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平原经济—黄河岸边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中国农村研究书系，有《湖村经济——中国洞庭湖区农民的经济生活》、《山村经济——大别山麓农民就业与增收》和《平原经济——黄河岸边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该书系在徐勇、邓大才提出的“社会化小农[1]”理论框架下，分别在洞庭湖畔、大别山麓、黄河岸边选择了较具代表性的湖村、山村和平原村庄，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对“社会化小农”理论进行了深入解释与证实。

其中，邓大才、刘金海等合著的《平原经济—黄河岸边农民的经济社会生活》（以下简称《平原经济》），是在社会化小农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黄河岸边府君寺村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的考察，说明当今黄河岸边的农民，与传统封闭的小农经济渐行渐远，已被卷入到一个开放、流动、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进入“社会化小农”阶段。该书在理论方面证伪了马克思、恰亚诺夫、舒尔茨、斯科特、黄宗智等分别提出的“弱势小农”、“生存小农”、“理性小农”和“效用小农”理论，除此之外，在叙事风格、研究方法等方面也有所创新，本文试就此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一、叙事风格有创新

从叙事风格看，该书秉承了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一贯独特的叙事风格，超越了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叙事，建立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有机联系。

结构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一文中对人类学与历史学作了区分：人类学与历史学是异曲同工的，“无论是历史学还是民族志，它们所研究的都是我们所在的社会不同的社会。这种不同究竟是由于时间上的相间隔距离要远（但这段时间本身是可以短暂的）还是空间上的相距甚远，甚至是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这同观点上的基本相似性相比只是具有次要的意义。”[2]至于人类学与历史学在方法论上的不同，一般的意见认为传统上，人类学侧重的是无文字民族的现状研究，而历史学则侧重的是有文字民族的过去的研究；人类学更多地具有共时性，而历史学具有更多的历时性。……人类学更关注从“集体无意识”的角度来探讨社会生活，而在传统上，历史学则更多地关注“有意识的”——被研究民族用文字系统记述并回忆的——现象。但是，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区分，只是在传统史学与结构人类学之间才成立。事实上，只有传统史学尚还停留在“编排历代王朝与战争的政治史”阶段。列维—斯特劳斯看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结盟”，使得“新史学”从历史学的角度，接受了“人类学的渗透”，。与此同时，这一“结盟”也使得更多的人类学家采取了“历史人类学”的做法，接受历史学对人类学的渗透。^2[153-161]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人类学穿越了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阻隔，使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成为可能。

如同历史人类学融合了历史学与人类学各自的叙事特点一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也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叙事风格与研究方法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历史社会学的叙事方法。简而言之，历史社会学研究过去，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一些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过去；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也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与之相似的是，一些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不同社会进程与结构的差异；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这些进程与结构的普遍特性，也不考虑它们与行动和事件之间的关系。[3]可以说，历史社会学既避免了历史学只考察过去，试图找出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和含义的缺陷，[4]又吸收了社会学关注现代文明，探寻过去与现在、事件与运行、行动与结构的相互渗透与交融。华中师大在农村研究方面独创的叙事方法就是把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农村社区（村庄）问题时，更能全面地了解和把握村庄的现状和未来。

二、调研访谈有深度

从调查深度看，该书深刻地体现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实际、实证、实验”的“三实”学风。按照徐勇教授的观点，农户是认识中国农村的钥匙，是考察乡村的起点。[5]家庭是决策单位、分配单位、管理单位和行动单位。以家庭为单位就能够避免只见村庄，不见家庭；只见集体，不见个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然而，中外学界对于乡村的研究大多是以村庄为研究对象，如村庄共同体、村庄文化、村庄治理等，以家庭作为分析对象和研究单位的并不多。《平原经济》的作者们，以黄河岸边的府君寺村为个案，以家庭为研究对象，以家庭的社会化为研究线索，考察了家庭的生产、生活、交往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考察家庭的资源配置、劳动分工、管理决策和收益分配；进而考察农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例如：关于农户资源的外部配置情况，第五章中详细考察了农户的信息、商业和贸易、服务的社会化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在第六章考察了农户的打工经济，分别从打工者是谁、为什么打工、怎样打工及打工效果怎样进行描述；在第七章考察了打工家庭的生活状况，即打工者如何处理父母、亲友、子女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自己的选举权利及耕地经营问题，在第八章考察了府君寺最具特色的家庭加工业——旋木产业的发展、潜力与效益。十五个研究人员分别围绕着自己的研究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当调研结束时，已形成二十多万字的访谈笔记，这足以说明该团队的调查细致、认真，无不体现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实际、实证、实验”的“三实”学风。

