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很多也很大，其中诸多社会变化中首当其冲的当属改革开放以来九亿农民的社会分化。农民分化既有其复杂性，又有其深刻性，要展开对农民分化问题的研究，需要有较为系统且前后一贯的理论研究方法。农民分化作为社会分化的分枝，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分化的共性内容，更有不同于社会分化的个性内容。因此研究农民分化需要在社会分化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民分化的特殊情况，构建适合于研究我国农民分化的科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农民分化影响因素分析

农民分化作为常态的社会现象，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有自然的、社会的因素，有经济的、文化的因素，有政治制度的因素，还有农民自身的因素等。其中经济、政治及文化方面的影响因素，首先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水平向度分化的程度。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分工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出现又必然带来农民以职业分化为主要特征的水平分化。如人类历史上早期出现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游牧业同农业分离，手工业同农业分离，商业和商人的产生，使得农民群体分化出了牧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充分体现了农民水平分化的特征。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职业逐步由少变多，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多元化和综合化水平同时增强。社会越发达，社会分化水平越高。

人类历史上愈来愈细的社会分工产生的不同职业之所以成为社会现实，本质上源于人们追求多方面不平等的社会本性。从自然演进的思路看，社会就是个“过程”。人类在这一过程的早期曾攀像野兽那样疲于奔命，曾经有野蛮人时代昨自相残杀，人类的心智也并没有今天这样高尚、悠闲和舒展。但恰恰是这种“竞争”使人类在发展的早期，基于稀缺资源的缺乏而你争我夺。晚年的庚德曾赞美，“觉争”变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准一可i动力，并且最终将人类社会带人今少的艾明境地心.物竞天择，不仅是达尔文而且还有康德把“竞争”当成了社会演进的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动力。关于竞争造就文明的论述接近了英美传统思想，只不过在德国哲学里面，更常用的词语是“恶”，而不是“竞争”。在我国传统思想中的“性善”、“性恶”说，其中也不乏有竞争的成分。

因此，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各种社会职业，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同职业间比较利益的差异。而利益的差异又使得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有了利益获得的不同。职业分化成为农民分化的外在表现，而经济利益的分化成为农民分化中带有根本性意义的分化，是农民分化的本质。实际上农民分化的背后总会有利益格局的改变。水平向度的农民分化反映的是利益在部门之间、组织之间、地区之间等的分化;垂直向度的农民分化反映的是利益在阶级、阶层之间等的分化;农属的贫富分化反映的则是利益在富有和贫困农民之间的分化。

基于对不同社会利益的谋求，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各当权阶级会代表本阶级的利益，采取不同的社会设置和制度安排，并实施有利于本阶级统治的文化教育和信仰灌输，引导和控制农民的分化，农民分化也就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历史特征。社会设置本身十分复杂，不仅可以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调整社会互动系统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其中主要是利益关系，对人们的行动加以具体规范，而且表现形式也相当复杂。从社会整体层面，社会设置主要是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社会整体秩序，有效配置资源，提高社会绩效，实现社会整合;从社会个体层面，社会设置又为人们的行动选择提供多种服务，提供激励，推动社会分化。社会设置的基本构成成分是一组相互联系的社会规范体系，而社会价值观、维护设置的权威、社会设置的实际承载体系等也与之密不可分。当然任何一种社会设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同其他社会历史现象一样，都有产生、固化、创 :ni ,变迁与消亡的过程。但是一种社会说i}.的消亡意味着另一种社会设置的产生，社会设置总是在规范着社会，无沱从几史过程看，社会设置是本:原的还是派生的从确立过程看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计划设立的，都在调整着人们之间多元的社会关系。如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当政，封建礼教、儒学及科举制度等就成为引导和控制农民分化的社会文化设置。就是建国后的我国农民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突显过政治分层，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显现了经济分层。可以说农民分化因不同社会制度的实施呈现了迥异的特点。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分化各具特色，但是在相对稳定的同一的社会设置结构中，影响农民分化的因素主要有个人自然因素、自获因素及社会制度文化因素等。其中个人自然因素即先赋因素是指个人生而具有的或自然得到的属性。如:籍贯、性别、辈分、出身、肤色、容貌、体质、地域等。因为个人自然属性，在许多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与社会属性有着较强的、稳定且持久的联系，所以应纳人社会分化研究的视野。尤其农民生活分散性、地域性明显，个人自然属性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群体分化，左右着农民个体社会地位的分布。作为个人自获因素指个人由于自己的行为或经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一些社会属性。如技术、知识、文凭、个人成就、工作经历等。在自然因素决定着农民分化状况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生而被束缚于某一阶层，只能口传身授、子承父业，各社会阶层之间很少渗透，存在集体性排他现象，从而形成封闭型的社会分化体系。而现代社会因为社会高度分工，各种职业所需的专业化知识和经验多几乎都是个人后天获得的，阶层之间不存在集体性排他，只有个体性排他现象，基本实现了机会上的平等竞争，从而打破各社会阶层间的人为壁垒，促进社会自由流动，形成开放型的社会分化体系。

