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l月1日起废止。2005年12月31日，山东作为最后一批省份之一在全省取消了农业税。据史料记载，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开始征收的初税亩，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农业税，也是中国最早的税种，到2006年彻底废止农业税，整整2600年，至此在中国存在2600年历史的农业税将彻底成为历史。农业税的废止标志着中国这个几千年来传统农业大国，在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后“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已经到来。同时，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十一五规划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各级政府对农业和农村增加投入的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明显改善广大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由此吹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角。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对新农村建设做了具体的部署和指导:一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二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三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四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五是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六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七是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八是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八大任务成为“包村”干部指导农村工作的行动纲领，他们今后要围绕照着八大任务开展工作。2006年成为新农村建设真正的开局之年，新农村建设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

免除农业税和各项惠农政策为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党的政策好”成为广大农民的共识。新农村建设则为农民指明了方向，也带来了希望。为更好地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村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凸显，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民维权、农村稳定和发展、基层政权的巩固和村级工作运行等方面，都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仅依靠村级组织自身的力量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向农村选派指导员，全面建立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是乡镇机关党员干部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扎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有效载体;是转变作风，使机关党员干部直接服务农村和农民的有力抓手;是破解“三农”问题，保持农村稳定，加快农业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实现党委和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有效途径。

从上面的材料中，我们看到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经济已经走到“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国家开始向农村输入资源，而不再是过去的汲取。“直接针对农民负担问题的农村税费改革，开启了一个新的乡村关系时代”。同时，立足于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农村，并致力于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为了更好地开展农村工作，向农村派驻指导员，促进农村更快、更好的发展。新时期乡村关系的改变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的。“新公共管理者认为，政府应以顾客为导向。从而改变了传统管制型政府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政府的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把社会公众真正放在了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定位是服务职能，服务与管理、管制之间是辩证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不是只讲服务，不要管理，而是把服务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管理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是要将现代政府的服务理念贯穿渗透到政府经济管理的完整系统之中，最终落实和体现在政府经济管理的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的具体实践与行动上”。政府应该向农民提供服务，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新时期，政府向农民提供了哪些服务，农民对这些服务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一)新农村建设中关于“包村”干部的制度规定

“社会成员的需求的变化与制度运行环境的变化都会促进制度的变迁”。正是由于以上变化，乡镇政府对相关的“包村”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并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发各村。

1.选拔标准—能人为主专

农村工作指导员是受乡镇党委委派，指导、帮助、配合村级组织和村干部开展工作的乡镇机关及镇直部门党员干部。据镇委分管副书记介绍，农村工作指导员必须是党员，在日常工作中工作能力比较强，奉献精神比较突出的同志。同时对他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围绕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扎实工作，力争使所指导的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新的增长，乡村面貌有新的改观，干群关系有新的改善，农村各项事业有新的进步。“包村”干部在入村前还要由县里统一组织培训，培训结束后还要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不得入村成为指导员。

税改后的选拔标准与税改前有很大的不同，不再是选拔“狠”人，而是侧重于选拔能人。这次选人的第一标准必须是党员，还要具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同时要选拔愿意为农村干实事，干得了实事的人，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选拔能管得住村民的人，同时对于已被选中的“包村”干部还要进行培训，对于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不再任用。换句话说派往农村的指导员，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服务员，服务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服务于新型乡村关系。这打破了免税前长期选拔“包村”干部形成的历史惯性中的路径依赖。为新型乡村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前提。政府为农民提供服务的特征己经初步显现出来，但政府与农民的互动还有待改善。因为我们冷静地看到，这里的选拔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所谓“能人”也是由政府认定的。这样选拔出来的“包村”干部肯定与农民的需求还会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差距。农民还无法按照自己的需求向政府要求派驻适合于自身的“包村”干部来指导农村工作。

2.具体职责—-兼顾农民需求

村情民意调研。深入农村党员群众，了解和掌握农民生活状况和农村热点、难点问题，总结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记好《农村工作指导员民情日记》，及时向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农民群众的思想动态和村情民意。富民强村服务。将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实现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工作的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自身在乡镇机关及镇直部门工作的优势，广开门路，积极帮助所指导的村选好强村富民路子，组织开展好各种致富技能培训，引导村千部和农民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增强市场经济意识，加快发展意识和依靠科技致富意识，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群众致富本领，培植起集体增收新的增长点。

