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苏州吴江开弦弓村，妇女采桑。

    8．村里的蚕丝业

    费孝通告诉我们，一千多年以来，太湖地区一带的农民一直在家庭里从事蚕丝业。近50年来蚕丝业的盛衰经历了巨大的波动和起伏。本世纪初，生丝的生产能使开弦弓一般的农户收益250元左右。1936年平均收益降低到45元左右。蚕丝业的收入猛降并非由于生丝质量下降或产量减少，而是由于生丝价格下跌。下跌的第一个原因是，那几年生丝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下降。第二个原因是家庭制丝质量不稳定，不能适应现代机械化丝织工业的要求。

    为防止丝价下跌，1920年：以后，曾努力刺激生丝生产，提高产品质量。为达到前一目的，采取了两种办法——改良蚕种，多种桑树，减少因病蚕而造成的损失。费引了村里的一个缫丝顾问对他说的一段话：

用传统方法养蚕，在最坏的年景里，只有30％的蚕能成活到最后阶段并结茧。蚕的吐丝量少。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是由于对蚕的病毒的传播没有预防措施。蚕蛾通过接触把致病的微生物带给蚕卵。这样，毒病便一代代传下去，无法控制。喂养新蚕前，房屋和器具未经消毒。一旦房屋被病菌污染，蚕便连年闹病。病蚕或死蚕被扔在桑树下。人们以为死蚕可用作桑树的肥料。但实际上它们传播细菌，由桑叶把细菌带到养蚕的房子里。蚕生长过程中的重要条件——温度和湿度得不到调节。按照习惯，不管气候有何变化，蚕第三次蜕皮后就停止烧火。

    苏州附近的浒墅关蚕桑女子学校倡议对蚕丝业进行改革，它建立了一个在农村地区传授蚕丝业新技术的推广部。费的姊姊和她的同事们在1923年访问开弦弓，把一些新方法教给村民，其中有不少后来被采用了。

    村里采用了改良的蚕种。过去，农民用自己的蚕进行纯系育种，疾病就从一代传到下一代。蚕桑学校开始统管了蚕种的生产，为村民供应较好、较健康的蚕种。蚕丝业这部分工作的转移，对农民的经济损失很小，因为蚕种费用仅占生丝生产总费用的3％。不幸的是，当长江下游地区蚕丝工业普遍改革以后，对灭菌的蚕种的需求量迅速增加，蚕桑学校未能满足这一要求。许多私人蚕种生产者乘机盈利，蚕种的质量不能保持。后来省政府设立了一个局，有权检查私人生产者的蚕种并控制其价格，蚕种质量下降的情况得到了部分弥补。

    在蚕丝业改革运动初期，蚕桑学校派出教员教授人们如何用科学知识来预防蚕病和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为便于管理和监督，把各家的幼蚕集中在一所公用的房屋里。这屋子是用两年内每张蚕种多收一些钱所积累起来的经费建造的，共有八大间。费用和劳力是根据各养蚕户养蚕数量多少，按比例分摊的。

    费说，集体养蚕只有在蚕幼小的阶段有较好的效果。蚕的生长过程从孵卵到结茧分五个阶段。前六周内，从蚕蚁长到二英寸半长，幼蚕成熟。第三阶段后，蚕长得很大以致公共的房屋容纳不下，那时费正在村里。他说，要建造更大的房屋来养蚕，看来不经济，因为需要大地方养蚕的阶段很短。因而到最后两周的生产过程，便把蚕搬到养蚕人自己家中。这时候养蚕人家中除了厨房和卧室的一部分面积以外，其余都用来养蚕。把蚕搬进去以前，农民的房屋先进行消毒。蚕有了病，立刻隔离。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都得到了调节。

    用新方法进行处理以后，其结果是，病蚕率控制在20％以下，蚕茧生产比用传统方法养蚕时增加至少40％。

    费说，一家能养多少蚕取决于房屋的大小和劳力的多少。蚕是养在长约一米半，宽约一米的长方形匾里，匾放在一个分八层的架子上，每架可放8个匾。每家一般可容纳5架。一张蚕种孵化的蚕发展到最后阶段，需占整整一个架子。一个人可管理2至3架。每架可得蚕茧34磅。费说，蚕丝业改革以后，一般的蚕户约可生产蚕茧200磅，每100磅可卖得60至70元。

    每架蚕约需喂400磅桑叶。1936年时村里生产的桑叶并不能满足需要，相当一部分要从村外买来。每100磅桑叶的价格为1.5元至3.5元。按桑叶平均买价估计，费说，每蚕户生产总费用约为30至40元，再加上其他辅助费用，每户蚕茧的生产费用为50元。如果出售蚕茧，一个普通农户净收入约70至90元。人们将注意到这一数字同他以前提出的数字不相符，以前他提到1936年一个普通农户从丝业生产中仅能盈利45元。

    缫丝工厂

    开弦弓村不仅生产蚕茧而且生产丝。为了改进丝的质量，1929年在开弦弓村建立了一个合作丝厂。丝厂遇到了一些困难，直到1935年装备了经过改装的日本新式机器以后，才生产了高质量的丝。在村里建厂的目的是保存农村工业。负责建设工厂的人对费说：

