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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34年底，赣闽边区国共大规模争战的尘埃徐徐落定。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收复区”农村经济，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1935年初，赣闽两省政府(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先后派员分赴边区各县成立办事处，用“快干手段”“组社贷款”和“恢复春耕”，构建了以利用合作预备社为基干的现代农村金融网络，政府的“扶农”资金因此得以迅速而有效地“下乡”；当年底，江西第8行政区(原中央苏区中心瑞金、兴国等7县)30万户居民中的约15万农户，获得农业、农仓和特种救济贷款共约70万元。正是由于执政政府指导农民创办农村合作的“主动”，从而使得农村合作在边区“战后救灾”这一特殊环境和历史时段中，能够充分发挥它的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功能，并启动与刺激了赣闽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进程。
关键词：赣闽边区 农村合作 金融下乡 农村经济 复苏
1929—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赣闽边区(即原中央苏区)①演练了制度创新的伟大尝试。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则对中央苏区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期间，国共双方前后数百万军队在赣闽边这块小小的山区展开殊死决斗。作为战区，赣闽边区的人口、经济与社会遭受巨创。②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赣闽粤边区逐渐改变了其社会经济边缘化的地位，迎来了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并逐渐成长为东南抗战的大后方。③那么，赣闽边区社会经济是如何从遭受战乱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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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央苏区是指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以瑞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包括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内的苏维埃政权辖区；其全盛时期的辖区包括赣南的赣县、兴国、瑞金、宁都等18县和闽西的龙岩、上杭、长汀等11县。本文的赣闽边区既包括中央苏区，也包括中央苏区周边各县战区。另外，限于资料和篇幅，本文主要通过对宁都、广昌、石城、瑞金、于都、会昌、兴国、龙岩、长汀等赣闽边区中心10余县的分析，力图勾勒出赣闽边区农村合作与社会经济复苏的概貌和关系，并对此作简要评述。
②据杨丽琼老师和笔者的研究，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区及其周边地区，约有650万人口，苏区革命中，约有150万人口损亡，65万边民外逃，苏区参军参战人数约35—40万。参见杨丽琼、游海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赣闽粤边区的人口运动》，《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战乱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参见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未刊稿)第19—25页中的有关阐述。
③温锐、游海华：《抗日战争时期赣闽粤边区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4期。
坏的状态中走出来，恢复发展并重获生机的呢?尤其是民国时期轰轰烈烈的农村合作运动，在边区农村经济的复苏中曾经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呢?关于民国农村合作运动，目前学界的研究基本上采用了一分为二的评价。积极方面：肯定农村合作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农村金融与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生活等。消极方面：一是从制度安排来讲，认为农村合作运动更多的是政府“主动”，农民“被动”，导致合作绩效并不理想；二是认为农村合作社实践的结果，最终使其“变异”为地主豪绅的牟利工具，背离了政府“拯救乡村和农民”的旨趣。①就1934—1937年赣闽边区来看，学界的上述评价是否适合该地的农村合作实践呢?对于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学界缺乏较深入的研究。②本文拟对此作一梳理和考察。
一、农村经济复兴方案及其筹办
