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借助高阳农村纺织业的变迁历史，探讨在农村工业化的演变进程中，农民家庭经营发生了怎样的变与不变。农民家庭经营的核心目标是实现家庭总收入的最大化，这一目标取向影响到了家庭经营的内部机制和成本计算。技术进步是农户经济能够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关键。分工与专业化是农户能够应对市场竞争的重要原因，在长期发展中，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工厂的分工与合作，使农户能够克服自身规模不经济的缺陷。

关键词：农户经济行为  传统  现代  案例研究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参与农村工业化的农户的经济行为变迁。农户是中国农村的核心经济组织，以往对农户的研究，常常集中于农业经济的范畴①，而对农村工业化的研究，又多集中于宏观层面，至于农村工业化的微观基础——农户，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作者认为，无论是农业还是农村工业，都只是中国农村经济变迁中的一个层面，仅就某一个层面来考察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都是不完全的。由于农村工业化明显反映了中国农村经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农村工业化又同时影响到农业和非农产业，所以从农村工业化的角度考察农户经济行为，对于了解农民家庭经济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具有一定意义。

    作为中国农村工业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河北省高阳县的农村纺织业因为其长期连续性，而具有特别的研究价值②。农户作为最主要的生产组织基础，是高阳纺织业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相悖，也与同样强调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原理不合。马克思认为，农民家庭手工业是比较原始的生产组织形态，将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被更先进的生产方式(工厂)取代③。严中平对中国棉纺织业历史的开创性研究，使用了马克思的理论分析，尽管硕果累累，但却内含有认知上的矛盾：严氏一方面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后，农民家庭棉纺织业之脱离家庭以及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落将不可避免；但另一方面，严氏又客观地指出了手工棉纺织业因为其内在变革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状况④。新制度经济学主要分支之一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家庭手工业演变为分包制进而演变为纵向一体化的工厂制，符合效率原则，体现了把交易成本内部化的努力⑤。但是在由家庭手工业演变为分包制以后，工厂制并没有成为高阳纺织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如果承认企业组织演进遵循的是交易成本最小原则，那么就有这样的理解：高阳纺织业中农户间的市场交易带来的成本减小量，要大于将交易内部化(工厂制)带来的成本减小量。

从中国农村工业的历史渊源出发，是探究高阳纺织业“悖论”的主要思路，而其中的关键，则是中国的资源禀赋特征以及受此影响的农户经济行为或经营形式。⑥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农户经营形式并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重构。本文结合高阳纺织业的变迁，来阐释农户经济机制，并剖析农户经营形式的重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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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史清华《农户经济增长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

②赵志龙：《高阳纺织业的变迁轨迹：1880—200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9—553页。

④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⑤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⑥关于中国国情及其经济发展特征的分析，可参见林刚的研究，《关于斯密动力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一、农户经济的内部机制

    土地、家庭成员、口传身授的生产技艺等生产要素，是农户生产经营活动的主要资源基础。而农户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这是农户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不同。对于后者，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目标，决定企业生产要素投入的法则是边际产出等于边际成本。对于前者，家庭总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取向，导致家庭生产要素投入的法则是边际产出等于家庭维生费用。

    家庭总收入最大化原则对农户经营机制的影响，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第一是兼业经营；第二是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

    1．兼业经营及其变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3年对高阳织布区的调查，抽样了382家织户，其中344家织户的年终结算有盈余。平均计算这344家织户的净收入，农业、织布、其他副业三项分别贡献了18．3％、78．9％和2．8％①。纺织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家庭货币收入最主要的来源。

    在吴知的相关统计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部分农户在织布以外，还会经营“副业及其他工艺”(在吴知的研究中，织布并没有被纳入“副业”，但是根据现代的看法，农户的织布生产是副业)。那么，是怎样的农户在从事除织布以外的副业生产?可以发现，这类农户(320户，占344户的93％)全部分布在年净收入400元以下的群体中，同时，这一群体中绝大部分农户农业净收入的绝对值，也普遍是低于400元以上收入组中的农户。总结这一现象，可以认为，农户的收入越低，其从事兼业生产的动力就越强。

农户兼业经营的主要方式，是家庭劳动力的多重使用。被调查的382家织户共计有2470人，其中“有工作能力”的人数为2009人。对这2009人的工作状况统计显示，仅有8．3％(166人)专事农业，另有23．6％(475人)专事纺织，而绝大部分的劳动力都是同时从事至少两项以上的工作，比如兼营农业和织布，兼营络线和作豆腐，或兼营农业、贩布和浆线等，这部分人占工作人口的61．1％(1227人)。

