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平昌县农村劳动力外出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根据我们近期对农村劳动力的抽样调查显示，全县农村出县外从业的劳动力总数已达27.3万人（次），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7.9%，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农村劳动力为什么外出？在相同的制度环境下，为什么有的劳动力外出，而有的劳动力仍在家乡从业？是什么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规范农民外出行为和制定科学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政策。

一、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原因

　　劳动力为什么要从农村向城市流动？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城市现代从业部门较高的就业收入，吸引传统农业部门大量存在的边际报酬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的预期收入的差距也吸引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虽然城市存在较高的失业率，农村劳动力进城后不一定马上找到工作，但是只要他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与他就业后的收入的乘积（即预期收入）仍然大于其在农业部门就业的收入和迁移成本，农村劳动力个体就会做出向城镇流迁的决定。

　　我国是非常典型的二元结构国家，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明显。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长期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大量农村人口被限制在农村不允许自由流动，只有极少数的人口由于参军、上学或招工等幸运因素的影响而迁移。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成功实施，既解放了农村劳动力，也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部分城市对户口的限制出现松动，国家对人口流动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都有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动。1980年以后，农村劳动力外流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 2005年全县外出的农民达到了17.6万人，2007年上升为27.3万人（次）。这些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得以消除，两大阵营的收入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在扩大。据统计调查，平昌县2007年城镇居民收入人均是7020元，而农民是2490元，城乡收入比是2.7：1；如果考虑城市居民实际享受的社会福利及住户改革使城镇人多得到的财产收入，目前实际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应该更大，因此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的人口会更多，时间会更长。具体来讲，以下因素促成了农村劳动力的对外流动：

　首先是户主的文化程度。一般说来，文化程度高的家长思想上比较开明，不易守旧，不安于现状，具有创新精神和改变家庭落后面貌的意识；他们注意了解外界信息，容易做出相关决定。

其次，是家庭劳动力数量。这个指标既反映了家庭规模和结构，也反映家庭劳动力负担的人口。通常劳动力数量多，意味着家庭实力强，富裕劳动力多，家庭负担轻，家长容易做出让多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决定。

　　第三，家庭收入状况。从绝对收入来讲，贫困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出于脱贫致富的强烈动机，愿意安排家庭成员外出挣钱，而富裕家庭则可能作出相反的选择，但不尽然。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

　　第四，市场流动性的限制。在贫困山区，农村资金市场和保险市场发育迟缓，农业利润率低和小农缺少借贷抵押，商业资本和保险不愿意向农村发展，导致小农缺少资本扶持和风险转移机制而长期得不到改造，农村资本大量外流动，有人估计通过银行每年流出农村的资金上亿元。农业保险也是刚刚起步，规模比较小，不能有效化解农民的经营风险。农民要想用钱，积累发展资本，需要依靠外出打工。据不完全统计，平昌近年外出农村劳动力每年寄回或带回的资金高达10多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农业和社会经济发展。

第五，家庭经营耕地面积少。对于以种地为主业的农民来说，经营的耕地面积越多，占用的劳动力就多，家庭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就小；反之，经营规模越小，家庭富裕劳动力相对较多，家庭有劳力外出的可能性就大。近段时期以来，由于全国城镇化的发展和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和地方征用、占用了不少农村土地，也加快了部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和迁移。

第六，社区生存环境差。正如劳动力外出受家庭背景的影响一样，家庭劳动力流动也受所在社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家庭作为社区的一分子，其生产经营行为（包括劳动力流动迁移行为）不可能不受群体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作为家庭或个人在做流动迁移决定时，首先需要考虑或比较的，是其所在社区的经济状况。例如：外出务工，是比在家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挣钱多还是少？所以选择外出（或迁移），是由于本地经济发展滞后，就业机会少，生存空间太小；如果说个人是流动行为的主体，家庭是人口流动的决策单位，那么社区经济发展现状就是促成人口流动的环境或前提条件。

二、社区发展是影响家庭流动迁移的主要因素

社区发展是怎样影响家庭(全家外出)流动迁移决策的呢？这是农村发展政策重点应该考虑的问题。从经济因素考虑，主要是因为发展政策可能改变了社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劳动力的就业机会、资本短缺状况、基础设施条件、收入分配状况，等等，进而改变了流动迁移的比较收入和比较成本，原来流动迁移的理由可能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如果一项农业发展政策大大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业收入，就可能使原来想外出打工的农业劳动者改变主意，安心在家务农，即使比较利益的变化不至于促使劳动者放弃外出，也至少增加了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因此，农村发展政策可以通过改变社区社会经济状况，进而改变流动迁移动机达到控制流动迁移数量之目的。一般来说，农村发展政策越利于社区发展，或者社区条件越好，则农业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可能性越小。社区越发达，家庭人口迁移的可能性越小。　　