政策法规宣传。广泛深入宣传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涉及“三农”的法律法规，传达上级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会议精神，使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进一步提高。群众信访调解。协助抓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帮助化解矛盾和纠纷，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特别是信访较多的村，要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及时进行排查分析，对产生信访的原因，群众关注的焦点、疑点问题，要心中有数，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群众信访反映属实，属于村里解决的问题，督促、监督、协助村干部及时处理解决好，对反映村干部问题的及时向上级党委、政府汇报，协助上级有关部门妥善处理解决;对反映不属实的，做好答复和思想工作，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民主制度监督。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监督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项制度的执行，促进农村基层干部依法办事、按章办事，督促村“两委”任期目标承诺的落实。尤其要督促抓好村务公开、财务管理等制度的落实。

组织建设监督。扎实推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深化拓展农村党组织“五个好”创建活动，协助村党组织选拔培养好村级后备干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和发展工作，利用党员现代化远程教育设备，搞好党员、千部、群众的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精神文明推广。指导公民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搞好农村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和村容村貌建设，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使农民的精神状态、精神风貌有新变化。有条件的村，可指导办好以反映村内好人好事、村务动态、简要时事新闻等为主要内容的“村务信息”，可以简报也可以明白纸的形式，一月一期或两期，发放到户，使之起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目的。

从上面这些对驻村指导员的要求来看，村情民意调研、富民强村服务、政策法规宣传、群众信访调解、民主制度监督、组织建设监督、精神文明推广等七个方面的内容，它事实上是在农村全面落实党提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对农民主要不再是过去的汲取、压制，而是侧重于加强农村自身的全面建设。这些任务包含着一个共同的精神，政府力争更好的服务于农民，一切以农民为主。但是“包村”干部需要完成的这些工作还是来自于中央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迫于中央的压力，这些任务与农民真正的需求未必完全一致。这正说明“强政府”、“弱社会”的现状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但是向农村输入服务，就是为了更好的改变农村的现状，这已经在客观上实现了改善乡村关系的目的。

3.考核与奖惩—群众参与

农村工作指导员的考核采取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群众评议与组织评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档，考核结果存入党员干部的个人档案，作为评先树优、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年度考核内容包括本职工作和指导村工作两部分。本职工作按年度考核的正常程序进行，指导村的工作单独考核，实行百分量化，百分量化考核标准包括共性目标(60分)、个性目标(25分)、群众及组织评议(15分)、加分项目(10分)。其中共性目标及群众、组织评议评分标准，由县委组织部制定，个性目标依据所指导村实际情况及日常考核情况，由乡镇党委制定，个性目标依据所指导村实际情况跟日常考核相结合，对书面责令整改3次(含)以上的，直接确定为不合格。加分项目根据农村工作指导员的工作实绩由乡镇党委确定。百分量化考核成绩在90分(含)以上，定为优秀;60分(含)至90分，定为合格;60分以下，定为不合格。对农村工作指导员的组织评议由乡镇党政、人大班子成员及所指导村的“两委”成员进行评议;对农村工作指导员进行群众评议时，农村工作指导员首先向党员、干部、群众代表进行述职述廉，由村居代表对指导员进行满意度测评(分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个档次)，参加测评的人员数不少于30人，凡满意率低于60%或不满意率超过1/3，直接确定为不合格。

农村工作指导员的考核具体由乡镇党委组织实施，县委组织部进行指导并抽查，对组织不力，考核走过场的乡镇和工作人员将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对群众威信高、工作突出，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农村工作指导员，乡镇要进行表彰和奖励，作为培养和提拔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并从中推荐1/3受县委表彰，对群众不满意、工作表现差、工作绩效不明显的农村工作指导员，要给予批评教育，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予以撤换，并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通报。

从上面的考核奖惩办法我们看到，与税改前相比，不仅仅是考核办法更加细化规范，而是群众可以参与到对驻村指导员的考核中来。群众成为考核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对于“包村”干部的监督主体更加多样化。群众的参与，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善治的一种表现，这也促进了乡村关系向良胜互动的方向发展，乡村关系也因此趋向善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是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