三、研究方法有讲究

从研究方法上看，该书采用个案研究与问卷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总体而言，全书采用的是个案实证研究方法，具体来说有访谈法、问卷调查法。个案分析法也就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所说的实证研究方法。该书通过对府君寺村的生产、生活、交往的深度调查，用长视角白描叙事法，将农民的生产、生活、交往，收入-支出的整个过程，通过文字描叙法，动态的展现出来，揭示了府君寺村农户在生产、生活、交往等方面的行为逻辑，为小农的行为与偏好提供新的阐释与证据。本书采用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白描叙事方法，同时将归纳与演绎法相结合，从一般到个别，又依据个别实例得出一般性结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得出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及适当外推预测。

访谈结束后，调查人员还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主要由调查人员自己填写，共有206份有效样本（占全村总户数的51.5%）。问卷资料是进行样本统计分析的依据，也是将定性变量“量化”的基础。在分析时，作者不局限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描叙法，同时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如计量经济学、统计分析等工具，对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可以说，该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使论证更科学，结论更有说服力。

《平原经济》在理论、叙事、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所创新，但仍存在若干不足的地方，需作进一步研究探讨，比如：

第一、叙事较为详细，但解释力度略显不够。具有华师风格的叙事方式可谓是本书成功的重要法宝，但由缺于作者过于注重阐述而少相应的分析。如在农户家庭的货币支出一章中，作者详细列举了当前日常生活、教育、住房、人情消费、婚嫁、丧葬等项所需的费用，但没有和改革开放前、建国前后的情形对比，不易看出农户家庭在货币支出方面受市场因素的影响程度。此外，作者仅仅描述了当下府君寺村农户在日常生活、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货币支出情况，却很少进一步挖掘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原因。再如，在生产成本与利润一章中，作者先是分别描述了小麦、玉米、花生、油菜、红薯、西瓜、棉花等七种作物的成本与利润，然后通过四个不同类型农户在2004年的成本与收入比较，得出农户种植活动的行为逻辑：对于选择农作物种植的种类，没有充分考虑农作物的利润高低，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农作物种植的安全性及其保障功能。而在分析农业收益较低问题时，仅考虑到该村的自然环境、农户的种植习惯等，没有兼顾到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农业科学技术、市场等因素。

第二，多人合作，叙事风格不一致。该书是15位研究人员合作的结晶，由于各位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不同，明显感受到各章节的行文风格有一定的差异，有的经济学味道重些、有的则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例如：在导论和结论中，作者的语言比较规范，而在种植业生产及其结构一节和农民公关需求服务一章中，作者使用的资源禀赋、弹性、货不支出刚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经济学术语，会使没有经济学基础的读者理解起来较为困难；在个别章节的引子或结论中，作者的语言非常优美、遣词造句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但这些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影响这本研究农村经济生活著作的学术性，也使作者价值中立的立场受到质疑。因为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其研究结果在表述风格上应区分科学语体和文学语体，应该选择一种说明性的、论证性的语体，平实、严谨，以质胜、以理胜。

第三，前有假设，但文中的论证与假设不是一一对应；后有结论，但结论不是太明确。作者在导论中明确地提出本书的理论假设：当今中国农民与传统小农完全不同，虽然还是小农，但已经全方位市场化和全程社会化了，即当今的小农是社会化小农；农民随着生产、生活、交往的外部条件的变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农民的偏好和行为以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为目标。但论证的过程中，由于多人合作的不甚统一，在部分章节出现结论与前提不统一的现象。如在财产、投资和借贷一章中，对财产、投资和借贷的论述并不能直接推出当下小农社会化的特征；在第十二章农户公共需求与服务中，对道路、排灌站和渠的论证不能推导出社会化小农的结论。出现的此类问题需进一步统一。同时，本书最大的亮点是以家庭为研究对象，以家庭的社会化为研究线索，考察了农户的生产、生活、交往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论证了当下的小农已经全方位的社会化、市场化了，在货币支出的压力下，其行为偏好是货币收入最大化，这是一个独特的阶段，而且此阶段将延续很长时间，但这一结论在最后的论述中不够突出。

尽管该书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亟需进一步探讨的小问题，但瑕不掩瑜，无论是从理论贡献，还是从叙事风格来看，无论是从调查深度，还是从研究方法来看，该书都是“三农”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一本好书，值得一读。让我们共同期待华中师范大学这支重理论与调研相结合的团队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推动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迈上更高台阶。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6级政府经济学专业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