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化县》有感

现代社会科学把社会组织分为政府组织，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三大类，它们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形式。学术界把非营利组织的集合称为“第三部门”。因此，社会领域的状态主要取决于第三部门的状态，也就是非营利组织的状态。我们坚信，有效的市场体制和民主政治离不开发达的第三部门的支持，第三部门的健康发展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教育、文化及其功能是第三部门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读后感的形式，以二十世纪的教育史为经，以各个历史阶段的教育文化状况为纬，以《文化县》中所论的山东省邹平县为参照样本，综述二十世纪的教育是如何体现农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的。

一、不同的故事版本，相似的含义

在山东省邹平县城里有一个文化名人，著名的历史人物——范仲淹。他在邹平受过教育，其关于学习和读书人社会义务方面的思想在今天的邹平仍非常受人尊崇。在邹平，有关范仲淹的传说是邹平学校教育的最古老的记传，它描述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理想形象——一个贫穷而有天分的少年通过刻苦不懈地研习“四书”、“五经”，从而功成名就的故事。范仲淹生活的时代是中央高度集权的时代，封建王朝通过科举制选拔人才。虽然世袭贵族和特权阶层将大部分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占为己有，但对于农村的少年来说，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也并非是完全堵塞的。十年寒窗苦读，一朝荣登榜首是多少清苦学子梦寐以求的结果。通过科举制，封建王朝不仅从下层社会搜罗为己服务的人才，而且也巩固了其统治的合法基础。时至今日，范仲淹的故事以另一个版本的面目出现——现代社会教育背景下的农村学子通过自身努力跻身城市工业社会。时代的舞台变了，舞台上的布景和演员也变了，但不同的演员却演绎出了相同的涵义：国家以学校和教育为工具，进行权力和资源的再分配；世俗社会的人们以天赋和自身勤奋竞争资源。正如我们可以拿邹平作为一个参照样本，就能够折射出历史不同时期中国教育现状及其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

二、二十世纪初的学校教育

二十世纪之前，学生是通过私塾、书院还有义学来接受传统教育的。传统学校通常被称为“私塾”，它的建立不需要官方认可和任何形式的注册，可以以多种方式建立。实际上所有的私塾学生都是男生。私塾教师不需要注册或受专业训练。义学是在新式学校引入之前，由县级官员和私人资助的公共慈善学校，它主要是为来自贫困家庭的有才华的孩子而设立的，而且数量也是有限的。在国家层面上的，传统中国教育的最初改革是伴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和在日本侵占台湾的耻辱性失败后出现的。但新教育思想的传播一直非常缓慢。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书院和义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改为现代学校。清朝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其政权的岌岌可危，所以企图用教育改革来挽救这座王朝大厦，但依然免不了倾覆的命运。不过清政府颁布的教育法令即使是在其灭亡之后依然对民国时期及其以后的教育产生了影响，私塾的风气在数十年内依旧影响着新式学校。民国时期，教育方面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学生和学校在政治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校成了促进民族主义和现代化思想发展的主要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民国时期是现代农村教育的形成期，但是阶级和性别观念严重阻碍了学校教育的完全普及。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由他负责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标志着“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这次的教育改革依然以日本的教育制度为蓝本。总体说来，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形势动荡不安的时期，不过新式的教育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村甚至是乡一级的教育的开展还主要是当地居民的责任，政府的投入是很有限的。在普及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当地农村的乡绅起了重要的作用：捐献垫付修建学校的教育款项，积极宣传新教育思想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邹平县城，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而在全国声名鹊起。根据梁漱溟的观点，西方精神可以解决人类物质文明问题，中国文化则可以解决社会和伦理问题，并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将教育特别是对精神的培养看作是中国复兴的关键。最重要的是，他认为在农村地区依然保留着那些最终将拯救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的优秀文化。因此，他选择农村进行乡村建设运动的实验。梁漱溟的基本教育思想是在农村发展适应当地需要的乡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在传播知识、培养老师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这一运动的结果却并非梁所期待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后来乡建运动因为抗战的爆发而被迫中断，另一方面，梁及其跟随者的初衷是要培养适应当地农村发展的人才，但当地的农民却将其看作是自己的子女跳出农门的一次机会。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试图寻找一条植根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对于国情现实及其人民的观念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三、二十世纪中期的学校教育

