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费老第二十六次访问江村

1．引言

1939年出版了一本费孝通用英语写的书，题目是《中国农民的生活》。①此书原系作者在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叙述作者1936年对中国的一个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布·马林诺斯基教授在序言中称赞该书说，这将是人类学理论和实地调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引用了E·丹尼森·罗斯(E． Denison Ross)爵士读了该书初稿后的一段话：

    据我所知，没有其他作品能够如此深入地理解并以第一手材料描述了中国乡村社区的全部生活。

    该书确实在一系列学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调查的早期范本，而且还证明了以文明社区作为调查对象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过去，这种调查多限于原始社会。作者对中国东部一个人口密集地区的农村生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对中国情况的介绍对学生有很大的启发。它有助于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关于构成中国社会的中国人的很多生活实况。特别是，如果读者再结合阅读林耀华的《金翼》②后，读者便能了解在日本入侵前的一个时期内，广大中国农民真实生活的全貌。《金翼》是一本类似小说性的描写农村生活的书籍，它从不同的个别人的角度来处理费孝通对中国农村所描述的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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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葛迪斯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系主任。

然而，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在社会人类学形成时期所做的许多研究，其资料犹如分散的岛屿一般，彼此是孤立的。这些研究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人类社会的各种实例，人们可以把这些实例作为基础来研究社会的一般理论。但是，如果研究都是孤立的，那么，对社会过程的了解无论是从实际知识的角度或从科学分析的角度来说，其作用都是有限的。有关具体地区的一些资料很快会过时，它们只能提供关于变迁的可能性和原因方面的一些推测。因为每一具体地区的资料只能描述某一个时期的情况。然而，如果后来，同一个作者或其他作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继续以同样的精确性对同一个社会进行描述，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从不同阶段的比较就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的成果，其价值也就会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

    这种跟踪式的研究现在已有所增加。这里可以提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譬如，雷蒙德·弗思(Ramond Fish)教授，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博士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Irt Redfield)教授都曾回到他们多年前曾经作过杰出调查的社区。这种发展说明了调查工作是在科学地成长。社会人类学必须成为一个更有计划的学科而且体现出相互合作的精神。时间就是它的科学实验室。

    时间促使《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所描述的开弦弓村起了根本而迅速的变化，似乎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同它相比。

    费孝通在该书《前言》的最末一句中说，本书并不是一本消逝了的历史记录，而是将以百万人民的鲜血写成的世界历史新篇章的序言。那时，他没有想到能重新调查这个农村。他以为这个农村会被破坏。幸而在这一点上，他错了，这个农村的确遭到了侵略者的蹂躏，但却幸存了下来，并且目睹共产党的到来。

    如果费孝通能亲自重新调查这个农村，那是比较理想的。那么，自从他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后，发生了什么呢?当然，他回到了中国。不久，他又发表了其他英文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乡土中国》，这是与张之毅合作写的，关于中国不同地区的三个村庄的比较研究。③当中国敌对军事力量之间的斗争激化的时候，我们确信他必定投身其间，决不会甘心做一个漠不关心的学者。我们也可以确信他一定会站在主张改革的一边。从《中国农民的生活》的几段文章中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切。他写道：

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下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民对土地制度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自从政府重占红色区域以来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完成了永久性的土地改革。

在该书的最后一页，作者谈到需要清除内部冲突，用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来解放农民，他写道：

我衷心希望，未来的一代会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称赞我们，正视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只有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费孝通后来成了民主同盟的盟员，当内战进行时，这个政党便与共产党联合，盟员改变了他们的思想，以期与共产党在思想上取得一致。费博士本人告诉我，这种改变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他认为接受一定的理论立场及献身于建立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的行动纲领，同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所担负的任务是一致的，而且他始终是这样认识的。他认为人类学是一门科学。它的每一个方面需要有明确的结论作为行动的依据。像任何一个科学家一样，当人类学家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应该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他可以进一步开拓学识，但同时根据他所了解的一切，作出肯定的回答。如果他是彻底的科学家，他必须接受一种思想体系，正如同原子能科学家接受一种体系一样。  另一种不同的看法，即认为社会人类学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准科学。它用科学的方法来查明它所能查明的一切事实，然后用严密的逻辑来解释和阐明这些事实。但充其量只能得出可能的结论，绝不可能是肯定的结论。因为人类学的主题是人类，它始终包含着未知的和不可预测的因素。这种观点就避开了整个思想体系，这与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 Pritchard)教授几年前表明的观点非常接近④，而且也是我赞同的观点。