(二)“包村”干部的工作受到群众认可

新的历史条件下，“包村”干部已由过去从农村汲取资源的“吸管”，变成一个向农村输送服务的“输送管”。他们输送的是信息、技术、政策等老百姓需要的内容。向农村派驻“包村”干部更加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农村的实际向农村派驻具有特定专长的干部。尽管这种转变还是刚刚开始，但它的意义与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1.“包村”干部帮致富

按照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二十字要求，发展生产具有重要的地位，只有真正实现了生产发展才能达到生活宽裕。大量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进步，如何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关心的问题，纷纷出台措施，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Z县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农村工作指导员制度。新时期的“包村”干部带领农民发展经济是他们的首要任务。这些新的“包村”干部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乡村关系，他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案例4:对大井头村“包村”干部李德勤的访谈:大井头村位于S乡东南部，全村人口1305人，党员42人，土地1500亩。该村长期以来以农业种植为主，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入村之后，我走访了2的多家农户，了解到农民也普遍认为单靠种植粮食，无法真正增加收入。我和村干部多次开会讨论，认为只有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才是确保农民增加收入的有效措施。为此，我和泰安农科院多次联系，邀请专家到该村进行实地考察和指导.根据专家意见，该村土质非常适合种植桃树和黄烟。这样我心里就有谱了，我又深入农家动员有种植经验的农户种植黄桃和黄烟，经过细致的动员工作，目前，村民新增黄桃面积500余亩，到收获之时年产量可达300万斤，可以增加收入180万.桃树周期比较长，为了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我和县烟草局联系，由他们派技术员入村对黄烟的种植和烘烤进行指导，并签订了收购仃单，由此调动了农民的种烟积极性，该村新增黄烟面积200余亩，年收入可达60万元。农业能消化的劳动力毕竟有限，我和县劳动局多次联系，帮助该村200多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大大增加了务工人员的劳动收入。目前，在群众中形成了“三三分流”状况，即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一部分人在家抓农业生产、一部分人外出经商。新的格局使农民收入逐渐增加，而村集体的状况却没有太大的改变，为此，我和村干部还大胆探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方式。今年上半年，筹资4万元资金，修复完善农田水利灌溉设施，然后又以承包的方式进行有偿使用，收取管理费，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案例5:对坡西村“包村”干部田宝霞的访谈:入村之后，我和村民广交朋友，与群众的隔阂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消除了。刚进村人家都叫我“田领导”，现在见面村民称呼“孩他姑，姐啦，妹啦”，和村民的关系也融洽了。通过深入调查，我发现有经济头脑、有致富技术的人不少，但他们主要是缺少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实现一定程度的规模生产，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很难抗拒市场的风险。因此我和村干部多次开会协商，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先后成立了运输、养殖、种植、经贸、果品加工五个致富互助组，还结合县妇联发起的“千名妇女结对帮扶”和“百万农家女争创致富户”活动，由致富带头人和致富女能手们向那些有致富愿望的村民无偿提供大量的致富信息、技术，为让群众更多地了解学习科学技术和市场信息，我细，公搜集农科类的报刊和报纸简报送给村民看，还协助镇科协，为群众搜集了十几套致富光盘，群众的经济意识大大提高，他们正互帮互助，共同致富。在一次和村民的聊天中，我了解到村里的养鸡专业户刘真花，养鸡技术很高，效益很好，想扩大养殖规模，却苦于没有资金时，我就主动到她家里，详细了解情况，又与她一起到信用社联系货款，为了办成这件事，我曾先后3次与她一起到镇里和信用社奔波，最终办成1.2万元的小额贴息货款，使她的养殖规模增大了一倍。如今，刘真花不光自己成了村里的致富女状元，还带动四户养鸡专业户。

任何个案都有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有时并不能完全代表历史的真实生态。为了获取更为详尽全面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又多次独立深入一些村庄和村民进行深度访谈。

问:你们村有上面下派的“包村”干部吗?

答:有。

问:你见过你们村的“包村”干部吗?

答:见过，但不经常见。

问:你知道他为你们村做了哪些工作吗?