我的另一个信念是，蚕丝工业曾经是而且应该继续是一种乡村工业。我的理由是，如果我们把工业从农村引向别的地方，像很多工业家所做的那样，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农民实际上就会挨饿。……如果中国工业只能以牺牲穷苦农民为代价而发展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代价未免太大了。

    工厂的创办人同样坚定地认为应该按合作方式办厂。费说：

变革者趋向社会主义的思想是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阶级的部分思想状况。……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同西方列强的不断斗争，为传播社会主义_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中国人民所了解的，公众普遍反对资本主义，甚至于那些代表资本主义的人也不敢公开为资本主义的原则辩护。这种态度在已故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里阐述得很清楚，……中山先生的基本政治思想是实现传统的教导，诸如“天下为公”和“耕者有其田”。

    早年，这种通过农村缫丝工厂实现合作的尝试并不成功。村子里大多数农户参加了这个组织，但是在资金方面，要使农村社员的收入能通过办工厂而不断有所增加是有困难的。工厂的房屋和设备所需的资金，一部分从省农民银行的长期贷款支付，另一部分由震泽的一个私营银行短期贷款支付。股份在社员中分摊，可在五年内付清，但除部分人以外，大多数人无力如期支付社员需向工厂供应的蚕茧。交货后可得70％的蚕茧值。实际上，这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全部，因为工厂需要将其盈利的绝大部分归还贷款和利息。根据协议，社员须供应～定量的蚕茧，但一般他们只供应最低限量的蚕茧，他们宁愿将其余蚕茧以市价出售给工厂以外的单位。因此，本地生产的蚕茧不足以供应该厂，以使其维持机器的经济开工率。工厂尚需在市场上购买蚕茧，1934年有一半以上的蚕茧就是这样买来的。工厂亦接受代缫的订货，原料由别的工厂提供。这样，这个工厂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方工业了。

    如果这个工厂一直继续生产，股东们可能早就能得到利润。在1930年至1936年间贷款慢慢减少，工厂逐渐到达可以分利的阶段。1936年以后工厂的资金力量可能继续增长，直到日军占领的灾难发生，这个工厂被破坏了。

    工厂的发展遭到了挫折，第一年以后，由于人们没有分到红利，因此失去了对工厂的信任。一旦期望没有实现，村民的希望幻灭，他们就不再继续交股金费。农民失去信心，被认为是由于他们对工厂财务缺乏了解。改革者的意图不仅是要办一个共有的而且是合作管理的工厂。社员有权听取账目情况，有权要求经理解释账目。但由于他们大多数是文盲，不懂得资产负债表上写的东西。他们只是，

……停留于怀疑和偶尔的议论上，并不采取一定步骤进行调查。

问题在于教育工作跟不上工业改革。人们只有接受教育，到了一定的水平，才能承担一定的责任，否则工厂只是为他们开办但他们不能真正管理工厂。

    改革者的愿望未能实现，还表现在更重要的方面。改革者设想工厂是为农民提供工作机会并使农民留在农村的一种手段。但家庭工业体系是户户都有缫丝机，至少有355名妇女就业，而在工厂体系下，不到70名工人即可轻而易举地完成同样的工作量。这种情况，不应归咎于改革者。工厂仅仅是实施先进的技术，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破坏家庭工业，而改革者在农村开设工厂，至少还起了缓冲作用。然而实际上，仅仅依靠工厂并不能解决农村经济中的就业问题。失业的妇女将近300名。费写书时，表示担心她们的前途，他写道：

没有引进新的工业来吸收多余的妇女劳力。……农田面积如此之小，要把妇女劳力引向田地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结果很可能是妇女人口会进一步流向城镇。作为一种维护旧制度的后卫战斗，家庭缫制土丝在1930年至1936年间又部分复苏。

 今日的蚕丝业

    在日本占领时期，开弦弓的丝业看来几乎是停顿了。现在正在恢复，虽然各方面的基础较以往好得多，但生产仍然低于1936年的水平。

    被日本摧毁的工厂尚未恢复。就村的范围而言，现在养蚕到烘茧为止。缫丝是在城镇工厂里进行的。旧厂房虽已经修建，但它并非用来经营一个完整的工厂，而是用作烘烤蚕茧的场地。蚕茧送往城镇之前须经烘烤，其主要目的是杀死茧内的蚕蛹，以使蚕茧不致被孵化的蚕蛾咬破。厂房每年仅有一段短时间用于此项工作。在此项工作期间，受雇者约75人，业务如此有限，因此工厂除作为一个国营机构的一部分以保证农民有销售蚕茧的稳定市场外，从整体来看对村民的收入并不能作出重要的贡献。厂房和其中的工作均由国营机构，中国蚕丝公司来管理，它在苏州有一个分公司。

村里的那部分丝业，养蚕及生产蚕茧，现在完全是以合作的方式组织，并构成农业合作社活动的一部分。养蚕已不再用农村普通房屋，现有9间大房间专用于养蚕。全部蚕种均由一个蚕种公司供给，它也是国营机构，但不属中国蚕丝公司。