社会制度文化因素对农民分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社会经济设置、政治设置、教育设置及社会职业声望观等。经济设置作为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设置方式，是人类本身历史的直接写照，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一种经济设置总是受到一定设置环境的制约，而每一种经济设置又无不每时每刻地决定着农民分化的形式和状况。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设置对农民分化的影响就是最好的说明。政治设置是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社会分化的复杂，为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消除和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形成的一种对社会群体行动协调、监督、控制的独立力量。政治设置调控和左右着农民分化的向度和程度，维护着既有社会的秩序。作为传授知识与技术，传播文化的教育设置，以实现个人社会化为手段，达到J选气才承间吐会输送人才的目的，从而实现社会精英的向上流动，引导社会的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职业声望观是社会成员对各种社会职业的综合性评析，通过社会成员对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职业的主观评价的高低顺序表现出来。职业声望观作为文化层面的因素影响着农民分化的方向和进程。

二、农民分化的测度

社会学经常使用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来确定和比较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异。所谓社会经济地位实际上涵盖了个人收人水平、职业声望、教育程度、权力等多项内容。又因为社会地位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地位，而正式社会地位如职业，是指那些长期存在并同其他相关地位发生稳定的制度化关系的社会属性;非正式社会地位如个人的个性、道德素质，是指那些偶然或临时性的、同其他相关社会地位之间处于易变的、非制度化关系的属性。因此农民分化研究除了要着眼于正式社会地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还要考虑非正式社会地位以及个人社会地位的多重性这一特点，来测度农民分化的向度、程度和社会忍受度，切忌片面性和简单化，不仅要对农民正式地位间的制度化关系做定性分析，而且要对农民在各类社会地位上的分布以及由这种分布所形成的地位间联系状态做定量研究。

1.农民分化的向度

在一段固定的历史时期，农民分化的向度一般只有水平分化和垂直分化两个，但是无论水平分化还是垂直分化的农民，又有群体和个体之分。若分别以群体和个体的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其分化的内容和形式将有较大的不同。因此本文在研究农民分化的向度时，把农民区分为不同类型的研究对象。

水平向度的分化作为群体农民来说，主要是指不同区域(如我国东中西部)农民群体分化的差距，包括职业分化、行为分化、观念分化等;作为个体农民来说，主要是指览个农民或农民家庭分化的不同，包括农民代际同职业等的不同，内不同年龄段(老、中、青、少年)农民的职业乞等的差异等。

作为群体农民其垂直向度的分化，主要包活不同群体农民在经济收人、教育程度、政治地位、社会权利等的不同，以及在社会纵向可比性方面农民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和人数等;作为个体农民其垂直向度的分化，主要包括不同个体农民的经济收人、教育程度、政治地位、社会权利及声誉等的差别及向上或向下流动(代际或代内)的可能性程度。

只有通过在不同向度上对农民群体和个体的分化研究，才能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较为全面系统地确定农民分化的现实状况，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农民分化的全貌，从而为农民分化的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发展提供较为科学准确的材料依据。