1929—1934年间，赣闽边区因中国共产党在此演练了制度创新的伟大尝试而声名鹊起，1934—1937年间这一地区社会与经济的恢复，自然也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1934年底，随着赣闽边区国共大规模争战尘埃徐徐落定③，蒋介石先后发布多道命令，饬令赣闽地方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复兴“收复区”④农村社会与经济。⑤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⑥，也认为本省政府工作“今后之重心，自应由剿匪而移于建设”，决定1935年为“江西建设年”。⑦因此，如何尽快恢复因战乱而几近崩溃的“匪区”农村经济，是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实际上，早在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各级部门和官员就提出了多种救济和复兴方案，并在实践中筹备施行(除赣闽边区中心各县即“新收复区”以外，其他先行收复各县，已经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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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主要代表作有：赵泉明、忻平《乡村社会整合中的“异趣”——以20世纪30年代江浙两省乡村合作运动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忻平、赵泉明《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村合作运动论略》，《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赵泉明《合作运动与国家力量的扩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乡村合作运动中政府行为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赵泉明《困境中的选择——对国民党乡村合作运动政策确立过程的论析》，《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6期；魏本权《20世纪上半叶的农村合作化——以民国江西农村合作运动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05年第4期；秦宏毅《抗战时期的广西农村合作事业》，《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梅德平《国民党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制度分析》，《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廖建林《十年建设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及其实施成效》，《江汉论坛》2005年第3期；汪效驷《民国时期安徽农村合作运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傅宏《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傅宏《论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②笔者最近专文梳理了1934—1937年赣闽边区市场和商业复苏的概况，参见游海华、曾亚农《1934—1937年赣南闽西地区市场与商业复苏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③1934年10月，中共主力红军主动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11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占领长汀、瑞金、归化、于都、会昌、清流、宁化等中央苏区中心各县。
④即原中央苏区辖区。本文中的“收复”或“收复区”等词，是国民政府文件及当时报刊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它们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场景，为行文简洁，下文使用时概不加引号。
⑤《蒋委员长力谋复兴农村》，1934年11月7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蒋委员长令饬资遣收复区难民回籍》，1934年11月15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蒋委员长令省府劝导士绅回籍共勷要政》，1934年12月3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⑥熊式辉(1893—1974)，字天翼，江西安义人；1920—1924年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1年至1942年初，任江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代中后期，先后兼任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江西党部主任委员、江西保安司令等职。
⑦《本省剿匪大功告成明年定为“建设年”》，1934年12月20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最先提出的是购办“农具、耕牛、种子”的农业急赈方案。因国共争战，人民逃生或自保未暇，农业生产资料多归于无，战乱结束后，各县纷请国民政府予以救济，以维持农业生产。1931年春耕前，石城、安福等县呈称，耕牛因战争而殆尽，恳请购买耕牛急赈，省赈务会据情当即派定委员及顾问讨论并拟定方案。①6月，该方案经江西省赈务会讨论通过，办法分为三项：(1)呈请省政府拨款分配各被灾县，由各县府会同地方公团自行购买耕牛，分给各乡农民公用；(2)呈请省府转饬建设厅在各农场附近附设牛厂，畜养耕牛，继续供给被灾县份；(3)呈请省府严厉禁宰耕牛，并奖励人民畜牛。②8月，海陆空军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函请江西省政府，通令各属，禁止人民屠杀耕牛。③此后，江西省政府多次颁发严禁各县宰杀耕牛的饬令。1933年冬，随着国民党军队对赣闽边区的进占，江西省政府以收复区农具、耕牛、种子缺乏，特饬令建设厅办理补充事宜。次年3月春耕来临之际，江西省建设厅从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借款7万元，派员分赴临川、吉安、萍乡3县设立收复县区农具耕牛种子临时办事处，正式开始农业救济工作。④当年9月结束时，共向黎川、南城、永丰、万载、莲花等26县(包括特别政治局)补充耕牛1381头，价值41065．5元；谷种3692．11石；农具(包括犁、锄、耙、锹、铁板等)22065件。⑤