抗日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教育的社会政治条件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学校一直处于站争和社会混乱中，没有任何强有力的、统一的权力机关来制定教育部门的发展计划和指导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势力又重新掌握了许多主动权。战争的直接影响就是所有那些试图普及现代初等教育的计划都不得不束之高阁，许多的学生都无法继续他们的正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学校却因为它们的新式竞争者的关闭而迅速发展起来，私塾老师又一次在乡村教育中找到了他们的地位。但是复兴的私塾表现出的是对战争和政治的回避。新式学校虽然其教学活动受到了严重的阻碍，但它们在战争期间却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学校成了共产党、国民党和日军争夺的主要思想阵地。在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是将学校作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政治工具，强调根据地的学校应该是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武器，在这一点上，中共宣称他们代表着与鼓吹迷信、灌输奴隶思想的私塾，教会学校和民国政府学校的彻底决裂。共产党通过将他们的学校与以前所有的学校划清界限，把根据地的教育界定为真正的民族主义和抗日的教育而在思想意识的斗争中赢得了重要的胜利。同时，中共将学校作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骨干的天然储备库，利用学校这块阵地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在国民党控制的县市，大多数学校仍沿用民国教育制度。在日军控制的地方，他们出版了以“中日亲善”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中心内容的新教科书，并对课程进行了修改，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以及将“公民课”的名称改回为１９２３年前的“修身”，因为“修身”更多的标志着儒家学说和东亚文化遗产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强调与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关系。在抗战和内战结束以后，国民党和日军开办的学校相继关闭。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领域就揭开了改革的新篇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经历了显著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建立了新的政治管理机构，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体化以及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而形成了日益严格的思想控制。旧的教育制度连同它的内容和教学方法被逐渐革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应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以及“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服务的”。教育方法应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新中国的建立意味着教育再不是战争的工具，它将成为国家建设人才的培育基地，而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也的确急需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教育体系也迅速开始从战争中得以恢复。但这种新的教育体系从来没有采用在乡村建设运动期间使用过的强调学生的创造性和好奇心的更为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恰恰相反，由于忽视教育的政治作用尤其是教育的阶级本质，陶行知和其他“生活教育”以及类似的教育观念的支持者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受到了批判。可见，建国初期的教育，阶级色彩还是很浓厚的。新政府将成人教育纳入教育计划，同时在农村发起了识字运动。从中国共产党改造农村社会这个角度来说，成人教育有很大的意义。那么，“1949年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播使农民得到了参与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权利”呢？还是仅仅“史无前例地让农业生产者进入大众传播和社会控制的政府网络”？我想，结果也只能说是综合性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村学校教育的管理者，是以一种谨慎的甚至是保守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政府把建立一个等级严密的和集权控制的正规的教育制度看作是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在农村，被共产党界定为他们主要的政治支持者的群体中有文化的人很少见，许多有资格教书的人属于被划分为富农或者地主成分的家庭。五十年代早期，政府强调为社会主义事业要争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而不管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但1957年中共开展的“反右运动”依然是追究成分和出身的，这次运动严重打击了中国的教育界。政府在农村严格的思想控制，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和传统的乡村精英之间不断增加的疏离。