费孝通是一位科学家，他逐步相信需要有一种思想体系，并且一般地决定选择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为没有别的思想体系或社会制度比它更适宜于他在中国所看到的社会实况。如果认为他的立场仅仅是由于从事超然的理论工作而达到的，那就未免天真甚至是愚蠢了。费孝通与西方各国的同行不同，他热情洋溢地参加了人民为改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力量促使他下定决心，摒弃过多的纯理论工作。人民政府成立以来，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有关贯彻和制定官方政策的研究。他担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负责研究部工作。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汉族以外的所有少数民族，包括藏族、蒙族、苗族和中国西南地区讲傣语的民族。1956年该院学生共计2，000余名，因而费孝通的任务很重。虽然他对中国各地的发展情况，具有浓厚的政治兴趣，但民族学院的工作使他没有时间对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的地方亲自进行深入地研究。

    他也没有时间用英语写作，他全神贯注地在中国进行工作，这使他与外国学者的接触逐渐减少。1954年，他写的《中国绅士》(China's Gentry)在美国出版⑤，但此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并非作者本人进行的。1949年由于作者写信要求，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ttedfield)夫人出于关怀和殷切的希望，把他参加革命工作前的作品汇编成书。但现在他说，这书在许多方面不代表他目前的见解，当然，正如编辑者所明确的，书中的材料出自他早期的英语作品。

    费孝通从事研究的兴趣所在及这些研究所需的时间使他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回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所描述的那个农村去作调查。他并没有失去同该村的各种联系。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代表了该村所属的江苏省。在该书中提到他的姊姊是那个地区缫丝工业改革工作的负责人，现仍在工作。她是附近浒墅关蚕桑学校的校长之一，所以村里人对她更加尊敬。但是开弦弓只不过是这个地区的很多村庄之一。自从二十年前他在那里进行调查以来直至1956年底，费孝通没有再访问过这个村子。

    1957年6月，费博士写信告诉我说，他终于回到了这个村子，他对所在的选区进行访问期间到这个村呆了几天。他的信，写得亲切热情，报道了这个村子的消息，但是没有任何政治性的评论。我一直期待着这样的评论，然而没有看到，我也并不惊奇，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1956年在北京，在整整一下午的深入讨论中已充分表露出来，当时，他兴高采烈，深信不疑地为共产党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处理方法辩护，并且热情歌颂当前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我和两个新西兰朋友一起去看望费孝通，一位是恩盖尔·特·潘加(Ngaere Te Punga)小姐，另一位是新西兰现在的基督教长老会国外传教会会长，T·C·萨默维尔(T．C．Somerville)牧师。费博士在某一点上与萨默维尔先生是能够取得一致的，因为萨默维尔先生主张有一个纯哲理性的思想体系——基督教体系，费孝通说，虽然他认为这同他自己已经接受的思想体系相比是不合理的思想体系，然而他还能够理解。但他丝毫不赞成我的观点。在他看来，我是一个唯心主义的，自相矛盾的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某些方面讲，那天下午对我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下午，特别是周围的气氛充满了受过灌输的一批人的千篇一律的思想，但是我毫不怀疑费孝通的真诚。固然，对各项具体政策，他可能是一个活跃的批评家，然而他坚定地赞同并支持中国规模宏大的发展计划赖以制定的那种哲学基础。

    数年来，我教人类学这门课，一直使用《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本书。我经常在想，那里的人民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在废墟上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农村?我琢磨着，但从未盼望过我自己会有机会再去进行任何调查。

    然而，机会却来临了。1956年初，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我随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成员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大多数人同共产党的距离较远。当我4月28日到达北京后便要求访问开弦弓村。他们作了安排。闵拓云(音译)先生作为我的译员，和我同行。闵先生是在上海某大学受过教育的一位青年，父母是开弦弓地区的人，熟悉当地情况。他谦虚、聪明、乐于助人，对农民有很大的兴趣，在学生时代，他曾用了几个假期的时间下农村进行过社会调查。但对农村生活的现实并无武断的倾向也没有想表现自己知识的缺点，因此，他是调查工作中的好伙伴。

    由于南京是江苏省的行政中心，我们必须先到那里。5月12日晨七日二十分，我们搭火车离开南京，上午十一时半到达苏州。虽然我并不觉得需要休息，但人们认为我应该休息一下。他们为我安排了一所最漂亮的带花园的房子。下午三时三十分我们乘汽车离开苏州。汽车行驶了一小时，我们来到了震泽镇。按费孝通的描述，这个集镇位于太湖东南约6英里，运河及苏州——嘉兴铁路线以西8英里处。开弦弓则在此镇北面4英里的地方。

    在震泽有一艘小汽艇等着，准备把我们送到这个村子。我们便顺着构成长江三角洲的纵横交错的水道而下，船桅刚刚能通过驼峰般的桥洞，船底有时要碰到河里的泥沙。人们聚集在岸上观看，孩子们便沿岸随船奔跑，直至我们转入叉道行驶，才停步。他们如此好奇，是因为在长江三角洲的这一带，很少能见到汽船，外国人则更是少见了。

