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村民自治亦在乡村社会悄悄拉开帷幕。随着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的颁布，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加速，村民自治制度开始在农村落地生根并迅速铺展开来，农村村民民主权利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在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执行中，广大的农民也接受了社会政治化的洗礼，逐渐学习和运用相关法规维护和争取自己在村庄选举和治理中的合法权利。由于每个村民自身的能力以及各自拥有的资源不同，他们在村庄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实际中，普通村民由于本身能力和占有资源的缺乏，在很多情况下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更多时候是在乡村精英人物的“引领”下参与政治;相对于普通村民而言，乡村精英掌握着更多的资源，或者可以说他们更有能力去调动一些资源，因而在村民自治这一新的村治规则的学习和运用及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乡村精英总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尤其在村委会的换届选举过程中，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矛盾空前激化，这其中忙碌的更是精英的身影。在围绕着村庄公共权力进行的角逐中，主要是两派精英的斗争:“在朝”精英(以原任村干部为首)和“在野”精英。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他们的地位如何?选举过程中，他们是如何调动和运用相关资源进行博弈的?这一博弈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基于以上的思考，2005年秋，笔者走访了村委会换届中的湖北Z村，进行了为期三个星期的调查，在此将这一过程展现出来，并试着对以上的思考做出分析和讨论。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20世纪以来，乡村精英的地位、性质和作用一直是海内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以往的国内和国外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专家学者(包括一些社会学家)，就乡村精英这一群体做了许多研究，提出了一些概念、理论和见解，对乡村精英所处的历史和现实地位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作了积极的探究。

国内部分:

1)        关于农村政治精英的研究

这里的政治精英主要是指村干部，即是指以村支书、主任(村长)为首的，包括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等村政治组织成员在内的村一级干部。关于政治精英的研究，有“双轨政治”(费孝通，1947)，“士绅操纵”(孔飞力，1990)，“经纪体制”(杜赞奇，1995)，“皇权一士绅一小农”三层结构以及eJna.c的“庇护关系”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强调地方政治精英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认为他们是国家权力到达基层社会的媒介，起到缓冲国家权威的压力、保护地方民众地位的作用。王思斌曾用边际人模型来解释村干部处于乡干部(官系统)和村民(民系统)之间，当二者对他们的要求发生矛盾时，他们大多向民系统一方回归，导致他们在行使农村管理职能时出现不规范行为。北京大学的申静、陈静则认为村干部对村庄的控制和保护能力在减弱，只是村庄的“弱监护人”。唐晓腾从乡村社会的需求倾向和利益选择这一视角，研究了村干部的“角色冲突”。

2)关于农村经济精英的研究

本文论及的经济精英主要是指乡村企业家，他们也被称为“专业户”、“农民企业主”、“经济能人”等。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农民企业家，认为“农民企业家”具有受正规教育时间不长、但有较好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本身有传奇色彩，传统与现代结合，集权力、经济、社会精英于一身的特点;乡镇企业发展，农村社会变革为农民企业家提供生长土壤，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观念、集权观念和家庭观念对其有一定负面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李路路教授重点考察了私营企业家在体制内的人际关系(他称之为体制资本)对他们获取体制内的各种资源(如贷款、技术)的作用，指出那些拥有体制资本的私营企业家在发展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国庆则通过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发展变化来观察中国的社会变迁，认为私营企业主对上层建筑具有积极影响，并分析了其历史定位。

2)        关于农村社会精英的研究

陆学艺将农村社会精英界定为“那些在重大的民间活动场合充当组织指挥者的社区成员”，也叫“忙头”，意指“帮忙者的头”，主要从事文化礼仪活动(如撰写楹联、对联、主持婚礼的司仪等)。许多学者也曾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族现象的复兴及其宗族精英的活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早期学者大多对家族复兴持否定态度，认为宗族势力是当前农村社区生活中的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然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宗族活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特别指出了家族中的精英通常具备特殊的技能、有丰富的经历、抱负非凡、善于捕捉或制造有利的生活事件、有意识地聚集利用宗族力量、有目的地展开如合作、冲突、竞争等活动，并在扩张宗族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的利益，而宗族中普遍成员则投身于他们的宗族下以寻求保护。

