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应当说，实现这一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均在农村。这是因为，一方面全国70%的人口在农村，农民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和阶层；另一方面，在我国已经进入的小康社会中，农村和农民所具有的小康水平的初始性、小康内容的不全面性、小康发展的不平衡性等差异特征又最为显著。因此，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对全国全面小康的实现影响深远，关系重大。毋庸置疑，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离不开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也更离不开农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因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国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当代农民素质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我国农村全面小康的发展进程。

一般来说，农民素质是对农民已有知识、能力和观念等综合性状的表征。它包括农民的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以及现代意识等方面。从归纳和演绎的原理看，认识具体素质是认识综合素质的基础，而把握综合素质则是理解具体素质的前提。那么，农民素质的现状如何？这种素质的现实特征和成因怎样？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的全面小康建设？哪些因素制约着农民素质的提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代表性，从湖北农村的现状出发，我们抽取了三个行政村，即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镇的八宝山村，仙桃市张沟镇的八台村，鄂州市西山街道办事处的小桥村。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样本225份，收回225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24份，有效率99.56%%。问卷在SPSS8.0%( 社会统计软件系统完成录入与统计分析。

一、农民素质的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农民素质的基本构成，它是我们认识农民素质现状的基础。由于素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十分丰富，在这里不可能逐一探讨，因此，我们只对综合概念中的文化、科技和现代意识三个最为主要的、突出的和基本的素质范畴的结构加以分析。

1.文化素质结构

文化素质是衡量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广义的文化素质包括人们所掌握的各种文化知识和所由达到的一定水平；狭义的文化素质特指人们所受到的学历教育。本文所使用的文化素质概念系指后者。在本次调查的224个有效样本中，小学文化程度39人，占被访者的17.4%；初中文化程度140人，占被访者的62.5%；高中文化程度（含中专，下同42人，占被访者的18.8%；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3人， 占被访者的1.3%。这一结果表明，三个行政村的村民中初中学历占’ 成多，高中和小学各占将近2成。总体上看，农民的文化素质构成以初中为主。那么，学历特征的具体分布状况如何呢？统计结果显示，从性别看，男性占比最高的学历群体是初中，最低的是大专。女性占比最高和最低的学历群体与男性相同。另外，在从初中到高中的跨越中，男性人数锐减36.6个百分点，高中到大专则减少21.7 个百分点。女性相对应的情况则分别是61.9和7.9，但女性的大专人数为0。从年龄看，25岁以下、26-35岁、36-45岁、46-55岁、56岁以上5个年龄段的学历分布表明，各年龄段中均以初中学历比例居高，其均值为65.2；排第二位的是小学学历，均值为21.2；排第三位的是高中学历，均值为12.2。在小学学历中，以36-45岁群体所占比例最低，为10.0%；向上，年龄偏高的群体中，其人数比例相对也高些（共计68.9%）；向下，年龄偏低的群体中，其人数比例相对也低些（共计27.0%）。在初中学历中，年龄越轻，所占比例越高；年龄越大，所占比例越小。在高中学历中，则以36-45岁群体所占比例为最高，其他年龄段所占人数比例则呈向两端下滑的态势。从年收入看，本次调查所划分的4 个收入组的统计结果显示，在小学学历群体中，除10000元以上的高收入组（占17.6%）中出现特例外，其他三个收入组呈现出收入越低，则低学历人数比例越高的斜线趋势（1500元以下收入组占50.0%、1501-2500元收入组占15.2%、2501-9999元收入组占14.7%）；在初中学历群体中，以1501-2500 元收入组所占人数比例最高，为71.7%，排在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2501-9999元、10000元以上组，其占比分别为66.1%、51.0%，在这两个收入组中，似乎收入的高低与学历人数比例的多少没有必然联系；在高中和大专学历群体中，则呈现出由高到低的变化曲线，即收入越高的群体中，高中学历人数所占比例也越大。

上述情况表明，男性学历高于女性是性别学历的显著特征；中青年群体的学历以初中为主，高中学历主要分布在26-45岁年龄段，这两种情况构成了年龄的学历特征；而在收入的学历特征中，中低收入组以中小学学历为主，中高收入组则以初、高中为主。