费所描述的浒墅关蚕桑学校当时在该地区发动了改革运动，现在在农村工业方面起了更为直接的重要作用。在养蚕期间，学校派遣一名受过训练的青年妇女留驻在村里作为顾问。在非生产季节，她和被派到别的村子里去的其他许多青年妇女，都进行研究工作。学校有一个附属实验工厂，在费的姊姊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们知道，她是1923年来到这个村子，第一个向人民传授蚕丝生产新方法的人。

    我已说过，开弦弓有九间养蚕的房间，但作为整个合作社，总共有13间房，以下数字除专有说明者外，均指整个合作社。

    合作社每年育蚕四次。从孵化到结茧所需时间的长短因季节不同而略有差异，分述如下：

A．4月19日接受450张蚕种。

   4月30日孵出幼蚕。

       6月5日烘茧。

B．6月20日接受30张蚕种。

   6月27日孵出幼蚕。

       7月24日烘茧。

C．8月5日接受200张蚕种。

   8月12日孵出幼蚕。

      9月8日烘茧。

D．9月13日接受40张蚕种。

   9月20日孵出幼蚕。

       10月30日烘茧。

    据说每一张蚕种上约有二万个蚕卵。1956年，合作社一共要接受720张蚕种，根据房屋可用面积的大小，按比例分配到各房间喂养。例如：第一批蚕种共450张，开弦弓最大的房间孵养55张蚕种，最小的房间孵养15张；开弦弓9间房共接受280张蚕种。

蚕卵需孵8至12天。幼蚕孵出后，大约在第6天、第10天、15天、20天的时候蜕皮，共4次。蜕皮的过程，在养蚕业中，英文术语是“moult”。费并不认为这仅仅是蚕蜕去旧皮，换上新皮的问题，他把这些阶段叫做蜕变时期。因为在每一次蜕皮进行过程的24小时中，蚕停止进食，并且必须保持其不受干扰，环境安静。第4次也就是最后一次蜕皮后约8天，就结束喂养，蚕便开始结茧，这一过程约7天完成。以4月19日，该村接受的蚕种为例，蚕的各发展阶段可以图解表示如下：

    丝蚕结茧时停止进食，蚕卵阶段不需喂食，因此在蚕的整个发育过程中，需要付出较多劳动的是以下五个阶段：

1．从孵出幼蚕到第一次蜕皮。

2．从第一次蜕皮到第二次蜕皮。

3．从第二次蜕皮到第三次蜕皮。

4．从第三次蜕皮到第四次蜕皮。

5．从第四次蜕皮到结束。

    需要劳力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也是最费时间的是喂蚕。蚕吃的桑叶有特定的条件——新鲜，但略干燥。因此桑叶采来后尚需挑去坏叶，把好叶悬在阴蔽处略加晾干，从枝条上摘下，搬进蚕屋内喂蚕。现在养蚕的全过程均在专设的室内进行，即使到了蚕发育的最后阶段，也不搬到各农户家里喂养。村里的9间专室，每间配备一个养蚕生产队。

    每一个相继的阶段均需增加队员人数，因为蚕不断地长大。费提到1936年时第一阶段的一匾蚕，喂养到最后阶段时扩展到8匾。人们告诉我，由于蚕种质量提高，喂养方法改进，现在一匾幼蚕可扩展到17匾。特别是到最后阶段，蚕非常贪食。对开弦弓的蚕，各发展阶段所食桑叶量我未能获得精确的数字，但《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四版)记载说，根据调查证明，一盎司蚕卵，估计出蚕三万条，其第一阶段需桑叶9磅，第二阶段24磅，第三阶段80磅，第四阶段236磅，第五阶段为1，430磅。据此可推算出开弦弓的一张蚕种，据说产两万条蚕，总共将需要合1，196磅桑叶。这个数量与村里人告诉我的900斤，大约合1，000磅的数字相当吻合，特别是他们所指的桑叶是喂蚕时用的，略干的桑叶。

    第二件需要劳力的事是，在蚕即将孵出前及每一次蜕皮时，必须在卵上或蚕上盖纸。纸上有很多刚够大的穿孔，以供各个阶段的蚕钻过。蚕钻过小孔时可将其身上残留的卵壳或旧皮擦去，以免妨碍蚕以后的生长和发育。虽然每一阶段都必须增加纸的数量，但这部分工作与喂食的工作相比所需的劳力毕竟要少一些。

表12说明了在每间养蚕室内，六个阶段中每一段所需的劳动量，劳动量是以8小时一个劳动日表示的，但实际上，一个劳动日可能用一个以上的工人。工作的范围不仅仅是在室内喂蚕，还包括采集和准备桑叶。然而，不包括种植桑树，种桑树田农业合作社另行组织。

    可以看到，大多数劳动者是妇女。每一小队有一名队长，可是9名队长中有7名是男的。选择队长主要是根据他们的养蚕技术知识及组织管理能力。

    出售蚕茧所得的钱是按照队员所做工作的价值，用评定的方法计算后，进行分配的。从以下所述可看出这种评定方法的一般特点：

    照看蚕：每日4分。一个人如经常出勤，一季度约可得120分。

    采桑叶，准备桑叶：每100斤记4分。

    队长由于进行管理工作可多记分数，由队员集体评定。通常比一个普通队员平均所得多10％。

    种桑树的农民也分得一部分收入。种植和看管桑树一亩，一季度可挣120分。实际上，一亩桑树可能由几个人种植和看管，在这种情况下，则按照各人工作的多少来分配收入。

    丝的生产量

    对1956年的估计生产量，我没有记载。但以费的数字为基础，可以计算出来。他说在1936年，开弦弓村一年生产72，000磅蚕茧。他还说一张蚕种平均生产34磅蚕茧。1956年合作社接受720张蚕种，其中448张系开弦弓孵养。按照费所说的每张蚕种产茧量的数字计算，产量应是15，232磅。

