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户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解析

    (一)农村各阶层的生产资料普遍缺乏

    土地改革后，农村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翻了身，但由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广大农民家庭经济总体上还是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据抽样调查，土地改革结束时，鄂、湘、赣3省农民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如表5。

    土改结束后，农村经济几乎变成清一色的小农家庭经营，在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农村，土地是农家生命赖于生存和循环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整个农村经济与家庭生活的基础。人地矛盾一直是困扰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上表所示，土地改革结束时农户户均占有的土地仅在10亩左右，从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来看，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土改结束时湖北、湖南、江西各省农民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分别为2．53亩、1．94亩、2．58亩。①作为农家收入主要来源的耕地不足，必然导致农家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与恶化，整个家庭生活贫困化的程度就越高。同时，由于当时中国刚刚结束了百余年的战乱，农村的财产已经消耗殆尽，经营传统农业的生产资料，诸如牲畜、手工工具、肥料、种子也非常缺乏，如表5所示，生产耕畜和主要农具户均占有均不足一头(件)，生产工具极其缺乏和粗陋，大多数农户从事独立的家庭经营尚感困难。

    土改结束时，占农户60％左右的贫雇农阶层生产生活状况较其他阶层更差。根据上述3省的调查，1952年贫农、中农、富农3个阶层的人口规模分别为3．82人／户、4．77人／户、5．40人／户，由于土改是按照人口来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贫农阶层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在土改中所获生产资料必然就少。从人口负担(人／劳动力)来看，1952年贫农、中农、富农3个阶层的人口负担分别为1．95、1．85、1．99。②一方面贫农阶层由于人口规模较小，户均占有生产资料总数少；另一方面由于贫农阶层家庭单位劳动者负担的人口数量较多，在农业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贫农家庭收入的增长。土改后，有着历史传统的“插犋”、“换工”等互助形式，在党和各级政府的倡导下，很快发展起来，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贫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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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1954年全国农家收支调查资料》(1956年5月)，广东省档案馆，MA07-61-222。

②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中南区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统计资料》(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7。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生产技术极其落后，劳动生产力水平不高，有限的经济增长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物质需要。土改结束时在人均耕地过少，整个农业生产力水平无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给大多数农家生活形成压力，农村家庭特别是占农户总数近60％的贫雇农，仅凭农副业收入无法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需求，而要维持生存，便需要出雇、借贷或出卖生产资料解决。

    (二)农产品产量低下

    由于农业生产力极其低下，农产品亩均产量低。根据有关统计资料，将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制成表6。从表6可知，1954年中南区各省主要农作物的亩产量情况是：水稻亩产仅300斤左右，小麦的亩产在100斤上下波动，而大豆的亩产甚至不足百斤，玉米的产量一般还不到200斤，这不能不说是非常之低。由于农业生产主要靠投入密集的劳动力所取得的，这也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是极其低下的。如果将此时的农作物亩产量与现今做一比较，恐怕就更容易理解这一问题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低下再加上土地总量不充裕，人均耕地匮乏，导致农户收入水平低下。

    (三)天灾人祸的袭击

    在国民政府时期，各地江湖河堤长年失修，河底淤泥充塞，防汛组织、设备诸多废弛，国民政府军队溃逃时，又沿江挖壕，大肆破坏，堤身千孔百穿，支离破碎。建国初期，党和人民政府虽然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对大江、大河进行了整治，来抵御自然灾害，降低灾害的损失，但由于长期以来各种水利设施破坏严重，在短期内承灾、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低下的状况也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如1954年夏秋，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水灾造成大量房屋倒塌、基本设施破坏及人员伤亡，使社会运行受到严重影响。据湖北省的灾情资料显示，“全省因灾死亡31762人，死耕畜16056头，倒塌民房2205135间，浸湿和冲走粮食6935743斤。”“截至8月19日止，据49个县、2个市和1个省属农场统计，全省首载体第2223万亩，占全省总田亩的35％强，受灾人口10347000余人，占全省总人口39％强。”①

    在湖南，1954年9月9日中央生产救灾委员会湖南省工作组关于湖南省水灾视察报告指出：全省受灾面积达1313万亩，灾民680多万人，其中堤垸溃灾面积380多万亩，灾民160多万人，渍灾面积188万亩，被渍湖岔田68万亩，灾民近100万人，山洪灾面积607万亩，灾民351万人，受灾面积和人口均超过了水灾严重的1949年。由于灾害的发生，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增产任务的完成。省委估计，灾区将减产44．2亿斤粮食，另皮棉2552万斤，其中湖区减产35．2亿斤，山区9亿斤，因而在颇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省人民的经济生活。②