2.农民分化的程度

农民分化程度的分析，主要包括水平和垂直两个向度，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有时即使在同一时期，由于农民分化的非均衡性，也不能采用同一的方法研究，否则将会使农民分化的研究变得毫无意义。比如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农民多元化分化，存在着空间布局上的非均衡性和“分枝化”现象，农民分化方式除了就地转移之外，还有异地转移;除了职业身份转变之外，还有产权身份转换和社区身份变换等。特别是二十世纪8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区域就业型流动，出现了农村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些都推动了农民分化的深人。

既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农民分化的模式、结构和程度不同，那么我们研究农民分化就不能以一个方法去度量和分析，更不能根据主观偏好随意确定研究方法。而应当从多样化的分化模式中科学地抽象出与之相对应的分化指标体系，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农村的社会成员结构中，影响农民地位及其排序因素的差别，确定影响农民社会经济地位( s>s)的核心变量和其他重要影响因素，从而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才可能真正有所收获，真实反映出农民分化非均衡的程度，反映出我国农民分化的真实状况。所以农民分化研究的关键是要从非均衡发展的农村社会现实中发现农民分化标准的逻辑起点。

应该看到，两个向度的农民分化其中水平分化主要是以职业分化为主，垂直分化主要以经济收人分化为主。其他类型的分化大多依托于这两个向度的分化，所以要标注农民分化的水平和程度关键是如何确定农民在经济上的分化状况。因此研究双目;以职业为主的水平向度分化可以采用“离农率”方法，而研究农民以经济收人为三的垂直向度分化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五等分法、基尼系数法、恩格尔系数法等相对指标法和绝对指标法等方法。

理论界对农民在职业上的分化水平和程度的测量提出了很多方法和标准，但是根据人类社会逐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和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趋势，特别是结合我国当前富裕农民必然要减少农民的社会现实，农民的非农化有着明显的社会进步意义。本文认为以“离农率”为标准确定农民职业分化水平是可取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历史趋势的。所谓离农率就是指从传统农民中分离出来的农村人口在全体村民中的比例。从现实看离农率确实与农民的分化程度成正相关，离农率高的农村其农民的分化程度就高，反之亦然。当然农民职业分化的差异不只是分化水平上的不平衡，而且还表现在分化结构上的不同。比如当前转型期农民的分化主要是工业化的结果，那么工业化的方式就影响着农民分化的模式和结构，而各地农村采取的不同工业化方式就导致了农民分化的结构差异。所以如果研究农民分化结构模式就要着重通过研究农村工业化来完成。至于农民的“离农率”达到什么程度，才能标志着农民现代化的完成。这还要与农民垂直分化的程度及农民分化的结构模式等结合起来综合分析才可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根据已有的社会分化理论研究农民在经济上的分化，可以使用国际上通用的五等分法、基尼系数法、恩格尔系数法等相对指标法和绝对指标法等方法来进行，只不过要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加以调整来测量其水平和程度。

作为相对分析法中的五等分法由于简单、直白、易于操作，可根据划分的五个不同经济收人水平(高收人、偏高收人、中等收人、偏低收人和低收人)直接测度农民群体分布的现实状况，来反映农民经济分化的程度，在现实社会研究中经常被采用。不过要注意对不同农民群体经济收人水平的划分区间，若划分不当，不但不能真实反映出农民分化的现实，还有可能直接扭曲农民经济分化的程度。

基尼系数法和恩格尔系数法由于专业性.被强需要着重说明一下。基尼系数法由于给出了反映收人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能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克服了其它方法的不足，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基尼系数法依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经济大辞典一数量经济学卷》，它又叫洛伦兹系数是衡量收人分配“不平均程度”的指标，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在20世纪根据洛伦兹曲线图提出。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人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人占总收人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为‑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人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人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人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一1之间。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人分配“高度平均”,0.2一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一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人分配贫富差距的“替戒线”，认为0.4一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对基尼系数法的使用，我国目前共计算三种基尼系数，即: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0.4的国际替戒标准在我国基本适用。有专家建议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人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人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o.s，实际工作中按0.4s操作。当然也有的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这样的经济学专家借故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收人的公开程度有限，从而否定基尼系数在我国的适用性，但是他们认为我国应该尽早制定全国分地区的城镇居民包括流动人口的最低收人线、农民最低收人线，定期公布贫困率，条件成熟以后制定全国统一的贫困线，并且一定要有一套贫困检定操作制度。否则一味抽象地谈论基尼系数不仅会导致不患寡而患不均，甚至还会出现杀富济贫。

