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发展社会网络的困境

———以南京市郊社区“仙居雅苑”为例

摘要：通过一个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混合社区的实证调查, 研究失地农民在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后的社会支持网络状况, 以及由此造成的发展困境。

关键词：失地农民; 社会网络; 困境

20 世纪以来,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城市的不断扩张侵蚀着城郊农民的土地并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资源, 也是其与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相异的根本原因。失去土地之后, 农民基本上都被安置在城郊的新建社区里, 从一个传统的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包括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和安置方式等, 但是对于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却缺少应有的关注。事实上, 身份的不同并不意味着角色的彻底转换, 失地农民面临着一系列从重新再就业到生活方式的适应等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能否获得社会网络的有效支持至关重要。一般来说, 一个社区的消失必然会对社区居民的社会网络产生影响, 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彻底解体。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在失去土地之后要想融入新的社区生活并获得发展, 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以增加个人可支配资源和增强群体归属感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 笔者通过对南京市郊失地农民安置社区“仙居雅苑”的实证调查后发现, 失地农民在生产和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之后, 他们的社会网络面临着彻底解体的危机, 而在新的社会网络重建的过程中又面临着种种困境, 这进一步加剧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边缘化。

1 文献回顾

社会网络是“彼此之间具有各种联系的不同行动者所共同组成的社会结构”[1]。它一方面可以给予个体以工具性支持, 通过社会网络的支持个体可以达成某种目标, 另一方面社会网络还可以发挥表达性支持的作用, 如分享感受、发泄情绪、肯定自我价值等。一般来说, 中国人经常地通过强关系( 亲戚、朋友) 来寻找工作, 求职者使用强关系比弱关系更可能得到较好的工作[2], 也就是说, 由亲戚朋友所构成的强关系网能够给予个体在寻找工作机会中提供更大的帮助。但是格兰洛维特通过对波士顿郊区人们求职情况的调查发现, 弱关系更有可能帮助求职者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原因在于弱关系群体中成员来自不同领域, 信息重叠程度低, 获得的信息也几乎是垄断的, 因而对求职者来说意义更大[3]。事实上, 强关系会增加社会资源获取的效能, 而弱关系则会增加社会资源获取的途径和可能性。所以, 大部分社会学家都承认, 扩大交往领域、构建新的社会网络能够给予人们更多的发展机遇。

那么, 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构建网络呢?张文宏从社会阶层对于社会网络中角色关系构成的影响入手在北京城区进行了实证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 各个阶层在选择社会网络成员时群内选择和自我选择倾向非常明显, 阶层地位接近、社会距离较小的人们成为共同社会网络成员的可能性更大[4]。这也就是西方社会学中的“同质性原理”:人们在交往中更乐意选择与自己社会地位相近的人。这来源于人们的群体归属感, 它在促成阶层形成的同时也在客观上给各个阶层间筑起一道“藩篱”, 不利于各个阶层的合理流动尤其是较低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正由于社会网络是分层化的, 对于类似于失地农民和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来说, 处于同一社会网络的往往是面临同样困境的人, 因而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就显得非常脆弱。钱再见认为失业等弱势群体因为无法在社会交往中实现互惠交换, 因而无法建立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 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甚至断裂, 从而导致弱势群体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因此他呼吁必须重构弱势群体的非正式支持网络,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正式支持网络的建设, 发挥正式社会网络的主渠道作用[5]。事实上, 失地农民问题的出现除了正式制度上的缺失外, 非正式制度建设上存在着巨大的空白。该研究中, 笔者试图通过一个失地农民安置社区的实证调查来了解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构成状况, 以及在其社会网络重构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2 研究设计

2.1 假设的提出失地农民在迁入新的居住区域之后, 既面临着生活方式的适应和调整, 也面临着如何应对风险和发展的策略选择。以往的研究表明, 农民在丧失土地外迁之后与原交往群体的联系必然减少, 生活方式的相异和社会资源拥有的多少又将影响其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 弱势群体的弱势性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网络建设中的相对无为。

基于此, 笔者所提出的假设为: 原有社会网络的断裂, 以及重建过程中的诸多障碍导致失地农民社会网络出现真空状态, 进一步加剧了失地农民的城市边缘化。

2.2 研究方法及访谈提纲设计由于社会网络这一概念本身的难以量化的特性, 该研究以半结构性访谈法为主, 结合文献法、非参与观察法, 将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在以上文献回顾和假设的基础上, 在访谈中笔者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社会交往情况, 包括与原交往群体的持续交往程度以及与新社区其他群体交往程度; 面对风险时应对的策略; 在选择交往对象时的心理状态以及

