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社会网络资本

——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社会网络资本的研究视角

摘要:对中国农村妇女社会网络资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社会关系范围,做些理论的论证或定性的结论,而是要针对她们的社会网络资本现状,以技术为切入点,分析农村妇女所拥有的技术资本的多少从而评判其社会网络资本的优劣,这样才能使研究走向深入。

关键词:技术;农村妇女;社会网络资本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在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时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并把它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并列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三大资本构成。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社会资本”已逐渐成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不过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至今仍难以对其有个统一性的认识。本文无意纠缠于此,只想着重从技术与社会网络资本角度谈谈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社会网络资本的研究视角。在中国有关乡村的研究、女性的研究虽然很多,但从技术角度切入女性研究的却不多见,望本文能补这方面之不足。

一、技术与社会资本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既有对国外社会资本研究情况的介绍、一般理论探讨,也有关于社会资本的个案分析,如美国硅谷、海外华人的商业网络等,另外也有少量的妇女社会网络资本的研究。综合这些研究,学者们“都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本的特殊形态,具有工具性,且不同于物质资本(表现为物质形态)和人力资本(表现为知识、技能) ”[ 1 ] 。但分歧还是非常明显的,如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及范围。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认为社会资本可等同于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网络,也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关系网”,其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具有持久性,作为个人可以凭借个人网络获得信息、帮助等各种稀缺资源,作为组织,可以依赖和谐的网络关系,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益;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资本范围很广,包括规范、组织、关系等在内的众多社会结构资源。再如关于社会资本的主体及价值。在概念主体上,有认为是个人的,也有学者认为应包括企业、社团、社区等行动主体。在价值层面上,有“中性”说,也有“正效应”和“负效应”说。另外,在社会资本的特征、与社会资源的关系等问题上都有不同的意见。“由于这些分歧,不仅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资本的定义缺乏共识,而且也使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在社会资本的具体研究中,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对同一问题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差甚远, 甚至完全不同, 无法相互验证。”[ 2 ]

即使如此,学术界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与应用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在笔者看来,其理论价值在于肯定了经济、社会及个人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的作用。它与传统理论不同的是把发展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考察了行动主体所处或建构的社会网络关系对主体自身所产生的影响。就发展意义而言,“社会资本”的研究注重的不是单纯的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在发展中的功用,而是通过社会网络揭示出“和谐的社会关系”对于物质、人力或其它资本作用发挥的重要性。换言之,“社会资本”的研究告诉我们,发展的因素是综合性的,物质的、人力的、文化的、社会的等资本缺一不可,否则,发展便是一句空话。

林南的概念比较简明: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为什么嵌入在社会网中的资源增加了行动的效果:一是促进了信息的流动,这种信息可以是个人找到可使用的资本和提供合适报酬的较好的组织,使组织降低交易成本并招聘到较好的个人;二是这些社会关系可以对代理人施加影响,“说句话”可以取得被优先的作用;三是社会关系可以被组织和代理人确定为个人的社会信任的证明;最后,社会关系可以强化身份和认同感,这种强化对维持精神健康和资源使用的资格是重要的基础。林南强调: 这四类要素——信息、影响、社会信任、强化——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资本在工具性和表达性行动中发挥的作用,而各种形态的个人资本,如经济资本或人力资本却不能说明。[ 3 ]

在相关研究中,之所以出现较多的分歧是因为:第一,学者们各自所研究的对象、问题及观察的角度、运用的方法都有所不同,相应便出现对“社会资本”理解上的差别,在此也不能强求一律。实际上,很多分歧并不是实质性的,如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与范围,社会网络关系是社会结构资源的重要部分,而且其价值的发挥也与规范的严密、组织的亲疏程度密切相关;反过来,社会也通过特定的规范和组织来创造出和谐的网络关系,二者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只有范围、层次上的差别。第二,社会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所要考察的网络关系又因不同的主体而有所不同,尤其是每一主体之所以结成特定的网络关系的原因是相异的,有姻亲、血亲、邻里关系的,也有朋友、同学、同事关系的;有经济利益驱使的,也有讲义气的;有随意聚合的,也有组织严密的,等等。有学者概括为自生性要素和再生性要素。“就个人而言,自生性要素是指由于共同的家庭、民族、国家而形成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个人不花费任何力气就可以获得各种资源。就组织而言,自生性要素是指各成员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等早年生活中习得的一组内化了的价值观,它有利于和谐的网络关系的建立。⋯⋯在现代社会中,再生性要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制订、实施法律、规范,创造出和谐的网络关系。”[ 4 ] 虽然社会资本以“和谐的网络关系”为终极目标,但在现实生活中,个人或群体、组织的网络关系是否和谐,和谐的程度及什么样的网络关系等等都是十分复杂的,很难用几个类型做出概括,因而必须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相应分歧也是必然的。