与此同时，又提出了“金融救济”方案。1931年3月，江西省民政厅向刚刚成立的地方整理委员会提出“金融救济”方案，即创设江西省农民银行，然后分期建立全省金融网点；通过这一金融网络，“以薄利贷款于农民，俾一般失业农民，得金融之扶助，可以复业安居，增加生产”。⑥4月，江西省地方整理委员会修正通过“匪灾善后办法”，基本吸纳了民政厅“金融救济”的合理化思想。⑦7月，海陆空军总司令行营党政委员会政务设计委员会召开常会，王尹西委员提议创设江西农民银行救济农民，得到原则通过，交地方赈济处参酌施行。⑧8月，党政委员会专门发行了宣传小册子，详细说明了办理农民银行的原因、优点、办法等，认为开办“农民银行的目的不在营利，乃是农赈的最好办法”⑨；1932年夏秋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为“促进匪区农民从速恢复生业起见”，制定颁布“剿匪区内各省农村金融紧急救济条例”⑩，通饬各“剿匪”省份遵行办理。
江西是实施“金融救济”方案最为积极的省份。1931年夏，江西农民银行进入了具体创办阶段，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嗣因次年夏，蒋介石决定施行合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而中止。1933年4月1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在汉口正式成立。由于江西筹办农民银行已有相当基础，同时江西“迭遭匪祸，借给农民资金，较他省需要尤为迫切”，当年5月，四省农民银行决定，“先筹组赣分行”⑾；6月1日，在总行经理郭外峰和分行经理欧阳瀚存的主持下，江西分行正式举行开业典礼⑿。
一年以后，福建省政府也开始了筹办农民银行的具体工作。1934年6月，福建省财政厅长徐桴赴京出席财政会议时，提出了成立农民银行，以救济收复区人民的请示，得到中央当局的同意，并应允拨50万元作为该行股本。回闽途中，徐氏亲赴上海，热切希望上海银行界到该行投资。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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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被匪区域耕牛无存省赈务会拟定救济办法》，1931年5月10日《江西民国日报》，第6版。
②《省赈务会决议拨巨款购办耕牛分给灾区》，1931年6月4日《江西民国日报》，第5版。
③《党政会函请省府通令禁屠耕牛》，1931年8月5日《江西民国日报》，第6版。
④《建设厅采办耕牛转售各县县农》，1934年3月15日《江西民国日报》，第2版。
⑤江西省政府统计室编：《江西年鉴》，1936年版，第836—837页；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5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369页。
⑥《救济匪区农民失业》，1931年3月21日《江西民国日报》，第6版。
⑦《地方整理委员会修正匪灾善后办法》，1931年4月4日《江西民国日报》，第5版。
⑧《政务设计会常会通过剿匪区域党政军民协作方案》，1931年7月30日《江西民国日报》，第6版。
⑨《农民银行目的不在营利》，1931年8月7日《江西民国日报》，第6版。
⑩《国民政府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创办农村合作事业报告》，《革命文献》第85辑，第253页。
⑾《四省农民银行赣分行已筹组竣事》，1933年5月23日《江西民国日报》，第7版。
⑿《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江西分行举行开业礼》，1933年6月3日《江西民国日报》，第8版。
⒀《福建之近事三则》，1934年7月1日《江西民国日报》，第1版。
和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苏关系最为密切的则是“农村合作”方案。19世纪中叶兴起于西欧的合作经济制度，在20世纪初年流传到中国。江西的合作运动发轫于1928年，当年江西省选派15人赴江苏省学习办理合作事项①，但全省合作事业并没有其他进展。1931年夏，党政委员会以江西“匪灾奇重，急赈之外，拟以合作社方式根本救济农村”，并电请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章元善携得力干员来赣协助指导。②同时，党政委员会下设地方赈济处，主办“剿匪”善后事宜，该处处长文群③将“农村合作”作为善后的主要工作。1932年夏，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公布“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合作社条例”暨信用、利用、供给、运销四种合作社模范章程，在其发布的训令中明确指出，“善后工作，当以兴复农村发展农业为当前之急务，亦即救济经济国难唯一之要图……更认为农村合作制度与农村土地处理，如辅车相依，缺一即不能推行”。④