    但现在一张蚕种出的蚕成活到最后阶段比过去多而且大，我们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我们已经知道在1936年，1匾蚕可发展到8匾，1956年增加到17匾。因而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上述该村的生产数增加一倍，算作34，464磅。但即使是这样一个随便的估计，还是难以避免这样一个结论，即现在，丝的生产量仅是费调查时的一半。尽管有些村民有相反说法。

    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生产量下降是什么原因呢?在作出正确的解释前我考虑了各种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收入。金钱上的鼓励或刺激是否不同?费估计当时蚕茧的售价为每磅6角至7角。我了解的是每斤8角至9角，而一斤稍稍大于一磅。尽管因前面讲过的理由，这两个价格之间不能完全列为等式，但看来，今天蚕茧的价格很可能同1936年的价格相仿。1936年的价格比早几年已下降了不少，所以费说，当时的丝业是处于萧条的状态。但萧条的主要原因，仍然在起作用即人造丝与真丝之间的竞争。看来也没有什么可能消除这种竞争的迹象。

    所以，从绝对价格来看，在刺激生产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差别。但有利于刺激生产的因素应该是净收入增加。我已经提到费所提供的两个不同数字，即一般家庭在1936年从事缫丝业的收入是70元和45元。这一差别可能是由于在1936年生产者从外村以每磅0.015元至0.035元的价格买进一部分桑叶，而费估计农户养蚕所需费用为30元至40元。今天如果桑叶是买的，虽然仍每磅约0.03元，实际上所用桑叶全由合作社自种，所以免去了这笔生产费用。如果1936年农户的净收入是45元，不比人们告诉我的现在收入35.4元高很多。因此，生产低并不能用金钱刺激少来解释，除非早年一家的总收入较少，蚕丝相对来说提供了收入中较大的一部分。

    生产低的另一个原因，中国的官员们曾提出，是村民种的桑树不足以喂养大量的蚕。显然这是正确的，但真正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不多种些桑树。可能是因为农民宁愿利用土地种别的庄稼。看来，谷物相对来说比蚕丝利润大，但这似乎也并非是十分有理的解释。合作社的领导人对政府的要求一般是能够响应的。生丝是国家经济中的一项重要生产，如果事实是这样简单的话，合作社会多用一些地来种桑树。有些地种了桑树，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地种桑树比种谷物更适宜。农民不多种桑树的真实原因似乎是农民不能在目前这种蚕丝生产的组织中充分利用它。

    据费说，1936年的时候有300多名妇女从事蚕丝生产。从表12中可以看出蚕室活动的最高峰时，每天有7名男劳力和416名女劳力参加工作。那么，为什么显然工人多而丝产量却少?可以肯定地说原因在于，过去养蚕的最后阶段是一种家庭活动，而且在开始阶段由家庭自己决定能养多少蚕，今天在合作社，妇女按照事先安排的计划在限定时期内工作。过去在自己家里养蚕，工作时间不加以限制。如果他们自己缫丝，也知道他们必须有多少蚕茧才能保持她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有工作做。无论如何，她们都愿意尽可能多挣一些钱，没有规定的计划，个人的愿望是尽可能多养蚕。到养蚕的最后阶段，往往是家庭中最繁忙的时候，妇女们忙不过来很可能还需家中其他人员帮忙，家中几乎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投入这项工作。费提到，到这个时候，农民家中的几乎全部房屋都用来养蚕。

    看来结论似乎是，养蚕像抚养孩子一样，最好在家庭中喂养，或者至少生产会多一些。家庭养蚕，病蚕较多，这是真的。但是喂养量大，抵消了因病蚕而受到的损失。这个结论可能会使计划者吃惊，但看来这是事实。

    说有组织的蚕丝生产量较低，并不意味着批评合作社组织在其他方面亦有问题。养蚕业本身的性质与农业不同。它是一种突击式的活动，要求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集中劳动，因此它与长期持续不断的农业劳动相比，不太适宜于按计划进行工作。

    谈到丝产量低的原因的这个结论，也并不意味着合作的方法不是现在处理养蚕业的最好方法。因为用这种方法，妇女们生产的丝可能少一些，但她们及其家庭可以不必那么紧张。现在她们可多做些农活，紧张程度就减低一些。最后必须重视的是，合作社生产的丝，质量高一些。1936年家庭生产的低级丝，现在的市场可能不愿接受。

    这个结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合作社组织增加生产的潜力可能不大。农村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能使农民增加总收入的副业。发展蚕丝工业是否能解决这一问题，还是个疑问。比较理想的是发展一种不需用土地的副业，因为开弦弓人的基本问题仍然是缺少土地。他们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已比过去有所改善，但是今后在物质方面的进一步繁荣的可能性，似乎会受到他们那狭小的地域的限制。