如果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关性来看,社会资本的研究注重了生产关系在发展中的价值,且这种注重不是建立在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基础之上的,而是更强调各种资本因素的系统性、平衡性与综合性。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就可以生产关系为基点来分析生产力诸要素在发展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可以分析出工具、自然资源及人力资源要充分发挥出最大效益所必须依赖的社会关系,从而对技术、自然、人力等资源的效益的评估不再仅仅处在可能性状态,比如一个企业要搞好经营,除了先进的机器、充足的资金,还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两方面的因素是相辅相成的。如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对两个饭馆的比较分析。反过来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也只有以技术等为参照才能深入下去,仅限于关系层面很难把问题说清、说透。

因为就技术与社会资本的相关性而言,首先,脱离了技术的社会资本是毫无意义的。社会资本虽可等同于社会关系,但二者还有很大的差别。资本必须是运动的,以能够带来增殖为目标,社会资本也一样。只有当社会关系被主体用来获得某种资源、达到预期目的时,才成为社会资本。由于技术在发展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是否拥有、掌握某种技术已成为个体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性别之间、组织、群体之间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因而以是否能够获得技术为参照来衡量主体的社会资本的效益是非常恰当的。其次,技术决定着社会资本的运行方式和变迁。这种决定作用不只是大的技术的进步导致整个社会制度、人们的经济关系、交往方式的变迁,而且更多的是表现在社会资本的渐变过程中。譬如,在生产中,一个人或组织率先采用了某项新的技术,就有可能在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甚至形成垄断(如美国的微软公司) ,其原来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必然发生很大的变化。在生活中,新技术的使用,带给人们的不只是生活方式的变迁,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的重新整合,如网上交流,主体可能建构、使用更多的是“虚拟”的社会资本,他可以与未曾谋面的、陌生而又“熟悉”的“网友”分享相同的话题,从中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这便与传统意义上“现实”的社会资本有所不同。再如在日常生活中,假若一个人在当地率先拥有电视、私家车,而这些物品恰恰正是其他人所需要但又缺乏的,那么在对物品的使用过程中,他的社会网络关系必会发生变迁。

当然,决定社会资本构成及运行、变迁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则是技术。在研究中,我们可把技术看作常量,衡量社会资本的标准;社会资本作为变量,影响着技术的获得与发挥。一般来说,能够迅速地获取先进技术并使其产生良好的效益,其社会资本构成就优,反之则劣。这样以来,就可深入、细致、准确地对社会资本加以研究,而不是在纯粹的“关系”中兜圈子。

二、技术与中国农村妇女的社会网络资本

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妇女的社会网络资本往往是以夫家为主。正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子一旦出嫁,便与原来的社会网络脱离关系,转而融入夫家的网络关系中。至于未出嫁的女子,其社会网络关系则无从建立。1949 年解放后,虽然在提高妇女地位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但由于整个社会缺乏发展的环境,所以成效不大。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社会的变动性,如城乡之间来往的密切,人们职业、住所、教育等的变迁,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农村妇女进城务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那些留在农村的妇女,也因丈夫外出打工、核心家庭的建立而成为乡村社会中的又一主导力量。因此,从目前农村的实际看,妇女不再是男子的附属物,而是有了自己的、相对独立于男子的职业的社交圈子。但是,农村妇女的社会资本构成及效益并不好。

在农村,现基本依循的还是妻落夫家的婚嫁制度。而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度是妇女出嫁后,她在娘家的田被收回分给了别人,来夫家后,村里就把嫁出姑娘的田平均分给新出生的小孩和新媳妇,根本达不到一个劳动力的平均值。如果当年没有出嫁的,那就分不到田,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才分。有些地方如皖南山区,山场原先承包时是50年不变,新媳妇根本分不到。再如那些效益好的农村,妇女出嫁后,就根本享受不到原来的福利与分红,而不出嫁又没有别的办法。还有丧偶的农村妇女,与夫家的网络关系日趋淡化,而她本人由于力量的单薄很难找到合作的对象,到了农忙、上交农业税或其它大的事务时,往往是她们最难熬的日子。以上所列举的种种现象虽表明农村妇女社会资本构成的弱性,不过