这样就使得某些村落家族的生长呈现理性化的趋势，即“家族仪式性的消减与家族

事件性的加强”。

4)关于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乡村精英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乡村精英在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中的作用的研究。项辉、周威锋认为农村精英有着一般村民所没有的影响力，他们的出现与发展会挑战并改变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浙江大学郎友兴教授认为“经济精英”或者富有的村民利用国家所提供的制度如村民选举、村民代表会议进入权力层己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农村产生影响，实行村民自治和村民选举以来经济精英在村庄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与运作提出了一些挑战性的问题。中山大学郭正林教授认为，村民通过直接选举的制度渠道，有机会把他们心目中的经济能人推上村政舞台，并期待这些精英人物为他们谋求实际利益，卷入民主化的农村精英在村庄中取得了积极的治理绩效。贺雪峰用乡村精英作为划分中国农村社会类型的一个理想维度，杨善华对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和更替的机制做了一个框架分析。

5)关于精英流动理论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精英流动的考察表现了对农村发展的一种学术性的关怀。王汉生根据江苏、山东等地的实地研究资料，探讨了改革以来农村工业化进程如何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精英构成及精英关系的变动。王指出，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既存在精英的循环，也存在精英的再生①。宋时歌认为，精英循环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属于一个特殊时期的现象，产生这个特殊时期的原因是改革早期的干部权力向市场转换过程中一个短暂的延迟期而造成的干部权力真空，随着这个延迟期的结束，新兴的经济精英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干部群体，精英再生将成为主流。然而他的“干部权力转换延迟理论”的焦点更多地集中于精英本身，强调干部在改革早期无所建树的原因在于受自身在旧体制中既得利益包袱的影响而迟迟不肯迈出走向市场的第一步，从而导致改革早期市场中一段短暂的干部权力空白，这段空白的出现使得来自其它社会群体的成员得以脱颖而出②。宿胜军则探讨了农村社区精英角色转换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认为土改前、集体化时期和改革过程中社区精英的角色行为发生了村庄的“保护人”、国家政权的“代理人”和追求独立利益的“承包人”的转变，国家干预力度、市场化进程和社区整合程度，是导致精英角色特征变动的三个基本变量。

国外部分:

美国学者杜赞奇曾用经纪理论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前单一化的政治精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东欧和美国学者纷纷远足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各自构造了一些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与精英转换问题。关于中国乡村精英流动理论主要有两派:一是精英循环理论。该理论把社区内精英的更替看作是精英集团内部新陈代谢的过程，新精英的产生与旧精英的退出是这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政治干部为代表的旧精英存在的基础不断丧失(出现了实质性的向下流动)，而由于新的机会的出现，在原来的非精英群体中却形成了一批新的精英群体(如私营企业主)，东欧社会学家撒列尼((vInasezelnyi))和维克托·尼(victorNee)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二是精英再生产理论。精英再生论者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精英主体在改革前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只不过是由一种类型的精英(如政治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如经济精英)。持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学者简·奥伊(eJnaol)、林南(LinNna)和苏珊·雪克(SusnaShikr)等人。罗纳塔斯针对前二者的缺陷，提出“侵蚀”和“转型”两个基本概念，对社会主义市场转型阶段精英循环和再生现象给出新的解释。他认为，侵蚀是由关注自我利益的人为了个人利益而从下面发起的，而转型是由上层发起，以明确的创造市场经济为目的，通过决定性的立法行动来实现。精英再生理论用于侵蚀阶段，而精英循环用于转型阶段。