答:不太清楚，听说经他介绍我们的一个村民从信用社借到了货款，其他的也没听说做过什么。

问:以前收费时的“包村”干部与现在的有什么区别?

答:区别可就大了，以前谁不怕他，来了根本不和你客气，村干部不好意思的事，他们好意思。现在他们不会找你的事，我刚说的那家借货款的，他随便问了一下他们的“包村”干部，还真给帮忙了。

问:你们想让“包村”干部为你们做些什么?

答:弄点项目，让我们都发点财就好了。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包村”干部都做了大量让村民满意的工作，每个“包村”干部的工作能力也有很大的差异，他们手中也未必都掌握能够为村民带来财富的丰富资源。我们不能期待着只靠一个“包村”干部就能很快改变我们农村的落后面貌，这是不现实的。但成绩也不容忽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变化，以“包村”干部为代表的乡镇政府过去从农民手中要东西，现在帮助农民致富，从“收”到“送”，其实反映的是主体意识的改变，从过去的以“官”为主到现在的以“民”为主。现在大部分“包村”干部认为自己己经尽力了。在农民的眼中，“包村”干部已经不同于往日，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工作。根据现在的驻村指导员反映:“工作更加好做了，与村民的关系也更加融洽，农民开始从心里把这些驻村指导员当成自己的人”。农民对“包村”干部少了讽刺、挖苦，多了关心、体贴，也开始逐渐理解“包村”干部。当前让农村真正富起来，仅仅依靠这些驻村指导员还是不够的，但他们做过的这些工作，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落实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乡村关系的改善。

2.文化下乡

乡风文明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基本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是一个生活文明，文化繁荣，能够让人们身心愉悦的场所。尽管我们的农民具有朴实、善良、勤劳、勇敢的优良品质，但由于农村长期封闭落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农村还存在着大量的陈规陋习和愚昧落后的现象，实现乡风文明，还要加强引导和教育。改变物质，有时需要首先从改变精神开始，实现乡风文明这一任务也在考验着“包村”干部。

案例6:对小南泉村“包村”干部吴小晓的访谈:通过深入调查走访，我了解到该村以打工为主，该村经济相对富裕，但留在村里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3861””部队，可以说在这个村妇女能顶大半边天，考虑到村里的这一实际情况，如何做好该村指导员工作?本人作为乡镇妇联主席，我决定结合妇联工作，从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入手，开展该村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我和村干部多次开会研究，以“美在农家”活动和“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为载体，动员广大家庭争创“十星级文明户”及“生态农家”等，在文明一条街粉不l〕以文明新风为主体的宣传标语100余幅，“人人都守法，口自村就是一朵花”，“不争家产争养老”，“勤劳致富，文明进步”，“贡献做在婆家，光荣送到娘家”等，在宣传栏张贴“平安家庭十劝歌、家庭守则、平安家庭十项标准”等，并把十劝歌、十项标准及家庭守则制成美丽的挂幅，悬挂到每个家庭。通过耳濡目染，村里的文明之风渐渐兴起。考虑到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能够自己参与的文化活动不多，我在县文化局多方争取支持，由县文化局和县酒厂共同赞助1万元，一在村里建起了文化大院，成立了巾帼文艺宣传队，在宣传党政策的同时，把喜闻乐见的节目送给群众。我认真贯彻镇委、镇政府要求的“四六十”工程，即签订了四项协议(养老敬老、矛盾纠纷调解协议、站岗巡逻协议、未婚青年晚婚晚育协议)，搞了六项评比(即十佳守法标兵户、十佳“美在农家”明星户、十佳敬老之星、十佳致富能手、十佳互助家庭、十佳计生模范家庭)，贯彻落实遵纪守法、养老敬老等十种风气，通过这些行之有效的活动，教育村民、引导村民树立起健康、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

笔者在和小南泉村村民聊天中，村民也说出了他们的忧虑和担心，以及关于“包村”干部想问而不敢问的种种困惑。

问:我们村这些文明评比的工作都落实了吗?

