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农协的组织特点

如果从1900 年算起，日本农民协会组织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百年以来，农协的组织、功能及其运行方式经过了重大的变革，最终在二战以后形成现代农协制度。从其组织及实践来看，日本农协有一些鲜明的特点。

1.广泛性

由于日本农协是由所在地农户自愿结合而成的合作组织，并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各类服务，所以农协在农村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农协组织遍布日本全国市町村，与农民保持着天然的人缘地缘联系。加之农协又是日本农村唯一的合作组织，目前，全国有99％以上的农户参加了农协，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欧美农业合作社发达的国家。

2.兼容性

《农协法》规定，不仅农户可以加入农协（正组合员），非农户也可以加入农协（准组合员）；农协的服务对象不仅是所在地农民，也扩大到所在地非农民。农协已成为覆盖整个日本农村地区的惟一合作组织。尤其近年来日本农村地区农户逐年减少，而非农户逐年增加，农协准组织员比重也随之逐年上升，农协组织正发生结构性变化。农协这种组织上的兼容性，对于农协开辟新的事业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3.系统性

如上所述，日本农协为三个层次，即市町村级农协、县级农协联合会及全国农协联合会，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各级农协组织机构按业务内容对口设置，具有隶属和指导关系，同时各级农协在事业上又是独立的经营实体。这种组织的系统性，既有利于发挥各级农协经营上的独立自主性，又可以发挥农协系统的整体优势，使各级农协优势互补，从而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4.全面性

农协为日本农民的社会化服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对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服务，又包括为全体农协会员、准会员的日常生活服务。如农协为农民提供从农业生产和技术指导到农产品的收获、加工、销售、储存以及采购、信用、保险等等服务。同时也向农民提供职业技术培训、文化教育、卫生、财务管理、社会保障、农业信息网络的服务等。用日本流行的一句话说，“农协的职能就是为农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帮助”。

5.非营利性

农协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改善全体组合员的农业经营状况，提高其生活水平为目标。因此，即使要针对出资金额的多少发放红利，也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它在发放额度上是有一定限制的，根据有关法令，农协发放红利的最高限额是7%。农协的各项经营活动即使有盈余出现，这也是组合员利用农协各项事业的结果。因此，农协在处理这些盈余时，可以根据组合员对于农协事业的利用程度，返还一定比例的钱，这是包括农协在内的日本各种协同组合所特有的盈余分配处理方式。农协对于盈余的处理方式，还可以是添置组合员的共用设施，也可以作为农协发展的准备金积累起来。

6.民主性

农协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有着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特点。农协采用一人一票制的管理方式．以便充分发挥组合员的民主权利。对于选举农协干部，决定农协事业的方针等事项，则不因组合员出资的多少，或其他条件的不同，而导致组合员之间所享有的权利不同，而是每位组合员一人一票，大家都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表决权。当然，农协的民主经营原则，并不是都要以全体组合员大会的形式，一人一票，用多数票决制来决定农协的经营活动，也可采用征求意见和协商等办法加以运作。为确保组合员的主体地位和经济利益，日本每一个综合农协、每一个联合会甚至农协中的一个部会都有一套章程、规约、规程。虽然农协也吸引一些惟组合员，但是“准组合员”只有参与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世界经济举权，并且其利用农协的各种业务设施的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社员利用总额的20％。

7.依附性

日本农协既是农村合作经济团体，又与政治上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是执政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也是日本政府农业政策在农村的执行者和协作者，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日本政府在农村的统治工具。从组织上，三级农协各与本级行政组织相对应，组成了完备的组织体系。农协通过与政府的联系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成为政府实施农业政策、组织和控制农民的重要工具。诸如粮食统购统销时期的大米销售政策、政府对农业的各项扶植政策及各项优惠贷款等，均通过农协的协助得到贯彻落实。正因如此，不少人称之为一个“半政府”的组织。