大约一小时以后，船进入了一条更狭窄的通向开弦弓的水道。当我们到达这个村子时，数以百计的人群围在我们上岸的地方。这不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我来。在村里的这段时期，我便成了人们兴趣的中心。我在一所粉刷过的砖房里住下了，这里平时是农业合作社社部所在地。我在村里的时候，学校上课前后以及傍晚院子里总是挤满了人。一天晚上，我要访问的那家的男人，要求我从他家后门溜出去，因为他怕他的房子被跟我来的人群挤坏了。此后，我常设法躲开人群，几乎未经通报就出现在这里、那里和任何适合我的地方。但我也扮演了我应演的角色，那就是众目睽睽之下，一个外来的特殊人物——这就是我所能给人们的一切。

由于我们相互之间有同等的兴趣，这就为我和人们之间建立愉快的关系打下了基础。我询问的每一个人，他们对我感兴趣，是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我是第一个到这个村子来访问的欧洲人。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这个村子离上海仅80英里。但它只是长江三角洲上，成千个彼此相隔仅1或2英里的农村之一。我们之间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即是我对他们的兴趣。那也是很容易解释的。他们是开弦弓的居民，是《中国农民的生活》中的村民。他们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也是萦回脑际、久久不能忘怀的。他们的道德风尚好——固然穷苦，但充满信心，和蔼可亲。

    此次得到中国旅行团体的安排，我只有可能在开弦弓逗留四天。从任何一个社区调查来说，这段时间短得简直可笑，如果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考虑，我是不愿发表这一调查结果的。首先是由于缺少中国农村现状的第一手材料。其次，我有费孝通的书作为我工作的基础，它为我的调查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提纲。第三，全部白天的时间和大多数晚间，我都不停地做调查工作。第四，我有几个助手，除闵先生外，还有其他两位陪同我。在南京，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南京分会秘书，杨大德先生(音译)参加了工作。在苏州，有苏州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副秘书长严株琛(音译)参加。他们给我的最重要的帮助是与村领导干部合作，对该村的户口进行了一次普查。在任何情况下，对那两位朋友所收集资料的准确性，我不应有什么怀疑。但为防止由于对问题理解不清楚而造成错误，我对他们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核对，同时，由于对材料进行了相当大量的交叉核实，所以材料的正确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地证实。⑥

    我感到最高兴的是发现开弦弓没有遭到破坏。房子看起来也竟然未受损失，这是出乎意外的。丝厂经过重新修建已作别用。那时正值春天，地里种着麦子、稻谷和蚕豆，还有桑树，真是一片郁郁葱葱。学校也办得很兴旺，还有一个小型村图书馆。傍晚，村乐队开始奏乐，青年男女不论是未婚或已婚的，都系着鲜红色的腰带，兴致勃勃熟练地打起了腰鼓。年轻的母亲们抱着婴儿，站在门廊下，交头接耳，孩子们一个个都穿着鲜艳夺目的毛线衣，母亲们一边抚摸着孩子，一边炫耀着。在一排排房屋的灰砖墙上刷着白色标语：努力学习，尽快扫除文盲；努力学习，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努力学习，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

5月16日早晨，我离开了这个村庄，当汽船转人主要航道后不久，那在开弦弓的田地里也能望到的、震泽镇古老高大的宝塔就在眼前了。“震泽”意思是“丰收”。我祝愿人民获得丰收，我也盼望，从今以后中国会有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

2．村庄概况

    开弦弓村是长江平原上许多农村之一。长江平原被无数可通航的水道所分割，大多数是天然水道，但有些是人工建造或改修的。这块冲积地是多少世纪以来江水流经此地所留下的沉沙淤泥积累而成，其土地之肥沃足以在每平方英里的可耕土地面积上养活大约1，980人——这一人口密度比中国任何一部分的人口密度要大。

    这个地区夏天是亚热带气候，受夏季季风影响，气温经常上升至华氏一百度，平均降雨量约为45英寸，春夏多雨，6月是最潮湿的一个月。10月至翌年2月比较干燥，天气晴朗。冬天气温低达华氏19度，但零下的温度持续数天以上的，不多见。我在村里那几天，接连三天下雨，有微弱东风，天气相当冷，因而我提出了冬天水道是否结冰的问题。人们告诉我水道每年结冰三至四天。1956年在1月份结冰。我在村里那几天，大部分时间天气阴沉，临走那天清晨逐渐转晴，天空呈蔚蓝色。

    整个地区的土地都得到精耕细作。被灌溉用的水渠隔开的小块田地布满了几乎所有可利用的土地。主要水道把土地分隔成“圩”，这是当地人对四周环绕水的一块土地单位的称呼。圩的大小，差异很大，但在开弦弓为8亩至900余亩不等。1亩约相当于六分之一英亩。亩(mow)是中国通用的面积单位，亦常拼作mou，不是英亩(acre)。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将采用亩这一单位。