对当下生活的直观感受等。

2.3 调查对象及调查方法将研究对象确定为南京市仙林地区“仙居雅苑”失地农民安置社区。选择这一社区的主要原因一是为了调查方便, 它就在笔者生活城市的城郊, 另一方面还因为笔者曾在之前的一个关于失地农民的调查中关注过这个社区, 因而获取资料相对更为真实详细。这一社区于2003 年正式开始建设, 建设目的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经济适用房, 但是在仙林大学城建设后,“仙居雅苑”开始主要安置当地的失地农民, 因此,“仙居雅苑”同时包含城市居民和失地农民。“仙居雅苑”共59 幢, 每幢有4 个或6 个单元,每单元5 户。失地农民和居民并没有被隔离安排, 而是混杂居住。笔者试图获得城市居民和失地农民住户的具体数字,但是购房者资料并不能显示, 因此只能在调查中加入“对象属性”这一项, 由于是采用“右手原则”随机抽样, 这个方法没有影响到样本的代表性。根据设定步骤, 笔者在2006 年9 月进入社区开始调查, 11 月底结束。该调查共获得57 个访谈对象, 其中包括51 个失地农民家庭, 6 个城市居民家庭。由于该调查主要了解失地农民的社会网络状况, 所以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安置区失地农民, 对于城市居民的访谈则不是该调查的重点而属于一种外围调查, 更多的是为了佐证失地农民的观点。

3 研究结果与初步分析

“仙居雅苑”的建设主要为市民提供经济实用房的同时安置失地农民, 部分失地农民领取失地补偿金后搬迁至此,而还有部分农民则因为贫困、补偿资金不足以满足原地重置住房而不得不向城市更外围的边远地区搬迁。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发现, 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丧失土地不仅意味着工作机会的丧失, 个体心理的强烈失落和变迁也意味着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的解体, 而这种解体对于习惯了乡土生活的失地农民这样一个弱势群体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建立于亲缘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核心关系圈破裂, 带来亲情友情的撕裂和生活的无所适从。

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的农村定义为一个乡土社会,“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所谓的差序格局, 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6]。然而, 农民在失去土地进入市区, 并逐渐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之后, 这种乡土社会的各种特征正渐渐消失, 社会的结构和个人的关系网络也逐步发生变迁。

丧失土地之后, 一部分农民被安置到了该社区过起了市民生活, 而另一部分相对贫困的居民因为买不起房选择了更偏远的郊区。在访谈中发现, 他们在被分割两地的情况下更多选择的联系方式不是相互走动, 而是电话联系。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小区内, 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也减少了他们的交往, 紧闭的防盗门和高高的住房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绝大部分老年人和一些中年人抱怨现在生活很不方便,过去的亲友要么已经远迁他地, 要么生活在高楼里, 亲戚之间不再频繁走动、联络感情, 老朋友也很难像过去那样溜达着聚在树荫下聊天。在观察中也不止一次地看到很多老人孤独地坐在楼道里打盹。而在选择是否适应现在的生活方式时, 所有的老人选择了不适应。但有趣的是, 在调查样本中, 年轻人比老年人显示了更强的适应能力, 相比较过去的农业生活方式而言, 他们更喜欢这个似乎更“现代”一些的生活方式, 几乎没有年轻人选择不适应, 也许这正说明了城市化潮流的不可逆转。

第二, 同一社会网络中人们的高度“同质性”使得他们在面对风险时“共同无力”, 而“互惠性”的缺失又使他们与当地居民的社会关系无法建立起来, 这种社会网络的真空状态让孤立的个体无法规避风险。贺雪峰把“处于事件中的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可以调用村庄内部关系的能力”称为社会关联度,“村庄的社会秩序是内生的⋯⋯内生的村庄秩序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这种联系因其性质、强度和广泛性, 而构成了联系中的人们的行动能力, 正是这种行动能力本身为作为相对独立社区社会的村庄提供了秩序基础”[7]。如果村庄的社会关联度高,村民在应对事件时就可以调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克服风险;但如果村庄的社会关联度不高, 村民在遇到风险的时候就会孤立无援, 失去其社会网络的支持从而也最终缺乏发展的能力。