（二）日本农协的作用及限度

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现代农协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组织体系、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尤其是农协不仅给予农民生产和生活的指导，也是是国家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同时又是农民意志的载体，农民利益的代表，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联系纽带和桥梁。农协代表农民通过与政府对话，影响政府政策以争取和保护农民利益；政府也把某些职能转移给农协，通过农协来调控农村经济，政府的计划和政令基本上都是通过农协贯彻实施的。这对于日本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农民权益的保护、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农业政策的贯彻、乡村社会的组织以及对农民的政治控制等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日本二战后农业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及战后经济的起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过，由于日本农协组织自身的依附性及组织特点，农协组织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尤其是随着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环境的变化，日本农业及农村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农协组织与运行面临不少新的困难和挑战。首先，农业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依然存在。从日本农业来看，基本的国情依然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小规模农业与大市场的矛盾依然存在。20 世纪60 年代，日本进入以重工业为先导的经济起飞阶段，农业劳动力出现快速和大规模向城市和二、三产业转移。尽管日本政府认为要提高农民收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需要鼓励农民离农后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占用耕地和出于农耕传统，农民不愿出卖土地而逐步走上兼业化农业的道路，农产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没有得到迅速扩大，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全国平均每户经营耕地1.47 公顷，其中70％的农户经营规模在1 公顷以下，而且经营分散，难以形成集中连片的规模经营格局，与日益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是不相适应的。部分水稻种植农产生产的水稻主要是为了自给或送人，商品化程度不高。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小，布局分散，形不成规模效益，影响了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日本的农业机械化程度虽然很高，家家户户都有农业机械，但由于土地细分、经营规模小，不能充分发挥现代化机械大生产的作用。不仅降低了劳动生产率，而且加大了农业的物质成本。虽然农协的成立的重要目标是为了给农民以支持，但是，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小农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尤其是农协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可以为农民生产和经营提供指导和支持，但它毕竟不是企业，也不能取代农民自身的生产和经营行为，也不可能为千家万户的农民解决日常的生产、经营及生活的困难和风险。

其次，农民利益的保护与社会利益的冲突日益尖锐。半过多世纪以来，日本农协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成功地阻止了农产品的自由贸易，为农民及农业争取到严格的国家保护，进而卓有成效地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战后的日本也是世界各国中少数对本国农业保护程度最深、保护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日本每年农业补贴总额在4万亿日元以上，农民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补贴。据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2000年，日本对农业的补贴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1.1％，农业补贴超过了农业产值。但是，这种严格的保护虽然有助于日本的粮食安全，但也维系了日本农业的低效和农产品的高价，最终因损害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引起人们的不满，并由此引起国际关系的紧张。同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相比，日本的农产品价格是很高的。但其成本现在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农产品的竞争力不强，面临着来自国际市场不断的冲击。为了保护国内农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对农业实行了过度的保护政策和过多的生产资料投入，加之农业劳动力的急剧减少，使农产品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大米的生产成本大约是美国的10 倍，泰国的23 倍。

事实上，严格的农产品保护政策不仅难以推动农业的创新和发展，也没有给日本带来足够的安全保障。由于政府采取多年的保护和补贴农业政策，农产经营保守，农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大。在茨城县阿见町，农户大都只种植水稻、大麦、花生、西瓜、白菜、西红柿等传统作物，由于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多数为60 岁以上老人，多数农户家庭只种植一种作物，耕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迄今日本粮食自给率低，进口量大，是依赖农产品进口的主要国家之一。1984 年开始成为世界最大的食品进口国，其国内消费的食品60％依赖进口(但居民消费的口粮始终基本自给)，相当于全国7500 万人口的食品消费量。1990 年其农产品纯进口额达275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目前按热量标准的食品自给率为40％。粮食自给率仅30 左右。日本有自给生产能力的粮食和畜产品仅限于大米和鸡蛋。1998 年度大米自给率为95%，鸡蛋自给率为96%。但是由于国外农产品价格低廉，日本从海外进口农产品不断增加，国内生产下降。1998 年度水果自给率49%，肉类55%，鱼贝类66%，蔬菜84%，小麦9%，大豆3%。1997 年日本进口玉米世界第一。此外，大豆、小麦、砂糖、牛肉等也大量进口。世界农产品贸易额的1/10 是日本进口的。1999-2001 年，小麦进口量300 多万吨，占世界进口小麦总量的3%左右；玉米进口量1626.4 万吨，占世界玉米进口量的22.3%，是玉米进口大国；但主要作物大米国内处于生产过剩状态。由于国内生产成本高，加之市场需要多样化，近年来蔬菜进口量增加，特别是从中国进口量已超过美国，主要是新鲜的露地蔬菜如葱、蒜、豌豆、胡萝卜、甘蓝等10 多个品种。总之依然是农产品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由地农业保护政策维持了农产品的高价，使国内消费者将一部分购买力转而投向国外进口的农产品加工品，使得本国农产品失去了部分市场，同时，也招致国外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不断增加，迫使日政府不得不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上做出让步，而这种让步又反过来激起日本农民的不满。