费孝通说，1936年该村总户数的90％是以农业生产作为他们的主要职业，一年有六个月种稻。也种些小麦、油菜籽及各种蔬菜，但同主要作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另一种重要农作物是桑树，它是该村蚕丝工业的基础。现在，稻仍然是最大量的作物，但自从1935年以来，小麦和蔬菜的重要性相对地加强了。每年11月到来年6月这段时间中，该村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种小麦。一年中有四分之一的时间种蔬菜，主要是蚕豆。

我是通过对最大的圩进行研究观察而得出这些比例数的。正如其他圩的土地一样，这个圩的土地被分成三类，总面积为923.63亩，其中190亩种水稻，一年两熟；643.63亩是用特殊的“密植”技术种一年一季的水稻，其余90亩种一年一季的旱稻。第二类即用“密植”方法耕作的地，其中有400亩种小麦。第二类或第三类中约有230至240亩地种豆，其余土地不种稻时便种辅助作物。

    如果不知道在费孝通进行调查以后，这个村子发生的重大变化，就不易理解现在对土地的这种分类办法及全面的种植计划。这个村子现在已组织起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种组织的性质以后再作详细说明。

    费孝通提供该村的土地总面积为3，065.804亩。我知道的数字是4，300亩——相差约1，235亩。要准确地说明差别的原因比较困难，但可以作一个解释。费孝通告诉我们有两圩土地，其中一部分他认为是属于别村的，又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地界，他只能对属于开弦弓的那部分土地作一个粗略的估计。现在，另外几个村和开弦弓已合并成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因此要划清开弦弓村1936年时的准确地界是困难的。事实上，有些增加的土地可能是新土地。有人告诉我，过去，大约有1，200亩地因雨季涝，晴天时又过分干旱，所以未种或很少种。现在排灌有了进步，这些地也就投入了生产。然而，我还是不敢肯定，这个村的土地总面积是否有所增加，我决定仍根据费孝通提出的数字，3，065.804亩来估计相对的生产率。

    费孝通说，1936年开弦弓平均每年产稻18，000蒲式耳⑦。我得到了1956年两圩土地的产量估计数，这两圩土地包括该村一半略多一点的耕地。根据这两圩的产量来计算整个地区的产量，那么1956年稻的产量应该是39，667蒲式耳——比1936年的数字增加120％。

    产量增加的幅度是惊人的，看来几乎不能令人置信。但这一数字可以用我得到的其他数字和费孝通提出的其他数字来验证。例如，他说，每亩平均产量为6蒲式耳——或300斤(第十二章第2节)。我得到的平均产量数字是每亩718斤。我这数字是估计数，可能偏高。但当地人民似乎不会估计过高，因为税收和义务交售给国家的公粮数都是按同一个基数计算的。另一方面，费孝通提出的数字可能太低。在中国，具有同样生产条件并属于同类经济的其他地区的数字表明，每亩平均产量为400斤，这一数字可能更接近于正确的数字。在旧的社会制度下，生产者一般都必须把收成的很大一部分交给地主。这可能导致他们对产量的估计趋向很大的保守性。

    因此，要确切无误地说出该村现在的产量比1936年增加的准确数是不可能的。但稻米的增产看来不会少于60％，而且不会比100％低太多。我也确实没有遇到过说增产少于60％的人。只有对整个地区进行全面调查而且把收成称量过，才能提供一个真正精确的数字。我的数字是一个谨慎的估计数，因为我调查的两圩土地，它们的亩产量是645斤至930斤，可能这个村的其他圩，土地不甚肥沃。

    1956年小麦产量估计为6，110蒲式耳，蚕豆2，360蒲式耳。上述数字是根据小麦亩产160斤，蚕豆亩产235斤的生产率估算的。

    离村子边远的地方都是小块土地，农作物种类不同，生长期不同，颜色也各异，有棕色、绿色或金黄色，被水渠边的田埂和树丛分割。到目前为止农业合作社还没有把这些小块土地合并成大块土地。由于田地高低不一，控制排灌需要精心安排，这就给人们出了难题。一般蚕豆地靠近村子，人们往往把蚕豆种在祖宗坟周围。坟墓用灰砖垒成，略微高起。在村子周围约一百至二百码的地方种桑树，与其叫桑树还不如叫做灌木更好，因为人们不允许桑树的高度超过8或9英尺，这样便于采摘桑叶。走近村子时一眼望去便是密密层层的深绿色桑树丛，上方露出一长排灰色的屋檐。近年来，这个村的蚕丝工业开始恢复，桑树相当多，目前，组成这个农业合作社的三个村，共有473亩桑树地，其中约三分之二在开弦弓周围。