答:大部分落实了，但我觉得我们当前最需要的不是这些工作，我们最需要的是致富，你看我们村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几年都不回来，还不是为了钱。

问:你难道觉得这些文化活动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答:当然有意义，我们农民累了一天后，还不是想乐和乐和。我担心吴小晓走了之后，这些活动就没法开展了，人走茶凉。

农民的要求并不过分，农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政府刻意向农村输入时，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规范，往往难以持续。而且在社会力量比较弱的情况下，农村只能长期处于被动接受服务，这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依然是来自上级的恩赐，而不是农民与政府两个对等主体的平等交换，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一般来讲，“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基本上被确认为是一种‘强政府一弱社会’的模式，社会应当拥有的权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垄断”。政府权威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中一个层面是政府通过对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实现政府职能，有效地维护和增进国家公民的利益，国家公民对政府表现出来的能力产生信任感和依赖性，国家公民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基于能力的认同和遵从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府的能力和威望”。尽管村民自治已推行近二十年，但仍然没有改变我国“弱社会”的现实，来完成村庄建设，仅靠村民自治还是收效甚微，仍需要来自政府的强力推动。在构建新型乡村关系的博弈中，没有形成一个力量基本平衡的博弈双方，农民依然处于弱势地位，被动地接受服务，对自己真正需要的服务，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向政府提出合理化的要求。但政府职能的转变，已经为乡村关系的转型注入一股巨大的推力，服务的特征已经初步显现。

3，民主，为了谁

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胡锦涛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都彰显了我党“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从村民自治到新农村建设，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农民的权利和权益。如何能更好地使新农村建设的各项目标得到落实呢?实行民主管理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村民自治这一草根民主还十分脆弱，在广大农村落实民主管理依然任重道远。案例7:对元郭村“包村”干部张军的访谈:未下村之前，我就听说元郭村班子问题比较多，但镇里考虑到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决定派我到元郭村。我们都知道“村子富不富，关健看支部，支部强不强，关键在班长”，针对村班子尤其是支部书记思想不够解放，畏难发愁情绪较重，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致富本领不强的实际情况，我决定组织党员干部外出参观学习，通过外出学习，村干部开拓了视野，看到了差距，受到了很好的启发。同时通过深入了解，元郭村的支部书记林清义，不严格按程序办事，存在“家长制的现象”，大多数群众对他有较大意见，我通过和他多次谈心交流和一起学习教育，他转变较快，克服了“一言堂”现象，注意听取其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通过这次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支部书记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观念得以更新，带领群众增收致富的能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班子的向心力、凝聚力增强，为全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莫定了基础。该村还立足于传统种植蔬菜的优势，及时成立了由村两委牵头，种植大户和经纪人组成的蔬菜协会，协会统一提供良种、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销售，统一提供市场信息，不仅解决了农民卖菜难问题，还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对此干部群众赞同，领导认可，自己也感到了欣慰。

案例8:对艾曲村“包村”干部牛杰的访谈:艾曲村共有人口1724人，是s镇第二大行政村，也是出了名的“老大难”村。近年来，该村的各项工作基本上是处于被动应付局面，面对这种情况，该村的两委干部没信心，党员、群众也凉透了心。我入村之后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反映最强烈的是账务、财务混乱不公开的问题。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决，心充分利用秋后的农闲时节，与村两委一起请来了农经站的专业人员，召集老干部、老党员及村民代表参与，集中解决账务、财务混乱不公开等问题，通过2个月的清理，群众欠集体的都在限期内进行了归还，集体欠村民的全部进行了兑付，里找外找，归还内部往来及信用社76万，盘活集体资产18.5万，规范完善各种承包合同41分，并进行张榜公示。同时，解决了全村304户村民与集体的内部往来经济纠纷，让村民们彻底弄明白了村集体的家底子，心里明白了，千部清白了，原来的猜测和怀疑也清除了，气也顺了，对村两委的工作也积极配合支持了。为把村务、财务公开制度化，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和村委一班人按照村级规范化要求，实行村级重大事情“六步决策法”和“财务四步审计法”，健全党员议事会、村民代表议事会、民主理财小组、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四支队伍”，对村务，特别是财务实行全程公开，做到账目月月清。凡涉及到群众利益的事项，严格按照决策程序提交党员群众代表通过，然后再组织实施，从而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防止干部工作上决策的盲目性、随意性，努力实现民主管理的目标。

落实民主管理是推动农村工作的重要举措，村民又是如何来看待村级民主的呢?一个缺乏民主理念的村委会，很可能把好事变成坏事，梗阻乡村关系的良好沟通。针对村级民主问题，我和很多村民进行了交流。

问:你觉得你们村实现民主管理了吗?