对于以农为本的中国传统农村，耕地面积是影响农民家庭收入的一个主要变量，由于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问题是一种常态，所以农民在农业之外从事其他生产，是正常不过的事情，这正是“副业不副”的道理所在。农民家庭生存需求的满足，必须同时依靠农业和“副业”。所以，虽然农业的货币贡献可能低于“副业”，但是农户一般不会放弃农业生产。

传统社会农户的兼业经营特征，既是最大化家庭总收入的要求，同时也是保障家庭经济安全的反映。在传统社会中，对家庭生存安全的保障，仍然需要家庭自己来完成，所以家庭必须紧紧抓住农业生产，即使会因此影响其他生产经营的收益。但是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工业演变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农户经营由“兼业”向“专业”的转变，在从事非农生产经营后，大量农家忽视甚至放弃了农业生产。农业对很多农民家庭经济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这正是费孝通在江村观察到的现象，②也是今日高阳农村的现实状况。农业在农户经济中的日渐式微，是农业相对货币收入大幅下降的结果，但同时也反映出家庭生存安全保障(例如防范超出家庭预期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主体，已经由个体家庭转变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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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6页。

②对于费孝通农村工业化思想的分析，参见赵志龙《费孝通的农村工业化思想》，《宁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2．家庭劳动分工。“人能尽其用”，是农民家庭劳动配置的主要原则，这一点在纺织生产上有比较明显的体现。用机制纱代替手纺纱以后，织布过程主要包括浆线、整经、络线和织布等几个环节，其中以络线的劳动强度和技术难度最低，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操作，而织布的劳动强度和技术难度较大，适合青壮年操作，所以，农民家庭往往是全家齐上阵从事织布生产。对475个专事纺织劳动人口的性别统计显示，织布者(操作织机)的男女性别比为2．75：1，而络线者的男女性别比为1：4．75。

农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不仅遵循劳动能力强弱的原则，同时也符合劳动价值高低的标准。例如，在纺织各环节的价值构成里，纺线和络线的报酬最低，整经的报酬又高于织布。所以，在传统时代，纺线和络线通常都由老人、妇女和儿童来进行，显然，妇孺的劳动机会成本是比较低的。我们在高阳县杨家屯村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现象。该村的ZY户，一家4口，有两个在上小学的孩子。ZY户既从事农业、又经营织布，其家庭劳动配置情况是，妻子在家主持生产和家务，并雇了1个人(挡车工)操作织机，丈夫因为整经技术好，绝大部分时间不在家里从事生产，而是做了另一家织户的整经工人。由于整经的工资收入是挡车工收入的2～3倍，所以这种“雇佣一被雇佣”的家庭劳动配置形式，更容易增加家庭总收入。

二、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

“干与不干，总要吃饭”，这句话精到地表达了家庭劳动力投入的核心原则，即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家庭劳动力的投入是不计成本的。任何一单位边际家庭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的投入，尽管只能带来微小的边际产出增加，但对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却有较高的边际效用。正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家庭经济往往表现出比资本主义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因为家庭产品的市场价格更低。

以下，对高阳布业中的布线庄(包买商)和“织手工”(为布线庄加工布匹)织户的经营成本进行对比分析。按照计算家庭劳动投入报酬的原则，吴知把织户的生产成本分拆为人工费和材料费①，织户织造1匹8．5斤规格白布的平均生产成本构成如下：

织手工生产成本＝人工费＋材料费＝0．967＋0．113＝1．08元，人工费占织户生产成本的89．5％。

织手工织户在领取原料、织成布匹并把布匹交回到布线庄以后，要支取加工费，理论上讲，加工费包括织户的生产成本和利润。那么，布线庄付给织户的加工费是多少呢?在布线庄的成本构成里，8．5斤规格白布的平均工价是0．8元②。问题正在于此。权衡1．08元的生产成本和0．8元的加工费，织户明显是要吃亏的。但另一个实际状况是，在高阳布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织户选择了织手工生产，这说明织手工形式对织户仍然是“有利”的。

    理解这一矛盾现象的关键在于，吴知对织户的人工费用的计算，参照了市场工资的标准，虽然在数值上无误，但在实践上行不通。因为家庭不会给自家的劳动力付工资(同样，家庭也不会解雇自家的剩余劳动力)。去除人工费用并重新计算织手工织户的生产成本，结果为0．113元，这样来看，织户从事织手工生产仍然是有盈余的。③