    这个村占地共11圩，每圩各有其名。我调查的两个圩是最大的，称作西长圩和城角西多圩。

村子坐落在三条河的汇合处，沿着四个圩的边缘建筑房屋，村子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傍晚或清晨时，河里都停满了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条船。流经该村庄的河流上共有四座桥。主要河道沿岸人口最密集。费孝通告诉我们，这个村子是因这条河的弯曲而得名的，开弦弓的意思就是拉开弦的弓。

375幢房屋排列成行或排，中间有小巷隔开，多数房屋式样相同，大小各异。我参观的那一片房屋，除小的附属建筑物外，每幢有2至5间不等。每户住房大小根据家庭人口多少而定，显然有些住房调整不仅是靠建造新房屋而是在房屋之间修起了隔墙，以便适应各户家庭成员变化的情况。因此，与其称“房屋”，不如称作“住所”。费孝通提出的房屋数字为360所，我的数字为375所，两个数字之间的差别也许主要与上述内部的改建有关，我确定这一数字，是从内部居住单位来考虑的。

房屋

    村内的房屋均为砖墙木架，瓦顶，砖是从震泽镇购买，盖房人都是些镇里有手艺的工匠。在城角圩主要居住区的西头，有一片房屋，均为长方形，毫无特征，其中包含一些小的住屋。房屋外墙呈黑色或极深的灰色，其他成排成片的房屋则为淡灰色，有些用石灰刷得很白。过去，村外来的或富农雇的长工都住在黑色房屋里，可能也有丝厂雇工，现在村里全部房屋都住着农业合作社的社员。

    费孝通的描述是，一户平均有三间房子，前面的堂屋最大，是农民养蚕、缫丝、打谷的场所，也是休息、会客的地方。当天气不宜于在屋外就餐时，农民便在这里就餐。堂屋后面是厨房，约相当于堂屋四分之一的大小。厨房三分之一的面积被灶头和烟囱所占。烟囱前有一个祭灶王爷的小神龛。

    厨房旁边是卧室，如果一户由两个家庭组成，有时房间被隔墙分隔。每一隔间有一至两张床。已婚夫妇和小孩(一直到七八岁)同床睡觉。孩子大些时，不论男孩女孩，先在父母房内另设一床位。再大一些，则未婚的大男孩睡在堂屋。大女孩在出嫁前可一直睡在父母房里，如果住房宽敞一些，可以搬到祖母房间睡。女孩从不睡在堂屋，因为那里有祖宗牌位，女人是不允许睡在有祖宗牌位的房间内的。

居住方式，总起来说，现在仍然同费过去描述的一样，但并非所有的住家都严格照这种方式居住。试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住房的不同安排。第一个住家共有5人(应为6人——译注)，包括户主、户主的母亲、舅父、小女儿、弟媳、小侄子。户主的妻子1949年以来一直在苏州的一个工厂工作，每个阴历新年回家探亲十天。户主的弟弟参军已一年。该住家在5间房，安排情况如下图：

    1室是厨房，硬土地，内有桌子一张，长凳数条，椅子一把，竹矮凳一张及旧碗柜一个。对着庭院那边放着一张案子，上有一块砧板和一把刀，房间靠近院子的一角，有一个修饰得极好的灶头和灶台，约占厨房面积的1/4。房间最里边有一张床，是户主舅舅的床位。房顶下挂着一些篮子，同2室分隔的那堵墙上挂着锄头和其他农具。

    2室是户主的弟媳和侄子的卧房，户主的弟弟在家时也住在这里。

    3室是养蚕的房间。费孝通过去在村里调查时，几乎每户都有一间养蚕的房间，这是很普通的。但现在所有的蚕都集中在村子别处的8间房间里，由农业合作社社员喂养，其组织办法，本书后面还有说明。这所房屋正巧有一间养蚕的房间，这可能是因为这所房屋里的家庭成员较少，养蚕对住户的影响不大，房间也容易借出。

    4室是户主的卧房，5室是户主母亲的卧室。这两间房可能原来是一大间堂屋，正如费在图中表示的那样。

    7室和8室是偏房，可以住人，但目前用于堆放稻草和柴火。

    第二所住家在西长圩，只有一对老年夫妇居住，男54岁，女61岁。一年前他们和儿子同住，儿子结婚后便搬到镇里居住。该户仅有2间房间，安排情况如下：

    1室是厨房兼作一般用途的房间，2室为户主及其妻子的卧室。

    村子

    村子里每家的房屋后面有一条路或一条小径，路的尽头有一块地方，专用于堆放稻草和柴火，稻草整齐地堆成圆锥形的垛。有时，这里也有一个菜园，一般还有一个羊圈。多数家庭有二三只羊，总是关在小小的羊圈里。羊圈盖得很好，面积约10至12平方英尺，有瓦顶，斜至屋檐处9英尺，外边高6英尺。一进羊圈门便有一个高2英尺，宽4英尺的平台，上面放着羊吃的草，其余地方就是羊栏，门一般是关着的，羊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黑暗中。农民养羊，到5月和10月可以剪羊毛，另外，还可以有羊肉，但羊的主要价值是羊粪。羊被关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地方放羊，另一方面是便于收集羊粪。有时，羊圈就盖在主要房屋旁边。羊圈如果远离房屋，一般在羊圈后面有人粪缸，如羊圈离房屋不远，那么在离住处远的地方另有一人粪缸。费孝通谈到他自己做调查的时候说：

