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农民利益的事情非常普遍，而农民大多采取忍气吞声的态度。人们常常将之归咎于农民维权意识不强。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农民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强，而是农民维权风险太高，成功的可能性太低。笔者对安徽省肥东县C 镇W村村民WZH 的维权过程所作的跟踪调查，能够说明这一点。

事件缘起

2006年4月，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化学工业园区征地工作正式启动，这次征地涉及到两乡一镇自然村、行政村的整体搬迁。C 镇W 村就是即将拆迁的一个村庄。

在征地补偿问题上，“化工园管委会”对每个乡、镇执行的是同一的标准。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乡、镇又制定出自己的标准。每一个乡镇的行政村，又执行着自己村级的补偿政策。WZH 所在的C 镇W 村村委会制定的政策与邻村有很大差距。一是青苗补偿费比别的村少300多元；二是实际补偿的田亩少于村民承包的田亩。另一个个人因素是，WZH在外地打工时，第二轮承包没有通知他，村支部书记耕种了原属于WZH 的责任田，于是，WZH 被排除在享受补偿者之外。为此，WZH开始了他的维权之路。最初，WZH只是希望和村支部、村委会即村两委讲政策，拿回属于自己和本组村民应得的青苗补偿款。

艰难的维权尝试

W村两委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无外乎是想截流补偿款以自肥，而截流的部分补偿款是整个W村的，不只是针对维权人士WZH个人。由于补偿标准根本就未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而是村两委私自制定的，因此，补偿方案的暗箱操作就成了维权行动的导火线。WZH的维权过程大致分为

以下几个阶段：

（一）委曲求全阶段

1、讲理、讲情的尝试。开始时，WZH试图直接和村委会协商寻求问题的解决。他以谦卑的态度，近乎央求的口吻诉诸于村两委，希望能赢得村两委对自己家庭实际状况的同情和理解。然而，村两委负责人对他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而且表现出轻蔑与傲慢的态度。这不仅给他带来羞辱，而且也使其根本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希望。WZH也曾试图通过担任一队村民组组长的堂兄向村两委说情，但也遭到村两委负责人的断然拒绝。很显然，这条路走不通。

2、寻求合作者。跟村两委讲理和求情遭到拒绝之后， WZH感到个人力量太单薄或面子太小，便开始在一队村民组中寻找合作者。此时，他寻求合作者的目的不过是想把持有相同诉求的村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维权团队，靠大家的力量，扩大自己说话的分量，以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情感来感化村两委，求得能够与村两委心平气和的对话机会。他依然是想通过讲理、讲情让村两委良心发现，落实政策。然而，村两委负责人不仅不买账，而且态度亦趋强硬。WZH意识到，委曲求全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制造压力阶段

1、收集村两委负责人的不良记录。WZH在意识到讲理、讲情无法解决问题后，试图通过给村两委施加压力寻求自己合法权益的实现。他开始收集整理20多年来村两委负责人的违法违规行为。通过调查取证，WZH寻得了20多年来村两委负责人的多项不良记录。一些为WZH提供证据的村民虽然支持他，但谁也不愿意为此抛头露面引起村两委负责人的注意。此时，掌握着权力的村两委负责人，根本没有把WZH 放在眼里，对WZH 的“威胁”不屑一顾，依然我行我素，态度更加强横。

2、到镇政府反映问题。在试图以“压力”解决无效的情况下，WZH联合一些多年来同样受到村两委负责人迫害和欺压的村民到镇政府去反映问题。镇信访办接待人员是W村的驻村指导员，而该指导员和分管副乡长都与W村村委负责人关系密切，态度和立场与村两委负责人如出一辙。副乡长还当着村民的面大声训斥WZH，并扬言要抓他。此时，村两委负责人还在第一村民小组与第二村民小组之间制造补偿不均的矛盾，将一组和二组的矛盾都转化成对WZH 的压力。这样，WZH试图在镇政府驻村干部这里寻求帮助来解决问题的希望也变得十分渺茫。

（三）维权目标发生了变化

通过委曲求全和制造压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尝试被证明行不通后，WZH以直接维权为目的的诉求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只要村两委负责人继续把持村委会，那么维权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这时，WZH的维权行动的目标转为告倒村两委负责人。