第三，农协的支持并没有扭转农业地位的下降。从日本农业自身来看，农协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并没有解决农业内部的矛盾和困难，也无法阻止农业地位的下降。从半过多世纪的发展来看，日本耕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由1960 年的16.4%降到1990 年的13.9%，其中农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34%下降到102%；1994 年，日本的耕地面积为508.3 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3.5％。其中，水田占54.3％，旱地占45.7％，灌溉面积24.3 万公顷。耕地利用率从1983 年的104.8％下降到1993 年的100％。1999 年日本的耕地为487 万公顷，都府县每家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不足1.2 公顷，北海道每家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也仅为16.2 公顷。农业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由1960 年的9.8%降到1.7%；谷物自给率也不断下降，1991年谷物生产量仅能满足国内总消费的29%；1984 年日本大米丰收，农业总产值创历史最高纪录，达11.7 万亿日元，后来产值连年下降，1989 年以后，因蔬菜、水果、牛肉等价格上升，产值下降有所扭转。1993 年因大米严重歉收，农业总产值降到10.56 万亿日元。农业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由1960 年的28.7%降到1990 年的9.4%，自立经营的专业农户占农户的比例由1960 年的8.6%下降到1990 年的6.8%，户数由51 万户下降到26 万户。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由1960 年的26.8%降到6.4%。由于大量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农业生产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每年从初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中仅有很少人投身农业，目前从事农业人员年龄老化、劳动力明显减少。1999 年日本农户为324 万户，比1950 年的600 万户减少了近一半；农业就业人口中，65 岁以上的约占50%，农业人口老龄化严重；另外，农户收入明显减少，1994 年平均为709 万日元，2003 年下降到578 万日元，降低18.4%，农户经济面临危机。

第四，农协的垄断经营使之缺乏灵活性和适应性。日本农业战后，农协凭借日本政府制定的农用物资销售制度赋予的特权，成为日本实力最强的购销集团，但同时，这项经济制度又是套在农协身上的一个挣不脱的桎梏，农协因而失去了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调整经营方式的部分权利。20 世纪50 年代经济恢复时期，国际市场的化肥价格高于日本国内市场价格，化肥生产企业因而扩大了出口量，结果造成国内化肥短缺，日本政府为保障农用物资供给的同时又保障产业资本的经济利益，制定了不适用反垄断法的《肥料安定法》，确定了保护生产企业利益的垄断价格和保护农协利益的独家经营权。60 年代化工业技术得到飞快发展，化肥生产成本大幅度下降，国际市场上的化肥的价格反而低于日本国内价格，农协组织虽具有大量进口和左右化肥价格的实力，但受到《肥料安定法》的限制，农协只能按垄断价格购买国内的产品。日本政府从保护本国工业的角度出发，将《肥料安定法》一直沿用了30 多年。在这种经济制度下，从60 年代开始，农协农用物资的综合销售价格不仅一直高于零售价格，而且还高于出口价格，农协的销售利润因而大大低于商业企业，如1980 年农协在该销售领域的利润仅是商业企业的89.4%。农协虽然一直垄断着农用物资的购销业务，但却不能站在农民社员的立场和生产厂家进行价格谈判。60 年代末以后，农协购销农用物资部门变成亏损部门，要靠农协信用事业的盈利来填补亏空。80 年代，在美国贸易自由化的重压下，日本政府逐步放弃了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高成本的日本农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对日本农民来说，惟一的生存之路就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于是农民对农协的不满和不信任一下子迸发出来，严厉批判农协是“维护垄断资本利益，为垄断资本节约流通费用”的组织，一些农户甚至脱离农协，另外寻找购买农用物资的途径。与此同时，农协垄断销售行为还引起流通业广大中小企业的抗议。80 年代后期，日本政府放开了农用物资和农产品的购销市场，也放松了对农协销售活动的控制，农协在得到经营自主权的同时，失去了农业领域的经营特权。90 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日本国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1997 年日本各产业综合工资水平比1995 年上升了3.6%，同时平均劳动时间增加了9.6%；1975—1985 年农户的农业和兼业收入增长率为3.9%和9.2%，而1992—1999 年两项指标均在零增长率以下，尤其农业收入下降幅度更大，1999 年比1998 年下降了8.4%。在购买力持续低下和农业生产萎缩的趋势下，经营自主权也难以帮助农协的购销事业摆脱萧条的经营状况。