(三)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主要是探求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所以在理论基础上，笔者更多的是借鉴学者在政治学方面对于乡村精英的研究，其中主要的是借鉴学者对乡村精英与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理论。另外，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引入了博弈论的简单理论。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竞赛论，用于分析竞争的形势。在存在利益冲突的竞争及斗争中，竞争的结果不仅依赖于某个参与者的抉择、决策和机会，而且也依赖于竞争对手或其他参与者的抉择。由于竞争结果依赖于所有局中人的抉择，每个局中人都企图预测其他人的可能抉择，以确定自己的最佳对策。有竞争或对抗性质的行为成为博弈行为。在这类行为中，参加斗争或竞争的各方各自具有不同的目标或利益。为了达到各自的目标和利益，各方必须考虑对手的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并力图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或最为合理的方案。

出于本文的研究需要，笔者在这里不在于对博弈论理论本身提出问题和解释，而更大程度上是通过借用“博弈”这个名词和其简单的理论，对个案中乡村精英在选举中调动和运用资源进行描述和分析，从而引出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采用了两种基本方法。一是个案调查，通过对完整的个案的把握来透视乡村社会，主要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活动，并由此来探讨各精英在选举中所处的地位和由此造成的影响。个案研究是有关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它能够深入了解“社会事实”，获得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如果个案选择得当，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个案分析比较，即使得不到一般规律性的结论，也会获得对“社会事实”生动形象的认识。二是“过程/事件”和“关系/事件”相结合的分析法。“过程/事件”分析是把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通过对“事件”的展开，可以了解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通过对“过程”的分析可以了解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和社会背景。再辅之以事件发生过程的关系分析，可以把握人物互动所遵循的规则、互动的方式，并以此来透视人物行动中的文化、经济等因素的作用。个案调查与“过程/事件”和“关系/事件”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既可以获得生动的“社会事实”，又可以通过对“社会事实”的展开和剖析抽象出“社会事实”发生的内在机理，从而更好地探讨乡村精英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四)基本概念

1、精英与乡村精英

“精英”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来表示精美的、质量上乘的商品，而后演变为指代具有优势地位的某类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英”一词才开始在社会科学等领域出现，并通过帕雷托的社会精英理论广泛使用。

西方学者对精英的概念有过诸多定义，如帕累托从两个方面来界定“精英”:一是从个体在所属群体中的能力来说明，群体中的优秀分子才能成为精英;二是从权力和影响力的角度看，社会成员包括精英阶级和非精英阶级，其中拥有权力和广泛影响的才是精英。在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政权力量所及仅至县级，而乡村则由族长、乡绅和地方名流来进行治理，这些人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道德、威望及村庄传统的支持而取得精英权威。其权威的获得固然与国家统治阶级有一定的联系，但凭借其经济资源及道德、威望而得到乡民的认可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全志辉先生在《村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一文中对乡村精英所作的概念:“在小群体的交往实践中，那些比其他成员更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的权威性价值分配的人，就可称之为精英”。该文对精英的定义强调了其动员更多资源的能力，而不是指其拥有资源的多少。一个人可能没有多少个人资产，但是如果他可以调用超出其个人资产很多倍的资产，那么他就可能成为经济精英。一个精英所能调用的资源越多，那么，他的权威性越大，影响也越大，所产生的作用也就越大。全先生对“精英”的界定为研究农民中不同成员的特点、性质、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利于对农民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比较符合我国乡村的现实情况，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

相对于普通村民来说，乡村精英属于同一“类型”的角色，但乡村精英本身又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学者们以不同的标准对乡村精英进行了分类。如有学者将之划分为村庄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前者掌握村庄的正式权力资源，而后者掌握的是包括传统资源在内的其他资源;还有学者依据乡村精英发挥对村庄的影响力所依赖的优势资源或取得成功的领域，将其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宗族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更明确的描述和分析乡村各精英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依据拥有权力的形式和影响力的来源，将当前我国乡村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