    9．教育、宗教和娱乐

    讨论到丝厂未能获得公众真正的支持时，费说主要因素在于教育工作未能赶上工业改革的步伐。大多数人仍然是文盲，对合作计划的价值和需要，他们除了接受一些口头的指导以外就无法受到其他方面的教育。口头的指导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也看不懂工厂经营管理的账目。人民政府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消除在推行社会变革和改革中遇到的同样障碍。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第一步是教人们学会看书和写字。在中国，农民与受过教育的城里人之间的差别很大，可以从人们的言谈、语调和措辞中感受到，甚至可以从关心农民的福利和投身于农民的进步事业的许多人的表露中感到。差别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这个村子，同千千万万个其他农村一样，过去主要是一个孤立的、思想闭塞的社区，因为人们互相间的交流，大部分必须通过直接交谈，因而外界对它的影响是间接的而且很小。如果要使人们在较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领域里活动，他们首先必须要识字。当前，中国的改革者很懂得这一点。努力开展扫盲，普及识字教育，工作正在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方面是为成年农民开办识字班，凡愿参加者可到学校或合作社社部参加学习。然而这种一般性的学习班由于人数较多又缺乏组织及合适的教师，上课不经常，主要依靠识字的人自愿教一部分文盲识字。有时甚至是一个教一个。村里很多房屋的墙上刷了鼓励人们学习的口号。

    合作社有一个小图书室，有一些小连环画故事书和一些杂志。一份日报，每周二至三次从城镇送到村里。人们现在能看到一些时事新闻，这与识字教学本身及督促他们接受识字教育同样重要，而且还有双重作用，因为这些阅读材料富有教育意义。确实，连环画书籍和报纸有许多政治思想性的宣传。进行思想教育是它们的部分目的。同时，从推行特定形式的社会变革来说，可能这是必须的部分。但是，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这种宣传，如果认为宣传是这些阅读材料的惟一目的，那将是错误的。故事书籍的另一主要目的是娱乐，但起一些教育作用。报刊杂志起的教育作用更大，它们是教育人民的主要手段，为了改进农业技术，提高福利水平，报刊杂志不仅教给人们正确的态度，而且教给人们较好的技术。

    经过对成人进行工作，扫盲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人们渴望学习，除老年人以外，不识字的成年人都受到公众舆论的压力。现在大多数成人大概都能进行简单的读书写字。

    第二方面工作是儿童的识字运动。此项工作远较前者深入彻底，这是通过乡村学校来进行的。

    费描述了1936年村里那所学校的情况，那时有一名教员。孩子从6岁开始上学，要求学6年。招生100余名，但实际上，除视察员来检查的时候，平时到校上课的学生很少超过20人。假期很长，往往远远超过官方规定的时间。对缺课普遍的现象，费分析三点原因。第一，上课单纯教识字，而在社区生活中，识字训练尚未被证明是有用的。第二，上学妨碍经济活动。假期虽长，但它并非根据农忙季节安排的。而且一个孩子即使12岁结束学校教育，他仍需花足够的时间来学习从事农业和蚕丝业的知识，小一些的孩子白天尚需打草喂羊。费分析学生缺课多的第三个原因是，课程的安排一课接一课，没有处理个别缺席的灵活余地，学生一旦不得已缺了课，再去上课时得益便很少。

    从农村当时的情况来看，学生出勤率低，确实是有这些原因，但是根据以后的发展，人们还可能提出至少是同样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教学设施不足。

    我看到村子里现在开办的学校，约有160名孩子，4名教师分别在三个教室上课。我去参观时，未事先通知，几乎全部学生都到课。开弦弓及附近地区80％的适龄儿童实际上都按时到校上课。人们告诉我，未到校的学生不是家住得太远，便是属于那些特别的家庭，白天需要孩子照顾。还有一个有关的因素可能是，对那些到校上课有困难的孩子，学校对他们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因为教室已经满座。学校已计划数月以后扩充校舍。当前学校面临的问题并非学生缺乏热情，而是热情有余，设备不足。

    入学年龄为7至15岁，既非义务教育，也非毫无约束。一、二年级每年学费为2.5元，三、四年级每年为3.5元，五、六年级为5元。据说这些是书本费。教师工资由政府支付。需要时，给予学费补助。

    学校有3位男教师，1位青年女教师。我去访问时，校长进城两三天，其他教员给我的印象是热心，办事有效率，特别是那个年轻女教员对学生很有兴趣，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学校旁边有三间教员宿舍，一天晚上我前去拜访和教员谈话。校长与一位男教员住一间，另一位男教员住一间。一位女教员和她的母亲带一个幼小的侄子住另一间。女教员的兄弟在上海工作。

我见到的三个教员没有一个是开弦弓本地人。21岁的一个男教员是离开弦弓不远的南贝(Nanpeh)村人。过去读过吴江县师范学校。另一名男教员23岁，震泽镇人，他为一个有病的教师长期代课。一名年轻女教员，20岁，吴江县严墓镇人，她来开弦弓村仅一年多一点时间，她告诉我她喜欢在村里教书。