“合作社”本来是一种民间互助性的经济组织，为什么受到政府当局的青睐，被作为收复区农村经济救济与复兴的一种政策性组织呢?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在上述训令中详细论述了其颁发“农村合作社条例”的三个立法精神，原文甚长，笔者简单归纳如下。其一，在传统中国农村，除宗族中的血统亲族关系略有情谊之联络及经济之结合外，广大农民几乎没有团体生活，各谋各的出路。况且经过“匪祸”，宗法意识越来越弱，而20世纪的新生活和现代生产又要求农民有自己的组织，因此，“舍采用合作制度而外，固亦别无他途”。其二，农村经济枯竭，农民生活困苦有多种原因，各种合作社正是“对症下药，纯为救济农村经济，解除农民痛苦而设”，例如“信用合作社以活动农村之金融，使需要资金者有周转之可恃；供给合作社则以节省农民之消费，使日常需要咸得低廉之供给；运销合作社则保持农民劳动所获之产品，使可待价而沽，增加其应得之收入”，所有农村合作社均不以营利为目的。其三，我国传统小农经济，规模小，效率低，远不如“集产农场之经营”，如组合作社，可“合业主、佃户、自耕农，一炉而冶之”；同时，农业技术及一切现代农村公共产品，“非农家独立所能举办者”，均可“由合作社统顾兼筹”，最后可“避免土地革命之惨祸，而克集产农场之实效”。一句话，农民通过组织合作社，可使自己经济上自立，政治上自治，“实切合民生主义之真谛，而为今日兴复农村发展农业唯一之良剂”。⑤
正是由于合作制度有如此神妙的功用，同时以应当前的急需，在国民政府的极力推动下，江西省加快了合作事业的开办进程。1931年夏，地方赈济处设置第四科，以参事李安陆、科长熊在渭具体负责办理合作事宜，并聘请童玉民、魏竞初二人来赣襄理一切；8月，地方赈济处颁布《江西省剿匪区域农村合作社暂行办法条例》，同时呈请江西省教育厅转饬各级职业学校增设合作课程，并普及合作运动；9月，该处附设“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训练合格学员102人。⑥1932年，熊式辉改组江西省政府后，将“农村合作”列为复兴江西的六大要政之一；3月，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主掌全省的合作行政事业，“以合作方式办理匪区旱灾救济”⑦。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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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西省农村合作事业》，《革命文献》第86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80页。
②《救济农村将办合作社》，1931年7月25日《江西民国日报》，第6版。
③文群(1884—1969)。字诏云，江西萍乡人。1911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1931年任江西地方赈济处处长；次年，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和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6月赴汉口筹备开办豫鄂皖赣四省农村合作指导员训练所及四省农民银行；1936—1945年，任江西省财政厅厅长。
④《救济农村经济首应提倡农村合作社》，1932年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第5版。
⑤《救济农村经济首应提倡农村合作社》，1932年10月29日天津《大公报》，第5版。
⑥《江西省剿匪区域农村合作社暂行条例》，1931年8月25日《江西民国日报》，第5版；《党政会地方赈济处呈请普及合作运动》，1931年8月18日《江西民国日报》，第6版；《江西省农村合作事业》，《革命文献》第86辑，第480页。
⑦《农村合作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概况》，1935年1月1日《江西民国日报》，第4版。
立，“是各省合作事业专管机关之创始”①，在它的主持下，农村合作社在江西各地迅猛发展。当年夏，省农合会委托华洋义赈会在赣中赣北各县办理合作社，这是江西大规模开办合作社的开始。到1934年9月底止，在相对安全的南昌、新建等26县，江西省共成立952个合作社，12个区联合会；其中信用合作社888个，利用合作社55个，运销合作社3个，供给合作社6个。②
与江西省相比，福建省的农村经济救济工作则显得步履缓慢。1934年5月，福建省当局“以匪区收复后，规复为第一要务”，特召开省府第11次会议，由民政厅长李祖虞、建设厅长陈体成联合提议，拟设“被匪区域农村规复讨论会办事处”；议决结果，由福建省政府设立农村规复讨论会和农村规复办事处，前者为“研究规复农村问题之机关”，后者为“办理被匪区域农村规复事宜之机关”。该办事处的目标是：“鼓励被匪区内人员兴办建设事业，促进农业复兴”；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匪区农村实况及当地农业实际需要”、办理“匪区”农民借贷与合作事项、执行农村规复讨论会议决事项，等等。③6月，福建省“被匪区域农村规复会办事处”正式成立，陈体成兼任主任。④7月，因“被匪区域农村规复会办事处”组织规程与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的相关法规不符，该办事处旋即改设为“福建省农村金融救济处”，并由宋之英任处长⑤；各县在农村合作委员会成立之前，所有合作事务，均由省农村金融救济处兼办。⑥
具体实施办法，也经农村金融救济处拟定。(1)农村金融救济处拟于闽北闽西“被匪”各县分设5个分所，第一分所设顺昌、将乐，第二分所设沙县、永安，第三分所设崇安、邵武，第四分所设泰宁、建宁，第五分所设明溪、清流，各分所地址不固定，一县工作结束，即向其他县推进；(2)拟由省政府向银行筹款10万元，借贷给闽北闽西“被匪”各县难民，贷放利率月息4厘；(3)指导农民照章组织合作预备社，由该社向农村金融救济处或其分所请求贷款，然后转借给本社社员，合作预备社对于社员可增收利息月息2厘，作为该社经费；(4)合作预备社借款在500元以内的，可以直接向金融救济分所申请，超过500元的，必须向农村金融救济处请示；(5)农民借款之用途暂以满足农民私人生活及生产上紧切需要为限，如修盖房舍，购买农具、耕牛、谷种、肥料及下届收获前必需之生活费(包括衣、食、医药、婚丧等费)等，如果农民借款没有依照其请求时申明的用途，农村金融救济处或分所可提前收回，农民借款至多以1年为限，等等。⑦