2.科技素质结构

农民的科技素质无疑包括了他们的科技认知水平、已有科技知识、技能的运用程度以及发展能力。通常，农民的科技素质状况可以从他们所从事生产的过程、方式以及产品的科技含量中得到体现。本次调查结果证明，在当前农民所从事的11类生产项目中，虽然种植粮食的比例仍然位居榜首，但与改革开放前、甚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种植业结构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种植蔬菜、种植经济作物、打工、养殖业、林果业5 种生产经营项目，它们的从业人员占比均在21.9%以上，形成了需要技术支撑的新的规模化生产。这是从传统的种植业中分离出来的科技成分较浓的“近亲”项目。紧随其后的是建筑业、个体经营和手工业，它们的从业人员占比分布在,9.4%-12.9%之间，虽然人数比例偏低，但技术含量比前者更高些，它们构成了种植业的“远亲”项目。这说明，农民的科技素质正在随着农业的多种经营、特别是农村专业化生产经营种类的增加而不断提升，而且这种生产经营种类的专业化程度与传统的单一种植业关系成反比，即距离越近其科技含量越低，距离越远其科技含量越高。总体上看，农民科技素质进入了一个发展期。

3.现代意识结构

在农民素质的构成中，现代意识具有重要地位。由于现代意识的内容十分宽泛，可以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在建设全面小康过程中，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积极、健康、向上，且具有公平、效率、文明特征的新型观念、知识和方法都可以称之为现代意识。但从我国农村现状出发，特别是考虑到现在农民的处境和条件，我们的课题将对现代意识的测量限定在法律、民主、WTO三个方面。在法律意识的调查中，问卷列出了18种法律，认知度较高的前三个法律分别为婚姻法（78.1%）、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2.5%）、宪法（59.8%）。当问及“您的正当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或者遇到民事纠纷会如何去做”时，排在前三位的选项分别是：找干部调解的占48.2%， 选择依情况而定的占17.4%，选择求助法律打官司的占16.1%。上述情况表明，大部分被访者对法律还显得比较陌生。在民主参与意识的调查中，在对村民选举活动重要性的认同上，持负面评价的人数占8.9%，持正面评价的人数占78.1%。而认为村干部应“由全体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数更是高达83.5%。显然，农民的民主意识比较浓厚。从对WTO的关注情况看，填答听说过的占85.7%，填答没听说过的占14.3%。显然，农民对WTO有着较高的认知比例。在调查中就“中国加入WTO后，外国农产品会以比中国农产品低的价格进入中国市场”的现象进行评价时，认为“这是件好事，它可以促使我们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的人数占60.8%；认为“这是件坏事，它会严重影响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的人数占23.0%；持无所谓态度者占16.1%。这说明，有6成多的农民对入世潮流持积极态度。

总体看，农民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入世意识在增强，这些意识构成了我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农民素质构成的特征分析

农民素质的提升作为系统的运动过程，它有着自己的特征。显然，探讨这些特征的构成，分析它们的分布状况及成因，对于认识新时期的农民素质是十分必要的。

1.代际间的文化素质差异具有显著性

代际间的文化素质差异主要表现在父—子、婆—媳两组角色的学历差异上。调查结果显示，子辈中的小学学历比父辈降低了32.6 个百分点，而子辈中的初中、高中、大专学历则均呈上升趋势，依次上升了43.8、24.3、1.3 个百分点。在婆与媳的学历比较中，媳妇的小学学历降低了21.9 个百分点，而初、高中学历则比婆婆分别上升45.1、6.7个百分点。如果将三个样本村祖孙三代受教育情况加以综合便可以发现，从祖父辈到父辈再到孙辈，随着代际的变化，其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大专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专的学历人数却都出现了明显的减势。例如，父辈13.8的初中学历者中能够受到高中教育的仅为2.6%，大专为0；子辈中57.6%的初中学历者能够受到高中教育的为26.9%，大专为1.3%。这说明，农民受教育水平尽管在不断提高，但是，农村青年中能够受到高中以上教育的人仍然是极少数。看来，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农村代际间的差异性特征仍将持续下去，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过程仍然是缓慢的。

2. 不同群体的科技素质具有发展的不平衡性

提高科技素质几乎是每个村民的共同心愿。但是，不同的群体又有着不同的需求。例如，在八宝山村，当地村民的最大需求是柑橘栽培技术，是苗木的选择和新品种的引进与改良；而小桥村的需求则有所不同，对领导层来说，是企业现代经营方式与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员工而言则是技能与技术的学习与深造，作为村办企业中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他们有着不同的项目、不同的职责。正是这种群体的特殊性构成了当地人在科技素质需求上的特殊性，特别是当村组内的经营项目、类型呈现出多元化状况时，这种科技素质需求上的多元群体性特征就更加突出。科技素质的提升通常需要两大前提，即个体的学习能力和外界的帮助能力。而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村民的处境差异十分明显。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人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其自学能力也偏低；另一方面，由于尽管是稀缺的培训过程也显得比较粗糙，许多人对培训内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产品难以达到应有的质量标准，尽管新产品投产了，但比较效益仍然很低，表现为科技素质发展上的不平衡性"。实际上，这种不平衡既有地域性，也有群体性；既有传统性，也有现代性；而从原因上看，既有个人主观努力程度的差异，也有发展机遇的不同。如果我们将村中科技能人视为科技素质高的相对标准，则八宝山村占40%，八台村占5%，小桥村占30%，三个村的均值为25。如果以上述数据推论整个湖北农村，则农民科技素质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显而易见。