看上去似乎与技术无关,但其实不然。

如今对于大多农村人来说,由于土地效益的低下,种地已不再是他们发展的主要手段。无论是妇女还是男子,都渴望谋求新的发展。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妇女最希望的是进城打工、做小生意或搞家庭副业,但最终实现的寥寥无几。其中的原因在妇女们自己看来是文化水平低,没什么特长。农村妇女现在普遍的文化程度是初中毕业,在乡村看是有文化了,但是农村本身又用不上,到了城市根本不具备竞争力,只能被挤到就业的最边缘,从事第三产业(大量的是在宾馆、饭店、美容中心、歌舞厅作服务员或在家政公司作保姆) 。而这些工作大多是吃青春饭的,到了婚嫁、生儿育女的年龄,还得回

到农村种地。生儿育女、照顾好家庭乃是她们的神圣职责。

农村基层政府组织(乡政府、村委会)在技术方面的无所作为也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本身的“技术边缘化”,不只是妇女,还有男子都是技术边缘化的受害者。而农民之间自发的相互学习只能看作是传统经验的延续。这一现象在人多地少的乡村表现得特别明显。

即便是在采用了先进生产技术的地方,农村妇女也照样被排挤在“边缘”的位置。如皖南农村现在所采用的制茶技术,“师傅”都是男性,妇女只能干采茶的活;再如北方农村,有的地方机械化程度已有相当水平,“师傅”也都是男性。在这些地区,妇女在生产中只能充当男子的配角。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妇女根本无法从现行的乡村社会中获得生产方面的技术。在乡村,因为“计划生育”国策的缘故,几乎每个村子都办有“计划生育”学校,向妇女们宣传优生优育的技术;但养殖、编织、生意经等其它相关妇女们发展的技术,由于在推广过程中资金、市场等原因而往往搁浅。至于妇女通过民间渠道来获得自己所需的技术更是无从谈起。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们的社交圈子很窄,丈夫乃是她们通往外界的主要网络关系。对于那些丧偶的农村妇女,“寡妇门前事非多”,情形就更加困难。[ 4 ]

在生活方面,农村妇女也很难享受到现代技术的价值。如今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几乎每户都有一台电视机,看电视可以说是农民们享受现代科技成果的最便捷方式。在问卷中,我们发现妇女们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等,这与调查前设想的妇女们爱看“连续剧”或娱乐节目有很大的反差,我们还以为是农村妇女政治觉悟提高了,开始关心国内外大事了。通过深入访谈,又了解到妇女们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很短,农忙时节根本不看,但又百分之百地认为购买电视机是为了享受生活的。但既然是享受生活,那为什么每天看电视的时间又短,喜欢看的节目又少,更何况看电视也费不了多少电?

妇女们的回答是没有时间看。农村人有忙不完的活,忙完了家里忙田里,一天到头,累都累死了,还看什么电视。就是到吃完晚饭到睡前那会儿,瞄两眼,也是一边打盹一边看。“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等节目恰好是那个时间段播的,到了晚上8 点多,就要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还要早起干活呢。的确在农村,妇女们的劳动强度虽没男子大,但劳动时间绝对比男子要长得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妇女们家庭经济地位的提高,男子也开始承担一部分家务,如扫地、做饭等,不过还是妇女们做得多。尤其是逢年过节,男子可以看电视或外出打麻将、下象棋,而女的则要在家准备过节用的物品了。

但是,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妇女们虽说忙得没功夫看电视,同时又抱怨“连续剧”播放的时间太晚,集数又多,看了前面的忘后面,根本没印象。因此,归根结底还是电视台节目安排的问题。如节目播出时间和播出的内容,所谓的“黄金时段”是晚上7点至9点,而这时的节目安排便是“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和具有“轰动效应”的电视连续剧及无穷多的广告,观众根本无法选择,在农村可看的电视台又少,信号也不怎么好。尤其是近年来,电视连续剧所表现的生活都是城里人的,与农村人根本没关系,农民们当然不愿意浪费时间了。

电视不仅没给农村妇女们带来她们预期的生活享受,而且连同她们以前的娱乐网络也破坏了。在没电视以前,妇女们还时不时在一起聊聊天,有了电视后,放在家里不看又说不过去,晚上也不在门口聊天聚会了。现在在北方一些农村,妇女们晚上聚在一起唱传统戏,但唱来唱去就是那几折,没人去管。

从上可看出,中国农村妇女的社会网络资本不能很好地给她们提供所需的生产或生活技术,相应的,其资本构成和效益就较低。实际上,中国农村男子情形只能说比妇女稍好而已。把技术作为评判个体或组织的社会网络资本构成和效益是否好坏的标准,方法上类似于控制论中的“黑箱”操作,即无需了解某事物的结构,只要看其功能就能说明问题。在此类研究中,人们无需用大的篇幅来描述农村妇女们的网络关系,只要看在现实中妇女们能否获得所需的技术资本(其它资本如资金等也可) ,便能收到预期效果。