那么，哪些社区变量对劳动力流动迁移决策影响最大？

　　第一，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在我国农业资源比较均衡的情况下，非农产业发展好，意味着社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意味着劳动力非农就业机会多，也就意味着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可能性小。我国江浙及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乡镇企业最发达，也最富裕，不仅吸收了本地劳动力就业，而且还吸收了大量外地农民工就业。　　    

 第二，交通状况。对于社区发展来讲，交通是否方便和条件好坏很重要。交通状况好，意味着发展机遇多，比较容易获得外界的信息和生产资料，生产经营成本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把改善交通状况作为脱贫致富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对于农民外出流动来讲，交通好，外出就方便，也节省交通成本，外出的机会和可能性都会大大增加。

　　第三，信息畅通状况。对于一个社区来讲，如果能正常接收到电视信号，则意味着这个社区能方便地了解外界信息，不再是封闭的社区，具备了一般的发展条件。在市场经济、信息化时代，获得信息的能力如同资本一样重要。电视可以开阔人们的眼界、更新人们的观念，促进社区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利于人们做出流动迁移的决定。另外，通了电视意味着社区通电，也意味着社区文化生活品质的提高。

第四，社区迁移（关系）网络。根据迁移网络理论，社区以前外出的劳动力及其所建立的社会关系对后来劳动力流动迁移的可能性产生重要影响。本社区外出的劳动力越多，所拥有的社会关系越广泛，劳动力继续流动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特别是在中国，向农民提供就业信息和服务的中介机构很少，潜在的外出劳动力主要是通过已经外出的本社区农民工了解城市就业需求，并寻求帮助。

第五，外出与制度变迁。制度作为社会群体的基本行为规范和管理准则，对微观和宏观行为主体构成约束。劳动力流动和迁移行为也是这样，也必须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并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运行。如果制度发生了变化，则决策和行为的动因与结果也会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的影响是普遍的、根本的和深远的。无论劳动力流动的个体决策还是家庭决策，甚至社区变量的影响，都是在一定制度背景下做出和发生影响的，如果制度发生了变化，流动迁移决策和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是从1978年土地制度变革开始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解放了生产力和劳动力，也为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1978年以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和转移很少，除土地制度的约束以外，还受制于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的变革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户籍制度的桎梏，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是没有解决户籍制度对户口迁移的限制，因此，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转移过程是有流动无迁移或迁移很少，后者也只是部分地区户籍管理松动的结果。但是制度变量又是最难度量的，很难找到能充分体现制度影响的合适的制度变量放入模型。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劳动力流动迁移模型没有包括制度变量的原因。

　　            　三、主要结论与建议

　总之，农民外出行为确实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农民个体来讲，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状况非常重要，劳动力外出行为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收入状况和财产状况决定了外出的动机，以及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对于家庭所在地的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从宏观来讲，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为农民外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后推动农民外出关键是抓住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的历史机遇，在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社区条件和改革二元结构等方面下功夫。笔者认为：

（1）加快改革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清除影响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制度性障碍，坚定不移地推动农民进城务工。改革的难点是剥离户口制度背后的城市偏向性的各种福利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和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要让农民工能平等地参与就业竞争，平等地享受劳动权利和劳动保险，消除城市就业歧视，降低农民工交易成本。

（2）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大对现有农村劳动力和农民工的培训力度，用十年的时间培养出一代有文化有技术的新人，这是今后新农村建设的核心内容。为此，要把目前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划出一部分投向教育和培训：一是加大对目前40岁以下（重点是25岁以下）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二是强制实行农村学龄儿童九年制义务免费教育，争取高中教育。

（3）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重点是实现“村村通”工程。目前90%以上的行政村都实现了通路、通电、通邮和通广播电视。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是实现自然村的“村村通”工程，保证每一户农民都能用上电和看到电视。

（4）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和规范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 一要重视和维护农民土地所有权，不得随意征用和侵占农民土地；二要稳定和维护农民土地经营权，不能随意调整和再分配，特别是对外出劳动力不能取消或随意收回土地经营权，消除劳动力外出的后顾之忧；三要积极探索和建立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机制，要鼓励土地流动和转包，特别是要鼓励那些有意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及家人放弃土地经营权并获得相应的补偿，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4）加强政府对农民的金融支持，建立和完善农村信贷和保险体系。增加农村投入，发展农村金融，改善农村市场流动性，是缓解和调控城乡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手段。不能再象九十年代那样，城市就业压力一大，就把农民工撵回家，而应尽可能地使用经济手段，调控劳动力市场。

（5）发展职业中介，规范迁移（关系）网络。政府要鼓励和支持民间职业中介的发展，加强对社区迁移网络的指导，加强管理，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农民工就业的成功率和稳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

作者单位：四川省平昌县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