1．08元和0．113元的生产成本比对，虽然因为比对标准不同，而影响到对织户是否赢利的判断，但个中“血汗”劳作的特质，却表露无遗。这同时说明一个根本问题：过剩劳动力是存在于中国农村经济中的一个长期现象，而在传统时代，农民非农就业的途径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即便如高阳已经滋长起了相当广泛的农村工业，但是农村工业对农村发展的提升程度仍然比较有限，因为农民劳动的机会成本仍然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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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87页。

    ②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180—181页。

③感谢林刚研究员提醒作者注意这一成本核算上的差别。

农民劳动的低机会成本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发生改变。今日的高阳农村，织户在计算自己的经营是否合算时，已经开始参考市场工资。由于激烈的价格竞争，现今高阳织户的单位利润，已经远低于1990年底初中期。1996年以前1条毛巾能净赚0．5—0．6元，但现在1条毛巾的利润已降至0．1元以下。很多中小织户坚持经营的原因，除了“给自己打工”的心理满足感外，还因为纺织生产仍然有利可图，而一旦家庭纺织生产的净收入低于家庭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工资收入，在家庭外就业就会成为织户的替代选择。尽管如此，有一点仍然没有改变：家庭纺织品的成本核算中，仍然不会计入家庭成员的劳动成本。

三、家庭经营中的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农民家庭经营中的一个长期现象，其对于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工业生产的家庭化——一个工业技术(或生产工具)与家庭生产单位相适应的过程。

    在中国棉纺织技术变迁史中，工业生产家庭化有明显地表现。早期手工棉纺织生产的工艺是比较复杂的，从籽棉成为棉布，要经历许多环节(图1)，主要包括纺纱、准备经纬线(整经、络纬)、织布三大步骤(以虚线连接织布与印染环节，表示印染未必由农家完成)，每一步骤下尚有诸多生产环节，各个环节需要使用不同的生产工具。例如轧花的轧车，弹花的弹弓，纺纱的纺车，络线的络车，整经的整经机，织布的织布机等等。这些纺织工具经历了长久的演变，到了19世纪晚期，它们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适合单人操作，并且各个生产环节都可以独立完成，彼此间不存在相互依赖。

棉纺织生产的家庭化显然与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特点有关。家庭内的劳动力有限，所以不可能进行斯密式的分工生产；家庭劳动成员需要兼业生产以最大化家庭总收入并保障家庭的经济安全(或生存安全)，所以工副业生产必须能随时中断以适应农业的生产节奏。虽然如此，工业生产的家庭化却未必符合效率原则。据赵冈等的研究①，在中国传统棉纺织工业史上，其实出现过生产率更高的纺织工具，如轧花的搅车和纺纱的多锭纺纱机，但是这些工具要求多人协作，所以最终没有流行起来。

早期手工棉纺织生产相当耗时耗力。根据徐新吾的研究②，用木制投梭机(传统织机)织造1匹土布，前后共需要6个劳动日(12小时／劳动日)，时间分配的大体状况是，纺纱4日，准备经纬线1日，织布1日。仅纺纱一个环节，就耗费了单位织布时间的2／3。中国民间纺纱通用的是手摇单锭纺车，一次只能纺1个纱锭。联系英国棉纺织业历史就可以发现，促使英国棉纺织工业革命发生的关键事件正是纺纱环节的变革——发明了能同时纺多锭纱的吉妮纺纱机。此外，早期中国民间织布使用木制投梭机，完全凭借人力与技巧，完成经、纬交织。然而麻烦的是，完成一次经纬交织有6个动作，可是木制投梭机不能连贯完成这6个动作，所以织布过程会有频繁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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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赵冈、陈钟毅：《中国棉业史》，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81—101页。

②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高阳纺织业中的革命性变化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用机制纱(机纱)代替了手纺纱(土纱)；第二，用铁轮机(又叫铁木机，其主要传动部件为铁制，配以木制机架，原产自日本，系高阳人从天津引进并改造)代替了木制投梭机。这两项变革对产品供给的影响，首先是彻底改变了手织棉布的品质，农民家庭的手工产品已经可以与进口货(当时叫“宽面洋布”)相媲美。其次是大大提高了布匹产量。在使用手纺纱和投梭机的时代，以织户每年生产300个劳动13粗略估计，织户1台织机1年最多能织50匹布，但由于各种原因(例如，织户每天的平均生产时间不可能达到l2小时)，织户一般不能实现如此高的产量水平。在使用了机纱和铁轮机以后，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相当明显的——仅使用机纱一项，就可以节约单位生产时间的2／3。