沿着A河南岸，路边有一排粪缸，由于有碍卫生，政府命令村民把它搬走，但是没有实行。

    现在才有了一些成效，粪缸都在离房屋很远的地方，而且通常都是盖着的。我看了几个，里面有很多蛆，但也奇怪，村里苍蝇却很少。可能是人们发现苍蝇就打的缘故。每户有一个带盖的用一块块木头拼得很好的圆便桶，有提手，每天清晨，把桶里的粪尿倒到粪缸里。

  村里的主要街道和巷都用石子铺成，比较整洁。其余是小的土路，晴时路硬，下雨则坑坑洼洼，泥泞多水。

    城角圩居住区东端是学校，目前共有116名学生，3个教室。对着河的一边有3间教师宿舍。近圩的居住中心有一所独立的建筑，共两间房屋，是农业合作社的社部。穿过庭院，正房对面，有一单间房的房屋，中间用隔墙隔开，大间是村阅览室，小间为会议室。阅览室有许多平装连环画故事书，这种书在中国劳动人民中非常流行。阅览室还订了一份日报，每周能收到一或两次。1950年以后，这个村子能与苏州通电话。

    1936年村里有10家商店，按照不同的经营性质，费孝通作了以下的统计：杂货店3家，肉店3家，豆腐店2家，药店1家，砖瓦店1家。现在只有2家大商店——一家是合作商店，村里所有户都有股份；另一家是公私合营商店。费所描述的航船也没有了。各户把多余的产品用自己的船或其他村民的船运到震泽镇，卖给一家国营收购商店。农民从震泽的国营商店购买他们的基本食品，村里这两家商店主要供应一些零星小商品。

    离居民区稍远的地方有两个庙，一个在村的西端，另一个在北边。费指出，农民主要在自己家里过宗教生活，庙宇实际上是和尚和神佛住的地方，它与社区的日常生活分开是比较适宜的。因而宗教生活的减少对庙宇尚无大的影响。

    我和一些人一起参观了北庙，我们从南墙的一扇门进去，穿过一片狭长的麦地，地里的麦子正是快成熟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主要建筑物——一幢80平方英尺的建筑物，后面有一个8平方英尺的园地。一个上了年纪的寡妇已在这里住了7年，她没有孩子，这幢建筑物由她看管。农业合作社供给她的膳食。她说，她身体不好，也许正是这一缘故，合作社分配她这项孤单而清闲的工作。这幢建筑物有三堵隔墙，最大的隔间为东墙，墙长只及屋深的四分之三，宽10英尺，是老妇人的卧室。另两堵隔墙把建筑物的西北角分隔开，放着三口“寿材”，均属村里三个活着的人所有——一口很大，尚未油漆，属于一个妇女；一口漆黑色，另一口漆红色和黑色，属于两个男人。房子的西南角有一个灶。

正对着这建筑物的入口处，靠近庭院围墙的里侧有个佛台，上面有5尊金色的偶像。同我在一起的人说，最大的一尊叫如来佛，右边的一尊，大小相仿，叫刘皇，是此地居民普遍都信奉的神。如来佛左边有三尊小偶像，最右边的叫周将，中间的叫广德，左边的一尊叫广平。费孝通说人们虽然世世代代崇奉神佛，但实际上这些神佛究竟是谁，他们并不清楚。看来现在仍然如此。他们只知道周将是三国的一个将军，广德和广平是他崇奉的神。据说这些神佛起着保佑当地居民的作用，当然，人们不知道这些神佛的底细，对于神佛的角色和作用来说，无关紧要。不知道底细，可能更加强这些神佛超然不可思议的地位。

3．村庄的人口

费孝通根据开弦弓村1935年的人口普查(包括暂时离开本地的人)，进行了人口分析。1956年5月，我在村里逗留期间亦作了一次人口调查。费氏所用的普查结果是1，458人，我的调查结果是1，440人——比1935年减少了18人，即减少了1.23％。

1935年的人口普查，看来包括了14名职业渔民。以前住在村里的渔民现在全部搬到苏州居住。为了便于比较，将1935年的人口数减去14个渔民，为1，444人，这意味着1956年的人口只减少4人，即减少0.27％。