WZH 让村两委倒台的思路是这样的。他想，国家对违规征用土地政策态度明确，如果把这里的土地使用违法、违规问题搞清楚，反映给有关媒体，借助媒体的报道，引起上级的重视，进而对此加以调查，那么在调查征用土地违规过程中，定会由此牵出W村村两委负责人在位20多年的不良记录。这样，村两委负责人就会下台，自己的合法权益就会得到保护，自己的初始维权目标就会实现。WZH担心仅靠个人的努力很难引起媒体关注，为了提高自己的诉求被媒体和上级领导关注的概率，他多方奔走以寻求更广泛的支持者，成功地联络了一些曾经受W村村两委负责人欺压的村民，分头多渠道地向县外媒体和政府部门反映W村的情况；同时，WZH则多次带人到县委县政府上访。

（四）又回到了起点

WZH 的努力没有白费，县和镇领导开始关注此事，派出调查人员到W村调查。与此同时，村两委负责人获得了WZH的举报材料。于是，村两委负责人挨家挨户登门打招呼，对举报中涉及的违法乱纪行为做了补救。这种补救是成功的，原先提供材料给WZH的那些当事人多数都翻供了。WZH反而面临村两委负责人诬陷的指控。村委两人的家族势力强大，在此期间，村支书的儿子曾到WZH家进行威胁，村主任的亲属也到WZH家进行骚扰。与此同时，灰色势力，即介乎地方势力与黑社会势力之间的势力，若隐若现。镇驻村指导员当众扬言要用地方“灰色势力”来收拾WZH。

到笔者完稿时为止，整个事件结果按W村支部书记的话来说，“我还当我的书记”。大多数参与维权的村民和村干部于是变得“和气”，对WZH 要坚持告下去的劲头表示不屑。尤其是一位退休老工人王某，与WZH有亲戚关系。按辈分来说，王某是村委两人的长辈。他的父母是W村村民，1990年代中期，当王某的父亲去世时，村主任（兼会计）不给其出具父亲死亡证明，致使尸体在家无法火化，为此，其与村两委负责人发生过激烈争吵；另外，王某在获知化工园征地时，为了得到拆迁补偿款，从省城赶回W村向村主任赔礼道歉，意图获得三间老宅的拆迁补偿。但村主任没有理睬他。于是，WZH想寻求王某的合作，就把整理好的一份材料给了王某。没想到，第二天一清早，王某便从省城赶往W村，向村委两人告发WZH。把WZH 告诉他的所有事和盘托出，WZH交给他的材料转手给了村两委负责人。这件事对WZH 的打击很大。

WZH 心力交瘁，家庭经济拮据，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妻子更加虚弱，多数村民避之不及。维权让WZH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尴尬境地。

农民维权如推滚石上山

首先，乡村干部都是农村社会相对强势的人群，维权往往等于挑战强势人群。村长书记或是乡镇干部，大多都有家族宗族的背景，一般而言，不是大姓大族当不了乡村干部。维权如果是强对强的行动，讲理、讲情、讲面子也许会起作用，但WZH 是弱势的代表，强势的一方不讲理、不领情、不给面子，是乡村社会的常态，这就逼迫弱势的一方只有一条路——向上寻求法律和权力的帮助。要不就不要维权，忍气吞声。

其次，乡镇政府部门和村干部是一体的。官官相护是由体制决定的。一方面，村干部的工资由乡镇发，类似征地不给钱或少给钱这样的“难事”是上级要下级干的，不官官相护也不行；另一方面，乡镇干部要村干部选举评议，村干部由乡镇干部考核任命和授权，不官官相护就是怪事了。告村干部就是告乡镇干部，甚至就是告县干部。这就是老百姓总是不远千里万里上北京告状的道理。

再次，法律不会保护无钱无势的人。WZH没有选择进法院，显然不是因为WZH是法盲。农村人维权，90％的不会选择进法庭。进法庭要钱，要太多的时间和人际关系，这些都是弱势的人没有的。就算打赢了官司，执行也遥遥无期。这就是老百姓还是喜欢“包青天”的原因。

最后，维权即使成功了，后果也很严重。地方类似企业改制或者拆迁这样的事情，要解决“闹事”的“钉子”，主要靠“灰色势力”。“灰色势力”的后台是乡村社会的“红色强人”，“红色强人”的神通离不开“灰色势力”的支持。如果WZH维权成功了，后果也许比现在更严重。这就是维权群众没能坚决跟WZH 维权的道理。

维权，对农民而言，就像推滚石上山，越朝上推，成本越高，风险越大。能够推上山的人极少，推不上山的没有好下场，推上山的未必有好下场。WZH 的维权行动，从一个人开始，最终又以一个人结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