恩格尔系数法是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发现的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人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采购买含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人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定律的公式是: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或食物支出对收人的比率(Rz)=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收人变动百分比

    Rz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人弹性。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人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只有在生活水平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其计算公式是: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

除食物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品等的支出，也同样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人或总支出中，其所占比重在上升一段时期后，也会呈递减趋势。由于恩格尔系数用以表示食物支出占个人收人的比例，是衡量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那么在农业社会，收人几乎全为农作物，其恩格尔系数接近100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农业产值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变小，越来越多的收人被用于工业品和服务业消费，此时恩格尔系数逐步向a趋近。从中可以看出，，恩格尔系数越高，社会经济发展便越落后。于是，世界各国莫不把降低恩格尔系数视为自己的成就和追求目标。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s9%以上为贫困，50%一59%为温饱，40%一50%为小康，30%一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绝对指标法主要是指发达自家20世纪60年代以亏，随着社会探障制度的建立，由过去关注基尼,转而关注贫困线与贫困率的方法。扣美国政府通过计算贫困线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即贫困率，来反映收人分配状况和贫富差距。美国的贫困线是指能够保证最低生活标准的实际收人水平。贫困线的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估算能够满足营养标准所需食品的最低费用，然后计算不同规模家庭中用于食品消费的收人比例(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恩格尔系数”)，最后用这一比例系数的倒数乘以最低食品费用，得出的数值即为贫困线收人水平。大体上相当于能够满足食品需要所需费用3倍的收人水平。美国使用这一计算方法，当时的主要根据是中等收入家庭一般将三分之一(即恩格尔系数约为1/3)的收人用于食品消费。从那以后，尽管由于价格和某些其它因素的变化，美国的贫困线水平经常有所改变，但其基本定义和计算方法一直延用至今、在我国目前，虽然有户口的城镇居民已经规定了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相当于贫困线)，但无户口的城镇居民与广大的农村地区基本没有贫困线规定，而且目前贫困人口统计也不具有法定意义。

我们采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分析农民经济分化程度，主要是要研究收人分配及其差距这样的分配结果问题，但更要关注分配规则的公正问题。应该说适当的收人差距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只要真正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保护最穷者)，只要收人取之有道，符合法律，能在人们的社会承受度范围之内，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发展。另外农民分化的程度研究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条件和现实状况，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或参照标准来展开，考虑到农民与外界联系的相对封闭性，还要结合被研究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的范围大小来进行。

3.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

农民分化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农民分化到怎样的程度既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又能实现社会的稳定。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必须认真研究的社会承受度问题。社会承受度主要是指人们对某一社会现象的宽容忍耐程度。而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是指农民对自身分化这一社会现象的宽容忍耐程度。农民分化只要在社会承受度之内就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若超出了社会的承受度就会引起社会动乱，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当然社会动乱的发生总有诱发因素，但是超出社会承受度是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

那么如何分析农民对自身分化的社会承受程度，就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分化的复杂程度,综合考虑影响农民分化的各方面因素.。大致包括农民分化的广度1探度，社会的组织程度、社会包容程度、判别标准及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主流教育文化对农民的引导，以及农民群体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开放程度等。

在现代化的弹性社会结构中，农民分化的广度和深度是相互影响的。农民分化的广度越大，社会越发达，社会结构越稳定，农民所能承受的社会分化深度也会越大。比如，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但是当今农民对此表现出相当高的社会忍受度。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84年为0.30，到1995年已上升到0.415。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9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24,1997年是0.425,1998年是0.456,1999年是0.457,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早在2000年，清华大学的李强在相关研究报告中曾指出，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上升速度尤其快，等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收人分配差距已经由改革前的绝对平均变成为超过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的水平。贫富差距在短时间的迅速拉开，如此巨大而激烈的社会分化没有带给社会混乱和动荡，尤其我国是一个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社会。这在全世界确实是不多见的。这里除了有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社会物质资源总量迅速增加和社会发达的原因，但是其中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程度在增加的同时，社会政治不平等程度有明显下降。政治分层差距的弥合，对于经济分层差距的拉大起到了一种补偿或平衡的作用。