走入城市进入工厂的女工开始建立起较为稳定的社会网络。他们的网络构成,一是同乡外来人口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各种老乡团体,是外来工们进入城市时最容易进入的合作性群体,他们在其中获得经济和精神方面的支持,同时也是他们与城市其他族群互动时的平台。尽管都市中的外来人口内部差异性十分巨大,同一个地方籍族群中有着明显的垂直分层,但在与作为“他群”的其他地方籍族群交往时依然更多地表现出族群整体的一致性。而不同的族群间虽然有着差异和距离,但在有着共同利益目标的时候都会有合作的需要,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就是以生活于其中的各族群分工合作为基础的,这不论对于本地人族群还是对外来族群而言都是一种有效的生存策略。二是同事,尽管外来工“换工”频率很高,但曾经的同事、室友往往构成紧密的联系。我们在研究外来工的“换工”现象时发现,换工一方面是工人对厂方的一种反抗,另一方面换工的背后也展示了女工的社会网络。这些女工互相提供各种用人信息、共同进退,手机成为她们最好的联系工具。由于各种利用同乡关系骗财、骗色的事件不断发生,同乡加同事的关系成为最稳固的网络。三是通过结婚、同居建立起新的网络,在外来工聚居地,女工与男友同居现象日趋普遍,尽管部分同居的人在家乡已经结婚。同居一方面满足了精神和性的需求,同时也与男工群体建立稳定的联系。外来工通过恋爱结婚的也越来越多,这既包括外来工之间的通婚,也出现了外来工与本地人通婚的现象。这样就突破了限于同乡、同事的封闭性网络。[ 5 ]

总体上,女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还是有限的,限于地缘和姻缘, 而缺乏基于教育的(尤其是高等教育) 、技术的(专业技能) 、政治的(权力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外来女工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促进外来工融入本地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途径之一。

三、关于中国农村妇女社会网络资本研究的方法

人们常常说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或“后工业化社会”,而中国也正在朝这一目标迈进。政府、新闻界也把使用互联网、移动电话等现代通信设备客户的多少作为评判中国是否接近或达到信息化社会的标准。但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并不能使他们较好地享受这些现代科技产品。如互联网,城市已普遍,农村用户还很少,但具体到每个人或组织群体那里,能从中获得什么样的资源,情形则有所不同。笼统地讲互联网、计算机给中国社会或中国农村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启示我们,对中国农村妇女社会网络资本的研究,不能仅仅是泛泛而论,做些理论的论证或定性的结论,而是要通过技术的或别的参照点,看农村妇女们在现有的社会网络关系中能否获得这些她们所需的资本或资源,这样才能使研究走向深入。因此在方法上,对中国农村妇女社会网络资本的研究至少应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以深入访谈为主,做好田野调查,获取真实的材料。研究者应有意识地选好典型的对象,把它们做深、做细、做透。必要的问卷是可行的,但最好作为参考,要认真发现问卷背后的东西。就像分析“电视对农村妇女们的影响”,如果仅仅看问卷,是不可能揭示出整个社会对农村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所采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的,相应,也就不能反映出她们社会网络资本的构成及效益的优劣。

第二,突破现有理论观念的限制,科学分析出农村妇女们在生存与发展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社会网络资本”这一概念基本上涵盖了主体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是对一个社会中关于特定主体的规范、期望、行为等的有机整合。因而,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要囿于“人际关系”,而应将其合理地扩展到社会的其它方面,如制度、规范、分工与合作等。尤其是中国农村妇女,可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更应系统地对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给予关注。

第三,不仅要发现问题,而且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传统的人类学以撰写民族志为主,注重的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一个群体或地方的文化习俗、社会风貌。但是,假若不解决问题的话,不只是研究本身的价值打了折扣,更为重要的是有些宝贵的材料我们将会忽视,不利于把研究引向深入。因为在研究对象们看来,你之所以来是为了你的学问,而不是帮她们的,也就不会对你讲内心的话。所以,要把研究和建议有机统一起来,为改善中国农村妇女们的境况服务。

第四,在有国家和国际机构项目的地方,可用参与式方法,从女性的角度了解女性的需求,提高女性自身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通过女性对项目的涉及、实施和监督的参与过程来提升女性社会关系网络的建设。如现在进行社区扶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就提供了这方面的机会。

参考文献:

[ 1 ]钟涨宝. 社会资本理论述评[ J ]. 社会, 2001 (10) .

[ 2 ]常青. 社会资本概念论析[ J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1 (9) .

[ 3 ]林南. 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8 - 19.

[ 4 ]秦红增. 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的乡村社会研究[M ].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5.

[ 5 ]周大鸣. 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研究[M ].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