第五，农协组织面临信用和金融的困难和危机。20 世纪90 年代的经营全球化和日本经济衰退还引起了农协信用事业的危机。日本国民整体收入水平的下降直接影响到农协信用社的储蓄业务，1992 年信用社的储蓄增长率为7.9%，1993 年开始储蓄额显著下降，1995 年的增长率下降到1.4%，1996 年出现了负增长。农协信用事业的危机不仅来自外忧，而且还来自内患。经济过热时，农协的金融机构也郑入了房地产投资，结果泡沫经济崩溃，造成信用社64000 亿日元的经济损失，不仅农协整个经济事业受到十分沉重的打击，农协组织形象也受到很大损害，农户社员和储户对农协的不信任加深，一些顾客将借贷和投资活动转向经营较稳定的金融机构，更多的顾客则将存款转移到邮政储蓄或其他银行，农协信用事业的利用率下降到战后最低点。1980—1987 年农协储蓄和信贷增长率为9%和4.7%，1994—1998年农协储蓄和信贷业务竟出现了0.9%和0.3%的负增长。这种状况使农协依靠信用事业维系组织体系的运营方式受到严重阻碍。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农协组织的赢利倾向日益明显。农协在支持食品的统制制度及维持国内农产品高价的同时，也将大大高于国际价格标准的农用生产资料强加给农民，实际上也牺牲了农民的利益。这引起日本农民的不满。一些农民批评农协本来是服务农民的组织，而现在却以盈利为目的。农协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综合经营机构，什么都要管，有的农民认为有些不自由；此外，农协官员太多，农民的负担加重。这显示农协内在的矛盾和问题。

最后，对农协来说，最深刻的危机莫过于组织上的危机。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大量年轻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在农户绝对数减少的同时，农业劳动力的质量也大大地降低了。1980 年农户总数由1960 年的606 万户，减少到466 万户，而兼业户则由65.1%增加到86.6%，1999 年农户下降到324 万户，专业户的比重下降到13.2%。随着兼业农户的大量增加，农协会员已改变了单一的自耕农成分的结构，现已呈现出会员多元化的局面，农协已满足不了服务功能多元化的需求，部分农户出现了离会倾向。80 年代以来日本农业劳动力不仅兼业化程度加深，而且出现了后继无人的问题，90 年代农业劳动力断代的问题又转化成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1998 年经营单一农产品的劳动力中，65 岁以上的老人占37.2%，49 岁以下的农业劳动力仅占25.2%。并且21 世纪农业劳动和老龄化还会进一步加深。受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影响，预计2010 年日本的耕地面积将减少33—79 万公顷，农户的农业收入将再度减少2/3。农业劳动力结构和质量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农户对农业投资热情和经营能力下降，进而降低了对农协经济事业的利用率。1975 年农协信贷资金中，用于农业生产的贷款比重是43.5%，1982 年下降到18.4%，1999 年这项指标只有9.1%；农协的购销事业、经营指导、农业基础设施利用等项事业将同步缩小，预计2010 年农协的农业经营事业收入将减少500—900 亿日元。农业劳动力结构和质量的变化还进一步削弱了农协组织的基础，最突出的标志是农户社员大幅度减少，1997 年农协正式社员的比重已由1975 年的75.2%下降到32.6%。农协组织的根基脆弱了，不仅组织的凝聚力下降，而且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性逐渐消失，组织的宗旨也渐渐失去了意义。

长期以来日本农协通过对政府的影响以及结盟维持国内农民的利益，并依赖政策保护、市场垄断获得农民的支持及自身的生存。进入90 年代后，由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化等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日本农业的发展和农协内部因素的变化，对日本农协的组织、运行以及生存带来严峻的挑战。1998 年12 月日本政府出台了《农业政策改革大纲》，旨意彻底放弃以往的农业保护政策，在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粮食等农产品的供给制度，1999 年7 月又制定了新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从消费者、环保和振兴农村的立场重新审视了农业的作用，确定了21 世纪农业的发展方向。很难说日本政府推出的这条新世纪农业发展路线会给日本农业的未来带来了多少希望，因为在日本，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实在太低了，1995 年仅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4%。在20 世纪末的几次NGO 和WTO会议上，日本政府因无奈重重压力，不得不继续下调了农产品关税，开放了农产品最后的壁垒大米市场，与此同时减少了对农业部门的财政援助，1998 年日本政府对农林渔业的财政投资信贷资金由1996 年的11950 亿日元（占财政投资信贷总额的2.3%），下调到8840 亿日元，仅占财政投资信贷总额的1.5%。