    整个20世纪，高阳纺织业中屡屡发生着引进、改造和创新。例如，1920年代初期，引进提花机和浆蔗法，通过发展蔴布(人造丝布)生产，促发了高阳纺织业的“第二次高潮”；1970年代末，改造传统铁轮机，用铁制机架代替了原有的木架，并在铁轮机上安装马达，用电力驱动代替了人力驱动；1980年代，用自动织机取代了铁轮机，自动织机需要配备络纬机，经过长期试验，高阳农民在自动织机上安装了自动卷纬的小零件，这不仅节约了设备投资，而且节省了劳动力投入。

高阳农民家庭经营中长期的技术进步，使我们认识到，农民家庭经营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而是充斥着创新和进取的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农民家庭经营可以产生出源源不断的新动力，从而与国家的现代化同步，这就意味着，农户经济组织是可以与生产力发展的更高水平相适应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技术进步并不能完全在农户内部实现。导致高阳纺织业发生初始革命性变化的两大因素，机纱和铁轮机，全部是引进和模仿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两大因素的作用，高阳是否会与中国北方其他普通的农业村庄相异，将是一个疑问。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多锭纺纱机等生产率更高的工具没有流行起来的事实，说明农民家庭经营与能够促使其现代化的技术进步之间有可能是矛盾的，农民虽然有对技术的需求，但其自身却不能把这种需求转变为现实，甚至于，家庭经营还可能阻碍对其有益的技术进步，这不能不说是农户经济的一大缺陷。这种缺陷的形成当然与农民家庭经营的特质有关——特别地，农民家庭经营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形成，所以，像多锭纺纱机这类有明显规模经济要求的发明，就不可能在农户内部产生。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以规模经济为取向的对农民家庭经济的改造是可行的，因为农户这一经济组织的长期存在决定于中国农村的资源禀赋状况。相反，如何立足于农户经济的基础，谋求农村产业技术供给环境和制度的改变，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四、分工与专业化

    高阳农村纺织业生产中的分工与专业化，主要不是斯密笔下制针工厂所代表的的企业内的分工形态，而主要是农户与工厂、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基于市场交易(商品契约)的分工与合作，它表现为一个产品制造的各个环节逐渐被市场分解的过程，这一现象可以被称为集群——特定产业中关联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①

20世纪前期和后期高阳纺织业集群的变迁历程中，纺织生产被市场分解的程度有所不同。20世纪前期的纺织业集群，主要表现为农户和工厂之间的分工，具体讲，是织、染环节的分工，布匹由农户织造，经由印染工厂完成印染，集市则是联结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的桥梁(图2)。织户在集市上销售布匹，并买(领)回纱线和其他原材料，而布线庄等布匹营销机构也是通过集市经营纱、布贸易。这一体系内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执高阳纺织业牛耳的布线庄、织布的织户和负责布匹后期整理的印染厂。1930年代初期，高阳计有布线庄60余家、染线厂30家、机器轧光厂12家、杂色染坊(主营染布)21家、踹坊10多家，机染工厂14家，而布线庄尚在全国各地有130余家分号，这些数量不同、业务各异的企业，完成了对高阳织布区5万余织户、近3万台织机的组织，实现了数百万匹的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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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Michael E．Porter，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Harvard Business Review，November-December，1998，77—90．

    20世纪后期的纺织业集群，除了农户和印染工厂之间的分工外，还包括农户与农户间的分工，后者是指织造的具体环节被不同的农户分解，农户家庭生产因其不同的生产内容，而表现出明显的专业化过程(图3)。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三巾”(枕巾、毛巾、浴巾)渐渐成为高阳纺织业的主打产品，同时，与织布相比，农户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前期，织户可以独立完成布匹的织造(不包括印染)，现今，没有哪一家可以独立完成一条毛巾的生产，从前期生产的纱线准备环节“合股”，到生产后期的机器维护“扫鸡毛”(清除机器上的棉絮)，织户通常只完成整经和织造，而把其他生产环节外包给不同的劳动者(穿综、扫鸡毛)、农户(合股、割绒、缝边、绣花、商标)或工厂(印染)完成。20世纪前期名为“撒机制”的分包制(包买制)生产中，主要的包买主(manufacturers)是布线庄等商号，而现今的产业集群里，包买主变为集自主生产和自主销售于一身的织户。织户能够自主产销的关键，是本地专业批发市场的建立，这类市场有效解决了“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当然，集群造成的区域在单类产品生产上的强势竞争力，也是专业市场能够有效沟通供给与需求的重要原因。