我没有什么时间看她们的教学大纲或教学方法，我在中国其他小学里了解到的情况说明大部分是书本教育，教学方法是正规的。中国教育当局有意发展儿童的表达能力，年长的教员埋怨中国的儿童不如西方儿童活跃或能自由表达。然而我在一个学校里看到下面这些规则，我想其他学校可能亦实行同样的规则，如：

保持教室安静；姿势端正；提问题举手；老师允许后站起来说；老师说坐下，再坐下。

根据老师个人性格来执行这些规定，多少会使学生感到压抑。开弦弓的教员虽然可能过于要求学生遵守规则，但看来还是很想随时得到学生们的反应的。教师对孩子们感兴趣，并把教学工作视为一种重要的职业。

    教育大部分仍然是书本的、正规的，但现在教育受到支持，过去则缺乏这种支持。受到支持的主要原因大概就是教师对孩子们的关心。另一个原因是，教师努力使家庭对学校教育感兴趣。学校和教师通过家长会和学生的家长取得联系。学生在校的行为和健康状况，学校定期报告家长，家长也同样向学校报告。第三个原因是学生目前得到了跟上书本教育的工具。有些学生是村图书馆经常的读者。孩子们在家或在路上，边走边阅读小连环画书已是习以为常的事了。

    教育仍然以读书识字为主，不仅仅是由于传统的影响，而且由于现在在农民中，普遍以识字为荣。如果学校不强调读书写字，家长们就会感到失望。他们的态度合情合理。家长们都懂得，如果他们的孩子向往比较广阔的前途，这些是最基本的技巧。另一方面，教育已不如从前那样局限于书本。首先，内容增加了，虽然增加的大部分是一般性内容并非与农村紧密相关。其次，学校课程中体育课和文娱活动课时有所增加；文娱体育活动也是中国小学校里的一个重要辅助组织，中国少年先锋队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少先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全国性的9至15岁儿童的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培养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这种教育活动是通过学校和教员进行的。学校给予一定时间进行少先队活动，同时，作为少先队员应尽一些义务，例如灭蝇，打麻雀，捕鼠等。参加组织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几乎全部在校合格儿童均参加。

    开弦弓村有90名少先队员，这个数字显然包括了在校9岁以上的全部儿童。由那位女教员担任辅导员，少先队组织有大队、小队，一个大队有五个小队，每小队有7至15名队员，它非常像成人参加的合作社组织。小队系男女儿童混编。每周在校举行一或两次集会。教员对我强调说，这些集会的时间“不到两小时”。她同其他许多中国教员一样，不希望即使是这样的课外活动去干扰学生正规学习。

    少先队集会的内容有时是一些文娱体育活动。有时是一些有益于公众的集体活动，例如为农业合作社积肥。有时组织少先队员在课后或假日去其他地区旅行。作为一个队员，人们期望他们随时助人为乐，特别是帮助村里消灭害虫，搞好卫生。希望他们过得快活、有益。他们以加入少先队为荣，整天佩戴着鲜红夺目的红领巾。

    宗教

    在农村的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超自然信仰是相信祖宗的永远存在。费说，关于死者及其与活着的人之间的关系的信仰尚无明确的说法，但一般认为，祖宗死后幽灵仍生活在同我们的世界相仿的一个世界里。他们在经济上，部分依赖于子孙后代的奉献。奉献的办法就是定期烧纸钱、纸衣服和纸的用品。这种信仰的重要性在于它对农村社会关系的几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对几代人之间的关系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

    因为人们相信，一个人的灵魂在阴间的福利取决于其子孙对他的怀念，所以他盼望生儿育女，并且培养后代对他的孝心。这种关系一旦建立，他的子女自然也就会产生养育他们自己子孙的欲望。这种欲望不单解释为他们个人在阴间的利益。费说有些提供情况的人把生育子女的重要性纯粹作伦理的解释。他们认为，生育后代是他们的责任，因为只有通过抚育子女才能偿还他们欠父母的债。

    然而，传宗接代的意义，传统上强调的基本点还是宗教方面的。当地的俗语说，“承继香火”，便说明了这个意思。香火即指对祖先的奉献。人死后立即便开始了这种祭祀礼仪，在房屋的大门前烧起了一包衣服和一把纸椅。据传死者在死后第十七八天要重访故居，那天人们便把房屋打扫干净，准备迎接他。在堂屋里摆起一个木龛，内有写着死者姓名的牌位。死者如有已出嫁的女儿，女婿就有义务送这个木龛。亲人在49天内服重孝。牌位前一日三餐备全，并有一妇女在旁号啕恸哭如诵悼歌，这种哀号特别是妻子或儿媳妇的职责。

    葬礼在人死后二或三天进行。棺材放在种着桑树的土地上，用砖瓦筑成小坟屋遮盖着。穷人家则用草席。在葬礼中，负责保管家谱的和尚在死者面前念佛经，人们相信他诵的经对死者的灵魂在阴间起着金钱的作用。

