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选择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新型农民的培育和塑造作为研究题目，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21世纪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世纪，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重点和难点都是“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在新农村的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新农村，必须培育新农民。只有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纪”的的新型农民，把农村巨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形成持续推动建设新农村的力量源泉，切实把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才能完成建设新农村的各项任务。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但是农民思想观念落后，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科技知识僵乏，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中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6.7%，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相对偏低的农民素质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在老区信阳更是突出。所以，现阶段有针对性地对信阳新型农民的培育进行研究则是一项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目前，部分专家学者对我国农村劳动者素质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和研究，但是对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科学有效地解决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增加农民收入还缺乏系统研究。信阳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选择信阳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进行研究，对加快信阳经济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解决欠发达地区新型农民的培育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笔者从2006年开始，紧紧围绕信阳市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广泛深入到信阳市县、乡、村进行了认真调研，并先后与本市一些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讨论，利用寒暑假组织在校学生开展调查问卷，掌握第一手资料。通过调研，对农村劳动者素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归纳、分析。同时，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导师的指导下，开始了论文的研究与写作。历经前期调研、文献查阅、资料整理、架构搭建、撰写修改等阶段和程序，完成本论文。

二、主要理论依据

(一)国外关于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的基本理论

1.国外关于劳动者素质的研究综述

(1)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长期对美国农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发现，促进美国农业生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因素己不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舒尔茨开创性地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人口质量提高对经济发展推动的内在关系，指出了人力投资的重要性，并论证了人力资本对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一理论被许多国家的专家认可。在对传统农业的分析过程中，舒尔茨认为，要使农业持续增长，首先必须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为此，政府必须承担起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向农民提供廉价的现代生产要素。其次必须发展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这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在农业中的具体应用。舒尔茨还认为，在农业中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建立和健全农村教育、保健和劳动力流动方面的制度，既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同时也是实现收入均等的途径。由此可见，在舒尔茨的理论中，已经隐含着农业现代化从提高农民素质起步的论点。

(2)早见雄次郎和弗农·拉坦对于农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提出，各国农业生产率的差异或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有:资源条件、工业物质技术投入和人力资本等三个方面。经过分析得出:发达国家中的人力资本和技术投入已经成为农业产出增加的源泉，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经由资源型产业转变为科学型产业，他们的比较利益优势的基础己经由自然资源优势转向科学和工业生产能力优势。而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在由自然资源型向科学型农业的转变前后，是加剧世界农业不均衡的基本原因。他们所做的经济学分析说明，发展中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增加对农业的物质技术和科学知识的投入。因此，大力加强农民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素质势在必行。

2.发达国家提高农民素质的经验

发达国家在农村建设方面，都十分重视对农民的培训工作。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普及了高中教育，农村40%的适龄青年跨进了大学校园。日本政府还在农村推行了一套职业训练制度。法国政府为确保农业教育特别是农业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要求所有企业和个体农庄随时随地接受学生实习、参观及各种学习要求。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农业教育培训的体系建设，如日本建立了全国性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实验网络，全国有农业大学60多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600多所，并有各种形式的农业技术进修和培训组织。法国19世纪中叶就建起了第一所农业技术学校，从20世纪60年代起，对农业教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革，对推动法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各国在农民培训上都确定了明确的目标，人才目标分门别类，受培训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选择学校和学习内容、级别。如法国，国家规定农业职业证书和农业职业学习文凭持有者只能在农场或农业企业中当雇工，只有农业技术员证书持有者或通过农业职业和技术会考的学生，才有资格独立经营农场。

韩国新村运动的农民培训对中国来说最具有启发意义。韩国农民的培训自始至终强调“勤勉、自助、合作”精神，让农民选出“指导者”，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政府成立培训机构，注重搞好农民骨干的培训。同时，发动全社会帮助农村建设，政府要求各界名流、知识界人士和企业老总，都要与新村建设指导者一起培训，尽其所能支持新村运动。从而不仅支持了农村发展，而且使新村运动发展为国民精神运动。

(二)国内关于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的基本理论

1.国内关于农村劳动者素质研究综述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虽然历史上没有专门把农民的教育问题单独作为国家大事，但是教育问题却始终作为统治的重要手段。早在商朝，就提出“念终始典于学”，意思是指在执掌国政时也不忘办学之事。这可能是我国教育史最早的记载。

五四运动后，一些爱国教育家和教育团体开始在中国进行农村教育改良实验，试图通过发展乡村教育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善农民生活，实现社会稳定，涌现了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著名的乡村教育家。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陶行知、晏阳初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均致力于乡村教育，并将乡村教育与乡村经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陶行知提倡教育与农业携手，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便失去了促进的媒介。倘若好的农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四大病症，主张实施“四大教育”:以文化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并在华北、华中、华西选点试验。梁漱溟也十分重视农村教育和乡村建设，主张通过教育培育新民，建设新村，进而实现强国之梦。

上述教育家的农村教育改良主张，虽然在旧中国不可能真正实现，但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改革探索对现代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以及农民素质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许多专家学者对农民素质的培育和塑造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建议: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认为:要提高农民素质，可以从教育、医疗等方面入手，优先照顾农业高中毕业生升学，对农渔村学校的教师给予优厚待遇，提高农渔村高中生减免学费比率;定期对农渔民进行体检，使农渔民与其他行业的职员享受同等待遇;实行农渔民年金制度;减轻农渔民负担。

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主任严书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人》谈到:建设新农村一定要把农民作为主体，这是贯彻落和落实科学展观的核心，即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建设新农村要求我们广泛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切实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为此，我们要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在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

赵晓斌在《西南商报》上发表的《培育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指出: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核心内容，也是最为迫切的要求。政府必须在提高农民素质的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清除制度障碍，综合运用市场和行政手段，促使教育公共资源适当向农村倾斜，把广大的农民变成人力资源，而不是人口负担。

学者韩华在《新农村建设与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思考》一文中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业。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和农业科技转化的载体，其科技文化素质的状况，成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为此，必须广泛开展科技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陈庆立在《论提高中国农民素质》中首先把农民素质分为文化素质、现代科技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经济行为、法制意识等方面。在素质的提高方面，他认为: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加强科学技术推广力度，稳定专业技术人员队伍，提高科技水平;采取措施深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展法制宣传，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民主法制素质。

2.我们党和国家领导核心有关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的论述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始终把三农(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同志认为“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他认为，“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更尖锐和明确地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把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强调“农业是根本”，“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靠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

江泽民同志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坚持把加强农业放在首位，全面振兴农村经济”，“从长远来看，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农业和农村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业基础是否巩固，农村经济是否繁荣，农民生活是否富裕，不仅关系到农产品的有效供应，而且关系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靠大规模增加新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的投入显然是不现实的，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说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

胡锦涛同志也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始终是决定党的事业胜利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因此，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目前，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生产力落后。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亿万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提高农民的综合索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证。”

三、主要研究方法

1.访谈法。围绕课题与市委党校、市社科联及市农业局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座谈。

2.问卷法。本人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家庭住址、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收入来源(包括纯土地收入和农户兼业经营收入)及所占比例、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时间为2004年，由在校2004级学生通过社会调查完成。

3.文献法。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利用文献资料的有关数据，说明农民现有素质与新型农民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4.调研法。深入罗山、息县、演川、平桥区等县区、乡镇和行政村，实地调查，走访群众，掌握第一手资料。

5.比较法。通过纵向、横向、同类、定性及定量比较，对调查的事实、数据，进行充分研究、分析，从而做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