    同1935年相比，21年以后，人口变化如此之小，是惊人的。这似乎说明了人口的高度稳定。不论怎样分析这些数字，这种稳定性确定是令人惊讶的，但详细分析一下不同年龄组的人口情况就比仅仅比较一下人口总数要复杂得多。

    表1对5岁以下至71岁以上不同性别年龄组的人口情况作了对比。从此表可看出1935年与1956年人口总数的差别虽然不大，但这两年，某些年龄组的人口数差别显著。对这种差别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推测的。有一些因素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其中有两点尤属重要。首先是两次普查中，无论是哪一次，如果漏了人或年龄记载错误都会导致误差。其次是每个年龄组的数目都相当小，因此统计有效值低。

    为了检查某些年龄组数字间的不相符是否由于普查材料的不可靠所致，我首先假设比1935年费统计时低20年的各年龄组里的人现在都活着，然后把这些年龄组里应有的人数同1956年实际人口数相比较，所得结果如表2所列。从该表的数字看出各年龄组之间的不符之处大部分消失——这说明普查没有错误。确实，下降的百分比是高的，但变化是相当均匀的。这种波动的出现，部分可以解释为数字小的缘故，部分是由于以下原因：在战时，年龄较小的组，按比例，比年龄大一些的组受害大。表2中年龄最小的组比它上面一组的下降数字大，这可能是因为，现在属于这一年龄组的人是在费所描述的经济萧条危害深重的时候出生的。

    如果我们排除普查有明显的错误，看来我们是可以这样排除的，那么，对表1中各年龄组1935年和1956年的相对增减数字之间存在的不相符合之处，是否还可能作什么其他解释呢?对变动的数字序列进行一番观察是很有启示的。以下是各年龄组人数增加情况，括号内为增加的数字：

71＋    (＋17)

46—50  (＋29)

21—25  (＋49)

6—10   (＋31)

下面是各年龄组的人数下降情况(括号内为下降数)

66—70  (-7)

61—65  (-11)

51—55  (-6)

36—40  (-27)

26—30  (-27)

11—15  (-31)

—5     (-33)

各年龄组之间人口增加或减少的幅度是有规律的。从表4所列的数据及对各年龄组生育儿童的统计数作详细观察后表明，平均说来生育最旺盛的年龄大约是25岁。根据这个假设，一个年龄组人口的增加或减少应该反映在25年以后出现的年龄组中，以下所列大致上说明这个情况：

    我们必须对按5岁分的年龄组进行研究，这会使分析复杂化，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困难，因为费的表中只有这样一些数据。尽管这种年龄组的做法有一定的主观成分，然而，看来趋向是非常一致的，它不能证明这样一种结论，即较低的年龄组的数字波动主要是由于较高年龄组的数字波动所引起。在任何一个年龄组中如果人数比平均数少，那么它在25年以后对这个村的人口提供的补充数就比较小。因此，这个村的人口就有一种微波型的规律。

    有特殊的因素影响微波的高低吗?我很想作进一步的推测——这种推测是太有趣了，但为了对统计的准确性作出严格的科学的解释，不适于预先决定。这个推测就是：微波反映了经济与政治状况，它既能使微波下降也能使微波上升。

    我的想法并无特殊之处，而只是对刚才所列数字的特点有以下几点考虑。人们将看到51—55岁年龄组只减少6人的情况反映在26—30岁年龄组中，减少了27人，这一数目大得多。51—55岁年龄组的人在1931年这一经济萧条严重影响着村子的年代前不久生育孩子的数目一定达到了最高数字。1931年后不久，经济萧条的影响一定是由于一个生育孩子的新的高的微波又开始而变得模糊不清。看来，说受政治情况的影响比说受经济情况影响似乎更不合理。但是71＋年龄组在46—50岁年龄组里增大了它的微波，同时，66—70岁年龄组没有在41—45岁年龄组里反映出它减少了7个，这一事实与这些年龄组在大约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中生育孩子的事实相符，这个革命时期可能使农村产生一种乐观的气氛。有一位作家曾经评论过中国历史，他认为，在一个朝代的最后一年人口总数通常表现为降低，而在一个新朝代的第一年，人口紧接着又出现一个高潮。虽然统计数字对这种论断的证明不很有力，但开弦弓的缩影看来证实了这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发现。

乐观主义作为增大微波的一个因素，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对这一系列数字中的不规则组的观察来说明。6—10岁年龄组显示了一个比较大的增加数字，即31个，然而母体组31—35岁年龄组，数字不大，事实上与1935年比较减少了3个。但1945—1950年，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一定是这一组的生育高峰期。