答:没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知道。

问:对于这些不民主的事情你们怎么办?

答:我们也没办法，但现在上级政.府会管。听说已经处理过一些了。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解决村里存在的民主管理问题，依然靠的是来自上级的权威。“中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社会组织化程度低，体现现代民主理念的村民自治所需要的现代社会发育严重不足。分散的村民难以组织起来以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公共权力”。因此依托于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难以真正有效落实，加之中国长期以来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为此日益内生的民主理念与专制管理形成严重的碰撞，构成农村社会中新的矛盾共同体。免除农业税后，“包村”干部从农村收取税费这一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计划生育工作也逐渐纳入到法制化轨道，“包村”干部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到解决农村自身存在的问题中来，致力于发展农村社会的民主，依此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通过解决这些问题，为农村今后的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这一做法无论是来自政府发展民主的自觉行动还是来自于促进农村稳定的需要，都在客观上促进农村社会的民主进步，加快了农村民主建设，促进村庄民主生长。这与以前的做法相比，毕竟是迈进了一大步。正是由于村庄民主的发展，带来了民众更多的参与。由此我们看到政府努力的方向之一是解决农村中存在的问题，服务于农民的现实需要。

(三)服务—新形势下的乡村关系

“税费改革对基层财政方面的影响是表面化的，而由此产生的对原有乡村关系模式的影响则是实质性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按照现代政府理论，政权存在的理由和基础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对于乡镇政府而言，目前这方面的职能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伴随着农业税的免除，在农村的三提五统和各项收费也逐渐成为历史。农村税费改革为改造乡村关系提供了可能。如果说税费改革前乡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是以利益共同体的方式‘联手’提取农村资源，那么农村税费改革之后这种乡村联手的‘压力型体制+盈利型经纪’的体制性框架己经大为削弱，乡村利益共同体就有了被打破的希望，乡村两级可以以比较超脱的姿态涉入农村社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重构良险的、有利于为本社区农民提供所需要公共产品的乡村关系”。乡镇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再是来自农民的收费，而是来自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计划生育工作也从人们的不理解、不接受逐步走向自觉的遵守计划生育法，“包村”干部执行各项计划生育任务也由过去粗暴的工作方式向依法办事、依法行政过渡。正是由于以上两项工作的改变，由此引发乱收费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和武力解决计划生育造成的纠纷大幅度减少，并由此带来的民众上访也大大减少。农村的稳定状况得到很大的好转。金太军认为:“村委会的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意味着以‘命令一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区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这些新变量的引入，打破乡村关系间原有的构造，为塑造新型的乡村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通过另一个视角，我们也应该看到，毕竟社会的转型刚刚开始，政府与农民都面对着一个新的角色转变。长期形成的压力型架构和以管治为特征的乡村关系，对于实现政府的服务职能还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因素。很多政策是在中央的强力推动下进行的，各地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未必能够完整地推行下去，正如农民通常所埋怨的“经是好经，被下面的歪嘴和尚念邪了”。再就是因为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同，按照一个办法执行，效果未必明显，甚至会出现害农、坑农问题。农民的自主意识不强，自组织还不健全，没有能力直接向政府提出自己真正需要的服务。因此，乡村关系的转变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进步，但真正的服务还是有一定的限度。有时行动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理念的改变必然带来行动的改变，我们理应对一个新型的乡村关系充满期待。“现代政府接受人民的委托而行使国家管理权，是人民实现其权利的工具和代理人，其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谋福利”。潘恩指出:“政体应当永远被视为服务的问题，而不是权利的问题。”免除农业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为乡村关系的转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条件，政府与农民之间服务与被服务的新型关系已经在一些领域得到彰显。

乡镇政府作为最低一级政府和直接面对农民的政府，已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过渡.正是这一新转型带来了乡村关系的转变，从管治开始回归服务.服务成为新型乡村关系最鲜明标志和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