3.现代意识的形成具有迟缓性

三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在人们的头脑中，以现代经济、政治、科技、管理等现代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意识，正在村民的社会生活、社会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要认识今天的农村，就必须认识今天农民的现代意识，特别是认识这种意识的特点。不过，虽然村民对现代意识的关注度在提高，但与城区、与较发达地区相比较，农民的现代意识无论在形成的速度上还是接纳的程度上，无论在关注的范围上还是运用的效果上，都显得四平八稳，节奏缓慢，从而使得现代文明所具有的快速、高效等特色难以显现。如前所述，在现代市场信息传播方式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村民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找销路时，选择“卖给小贩”、“自己去跑市场”和“ 依靠村里组织和干部”的人数比例分别为48.7%、39.35、37.1%，而主张依靠农业网站、农业产业化经营机构这些现代化水平较高方式的人仅占10.7%和12.9%，显然人们的观念还比较落后。虽然现代意识的接纳与普及是一个渐进过程，但发展过于迟缓是不正常的。导致村民现代意识形成迟缓的原因，既与其偏低的文化素质有关，同时也与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及农民的生活环境有关。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他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承袭着农耕时代或农业文明的习惯。他们欣赏并渴望现代文明，但又缺乏实施的必要能力和信心。于是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交替转换过程中，现代意识形成中的迟缓性发生了。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只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没有根本性转变，这种迟缓性仍将持续下去。

三、影响农民素质的主要因素分析

实践证明，影响农民素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以农民自身认识水平、经济实力欠缺为主要内容的主观因素，也有以农村环境、条件、相关社会机制构建不足等为主要内容的客观因素。两种因素在影响农民素质的提升过程中有时各自为主，表现出较强的独特性；有时又相互交织，显现出一定的兼容性。它们有的是长期以来就一直左右着农民素质的提升过程，有的则是随着形势发展或社会变迁而出现的新障碍。应当说，这种状况使得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来的农民素质提升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依据本次调查资料，我们对影响农民素质提升的诸因素试作如下分析：

1.文化素质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人的文化素质的形成主要是在学龄期。而学龄期学业不正常终止又是村民文化素质难以继续提升的普遍现象。那么，是哪些原因导致村民学业不正常终止呢？调查发现，在没能继续上学的5个原因填答中，有52.2%的人是因为家里没有钱；有11.6%的人是因为家里缺少劳动力；有22.3%的人是因为自己不愿意上；有1.3%的人是因为父母不让上；有9.8的人是因为没有考上等其他原因。显然，“家里没有钱”在没能上学的原因中认同度最高。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群体在这个原因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相同。

统计结果显示，从性别看，认为“ 家里没有钱”是未能继续上学的主要原因的女性认同度高出男性1.6个百分点。另外，在“自己不愿意上学”的认同度上，女性占32.3%，男性占19.2%，女性比男性高出13.1个百分点。两组数据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人数普遍低于男性的问题。显然，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影响，在家庭经济拮据的状况下农村女孩读书的机会没有男孩多。应当说，这种环境对女孩读书的自尊心是一种伤害，正因此，女孩中不愿意上学的人数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从年龄看，在本次调查所划分的5个年龄组中，认为因“家里没有钱”而导致自己未能继续上学的比例分布，从现象上看似乎呈不规则状况，但实际上它反映了十分深刻的社会原因。由于从26-55岁三个年龄组的组距均为10年，可以说三个年龄组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这里，人们的认同度（分别为38.6%、59.6%、64.77%与历史的逻辑进程即与当时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表现出高度的吻合性。而25岁以下群体似乎不应有如此之高的认同度（71.4%）。但从实际情况看，该群体出生在1977年以后，他们的小学期———高中期是在1984-1996年度过的。这一时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以后，中国农村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滞缓期，加之“三乱”成灾和超计划生育带来的拖累，农民供养孩子读书已经成为一大难事，可见，他们的高认同比例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年收入看，在4个收入组中，认为因“家里没有钱”而导致自己未能继续上学者在高收入组中的占比较小，而中