进入新的生活社区以后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解体, 社会网络遭到破坏, 社会关联度降低, 居民调用社会资源的能力也进一步下降。即使原有社会网络依然存在, 但由于同样遭遇到了丧失土地和房屋等问题, 高度的同质性也使得他们在遭遇风险的时候不能够相互给予有效的帮助。在访谈中, 当被问到“如何去解决所遇到的困难、疾病”的时候, 16 %选择找政府, 53 %选择自己忍受, 而在过去乡土社会里最经常使用的资源获取方式: 向亲戚和向邻居寻求帮助的只占了31 %, 因为“亲戚和邻居家的房子和地也都没了, 都很困难”。

格兰洛维特的研究证明来自不同领域的弱关系成员在获得信息方面具有垄断性, 因而也更容易寻找到就业机会,当然也就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那么, 在原有社会网络不能发挥支持作用的时候, 他们是否可以与当地居民建立起新的社会网络以获得更多资源呢? 在调查中所获得的答案是几乎不能, 失地农民的交往对象更多的是当初同村的农民而非其他小区的市民, 他们在遇到困难或问题的时候很少会想到找当地居民寻求帮助, 即使偶尔为之也以碰壁居多。除了有自己的群体归属感以外, 失地农民更多的是缺少了建立起这种社会关系的纽带———互惠的交换。

社会网络是需要通过交换来维系的, 人们在交换中实现互惠, 而这种互惠又进一步强化了交换和信任的关系。失地农民要在居住地和当地居民建立起新的地缘关系, 必须通过互惠的交换才能得以进行。交换即意味着双方处于相对对等的位置并占有对方需要却不拥有的资源。韦尔曼认为, 个人往往采取以下三种形式报答别人提供的帮助: ①精确的交换, 即别人提供什么帮助就给予什么样的报答; ②泛化的互惠, 接受别人帮助的人报答以其他形式的帮助; ③网络平均, 接受别人帮助的人不直接给予别人报答, 而是通过帮助另一个网络成员间接起到互惠的效果[8]。但是, 这些对于刚刚丧失土地的农民来说都不具备, 刚刚市民化的农民无论是在公共资源的占有上还是在社会资源的可支配上都处于弱势地位甚至可能依附于当地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对等可言, 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就没有建立的理由。

第三, 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解体是导致失地农民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而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的缺失更从制度设计上将失地农民抛到主流社会阶层之外。

在失地农民社会网络的重建过程中, 制度安排无疑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来说, 狭义的制度就是指正式制度,它们以某种明确的形式被确定下来, 并由行为人所在的组织进行监督和用强制力保证实施, 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在现代社会里外在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能够为各种利益的协调搭建一个有效的框架, 并对违反规则的行为提供强制约束机制, 从而有力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并实现社会的公平[9]。

在调查中发现, 被调查社区的失地农民迄今为止并没有建立任何的社会保障机制, 普通市民的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线等社会保障制度等并不适用于他们。制度上的歧视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居委会干部的冷漠和当地居民的歧视, 他们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并不经常去找居委会干部, 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本来不是小区的人还老是给他们添乱子”,“说到底我们还是农民一个”。但是, 他们真的还是农民吗?张海波等对561 名失地农民的研究表明, 54.5 %的农民对于自己的身份感到茫然。被动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差异、例外和边缘化”[10]让失地农民普遍焦虑不安, 正式社会支持网的缺失加剧了失地农民的相对剥夺感, 进一步阻碍了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的进程, 在社会网络的真空中失地农民失去了提升自己和获得发展的社会资本, 从而被主流社会日益边缘化。

参考文献

[1] 朱国宏.经济社会学[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256.

[2] 边燕杰.找回强关系: 中国的间接关系、网络桥梁和求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社会学: 1 卷[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 格兰洛维特.弱关系的力量[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4] 张文宏, 李沛良, 阮丹青.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J].社会学研究, 2004( 6) : 1- 10.

[5] 钱再见.论失业弱势群体社会网络的断裂与重构[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6) : 14.

[6]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7- 30.

[7] 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4.

[8] 维尔曼.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 2001( 2) : 21.

[9] 陈文泽, 李蓉军.经济学视野中的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正式制度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05( 10) : 72.

[10]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译.上海: 三联书店,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