不仅如此，村委干部还将镇烟草站捐赠来的500元私吞了。刚开始没人知道，但没有不透风的墙，纸也终究包不住火。因为村理事会没有将镇烟草站的单位名称刻在路亭的公德碑上，镇烟草站就问理事会：“为何我们捐了钱，作出了贡献而没有将名字刻上公德碑呀！”理事会的答复是“修路理事会没有收到捐赠的钱，既然你的钱没有对所修之路做出贡献，单位的名字自然是上不了公德碑，要知道功德碑是专门为那些有贡献的人立的呀！”之所以烟草站会追究此事，笔者认为，作为一个单位，其实镇烟草站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为我们村是镇主要烟叶（初级产品）供应地，烟草站收购的烟叶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村的烟农生产的。通过捐钱可以搞好与我们村村民的关系，树立单位的名声，扩大它的影响。据烟农所讲，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们，烟草站的工作人员是不可能那么快致富的，你看，我们村种了这么多烟叶，烟农自己获利不多，而他们收益颇丰，你看我们村的几个在那里工作的就知道了，这些人以前哪里有这么多钱，现在不仅自己吃饱了，而且房子也盖得漂亮，是我们养饱了他们。据村民反映，上级政府拨的款项（最初答应拨20000元，实际只拨了12000元）被层层截留了，最终花在道路修建的才2000元，截留者中也有村委干部。起初村委还不愿意将拨款交出来，但村民知道拨到了款，村委在村民的逼迫下迫于无奈才交了出来。村民不断地抱怨：“如果晓得会这样，还不如不要政府的钱。现在政府还有名声，但贡献却不大。”据村民所讲，这部分拨款还不是村委干部争取到的。

据村民反映，原来村委同意将村集体承包出去的萘果山的两年的山租，一共是5200元，用来支持道路的修建，这部分租金村委答应由理事会直接向租用者镇计生办和林业站收取。后来笔者从公德碑上（署名是马坪村委）看到，实际上，只用到了4520元，那么另外的680元哪去了？村民怀疑村委干部在理事会收取租金之前就收取了部分租金并花掉了，吃下去的东西是吐不出来的。一位村民告诉我“村委不但没有对修路起到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许多村民都反映，村委干部对修路起到了阻碍作用，因为他们私吞了部分本应用于修路的钱。据调查，在这之前，村里也铺了一小段水泥路，当时由村委负责组织，花了不少钱，其中被贪污了不少，因为村委没有做帐，即使有做做的也是糊涂账，村民交了不少钱，但村委总是说不够。村民怀疑钱被贪污了。据村民反映，村委欠了外面不少钱，可能有几千块。鉴于此，铺村口到镇上的这条水泥路，村民再也不要村委介入了，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因为村委失去了村民对它的信任。于是就由村民放心得下的理事会来负责钱的管理，人员的组织及调配，各项工作的安排等等。

笔者认为，村民之所以不要村委介入修路过程中，是怕他们染指修路资金，在这点上村民有了教训。从村民不要村委介入这一点可以看出，村民不信任村委，村委在村民中没有了地位。村委干部没有公益心，没有为民办实事，目光短浅，是短视的。村委干部的“消极作为”阻碍了道路的建设。

10、你认为理事会在铺路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许多村民都讲，村理事会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可以说没有他们路不可能修好，可见理事会的作用非常大。据村民讲，理事会有专门的出纳、会计，而且账目做得很清楚，理事会会定期地将账目公布在村口的宣传栏上，村民因此对每笔开支都很清楚，资金管理非常透明。村理事会的成员非常廉洁，不但如此，他们没有花村民的一分钱，即使到各地去募捐钱，也是尽可能地到当地认识的人家里是解决吃饭和住宿问题，他们抽的是自己的烟。他们的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但他们无怨无悔，任劳任怨，鞠躬尽瘁。

据笔者调查，村理事会成立于2000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理事会成立于揭罗两姓重修祖祠之后，可以说是修祖祠集体行动的“副产品，成立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日后在修路建桥等公益事业中带动大家，起到牵头的作用。修祖祠时成立的理事会由理事会会长一名及十四名成员组成。每个姓氏都有相应的理事会成员，理事会成员来自村里的各个小组，为的是更好地带动村民办事。由于工程较大，因而在修路之前，就成立了修路理事会，规模比修祖祠的理事会要大，还选定了专门的出纳、会计及文书，后者专门负责宣传工作，据退休教师说，在修路之前，理事会就写了修路倡议书（修路的意义、目的、造价等），并贴在村口的宣传栏上，方便大家了解。看来我们村修路不仅成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而且组织成员之间还有一定的分工。理事会组织村民合作修祖祠的成功经验对后来的合作修路提供了效仿的模榜。

退休教师说：“村理事会的成员公益事业心强，眼光看得远，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能够从大处着想。”村理事会成立是为了做好事，退休教师说：“得了工资不算做好事。”依此标准，理事会显然是在做好事，在为全村人做好事。理事会负责带领村民把事情做好，负责将事情的做法、经济的核算等告诉村民。

从村民赞成理事会提出的修路倡议、积极出义务工参与道路路基的铺建、出义务工给所铺水泥路洒水、与理事会一道严格监督施工队的道路施工、分摊修路的资金，可以看出村民对理事会的工作是支持的，将铺路资金交由理事会管理则是对此的进一步证明，村民对理事会是信任。理事会也以高度的责任感投入到修路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以实际行动获得了村民的信赖。在修路过程中及路成功修建之后，理事会成员在村民中的信任得到了增强，牵头理事会成员的威信和威望也得到了提高。相比之下，村两委干部在村民中的信任却不断减弱。可以这么说，在我们村，理事会在修路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中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们做了基层组织不愿做、做不好或做不了的事情，对这种力量我们应该予以尊重，而不能打压。在乡村公共治理中，应该结合乡村实际，继续发挥类似马坪村理事会这种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应该说，理事会这种体制外力量的应运而生有其必然性，乡村中也有适合其生长的社会土壤，这种民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存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