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代；东北流民；社会结构；变迁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1—0126—03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吉教科文合字2006045)。

作者简介：范立君(1970—)，男，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东北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谭玉秀(1975—)，女，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人口移动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关内流民大量涌人东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对东北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而，东北流民问题历来是人口史、社会经济史领域一个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①

一、流民迁入与东北边疆的巩固

    19世纪中叶以后，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在东北互相角逐，致使东北边防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在边疆危机和内地人口压力的刺激下，清政府和以后的民国政府相继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到“九一八”事变前，东北人口已达3000万。随着流民的大量到来，新的行政设置成批出现。这些行政建置的设立，固然是为了加强对流民的控制，征收赋税，但在客观上却增强了国家的控制力和政治上的统一，这对于巩固边疆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②而且，日益众多的流民也填补了边疆特别是边境的许多空白地带，从而改变了过去土旷人稀、有边无防的状况。

正是由于汉族人口的大量增加，才挫败了沙皇俄国想通过移民的办法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沙俄陆军大臣克罗巴特金不得不承认：“我国最惧者，为中国之移民于蒙古北境盖沿西伯利亚之国境，去平和而稀薄之游牧民，而代之以反俄之中国人，实为危险。”③至于流民以血肉之躯直接投身于抵抗俄、日侵略的卫国之战，也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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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关于进入东北地区的关内人口究竟是“流民”还是“移民”，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根据研究上的需要，有的称为“流民”，有的则称为“移民”。本文认为，流民属于“移民”的范畴，人口学中有所谓“自发移民”，就是指流良。

②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2《建置》，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③王慕宁：《东三省之实况》，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第24页。

二、流民促进了东北土地开发及农业的近代转变

    1．土地开发与东北农村经济关系的变化

    清末开禁放荒之前，东北地区的土地所有形式大致可分为官地、一般旗地和民地三种。官地包括官庄和官荒，是清廷及皇室贵族所直领之地；一般旗地则为八旗官兵占有；民地是指普通汉族地主和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在这三种土地占有形式中，官地、旗地为国家所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民地在清初只占极小的比例。①这样，东北土地几乎全部为清朝封建政府和贵族垄断，形成了僵化的封建土地国有制，②不仅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丧失了活力，远远落后于中国东南沿海及内地，而且使资本主义因素很难萌发和成长，成为农业近代化的最大障碍。

    19世纪中叶以后，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放松封禁政策，逐渐对东北实行了土地开放政策，掀起了土地开发的浪潮。在民人私垦及官府放荒过程中，官地及一般旗地开始向民地转化。于是，清政府被迫下令丈放部分官庄，并在奉、吉、黑三省陆续取缔“旗民交产”禁令，将一般旗地升科纳赋，但清廷仍然维持着对部分官庄、旗地的所有权。因此，直至辛亥革命前，封建国有土地在东北仍占据统治地位。据调查，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旗地合官兵随缺伍田及庄园牧厂等计之，考其总数，几占全省田额之半，皆官有产也”。③开发较晚的吉林、黑龙江等地，还有大量旗地、屯田、禁山围场、牧场等官地和无人问津的荒地，这就限制和阻碍了东北农业的发展。清朝灭亡后，随着清室及八旗王公贵族政治权力的丧失，他们对土地的占有权也随之消亡。民国成立后，开始大规模丈放官庄旗地，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官庄旗地基本被丈放完毕，其结果使官庄旗地“在法律上失掉一切封建性”，“变成纯粹私有地”，④东北地权实现了根本性转变。

    虽然，这种变化依然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官庄旗地转化为民地后，佃农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不同程度的削弱，而私人地主为了扩大剥削，更易于采用新的经营方式，从而有利于封建经济内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⑤近代东北地区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经营性地主和富农经济，正是在这种新型土地占有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营性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发展，雇工经营的发达，表明东北旧的封建经济关系已经日趋瓦解，资本主义因素在农村经济中有了明显的增长。

    2．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垦公司的兴起与发展

    清末民初，在放垦土地的过程中，还兴起了一批农牧垦殖公司。东北是我国农垦企业发生最早、发展最充分的地区。这些公司大多是出于包揽官荒的需要而组建起来的。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在丈放大凌河牧厂时，上海富商李厚佑等在奉天锦县创办天一垦务公司，集股银60万两，承领牧厂地10万余亩，并购办外国农具，这是东北第一家农垦公司。

