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边是日益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一边却是农村“超国民收入分配”，是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出现了误差，还是我国经济陷入了不正常的发展轨道了？笔者就此疑问，从“超”字入手，结合实证性分析，展开层层剖析。结果显示: 农村超财富增长分配并没有否定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它是传统小农过渡到社会化小农[①]之后，对马克思分配理论的新发展，所谓的“超”，正是社会化带给农民的额外收入，而其同时也对农民增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因此，要对农村、农业、农民进行多元扶植，在合理的增收幅度之内突破传统理论极限，最大程度促进农民增收。

关键词：国民收入分配 社会化 农民增收

作为焦点、难点的农民增收，学界往往从增收潜力角度考察，而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邓大才教授则认为，农民增收还存在极限问题，即“如果农民增收达到了极限性约束条件，还盲目地推进农民增收，就会提高农民增收的成本，得不偿失”[②]。有鉴于此，笔者沿袭以上研究路径，对目前中国农民收入状况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一般来讲，遵照马克思的分配理论，消费资料的增长速度要适当低于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即收入的增长速度要低于财富或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否则就会出现国民经济的“超分配”，影响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1978－2005年第一次产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2.25%，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为12.55%。按照马克思的分配理论，农民收入增幅不能高于12.2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高出第一次产业0.3个百分点，这部分超财富增长速度的份额从哪里来呢？是否农村存在超国民收入分配现象，这种超国民收入分配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超”：从何而来

当前农民依然以小规模的农户作为经营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但生活环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农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纷纷卷入社会化大循环之中，收入与支出不再仅仅依赖于农业内部小循环。小农已经从传统的家庭经营过渡到“社会化”小农，其“行为目标与动机是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③]，不仅收入来源从家庭扩大到社会，非农产业逐步成为社会化小农的主要渠道，而且支出范围也开始向农业之外领域转移。由此，从国民收入分配来看，小农已发展并扩充了马克思分配理论，即其收入增长的速度不但不会低于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而且还可能高于其增长速度。而且这部分“超”并非是农民靠国家财政转移、靠城市施舍，而是靠农民就业与收入超越家庭和农村边界，具体来说就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民收入的新一轮持续增长。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很多，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既有经济的，又有非经济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农民增收已经构成综合效应。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大量涌现，东部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提供了大量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国家放松了对户籍制度的管制，削弱了城乡人口流动的体制障碍。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机械化的普及，进一步刺激了人地矛盾的升级，大量剩余劳动人口有待寻找新的出路。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这种条件下减少农民，将农民变成市民，不会影响农业生产，即不会减少农业的产量（或者说农业增加值是不会变动的）。这样，制度的放宽，使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得到有效结合，减轻了农业生产的压力，为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以农民收入为因变量Y，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自变量X1 、X2 、X3，建立对数模型

LogY_i=C+LogX1_i+LogX2_i+LogX3_i +  

由于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我们通过Statistica统计分析软件，对1978年至2005年共28个数据，采用回归分析方法（避免多重共线性），得到：=0.262，=0.193，=0.168，C=0.482    即

LogY_i=0.482+0.262LogX1_i+0.193LogX2_i+0.168LogX3_i

t   (1.644)  (2.883)  (2.798)   (2.805)

p   (0.113)  (0.008)  (0.010)   (0.010)

       R²  =0.873  F=25.6146  P=0.0000

表3   1978年至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原因分解

由以上分析得到，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第一、二、三产业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解释程度达到87%。按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来看，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加1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分别增加0.262、0.193、0.168个百分点，对收入的 “贡献率”分别达到25.57%、23.96%、23.79%。数据显示，随着社会化程度的加深，传统农业对小农增收的作用下降，仅占四分之一，第二、三产业的影响则达到了75%，从而实证性地度量了马克思“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在社会化小农阶段的超越来源。

除了制度环境的变迁造成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以外，最主要的动因则是小农“经济人”的逐利特性对原有收入来源体系边界的冲破。其途径主要有：

首先，农民走出去。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是热点问题，也是国家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倡导的政策取向。进城，一方面有利于缓解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或农业隐性失业问题，为农民增收广开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农村人口城镇化，跟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步伐，缓解农村人口压力，带动农业增产增收增效。因此，农民走出去，除非法行为外，不管是临时性的打工，还是永久性的外出都是农民获得社会化收入的最主要途径。其中，在传统的家族、宗族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民走出去提供了有效的就业信息资源，往往出现同村或同家族的人在同一工业区、甚至同一工厂就业的现象。与此同时，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中介部门也日益发展完善。官方与民间力量、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调配合，带动了农民成批、持续的向外转移。

其次，企业走进来。1978年以来，个体企业、村办企业、乡镇企业都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亮点。政策的支持、观念的改变、机遇的把握，使农民足不出户，便可充分享受非农产业带来的种种好处。目前，受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影响，东部许多产业内迁，内地甚至广大农村都将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受益者。企业走进来，减少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关系成本、风险成本，为农民增收的同时，也为企业减少了劳动成本、运输成本等。整体流动成本的缩减，为国家、企业与个人赢得了互利的局面。

最后，农业自强化。一方面农民进城，使留守农业的农民数量减少，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减少了参与农业新增财富分配的人数，能够增加余下农民的财富分配量。另一方面，农业从业人员的减少，有利于农业机械的推广与普及，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充分发挥单位劳动力的最大潜能。与此同时，农业结构合理化、经营产业化、合作组织规范化，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进一步减少了农产品生产、销售中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提高了农民防范风险的能力，有效规避了小农经营的分散化缺陷。农业生产摆脱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简单再生产，在解决农民温饱问题的同时，上升为增收致富的主要源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的共生性，推动了农村的自立、农业的自强和农民的自我主宰能力。

可以说，市场因子的不断渗透，使农村社会的传统秩序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血缘、地缘的束缚日益瓦解，小农的个体身份逐渐被“社会人”所取代。“社会化小农”充分论证了马克思分配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突破性发展。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2005级政府经济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