    祭供49天结束。牌位龛保持两年零两个月后焚化，把牌位与其他祖先的牌位一起放在祠堂里。对每个祖先的生日和去世日，需个别祭祀，直系祖先每年集体祭祀五次。为鬼魂奉献，采取宴席形式，结束时烧锡箔纸钱。人们相信经过五代人以后，祖宗就不再需要人间的关照了，坟屋也不再需要修缮了。费提到有些慈善机构把一些无人照看的棺材迁移到别处去埋葬。这样，坟地占地面积甚微，与华中东部的地区形成对照，那里的坟地面积占农地的2．6％。

    在评价祟祀祖宗的重要性时，如果认为这完全是出于人口绵续的需要将是错误的。连费所说的，那些父母告诉他的，要孩子崇尚伦理的原因，恐怕亦还只是一种自然欲望的饰词。开弦弓的人口增长，比不崇祀祖宗、对生活采取更世俗化态度的社会要小些，而不是大些。但是这些信仰和伦理信念可能会影响到有关的态度，而祖宗崇祀形成了世系继承的特殊形式。虽然由于经济原因，几乎所有家庭都是小家庭，但可能更多的人喜欢只要一个孩子，而不喜欢多子女。同时，人们还喜欢要一个儿子，而不是女儿。由此，崇祀祖宗有助于使这种家庭形式趋于标准化和普遍化。

    崇祀祖宗也增强了老一代人比年轻人具有的优越地位。它为子女孝敬长辈的礼教习俗提供了超自然的理由。人们对其家庭土地的依恋也支持着祖宗崇祀，因为人们想象祖宗和活着的人一样，对土地有兴趣。人们还不时认为，祖先对有关崇祀的行动，确实还握有惩罚的权力。凡是发生了不幸或疾病，虽并非总是那样，往往将其解释为祖先不同意某事而惹怒了他们的结果，其中最严重的是出卖土地。

    崇祀祖宗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赋予男女不同的地位。女人不能祭祀，这样，她们本人就不能承继“香火”。然而，对一个男人来说，如果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他还须设法保持他在阴间的福利。女儿结婚时他可以安排其女婿参加这个家庭，并姓他的姓。这样，女婿便被认作他的男性后裔。但这种信仰的一般后果是使女性后裔的价值大大低于男性。因为当一个家庭不能供养很多子女时，受到排除的总是女孩子，其结果是性别比例男比女高。这种信仰还使授予成年妇女的权利低于男子，特别是，除特殊情况外，妇女没有继承土地的权利。

    即使在1936年前，形势的发展已在影响有关的行为模式，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影响崇祀祖宗这种行为本身。1929年新的法律规定妇女有继承权。以前寡妇无继承权，女儿只有在死者去世时无男性亲属活着才能继承。新法律规定死者的寡妇、儿子和女儿都有同等的继承权利。费说，他在村里时尚未实行此项新法律。但颁布新法律这一事实，是男女平等的新思想在中国逐步发展的结果，这种思想届时就会在农村产生结果，因为农村是中国广阔社会的一部分，只是部分被隔绝罢了。无论是这种思想本身或使之产生的环境，对人民的影响都在日益增长之中。

    当今，崇祀祖宗的活动大部分已经消失。政府发动的改革——特别是男女地位平等、新婚姻法、强调年轻一代的重要性——削弱了崇祀活动的基础，更直接的是，陈旧的超自然的信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相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充满于整个学校的课程之中，在政府领导人的讲演及所有低一些的官员讲话中。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也不断地得到传播。变化的过程是点滴积累的过程。村里又经历了一个物质生活提高的时期。老的信仰和习俗被抛弃，新的建立了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成功而不是失败。所以，新学说及其导师在群众中的威望较高。

    我问了所有的人，他们不再崇祀祖宗。我了解到举行婚礼时，没有发生到丈夫的宗祠去尽礼的事。坟地仍有人照看，但看来已不再定期举行祭祀仪式。如果说这就是不尊敬祖先了，那是错误的，正如外国某些报道诽谤中国人一样，说中国人教孩子们蔑视自己的父母。尊敬这个概念，现在一般都是以世俗的词语来表达了。

    除祭祀祖宗外，费还提到农村最重要的一种宗教因素是崇奉灶神。在城镇的铺子里可以买到灶神的纸刻印像，把这张代表灶神的像放在灶台上方的一个装饰壁龛里。灶神是天帝派到各家各户来的超自然的视察员，他的责任是观察各家的日常生活，每年年底向他的上司报告。人们在阴历每月初一、十五及每年重大节期都要祭祀灶神，在灶神龛前放几碟菜肴，点一对蜡烛、烧一束香以示祈祷。每逢有时令新鲜菜肴，在家人品尝以前，先留下一碟供祭灶神。每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四，设宴送灶神爷上天。一家人在堂屋聚餐，餐毕把代表灶神爷的纸刻印像与松枝、纸椅一起点火燃烧。灶神爷就随着烟火上天，回去向上司作报告。

    他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人们对一定的禁忌是否遵守。费说，禁忌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关于对粮食的珍惜，人们不应该糟踏或浪费粮食，应尽可能吃完煮熟的饭，如确实吃不完，则应把剩饭倒在河塘里喂鱼。第二类，同认为与性有关的事物是不干净的观念相联系。第三类，同尊重知识相联系。认为任何有字迹的纸，甚至报纸应该妥善地收存好；废纸应烧掉，不应在厨房里烧，而应放在庙宇的专门炉子里，或拿到空地焚化。