除以上三种方案外，还有“产权规复”、军民屯田、减免赋税、农技改良、兴修水利、建设公路、改良租佃关系等种种救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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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熊在渭：《十年来之江西合作事业》(20)，江西省政府《赣政十年》编委会编：《赣政十年》，1941年印行，第1页。
②《江西省各县合作社种类数量及区联合会统计表》，《革命文献》第85辑，第342页。
③《闽省府筹备规复农村》，1934年6月2日天津《大公报》，第9版。
④《闽匪区农村之规复工作》，1934年7月12日《江西民国日报》，第1版。
⑤《福建农村救济工作》，1934年8月11日《江西民国日报》，第1版。
⑥《闽省推进农村合作》，1934年12月9日《申报》，第9版。
⑦《福建农村救济工作》，1934年8月11日《江西民国日报》，第1版。
诚然，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上述任何一项方案都是救济与复兴战后农村经济的良方，只是在不同环境和条件下，其具体执行有多少之别和缓急之分。但是，除去各个方案的具体实施环境和许可条件暂略考虑外，有一个至为关键的操作性问题，那就是由哪些机构或组织来具体实施这些方案，谁直接和农民打交道?如果每一项方案都从上至下成立一套机构或组织来实施，无疑会增加巨大的行政和管理成本，也不利于每一项方案之间的相互配合、联络与促进。为实现最优化管理，农村经济救济与复兴方案的制定者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例如，党政委员会在宣传“金融救济”的方案中，认为信用合作社在银行和农民之间起中介作用，承担着资金放收的任务，因此，“除设立农民银行，提倡乡村信用合作社外，无更有效更有把握的农赈办法”①。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的“剿匪区内各省农村金融紧急救济条例”中，可以看出，农村合作预备社是最为基层的组织，承担着落实新收复区农民救济的各项任务②；稍后，在三省总部关于“剿匪区内农村合作社条例章程说明书”中，则明确指出：“农村崩溃之主因在于农村自身之无组织，而组织农村则莫善于合作制度”③。可见，在理论与实践中，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当局已经明确：通过政府力量的积极介入，指导农民组建自己的组织——农村合作社，可以实施农村救济的各种方案，不仅可以完成收复区经济上的复兴急务，而且可以实现政治上的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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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农民银行目的不在营利》，1931年8月7日《江西民国日报》，第6版。
②《剿匪区内各省农村金融紧急救济条例》，《革命文献》第85辑，第253—254页。
③《剿匪区内农村合作社奈例章程说明书》，《革命文献》第85辑，第302页。
二、赣闽边区农村金融网络的构建
在政府的指导下，让农民自己组织合作社，达到农村救济与复兴的目的。任务与方法已经相当明确，问题是收复区的环境和条件不一定许可。一是“劫后农村，流亡甫集，室庐荡尽，盖藏俱无，如立时绳以依法组织完备之合作社，在势有所难能，倘许其依违牵就，为苟简之成立，又将陷合作事业于失败之地”；二是“现经决定创办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本救国之百年大计，但资本务求雄厚，设备务求健全，经营缔造，至速当需数月，乃能正式成立。而孑遗之民，待救孔殷，亦恐缓不及事”。④鉴于此，国民政府当局决定在四省农民银行尚未开办之前，先劝募赈款，凑足基金，委托中央银行或其他殷实著名银行经理收付，代向指定的收复区各县，办理农村贷放事务；同时在收复区各县，“暂准其从缓组织农村合作社，而先用简单方式设立农村合作预备社，承受此项借款而转贷于各村农民”；另外，在“剿匪”各省成立农村金融救济处，在准设农村合作预备社各县设立分处，负责“指导监督事务”。之后，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相继制定颁布“剿匪区内农村金融紧急救济条例”、“农村金融救济处组织规程及放款规则”、“各县农村金融救济分处组织通则”、“农村合作预备社章程”等，“以为过渡应急之方，资以救济目前匪区农民之紧急难关”。⑤
显然，在收复区各县组织合作预备社而不是合作社，是适应收复区环境和条件的一种应急方法，豫鄂皖赣四省农村合作训练所所长文群也指出，“合作预备社，本为一种权宜应急之过渡组织”⑥。那么，如何组织农村合作预备社呢?“剿匪区内各省农村金融紧急救济条例”(共10条)和“剿匪区内农村合作预备社章程”(共19条)对此作了详细的规定，归纳如下：(1)凡收复区各县在保甲编组后，农村民众实在无力恢复生业者，得准其取具所属保甲长之证明，集合9人以上呈经该县农村金融救济分处核准，设立农村合作预备社，社员之间均负连带担保责任；(2)合作预备社区域以某区某乡某村为范围，事务所设于某区某乡某村；(3)合作预备社设社长1人，综理社中一切事务；副社长1人，辅助社长处理事务；司库1人，掌理银钱出纳事项；事务员1人，掌理文书簿账存款及杂务等事项；各职员均由社员大会互选，且均为义务职；(4)合作预备社社员“享受向本预备社借款之权利”；(5)合作预备社存立时间不得超过1年，期满后应遵照“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合作社条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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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国民政府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创办农村合作事业报告》，《革命文献》第85辑，第252页。
⑤《国民政府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创办农村合作事业报告》，《革命文献》第85辑，第252页。