民国以后，农垦公司发展较快。据统计，东北各类垦牧公司，自1912年民国成立至1931年前约有24家。⑥这些农垦公司大都分布在垦殖区，投资者多为商人、买办、军阀官僚、归国华侨及个别工业资本家等，有官办、商办或官商合办，虽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封建性，但它们雇佣农业工人，开始使用新式农业机器，重视改进耕作方法，并把股份集资制度引入农业，因而，这些农牧垦殖公司，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了近代资本主义性质。农牧垦殖公司的出现，表明东北地区的农业经济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东北农业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的转变，并有了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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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衣保中：《清末辽宁地区农业经济的近代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②衣保中：《弛禁放荒与东北地区资本主义的产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3期。

③毛英萍：《略论民国时期东北的农业经济政策》，《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④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12～1927)》第2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7年，第52页。

⑤衣保中：《清末辽宁地区农业经济的近代化》，《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⑥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71页。

三、流民的迁入与“新型关东文化”之形成

所谓“新型关东文化”，是在汉族流民大量移人东北，中原文化与关东土著文化之间相互冲突、碰撞、吸收、融合之后形成的。这种新型关东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1．兼收并蓄，宽容大度，绝少排他性

    从人口构成来说，东北人口以流民为主，流民来自天南海北，他们打破了“原有的宗族血缘关系”，大批离乡背井的流民涌人陌生的土地，他们无法原封不动地移植家乡的文化，不得不接受、学习各种不同的文化。①同时，外来的汉族人口大都文化程度低，也不固守传统和不受制约，久而久之，铸就了关东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

    此外，就生产方式来说，东北的农耕社会是在游牧、渔猎社会的包围下逐渐形成的，在许多方面受到游牧、渔猎社会的影响。时至今日，在东部山区和西部草原，这种农牧渔猎兼营的特点仍然存在。②因此，农业、渔猎、畜牧经济长期并存，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互相混杂，彼此融合，使得东北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包容性更加突出。③

    2．东北社会没有建立起典型的传统伦理关系网络，人们的血缘观念淡漠，家族性弱化

    在流民社会中，人们往往以祖籍地缘，而不是以血缘关系进行组合。这是因为，流民在迁移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以家族方式，而是以个人或小家庭方式进行的。流民的离乡他适，迫使他们脱离了故乡的那种既限制他们又给他们以精神寄托的家族关系。于是，在流民群体中，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这就是地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他们由对家族的依附转向了对乡亲的依附，乡音、乡俗、乡土神灵直至乡土建筑都可成为流民集合的纽带，从而显示出强烈的地域性。

    另一方面，由于近代东北流民社会的建立，系特殊的灾荒战乱所致，因此，当移出地的生存环境稍有改观，便会发生“流民回流”现象。这种频繁的迁徙流动，使得乡村的宗法伦理关系的修复和重建非常缓慢。因此，东北社会与中原及长江流域相比，“不是一个典型的原生型的乡土社会”，而是一个变态的流民社会。④这种社会结构特点，对东北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反映在思想观念上，人们的家族、血缘观念淡化，受传统的束缚较轻，易于接受新事物；反映在经济的发展上，则造成了创业个体缺少家族、宗族等民间社群的支持。

    3．文化上的进取性与保守性并存

自清中期以来，华北人民“闯关东”者日益增多。一个“闯”字，说明这是犯禁越轨的行为，同时也昭示了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一种群体性的壮举。勇敢进取精神是“闯关东”的先民们留给东北人的宝贵财富，但在近代东北独特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变异。清末民国以来向东北移民的数量虽然大大地增加了，但与关内狭乡之地相比，东北仍是地广人稀，加上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农业丰年有余。迁徙到此的流民，虽不会有大的发展，但凭借大自然慷慨丰厚的馈赠，维持生计却也不成问题。这对于那些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贫苦农民来讲，很容易产生满足感。在生存压力不大的条件下，东北人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往往是被动的，同时也是依赖的，因此所形成的文化必然是封闭的、保守的。表现出一种懒散的生活方式，小富则安的心态比较突出，社会惰性也较强，与南方发达省份在地域文化上形成强烈反差。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仍然没有多少改观。保守、封闭的观念一度束缚了东北人的创造力，也抑制了他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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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邴正：《探索吉林地域特色的文化精神》，《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

    ②邴正：《当代社会发展与中国东北社会结构的变迁》，载马大正：《中国东北边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43～144页。

③刘国平、杨春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视界中的东北地域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5期。

④田毅鹏：《区域文化与社会以展》，《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