低收入组的占比较高。若以2500元为界划分两个收入组，则情况更加明显：2500元以下者的占比为115.2%，2500元以上者的占比为100.2%，两者相差15.0个百分点。从文化程度看，主要是由于“家里没有钱” 而导致自己未能继续上学的人员比例分布状况，从小学到大专的归因曲线正好成反比，即学历越高，认同“家里没有钱”为不能继续上学原因的人越少；反之，学历越低，认同“家里没有钱”为不能继续上学原因的人越多。

综上所述，经济状况无疑是影响农民文化素质提升的主要原因。从性别到年龄，从收入到学历，交互分类的结果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科技素质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个行政村的调查结果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村民的科技致富欲望比较高，但自身的科技素质还比较低，而且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难以出现根本性转变。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村民科技素质的提升呢？调查发现，村民对科技致富重要性的认识相当一致，但交叉分析表明，这种一致性在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群体中却存在着不同的差异。

统计数据表明，在不同性别的认同上，如果将持不重要和不太重要的否定性评价人数比例累加，则女性高出男性1.9个百分点；如果将持比较重要和很重要的肯定性评价人数比例累加，则男性低于女性2.8个百分点；总体上看，无论是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女性都比较突出，这说明，女性群体在对科技重要性的认识上具有两极分化的特点。在不同年龄的认同上，如果将, 个年龄组中持比较重要和很重要的正面评价人数比例累加，则由低到高五个年龄段的比例分布依次为85.7%、94.2%、87.8%、88.9%、89.4%，显然高认同度的比例分布在年龄上具有一致性。其中较为突出的是26-35岁群体，他们以94.2%的占比排名第一。这一状况似乎与他们的年龄、经历和感受密切相关。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是在改革开放岁月中度过的，可谓新生代的第一批。该群体不仅文化程度高于其父辈，而且思想比较活跃。他们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科技致富有着更多的认识和感受，因此，对科技致富的重要性理所当然地表现出高认同度。在不同收入群体中，其差异也十分明显。统计结果显示，从中等收入组开始，224个样本中对科技致富重要性的认同比例出现了大幅攀升，呈现出收入越高认同度相对也高，收入越低认同度相对也低的正相关特点。这说明，村民对科技致富重要性的认识明显受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在不同的学历群体中也具有相似的特点，即文化水平越高，持肯定性评价的人数越多。统计结果显示，不同学历群体对科技致富重要性持正面评价的人数比例按照由低到高的学历顺序依次为86.8%、88.4%、97.6%、100.0%。显然，高中和大专学历的比例最高。

上述分析表明，在对科技重要性的认同上，性别变量的影响不大，两性的评价比较接近。差异明显的是年龄、收入和文化程度三个变量，它们对科技重要性的认同度影响较大，这种影响的特征在年龄变量中呈负相关，在收入和文化程度变量中则呈正相关。

从另一角度看，对农民科技素质的影响，外在因素也不可忽视。例如，在对农业科技知识普及状况的调查中，当问及“能否经常接触到农业科技方面的知识”时，回答很少有机会的占70.5%。而在接触农业信息途径的调查中我们发现，排在前两位的依次是电视科普节目和科普书籍报刊，其占比分别为56.7%和42.0%；听广播和参加乡村组织的学习培训以较大落差排名第三、第四，其占比分别为29.5%和6.8%；农业技术部门的培训、政府组织的科技下乡、农业院校科研单位服务农村的科技活动以及有关公司、企业的宣传活动分别排名第七、八、九、十位，其占比最高的为18.8%，最低的仅为4.9%。这说明，目前农村科技知识的学习尚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基层管理机构和专业部门尚未将农民科技致富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应当说，在农民科技知识、科技致富的网络构建、政策扶持等服务层面上，存在严重滞后的问题，这已成为农民科技素质提升的又一制约瓶颈。

3.现代意识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

在农民素质中，现代意识的提升之所以显得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农民必须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不断更新原有的知识结构，学习新的知识内容，树立新的思想观念，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人的现代化程度或水平的标志。因此，系统、全面并坚持不懈地提升农民的现代意识，应当是增强农民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并探讨那些影响现代意识提升的因素同样是至关重要的。由于现代意识的衡量目前尚无统一的指标体系，因此，我们拟以经济上的产业化经营意识和政治上的民主参与意识为主要观测指标，与性别、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进行交互分类，以求进一步认识不同自变量的影响状况。