从1957年到1976年被《文化县》的作者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极‘左’时期”。 在这段极“左”的社会改革时期，教育部门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学校不再仅仅是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培养更多、更合格的人才，还要在社会各阶级间的知识和权利的再分配和政治教导中起领导作用。这一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走到了极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被称为“政治挂帅”。民办老师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登上了学校的讲台，他们都是那些当地中学的毕业生，未经专门的师范培训。这些老师对于当时教育的扩展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对政府来说，让大队给民办教师记工分是将村一级的资源利用到教育领域的廉价办法。在“文革”的十年期间，进入中学和大学的选拔主要是基于公社和大队的推荐。实际上，公社和大队干部控制着选拔过程。红卫兵，作为特殊的一代，他们在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中走上了街头，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先锋。不过，即使在“文革”期间，小学教育也是相当正规的，但教育的质量可能还是会受到缺乏训练有素的老师这一因素的影响。

四、二十世纪末的教育

“文革”以后进入“后毛泽东时代”，此时的教育是为经济改革服务的教育。其中，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教育改革，新领导层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价值和政策，认为学术能力而不是政治进步或阶级背景是学生在学校里取得成功的关键。学校应该集中精力选拔和培养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的人才。教育应该为经济发展而不是社会革命服务。为了更广泛的普及教育，中央政府于1986年颁布了九年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成功实施的背后，在《文化县》的作者看来，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这样学校人数的减少意味着可以有条件改善教学环境，解雇不合格的民办教师的同时提高了入学率。当然，经济的发展也为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改革后的新的学校体系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导向，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农村家庭来说，这种精英选拔制度在他们看来是相对公正的，如果自己的孩子聪明且好学，大多数的父母认为对孩子的教育投入是一个有潜力的选择。竞争性的高考制度的引入导致了为争取少数入学机会的全社会的竞争，同时在各级各类学校之间也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并且形成了等级性的教育体系。学校依然遵循着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教学大纲和课本让老师有很少的发挥空间，同时学校和老师面临着升学率的压力。当二十一世纪初政府提出“素质教育”时，虽然高考制度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弊端，但大多数的家长依然信任传统的教学方法，因为在这种传统的教学环境下，他们知道如果足够的努力，结果是可以预期的，而“素质教育”这一国家的政策性话语在他们看来则是不确定的。正如一个外国学者所说的：一个更狭窄的、考试导向的、以记忆为基础的、扼杀创造力的教育制度，看起来可能是给农村学生社会流动的最大机会。政府在二十一世纪初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农村教育自然也是其改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表面的教育环境容易改变，但历史具有延续性和惯性，而且转变具有最现实主义考量的农民的观念更是一个长久的过程。因此，教育政策和教学实践经常是脱节的。

    道德教育以许多微妙的方式进行。教育制度的核心价值可以从张贴在教室墙上和学校走廊上的宣传画中反映出来。有三种类型的人经常出现：一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时还有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二是伟大的科学家，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也包括世界文明的中国数学家等；三是中国从古至今的民族英雄和模范人物。这三种角色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科学、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理念构成了学校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在学校每天的各种仪式中，这些核心价值通过各种交互作用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不仅仅是墙上的张贴画，就是课程，甚至包括国家教育政策，都传递着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在这个经济建设为主的时代培育实用型的，具有一定科技素养的人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是为了塑造符合国家意志的公民；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还要培养学生具备全球眼光，了解古今中外的历史和时事，不忘为国争光。

五、结论

从这个简短的国家教育史我们也会看到，学校作为国家的机器，总体说来担负着两个使命：一方面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知识，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富强；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形成忠诚于国家的意识，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学校教育体系始终是时代氛围和时代精神的折射。现在中国早已走过那个政治混乱的年代，由信仰社会转向世俗社会，学校教育的的理想与目标也开始相应的变化。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和实践者们，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家们，还是现今的政治改革家们，在乡村教育方面，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乡村教育究竟是为社会流动塑造人才，还是为当地乡村农业自身的发展培养合格的建设者。从现在的教育现实来看，国家是以城市和工业体系为本位来实行农村教育的。一方面是政府实现民族富强、社会稳定的构想，另一方面是世俗社会的规范、期望和现实的考量，这两方面形成的作用力决定着教育改革的命运。

【丹麦】曹诗弟著，《文化县：从山东邹平的乡村学校看二十世纪的中国》，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6级政治学理论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