解放初期，中国经济落后，卫生状况差，医疗事业落后，人民健康水平低下，人口死亡率在30‰以上，婴儿死亡率高到200‰，产妇死亡率在150‰，平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左右。③而当时的卫生机构、设施基本上集中在城镇，广大农村地区则传染病流行猖獗，寄生虫病传播广泛，缺医少药。农户收入水平低下，加之解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缺失，往往引起农民因病而负债、致贫、返贫的现象。如湖北省孝感县太子乡贫农李传高，1952年手脚肿胀，为了治病卖房子两间，卖田1．45亩，还把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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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54年湖北省灾情统计资料》，《湖北省1954年防汛抗洪档案选编》，1998年编印，第373、226页。

    ②中央生产救灾委员会湖南省工作组关于湖南省水灾视察报告(1954年9月9日)，转引自刘大禹《试论1954年水灾和建国初期农村集体保障制度的关系——以1954年湖南水灾为例》，《船山学刊》2005年第4期。

③苏少之：《中国经济通史》(第10卷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2页。

的0．25头牛也卖了。①更重要的是患病期间劳动力不能劳动而影响生产，其损失无法计算。

    (四)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发展水平

在农户基本的生产工具普遍缺乏、自然灾害频发的条件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合作对于克服生产困难、战胜自然灾害，从而在提高劳动效率、农业产量乃至增加农户收入等方面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

据鄂、湘、赣3省10个乡的调查，1953年末组织起来的农民人均全年收入折合稻谷1183市斤，季节性互助组人均1329市斤，比未组织户高12．34％，常年互助组人均1455市斤，比未组织户高23％，比临时互助组高9％，农业生产合作社，人均收入1562市斤，比未组织农户高32％，比临时互助组高18％，比常年互助组高7％②。

如表7所示，在小型的互助合作组织中，通过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合作互助，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农户的缺乏种子、耕牛和农具等困难，而且组织起来计划分工，可以节省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从事农业的基本建设和进行副业生产，从而增加农户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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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湖北省12个典型乡调查报告》(1956年4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26。

②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中南区5省35个乡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总结》(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4。

三、农户收支对比分析

    (一)农户支出结构情况

    由于传统小农自给自足的特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难于绝然分开，因此，国家统计局l954年的农户收支调查对于农户支出结构中的农户耗用自产品支出的生产性支出和生活性支出没有区分，因此，也不便于我们利用此资料来观察农户的支出结构。但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对典型农户的调查，可以较为清晰地反映鄂、湘、赣3省农户的支出结构和变化情况，如表8。

如表8所示，首先，从总体上来看，农户的支出结构中，生活性支出占了绝大比重，生产性消费次之。其次，尽管表8反映土改后农户的支出结构变化不大，但1953年与1952年相比较，农户的生活性消费所占农户总的支出比重逐渐趋于减少，而生产性消费所占比重逐渐增大，这种变化情况在一般中农阶层表现得更为明显，说明一般中农阶层发展生产的思想顾虑少，迫切需要从生产中改善生活，投资生产的积极性较高。富农阶层生活性消费不降反升，说明富农阶层一方面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相对较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们在投资生产上不敢大胆，还存在很多顾虑。 

    另据湖北省咸宁县周严乡农户的货币支出结构的调查，在农户的生活资料支出方面，工业品提高得最快，以1948年为100，则1951年为165.85％，1952年为250.37％，其中以洋布需要最突出，1948年人均购买洋布1.67尺，1951年人均购买10.3尺；煤油消费1951年比1948年提高34.38％，1952年比1948年提高51.14％；1952年农民购买猪肉、麻油、洋布、煤油、香烟、盐、土布及胶靴等8项物品占农民生活资料开支的86.95％。1952年该乡农民生产性货币支出结构中，比重依次为，耕牛占44.01％、麻饼20.38％、犁11.46％、种子4.29％、耙3.44％、镰刀2.20％、水车1.77％、农船7.24％，共占农民生产资料开支的94.59％。①说明农民经过土改，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已开始具有购买较大农具的能力。