战后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时期，政府赋予农协了特殊的地位和职能，使农协享有特别的政策保护和生存条件，农协成长为一个拥有556 万正式社员、799 万准社员、29 万职员的、任何日本企业都无以比拟的庞然大物。而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迫于工农业生产全面过剩的压力，日本政府逐步放弃了保护农业的政策，农协的组织事业失去了维持庞大事业运行的空间，同时也失去了安全经营的保障。在粮食短缺、需要本国农业提供大量农产品时期，尽管农协代理政府全权管理和经营粮食的垄断行为妨碍市场竞争，但农协起到了其他经济组织起不到的稳定供给的公共经济效益，所以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可。当经济不景气、农产品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大大超过进口价格、粮食财政补贴居高不下时，农协垄断经营粮食的行为遭到企业界的强烈反对和消费者的反感。20 世纪90 年代，政府逐步放宽了对进口粮食和大米经销权的限制，农协的销售事业开始面对强大的跨国公司和灵活经营的零售商的挑战和竞争，农协组织不合理、经营不灵活的缺陷也随之充分暴露出来。农协因为有广大社员作为组织经济事业固定的惠顾者，经营上不必顾虑有无顾客，但吸引顾客的经营能力也因而比其他企业弱。农协用完全利用组织体系的原则将分散的基层组织捆绑在一起，形成对外主导价格，对内盈亏互补的经营实力和方式；另一方面，每个基层组织的特性和经营多种商品所需的灵活性不能发挥出来，基层组织的经营水平的差别和不合理、低效益的经营行为被掩盖。农协失去保护伞后，组织、经营、管理方式的缺陷和弊病一下子暴露出来，但是要弥补缺陷，要改变战后几十年来形成的制度、观念、方法，却绝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在强手如林的竞争对手面前，在经济恶化的环境中，农协自然要受到生死存亡的威胁。

不难看出，在新世纪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进程中，单纯借助政策扶持和保护强盛起来的农协已经遭到重创。能否成功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最终将决定农协未来的生存。对此，日本的大田原高昭教授作了十分确切的比喻和解释：日本的农协就像恐龙，因为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就造就了恐龙庞大的身躯，并为这个庞大生物的生存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食物，但后来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一些适应了新环境的生物生存下来，可是恐龙太庞大了，根本无法适应自下而上环境的变化，因此很快就灭绝了。

（三）日本农协发展的新动向

经济形势的巨变对农协组织和经济事业的重创使农协的生存和发展变得步履维艰，但另一方面，组织和事业的危机也促成了日本农协的转变。不少人已经认识到，农协要生存就必须面对经济形势的挑战，重新认识自己，并作出适应性的转变。为此，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压力增大，日本农协在不断的反思中吸取组织和事业危机的教训，调整农协的发展方向和经营战略，改革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整顿组织机构，强化组织基础，以促使农协组织和经济事业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1。

其一，强化自立性和自主性。长期以来，日本农协具有严重的依赖性，并依赖国家赋权及保护维持生存。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正是这种组织上依附于行政、经济事业上依赖于政策的生存发展方式，使农协丧失了经营的自主权和市场应变能力。农协不能坚持独立自主的组织原则，组织的经营决策就可能背离社员的愿望和利益，最终会使农协丧失尽心尽力为农民社员服务，为农民社员免受各种经营势力压榨而奋斗的理念，而这种理念正是农协组织的灵魂，是形成组织凝聚力和经营事业动力的源泉，也是激发经济上的弱者团结互助的精神支柱。为此，首先要在组织上和经营意识上摆脱对政策的依赖，同时要通过人材培育和体制改革来增强组织的市场经营和管理能力，走自立、自主和自强之路。

其次，强化互助性和服务性。虽然不少人指出农业缩小、农户对农业依赖程度下降和农业经营者老龄化是导致农协组织危机和经济事业不景气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更多的人强调，农协组织的经营方针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农协将组织自身的盈利放在首位，忽略了社员在组织中应有的地位和利益，结果失去了农民对组织的信任和支持。农民的信任、支持和合作是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否则，作为合作组织的农协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组织事业也就失去经济基础。因此，农协应更加强调组织和功能上的互助、合作、非赢利性和服务性，据此巩固农协的组织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