⑥文群：《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86辑，第466页。
农村信用合作社模范章程之规定，改组为农村信用合作社；(6)社员出社时，必须清理其个人对于本预备社之债务。①江西省农村合作事业后来的负责人熊在渭解释说，农村合作预备社是一种“简易合作组织”，其“存续时间为一年，以为承受借款转贷农民的金融救济机构”，待任务完成以后，应“即行改组为正式合作社”。②
1932年10月，蒋介石将上述条例、规章等转颁江西省政府，饬令在收复县区先设农村合作预备社，办理农村经济救济事宜。③第五次“围剿”战争发动后，赣闽边区各县次第收复，蒋为救济收复地区农村金融，恢复农民生业，多次将前颁条例、规章重行颁发，命令各地迅速组建合作预备社④；同时，蒋明令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兼主办收复区土地处理事宜”⑤。1933年底至1934年初，南昌行营也先后制定颁布“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办理收复县区农村救济办法”、“利用合作预备社简章”、“农村利用合作预备社指导纲要”、“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办理收复县区农村救济放款规则草案”等法规文件⑥，进一步明确了组建农村利用合作预备社，办理收复区农村救济的任务。农村利用合作社的具体任务是，“一、借给社员耕作的本钱；二、管理社员的土地；三、置办耕田和日用的东西；四、买进卖出各种货物；五、如在没有设立农村兴复委员会的地方，可照剿匪区内各省农村土地处理条例，代办乡或镇农村兴复委员会所应办的各种事情”⑦。
可见，在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是收复县区农村救济与土地处理的领导机关，而农村利用合作预备社，则是收复县区具体办理农村经济救济事宜的基层组织，即“收复县区农村救济工作，首在组织利用合作预备社，故组社实为此次办理农村救济之基本工作”⑧。那么，如何组建农村利用合作预备社?根据上述南昌行营颁发的法规文件，要点如下：(1)各县收复后，由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派遣主任指导员1人，指导员5人，前往该县设立办事处，商承县长并督率该县临时清乡善后委员会宣抚组，办理农民借贷事项、指导农民组织农村合作预备社和农村兴复委员会，兼办急赈；(2)农村利用合作预备社以区村为界限，事务所设于村内；(3)利用合作预备社社员没有定数，凡是年满20岁的中国人，住在本社界限内的家长，又有谋生本事的，都可以申请做社员，各个社员都要连环担保；(4)预备社设理事会(1人或3人)、监事会(1人或3人)、评事会(最多9人)，分掌社内管理、监查、公议等事，所有职务均为义务职；(5)利用合作预备社成立1年内，改为正式利用合作社，并可兼做信用、供给、运销各种业务；(6)社员出社时，其对于本社的债务和作为保人连环担保的钱，一概还清，若该社员死亡，则由其继承人还清。⑨1934年，江西“每克复一地”，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即行遴选曾受合作训练之学员，携款前往遵章组社贷放”，到1934年8月底，江西各收复区(共34县区)，共成立利用合作预备社1591个，入社社员104772户(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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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民政府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创办农村合作事业报告》，《革命文献》第85辑，第253—254、259—262页。
②熊在渭：《十年来之江西合作事业》(20)，《赣政十年》，第4页。
③《蒋委员长令饬指定匪区县份先设农村合作预备社》，1932年10月25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④《收复地区推行农村利用合作》，1933年12月16日《申报》，第8版；《蒋令赣省府救济匪区农村金融》，1934年2月6日天津《大公报》，第9版。
⑤《农村合作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概况》，1935年1月1日《江西民国日报》，第4版。
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关于推行农村合作事业报告》，《革命文献》第85辑，第346—361页。
⑦《利用合作预备社简章》，《革命文献》第85辑，第348页。
⑧《农村合作委员会一年来工作概况》，1935年1月7日《江西民国日报》，第2版。
⑨《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办理收复县区农村救济办法》、《利用合作预备社简章》，《革命文献》第85辑，第346—349页。
1934年10月以后，原中央苏区中心各县即石城、兴国、宁都、瑞金、于都、会昌6县①先后被收复，国民政府迅速组织了各县清乡善后委员会，办理自新、招抚流亡、编查保甲、“剿匪”清乡以及建立难民收容所、散发米盐和寒衣等各事务。换言之，上述6县刚刚收复的几个月中，国民政府地方政权的工作重心在于重建和恢复地方政治秩序，加上正好处于冬休农闲时期，因此并没有转移到农村经济的恢复上来。不过，在新旧年相交之际，省县政权都已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例如，1934年12月，江西省政府特拨农村救济经费1万元，交由合作指导员，携往兴国县组织合作预备社，“贷与资金，俾使匪后农村，得以复兴”②；1935年1月，瑞金县府以“春耕将届，农具、耕牛、种子，均无所出”，呈请省府“准设农村合作预备社及农村金融救济分处”。③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到1935年初，赣东南各县的政治秩序已经基本稳定；南方春早，春耕生产也已提上日程，赣东南各县的农村经济救济与复兴工作刻不容缓。1月中旬，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派员赴兴国县成立办事处，开始筹办利用合作预备社。