    (二)各阶层农户的收支状况

    农户家庭收支对比，即农户家庭经济剩余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收入高，收支有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否则，必然是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954年鄂、湘、赣3省农户收支情况如表9所示。

    从表9来看，1954年各阶层农户的收支相抵都有所盈余，其中富农阶层的盈余最多，而社员户的盈余最少。其原因除了富农阶层的生产条件相对较好，收入较高外，还因为，在上述调查中，社员户的收入只包括其由社分配到的收入和个体经营部分的收入，至于由社统一留用的管理费用、生产费用、公积金和由社统一缴纳的农业税等都没有包括进去。因此，与其他农户的收入不完全可比。根据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益分配调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全部收入，一般以60％分配给社员，40％留社公用(用作在生产投资、缴农业税及其他公共开支)，这样加上留社公用的部分在内，那么社员户的实际收入就可能更高一些，由此他们的盈余也要高出表9所反映的水平。综合表3与表9来看，各阶层农户的农副业收入均不能满足他们的全部支出，因此，农户除了经营正常的农副业之外，还得广开门路，以应付日常支出所需。

    另据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对鄂、湘、赣3省9个乡266户农户的典型调查，1952年农户人均的收支状况，如表10所示。各省典型调查各阶层农户的收支或多或少均有盈余，在此基础上，农民生活亦逐步改善，表现在生活资料的支出上，1953年较1952年有了增长，如湖北调查农户在实际购买力中，生活支出部分平均增加16．64％，江西人均增长7．78％。②但是这种农业剩余是建立在农民极力压低食物消费的基础之上的。据研究，民国时期，按粮食消费量计算，男女老幼平均每口需原粮1000市斤。③与民国时期相比，建国初期农民的消费结构变化不大，所需粮食消费量基本相同。若以人均消费原粮1000市斤为标准，则上述调查农户均会出现亏欠情形，因此，当时农户的盈余是一种“勒紧裤带”的盈余。同时，这种盈余也是一种不稳定的结余，不是建立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若农民稍不精打细算，或偶遇天灾人祸，很容易出现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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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咸宁县委调研组：《咸宁县第一区周严乡农村经济调查》(1953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SZl8-1-47。

②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村工作部：《中南区5省35个乡1953年农村经济调查总结》(1954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14。

③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又据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对该省9个乡3620农户的调查，1953年余粮农户占总户数的55．25％，不余不缺户占6．22％，缺粮户占38．54％，人均缺粮296市斤；1954年余粮农户占总户数的58．54％，不余不缺农户占4．76％，缺粮农户占36．70％，人均缺粮226市斤；而该调查中各阶层农户人均口粮消费也仅在500斤(稻谷)左右。①再如据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1954年部分贫农，由于生产中的困难得不到适当解决，破产下降的情况仍很严重。如麻城县四山乡，孝感县太子乡、大陈乡，恩施县滴水乡和谷城县付湾乡等5个乡，有64户贫农破产，占5个乡现有贫农总户数的18．2％，他们出卖土地19．82亩，典出土地27．9亩，两者共占他们原有土地总数的1．14％，出卖耕畜6．21头，农具40件，房屋21．5间，中型家具119件，衣服152件。②

由于各地地理环境的千差万别，农户间的生产生活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如在湖北，山区与丘陵区和滨湖区相较，农户所占耕地面积较少，生产条件也相对较差，山区群众收入少，生活水平低，一般均较其他地区低50％左右。根据1951年湖北恩施板桥乡的调查，平均每人常年农产收入只有189斤包谷，常年缺粮184天；高山区情况更为贫苦，恩施、陨阳高山地区，贫雇农普遍穿不上衣服，即使冬天男女老幼也是衣不遮体，靠烤火取暖，长期不能出门生产，终年吃不饱，油盐更是吃不到，遇有灾荒，以吃代食品为主，甚至有吃观音土的，可以说山区群众终年在死亡线上挣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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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省委调查组：《关于全省(9个典型乡)经济调查综合表》(1956年)，江西省档案馆，X006-2-13。

②中共湖北省委农村工作部：《湖北省12个典型乡调查报告》(1956年4月)，湖北省档案馆，SZ-J-526。

③湖北省民政厅：《湖北省历年来的救灾工作和今后意见》(1953年)，湖北省档案馆，SZ67-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