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受到农村社会组织程度、农民包容程度和判别标准的影响。社会学家罗特特·K.默顿(R . Merton)提出的“参照群体”( reference group)理论⑧和斯托夫(S.Sto+ffer)提出的“相对剥夺感”，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就是社会忍受度的高低关键在于人们将哪一个社会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社会群体比较。是同组织化程度和生活水平较高的市民相比，还是同社会化程度和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民相比;农民自身是同贫穷的过去相比，还是同已经发家致富的农民相比}i:是同依然贫穷落后的农民相比。以不同的群体作参照标准来对比，往往会得到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尽管社会分化理论提出的“相对剥夺感”或“相对丧失感”在分析农民分化时要有所调整，但是却给出了研究农民分化最好的分析视角。

社会发展的方式和进程及社会主流文化的教育引导同样对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有着直接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rank Parkin)提出的“社会屏蔽”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排斥他人的方式有“集体排他”和“个体排他”两种，不同的排他方式产生不同的结果，前者会产生“共同集团”，后者会产生分散的身份群体。现代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由集体排他的封闭社会体制转化为个体排他的开放社会体制，由脆弱的刚性社会结构转变为稳定性的弹性社会结构。不同的社会屏蔽方式直接影响着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例如，我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就是标准的集体排他方式。这种“身份制”的社会屏蔽多与一些“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有关。尽管在历史上曾有过积极的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户籍制度日益表现出消极的一面，影响着社会向现代化的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及主流文化的引导，传统的先赋身份指标将被取代，人们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文凭、学位、技术证书等“后天非身份因素”实现社会屏蔽和筛选。城乡户籍制度必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其他身份证注册迁移制度等个体排他性社会屏蔽制度，推动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

农民群体能否实现向上或向下的自由社会流动，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的“精英循环”理论模式指出:如果统治者精英不设法去吸收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就会使社会秩序混乱。。如果精英流通渠道畅通，社会分化的承受度就会提高，社会容易稳定。可以说农民群体实现自由的社会流动，体现普遍性和自获性的机会均等原则是提高农民分化社会承受度的重要因素。

三、总结与讨论

我国目前的农民分化将由简单、一元的社会分化变为复杂、多元的社会,而且分化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制制，越来越难引导，也就越难研究，我们要把农民分化的情况全部概括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根据已有的社会分化理论，通过分析农民分化的各种影响因素、向度、程度和社会承受度等，建立研究我国农民分化的多元、立体、复合性理论框架，较为科学地分析研究我国农民分化问题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结合我国农民分化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提出的农民分化两个基本向度:一是以职业为主的水平分化，二是以经济收人分化为主的垂直分化，以此为基准确定农民分化的水平和程度从理论上是可行的。指出当前以“离农率”为标准测定农民职业分化的程度，符合我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化国家转型的进程，对推动农民的非农化与农村的城镇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于经济收人分化程度的度量介绍了相对指标法和绝对指标法等多种方法，都可以有效地测度农民的经济分化程度，只是各有利弊。研究农民分化的社会承受度则要综合考虑影响农民分化的各方面因素，大致包括农民分化的广度、深度，社会的组织程度、社会包容程度、判别标准及社会发展方式和进程，主流教育文化对农民的引导，以及农民群体向上或向下流动的开放程度等。当然对于农民分化影响因素的分析，不仅要从历史演进的视角进行研究，还要考察同一历史时期影响农民分化的个人自然因素、自获因素及社会制度文化因素等。

总之，农民分化的研究可以有宏观的分析，也可有微观的测量，我们只是根据既有理论结合农民分化的历史回顾和现实分析，提出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尽管已经作了一些工作，不过还要接受社会的检验，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