④2月，根据前颁法规文件，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组设办理宁兴于会瑞石6县农村救济土地处理区特派员办事处，任命邹华盖为特派员，徐侠成等为督察员，陈洪芳、黄运彬、张茂梁、刘书绅、文幼山、曾道和等为主任指导员；当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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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35年4月，江西省政府重划全省行政督察区；5月1日以前，宁都、广昌、石城、瑞金、会昌、于都6县隶属江西省第12行政督察区，之后，上述6县和兴国县隶属江西省第8行政督察区，区署驻宁都县城。
②《省府拨款一万元办理兴国农村救济》，1934年12月23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③《瑞金拟设农村合作社》，1935年1月23日《申报》，第8版。
④陈瑞斋：《宁兴于会瑞石6县农村救济实施概况》，1935年5月1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邹华盖抵达宁都，3月3日，宁会瑞石4县工作人员全部到达宁城(于都县工作人员由南昌经吉安转泰和赴于都)，择定县城西门丰备义仓长平世第为办公地点，设立区办事处和宁都县办事处；会瑞石3县工作人员，则于7、8两日分别赶赴指定各县，成立县办事处，着手组建合作预备社。①宁都、兴国、于都、会昌、瑞金、石城、广昌7县办理农村合作与农村救济的指导人员分别为11人、10人、8人、9人、7人、6人、3人。②
根据宁兴于会瑞石6县土地处理办法，区特派员办事处的当前急务为分配耕田和组织利用合作预备社，其工作进行程序则先分两步走：第一步，设立各级农村兴复委员会及各村利用合作预备社(以下简称预社)；第二步，实行计口授田方法，分配耕田，使收复地方土地所有权未经确定以前，人有田耕、田有人耕。③各县工作人员在县城成立办事处后，即按照上述计划，和县府协作筹办农村利用合作预备社，开展农村救济事宜。其具体工作程序如下：1．在农村救济土地处理指导员驻县办事处成立后的3天内，各县县长应将下列图表和说明书2份，交县办事处分别存转备查：(1)县境收复地方受“匪灾”概况图(附说明书)，(2)全县治安图(将全县辖境内“匪区”、“半匪区”或“安全区”在图上用颜色标明，并将各地驻防军队多少与民众武力组织情形加以说明)，(3)保甲编制表，(4)县属收复地方，对于当年春耕分配耕佃，有无准备及着手进行情形之说明书。2．各县应将全县灾情之轻重、区域或交通方法详告驻县督察员与主任指导员，按灾情之轻重与耕地多寡，商定进行组社的先后次序。3．贷款经营支付事项，在未经委托其他银行机关经理时，由县政府负责。④按照上述方法，各县办事处指导员开始指导各地农民组建合作预备社。
在此之前，六县农村救济土地处理区特派员办事处主任邹华盖在对全体工作人员指示今后工作方针时强调：“宜以快干手段，从速推进组织社贷所及分配耕佃工作”⑤。因此，各县办事处指导员到达工作岗位的1935年3—6月间短短4个月，是宁兴于会瑞石6县组社的黄金时期，新成立的利用合作预备社呈直线形上升(见表2)。3—4月，6县共成立利用合作预备社379个，社员39171人；近1个月后，7县(加广昌县)预备社迅速增长到1017个，社员114411人；到6月底，7县预备社发展到1778个，社员222686人，“社员实占七县一百三十六万人口及三十万户数目中五分之四”。⑥到1936年6月底，宁兴于会瑞石广7县的利用合作预备社分别有343、293、345、263、275、215、103个，7县社员数分别为60342、29931、56906、25698、27839、17962、6662人；全区7县利用合作预备社总数增长到1837个，社员225340人。⑦如果我们将表2中1935年6月底与1936年6月底的数据相比，可以看出：(1)宁都县和瑞金县社员数分别减增1个；(2)广昌县社数和社员数由44个、4008户(人)分别增加到103个、6662户(人)；(3)其他各县社数和社员数均不变。通过数据对比，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1935年6月底以后，除广昌1县还在继续组建新的利用合作预备社外，其他各县基本完成了组建利用合作预备社的工作(宁都和瑞金县变动1个数字，可能是统计时的差错，有待将来对资料作进一步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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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农村救济工作人员全部到达宁城》，1935年3月14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农村合作委员会派员办理赣南六县农村救济》，1935年3月20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②《江西办理农村合作及农村救济指导人员分布区域及人数表》，《革命文献》第86辑，第482—485页。
③《赣南农赈省府拨百万元办理计口授田整理土地》，1935年11月9日《大公报》，第3版。
④《省府令宁都等县协助农村合作会》，《经济旬刊》第4卷第9期，1935年3月25日，“经济要闻”，第4—5页。
⑤《宁兴等六县区农村救济工作人员全部到达宁城》，1935年3月14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⑥《宁兴于会瑞石六县农村救济土地处理工作概述》，《经济旬刊》第6卷第4期，1936年2月5日，第39页。
⑦原资料记载利用合作预备社社员总数为235341户，与7县叠加数225340户不符，本文以叠加数为准。《农合会廿四年度工作实施概况》，1937年1月13日《江西民国日报》，第7版。