产业化经营作为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必由之路，它正在引起更多农民的关注。应当说，作为测量农民现代意识的指标之一，“产业化经营”指标具有测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交互分类的结果显示，在性别上，男性的认同度占18.6%，女性占20.6%，女性高于男性2个百分点；在年龄上，呈现出年龄越大，认同度相对偏高的变化曲线；在收入上，中低收入组的赞同人数远不及中高收入组多，二者相差44.0个百分点；在文化程度上，高学历者是支持产业化经营的主要群体。上述统计结果说明，对产业化经营的赞同度性别差异不大，作为一种现代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它得到了两大性别角色相近的认同。差异存在于年龄、年收入、文化程度三个自变量中，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三者偏低时，其赞同度也偏低；相反，则偏高。换言之，农业产业化经营受到年龄、收入、文化三个变量的影响。这是因为，年龄是认识和实践农业产业化的阅历基础，收入是其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而文化则是其所必须的能力基础。三者的共同作用状况决定着农民对农业产业化的认识和实践程度，从而决定着他们在生产经营领域所拥有的现代意识的程度。

如果说产业化经营属于经济类的现代意识，那么，民主参与则属于政治类的现代意识。调查中，当被访者对村民选举活动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时，在性别上，持否定和肯定两种不同态度的女性均高于男性，这一结果不仅标志着女性参政意识在增强，而且也反映了她们对农村民主化进程的关注度在提升。在年龄上，持否定和肯定态度的群体中均以25岁以下者占比为最高，反映了该群体政治意识上的不稳定性。在年收入上，呈现出收入越低对民选重要性持否定态度的人数比例越高，收入越高对民选持肯定态度的比例也越高的正相关特征。这说明，收入的高低对村民民主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文化程度上，也具有与以上特征相同的情形。上述分析表明，在民选意识上负面影响较为突出的是25岁以下和收入、学历偏低的群体，性别群体的差异性并不显著。

四、讨论与小结

综合前述分析，农民素质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性别结构差异。虽然女性在三大素质重要性的认知上并不比男性逊色，但女性受教育和从事科技实践活动的机会明显少于男性。二是代际结构差异。在祖、父、孙三代中，年龄和辈分高者，其学历普遍偏低；反之，年龄和辈分低者，其学历则普遍偏高。而在科技致富重要性的认知上，父辈最高，祖父辈次之，孙辈最差。三是知识结构差异。显然，三大素质的知识结构都存在严重问题，例如，占被访者56.2%的36-45岁、46-55岁、56岁以上三大群体的初中和高中教育基本上是在1986年以前完成的，16年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现代知识的内容构成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他们却再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他们与现代科技知识、市场知识拉开了太多、太大的距离。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从农民群体内部看，一是受旧的传统观念影响太深，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二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既缺乏充分认识和心理准备，也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三是传统的农耕生产经营方式和过低的农业经济效益形成的制约瓶颈，使得他们严重缺失素质提升过程中所必须的经费支撑条件。从外部环境看，我国农村社会既缺乏继续教育机制，从而使得农民的知识结构未能及时更新，明显落后于时代发展；同时也缺乏相关培训机制，致使许多农民的科技致富愿望难以成为现实；此外，还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例如，过重的税费负担，实施义务教育的保障措施，市场化时代基层政权机构的职能转换等等，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我们的制度建设和政策制订尚不完善。由于农民素质的提升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农民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转型期的改革将他们推向了无情的市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心理的和知识的准备，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适应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素质的提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历史的经验表明，没有一定素质的人，不可能实现一定水平的小康目标。这是因为，首先，这种素质的构成影响着实现全面小康途径的选择。这种途径既是农民致富的途径，也是农民素质提升的途径。这些途径既有捷径，也有弯路；既可以事半功倍，也可以事倍功半。显然，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才能选择到适宜的途径。一般来说，优势途径的选择需要良好的素质基础，虽然有了良好的素质并不一定都能选择到优势途径，但基础不能缺失。这就如同一座素质平台，离开它，再好的途径也将因其缺少实现的条件而最终不能如愿。其次，这种素质的构成影响着实现全面小康的质量。全面小康的目标既有经济的内容，也有政治的内容；既有思想道德的内容，也有思想方法的内容。它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发展，只注重哪一方面，都不能叫做全面小康"。或许诸如经济指标、住房面积、饮食结构等指标能够很快实现，但这并非全面小康。一定的物质文明虽然构成了支撑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大厦的物质基础，但是，仅有一个文明的大厦毕竟是不稳固的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说，低层次的小康总是与素质的缺失相连，而素质的整体提升才能造就高质量的全面小康社会。最后，这种素质的构成影响着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由于人的综合素质状况直接影响着实现全面小康的途径、内容和质量，因此，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影响全面小康的实现进程。虽然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各有早晚，但是无论早晚都与人的素质密切相关。面对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我们切不可在农民素质的提升上失之偏颇。我们相信，当人的综合素质提升进入良性运行状态后，我国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