1945年至1955年出生而且成活的儿童详细数字再一次说明了这个结论。统计如下：

    根据已提出的推测理论来看，1952年或不如说1951年可能孕育一批孩子的时候，是否有重大的事件说明那年儿童人数显著上升的原因?这个上升数字非常突出，因为它再次发生在一个年龄组里，这个年龄组的数字，本来应该表现出全面减少的现象。果然，那年和前一年，有一件大事——实施土地再分配——对农民来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件事。

如果说，乐观主义是影响农村人口升降的因素，那么现在的情况可以证实一些问题。1955年的数字表明，这是十年来增加最少的数字，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女比男的比率最小。另一方面，如果表1中所显示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再隔5年，这个村子的人口就会再有一个高的微波。为了观察目前人口分布状况对将来会产生何种结果，我在表5里作了一个同表2一样的推算。这个推算说明20年以后，21岁以上的人口数比目前同年龄人口的数目仅减少一个。因此，这仍然是一个极其稳定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共产党的改革和它所报道的物质财富的提高没有干扰这个数字，在一年里，生育率的任何波动又为下一年的重又抓紧所抵消。要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作出任何肯定的预测现在为时过早。对繁荣和安定的环境信心不断增强，这可能使生育增加。但对今后20年成人人口来说，惟有降低死亡率才能改变目前的人口统计状况。

人口控制

    通过普查所表现出来的最瞩目的事实是儿童数目小。1935年16岁以下的儿童仅470名，平均每户1.3名。1956年，16岁以下的儿童为438名，平均每户有1.2人。由于我的调查对那些长大成人后离开这个村子的儿童数没有记载，所以现在不可能提供一对父母平均有几个存活的儿女的精确数字，但有记载的各年龄的子女平均有1.848人。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一般是大家庭。费孝通指出，虽然在城市中大家庭可能较多，但农村较少，至少在开弦弓是这样。他说，人们爱孩子并尽力照顾他们，但贫困严重地限制了养育子女的人数。他写道：

该村的总面积为3，065亩，农地占90％。如果将2，758.5亩农田平均分配给274家农户，则意味着每户只能有一块约10.06亩大的土地。正常年景，每亩地能生产6蒲式耳稻米。一男、一女和一个儿童一年需消费约33蒲式耳稻米。换句话说，为了得到足够的食物，每个家庭约需有5.5亩地。目前，即使全部土地都用于粮食生产，一家也只有大约60蒲式耳的稻米。每户以四口人计算，拥有土地的面积在满足一般家庭所需的粮食之后，仅能勉强支付大约相当于粮食所值价的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每家平均有四口人的村子，现有的土地已受到相当重的人口压力。这是限制儿童数量的强烈因素。

    费在这一段中特别提到男孩，因为如果第二胎是男孩而不是女孩，这就会产生继承的问题。按照习惯，所有儿子都能继承他父亲的一份土地。如果土地数量仅够一个家庭之需，那么分地之后，哪个儿子都没有足够的生活保证。如果第二胎是女孩，问题就小一些，因为按习惯，女孩没有土地继承权。另一个原因是，很多家庭养不起第二个孩子而特别希望第一个是男孩。

    一般通过堕胎和杀婴这两种办法来限制儿童的数量。第二种做法可根据婴孩的性别有选择地进行。女孩被杀害的比男孩多。费说，人们承认这些做法是不好的，并不想为自己辩护，他们只是被迫这样做。

    男孩女孩受重视是由于男孩比女孩更为重要——来源于现世的和来世两方面的重要性。社会是父系社会而且大部分是父居家庭。父母如果想于年老时在本村得到最好的照顾机会，对他们来说，有一个儿子便是首要的事。而且在姓名是重要象征的这种文化中，父亲可以把他最珍贵的财产即农田，终身利益和感情依恋的中心，传给姓着自己姓的儿子。但无疑，现世生活中的重要性反映在儿子在身后的重要角色。父亲去世后，儿子是世上惟一能代表并保护他父亲的人。父亲死后在阴间的享受，全靠有一个儿子为他祭祀，这一任务是不能由妇女来担任的。

    其结果便是，儿童性别的比率，男的大得多。由于妇女寿命长一些，到后来男女比率稍趋平衡，但该村男女总的比率，男的占相当的优势。

    现在情况如何?表6比较了1935年和1956年各年龄组男女性别的比率。人们可以看到现在男的比率甚至比费作调查时还要大一些。

    从每家儿童数目小以及性别比率失调这些情况来看，显然现在仍然是控制生育的。共产党执政后法律规定，禁止溺杀婴儿。我提到这一问题时，村里的领导人都强调说不再有这种事情。他们把过去的“苦日子”和现在的幸福生活作了对比。过去要把新生儿“扔进河里”，现在“每个人都要孩子”。这些话当然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态度。这说明了整个中国有着高度的组织，人们几乎可以同时从开弦弓村民的口中听到遥远的北京所作的声明。1956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一些人谈话，我们问到有关人口问题时，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他说：中国需要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