利用合作预备社组建工作基本完成以后，1935年下半年，7县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区合作社联合预备会和县合作社联合预备会的组建上(见表3)。例如，1935年11月底，宁都县各合作预备社遵章扩大组织范围，正式成立县合作社联合预备会①；12月1日，瑞金县农村合作社联合预备会也正式成立，下辖13个区联合预备会②；当年底，7县共成立区联预会l38个，加入的利用合作社有1411个，会股金额129560元，实收股金60933元；在区联预会的基础上，宁兴于会瑞石6县均建立了县联合预备会(1936年6月底以前，广昌县联预会也已成立③)，加入的区联合预备会有130个，会股金额47000元，实收股金15382元。无论是区联预会还是县联预会，会股金额都没有收足，实收股金均不过半数，有些县份的工作不能及时上报(如广昌和会昌)，这表明7县区、县联合会的组建及完善工作还有待于加强。1936年6月，第8专员公署召开第3次区行政会议，拟具7县推行农村合作3年计划(1936年7月至1939年6月)；关于合作预备社的改组工作计划如下：(1)1936年10月底以前完成合作预备社的改组工作，(2)12月底以前完成区联预会的改组工作，(3)1937年1月底以前完成县联预会的改组工作。④
农村利用合作预备社、区县两级合作社联合预备会的相继成立，表明赣东南新收复区的农村金融网络构建完成；赣闽边区农村经济复兴工作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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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宁都成立合作社联合预备会》，1935年11月29日《江西民国日报》，第7版。
②《瑞金成立合作社联合预备会》，1935年12月10日《江西民国日报》，第7版。
③《农合会廿四年度工作实施概况》，1937年1月13日《江西民国日报》，第7版。
④《第八区专员公署计划改善七县合作事业》，1936年7月3日《江西民国日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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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融下乡与资本扶助
1934年底，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以本省剿匪军事，业已告一段落……今后之重心，自应由剿匪而移于建设”，决定1935年为“江西建设年”，并令饬各建设机关，“拟具各收复区农村建设、经济建设等计划呈核”。⑤熊式辉的决定适时转变了全省工作的重心。1935年初，春耕即届，农村金融救济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江西省政府特拟定“补充赣南六县耕牛、种谷、农具办法”。耕牛、农具、种谷这三个方面物品补充办法的关键在于，“所有材料，概以取之于当地与附近为原则”，务求“补充品供给迅速，人民购取便利，与补充品之能切合实用”；农民购取上述物品所需要的资金，则由利用合作预备社以现金形式直接贷款给农民，农民得现金后可自行购办需要物品。⑥
2、3月间，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宁兴于会瑞石6县农村救济土地处理区特派员办事处暨各县农村救济土地处理指导员办事处成立，其成立后有两项急务，一是维持春耕，一是组社贷款。⑦实际上，只是一项急务，即“组社贷款”，通过指导农民组织利用合作预备社，“借给社员耕作的本钱”，农民有了资金，春耕生产自然不成问题。所以，1935年3月以后的4个月中，各县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边指导农民组织利用合作预备社，一边办理救济贷款，以现金直接借给农民，所有工作紧张而有序地推进。表2显示，1935年4月份，宁兴于会瑞石6县救济贷款额仅为101277元，5月份7县(增加广昌县)贷款额增至278619元，6月份又翻了近一番，增加到518509元。这50多万元现金，全部贷给了139769个(户)社员，约占7县当时总户数(30万户)的47％⑧，平均每个社员借款3.71元，如果除去县城的工商户数，7县中就有约一半的农户获得了(农业)救济贷款。对于7县社员获贷款后的具体用途，没有数据作进一步分析，但我们可以利用其他资料进行间接分析。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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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本省剿匪大功告成明年定为“建设年”》，1934年12月20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⑥《省府补充赣南六县耕牛种子拟定补充办法》，1935年2月14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⑦《宁兴于会瑞石等六县积极进行复耕运动》，1935年3月26日《江西民国日报》，第3版。
⑧《去年宁都等六县农救工作成绩显著》，1936年2月5日《江西民国日报》，第7版。
年，江西先行收复的41县，其农户获得救济贷款后的具体用途是：购买耕牛占34％，添置农具约占24％，修理房屋约占16％，补充食粮、种子约占24％，购买肥料约占2％。①无论作何比例分配，都主要是用于恢复春耕，当无疑义；每家农户分配比例不尽相同，但对其自家来讲，一定是最优化的分配方案。
适逢当季风调雨顺，农民春耕及时，江西各“新收复区，凡已复耕之田，均庆丰稔”，但是由于上述各地交通偏僻，国共争战之后，外来商人均不敢轻易进入该地做生意，而当地小商人又因资本匮乏，无力经营，“致丰收之米谷，无人问津”，丰收成灾，谷价低迷。此时，战乱后的农民家中一无所有，一切日用必需品均望在粮食丰收后换得现金，以解燃眉之急，因此不得不贱价抛售。“在吉安、赣州、信丰可通河路者，每谷一担，不到三元；不通河路者，不过二元上下；而广昌、于都、泰和收复未久之匪区，谷价竟有一元一担者，形成极端之矛盾。”②鉴于此，农救处呈报省合委会，开办农仓贷款，办理粮食储押运销。为进一步救济农民，江西省政府决定向各大银行筹借l00万元，向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