    灶神爷并非绝对权威，人们亦不是不可能避开它的监视。实际上，它如同本地一些神佛一样，有着与人相仿的感情和弱点。因此，费告诉我们说：所有用来对付人间警察的方法，诸如欺骗、谎言、贿赂，甚至人身威胁，也都可用来对付它。在送灶神爷的祭祀中人们用糯米制成的团子供奉于它。据说这可以把它的双颌粘起来，以致当天帝要它报告情况时，它只能点头，而难以开口。然而，人们并不是完全相信糯米团子会有这样的效用。

我发现在我访问过的农户中，除一户以外，其他都还在炉灶上部保留着灶神爷的画像。当具体问及灶神爷时，那些早就宣布放弃了旧的宗教信仰习惯的人都承认他们还保留着灶神爷的纸像。他们都告诉我说，他们不再祭灶神爷。这很可能是夸大了。几乎可以肯定，年底把旧的灶神像烧掉、换成新的时候必定有一些仪式。这样说可能更接近真实，即灶神爷已失去它的地位，但人们仍然模糊地记得，它是家庭活动的监察官。

有一个例外，特别使人感到有趣。它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虽然当今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无神论，但并不禁止其他信仰。通过官方的宣传，人们拥护无神论，但这也不是强制性的。虽然禁止通过宗教与外国组织建立关系，但当今中国官方的部分思想是，可以容忍任何一种宗教信仰。

    我访问这一家时，像平时一样，问及是否还保留灶神。户主点着墙上的日历说：当然不。那是某个教会组织印发的日历。进一步提问后，才知道开弦弓有十户基督教徒。那人说，因为他妻子喜欢基督教，所以他在1949年改信基督教。村里从来没有欧洲传教士来过，但震泽镇的中国教士经常来访。他是本圩信基督教的惟一住户。另一个圩里有好几家基督教徒。村里没有教堂，不进行集体礼拜。过去此人及其妻偶尔到震泽的教堂去做礼拜，现在很少去，那人说因为他们要多花一些时间进行生产。他说，解放以来，基督教徒的人数既没增也没减。自从1949年以来，基督教没有继续得到传播，无疑，一方面是由于官方不鼓励信教，也可能是由于在提倡无神论的情况下，人们对宗教信仰普遍地淡漠起来。

    费还提到该村的另外两种主要的传统宗教信仰——崇奉地方神刘皇和每年秋收节供奉司收获的地方神。我们无需在此详谈，因为在人们心目中这些神已不再有什么重要性了。实际上，费在村里时这些神道已经衰微。现在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负责收获，但庙宇仍保留着而且有人修理。

    娱乐

    费在村里的时候或其他任何时候，村民主要的娱乐和休息方式是到邻居朋友、亲戚处串门儿、喝茶、闲聊。但是传统文化有规定的节期。那时各家各户同时庆祝，但并非集体庆祝，而是每家各自过节，有丰富的食物、相互走亲访友，形成一种共同欢度节日的气氛。

    旧节气的日期是按照传统农历来计算的，现在已不使用。然而节日名称及其大致日期仍然相同。一年的周期从庆祝农历“新年”开始，西历约为2月5日。欢庆15天，亲戚朋友必须互相拜访。人们还认为这是结婚的好时光。同时也将它看作是春天的节日，目前普遍接受公历以后，几乎就把它看作是春节。现在人们仍然庆祝15天，许多人去探亲访友，这时候举行婚礼也比一年中任何时候多。

    第二个传统节日为“清明”，农历二月二十八，西历约为4月5日。这是祭祖先和扫墓的节日。人们依然过这个节，显然仍然有扫墓，但较着重假日，而不在节日的仪式方面。

第三个节称作“立夏”，即夏天开始的意思，而且基本是夏天的一个节日。1936年那年的立夏是在农历三月(闰月)十六，西历五月六日。现在是五月五日过立夏。费说，这正是蚕第三次蜕壳的时候，农民采取一些形式表示庆祝。人们告诉我，现在庆祝这个节日具有更广泛的目的。这就是庆祝夏天来到，并祝愿这个季节繁荣昌盛，不仅是养蚕方面，而且祝愿所有农作物丰收。我到达这个村子的前七天庆祝了这一节气。

费列举的第四个节气是“端阳”，正值蚕茧缫丝以后，插秧以前。现仍然在六月庆祝。

    接着是“中秋”，费说，这是农历八月月圆的时候，西历大约是九月下旬到九月底。现在仍在九月庆祝。这是个中秋佳节，那时稻子结穗，农民可以稍事松弛片刻。

    费接着又提到“重阳”，他说，那时农民又要开始继续忙于农事。我调查时，提供情况的人未提及这一节气。

    最后一个节气，标志着这一年的农活将告结束，这就是“冬至”，农历十一月初九，西历为12月22日。现在农民仍在这一天庆祝这个冬天的节日。

    虽然，表面上可能否认与宗教有关，但看来，传统节期仍与宗教相关。庆祝节气是为祈求在节日以后有一个风调雨顺的兴旺时期，几乎没有农民不过这些节日，即使有，也是屈指可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