对于20世纪后期高阳农村纺织业中的分工与专业化，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为什么纺织生产演变的结果仍然是通过市场组织生产，而不是一体化企业?因为一体化企业正是英国棉纺织业历史的主导趋势。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考虑纺织业通过市场组织生产的问题。第一，技术因素。对于纺织业这一行业，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提出的队生产(team production)论曾有过如下讨论：该行业起初实行分包制生产，但随着中央动力源的应用，织工以队生产方式利用中央动力源就更为经济。①这种判断——强调技术的不可分特点，和传统历史学派的观点如出一辙。显然，中央动力源(蒸汽动力)已不再是纺织业的阻碍。但是，技术不可分性的问题仍然存在，这主要指印染工艺，但是对于其他环节，生产在技术上是可分的。第二，信誉机制。威廉姆森强调要从合约而不是生产函数(选择)角度来考察经济组织，由此提出企业是一种治理结构的观点。②交易方的投机问题是治理的核心。但集群首先是一个区域现象，是一个发生在熟人社会中的经济行为。重复交易形成的长期联系，大量企业集聚形成的充分竞争，都有利于建立互信，遏止投机。第三，市场时效。三巾产品有很强的时效性，这就要求生产者对市场的快速变化做出反应，因此，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是一个基本特点，如果通过纵向一体化形式生产，企业的组织成本可能会超过企业的产出收益。第四，外部经济。大量小企业的存在，反过来又支持了一个为小企业的特殊需求服务的专业化市场的存在，这就降低了小企业的交易成本。第五，农户经济的强韧性。正如本文多次强调的，农户在长期中都是中国农村配置资源、保障就业的一个基本单位，所以，农户的经济行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方向。

五、结  论

    本文借助高阳农村家庭纺织业这一个案，试图联结历史与现实，分析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户经济行为的长期演变问题。本文立论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农户经济组织的长期存在，决定于中国农村的资源禀赋和中国的国情，后两者主要指过剩人口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在缓解过剩人口问题上的有限性等等，目前已有不少论著关注到了这些问题。本文并没有过多讨论这一前提条件，但这一条件的成立应该是勿庸置疑的，对此最有力地说明在于，目前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正是要立足于农村自身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来解决农村的欠发展问题，这与以往单纯强调城市化的思路，形成了鲜明对照。

本文认为，从长期过程来看，农户经济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重构。农户经济的重构规则，是利用各种可能条件，实现家庭经营的存续与发展，这也反映了农户经济的灵活性和强韧性。农民家庭经营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家庭总收入的最大化，这是家庭与“利润最大化”企业的一个根本不同。

农户经济的动态重构特征，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说明：

1．在非农就业机会相当有限的条件下，农户会普遍从事兼业经营；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农民劳动机会成本的提高，如果农业的货币收入相对大幅下降，农户会放弃农业并专事非农生产。

2．农民家庭经营会充分利用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对于家庭成员劳动的配置，不仅遵循劳动能力强弱的原则，也会参照劳动价值高低的标准。所以，家庭经营中可能会出现“雇佣一被雇佣”的型式，即家庭会雇佣劳动力从事生产，而家庭个别成员同时会外出打工。

    3．农民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中不会计入自家劳动力投入的成本。不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自家劳动成本的评价又有不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农户会以低于市场工资的水平投入劳动力；在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农户会参照市场工资来决定是否投入家庭劳动力。

4．技术进步是农民家庭经营中的一个长期现象，也是农民家庭经营的必然要求。农民会模仿、改进、创新各种可能技术，以谋求家庭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家庭经营的缺陷，一些具有规模经济要求的技术进步，却不可能在农户内部产生。因此，现阶段有必要改进农村产业技术供给的制度环境。

5．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工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是解决农民家庭经营中规模经济不足的有效途径。借助于集群形成的区域竞争力，以及区域内的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农户经济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且农户这一传统经济组织完全可以实现与国家现代化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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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Armen A．Alchian，Harold 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2， No．5，1972，PP．777—795．

②Oliver E．Williamson，The Theory of the Firm as Governance Structure：From Choice to Contract，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6，No．3，2002，PP．171—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