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的明确的、系统的理论出自于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Lewis ,1954)《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书。在书中刘易斯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称为资本主义部门或现代部门;一种称为自给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传统部门落后,但比重庞大;现代部门先进,但比重较小。现代部门像一座孤岛被传统部门的汪洋大海所包围。

二元经济结构现象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而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在众多原因,国民经济的二元结构特点更为突出。在二元的粮食供应制度、就业制度、福利保障制度、教育制度、赋税制度、公共事业投入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体系下,中国社会被分割为城市和农村,形成森严的城乡壁垒。在这样的二元结构下,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发展非常不平衡,并由此引发了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许多研究者都对其进行过分析并提出过解决办法。

一般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划分都是以城市和农村为划分标准,然而我国在城乡经济二元化的同时,随着乡镇企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经济结构也出现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二元分化。上海财经大学李静霞曾经在《中国二元经济演化进程分析》中指出中国经济由城市非农业、乡村非农业和乡村农业三部分组成,从而从农和非农两个角度对二元经济进行了划分,而根据利特尔(Little ,1982) 曾经对二元经济的定义:“二元性可以从多方面下定义。但是一个在分析上有用的、有关制度的定义看来应该是:一种经济是二元的,即它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那种传统制度下运行,而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在雇佣工资制度下运行。”这样的划分体现了二元经济在生产率和剩余劳动差异方面的含义。

在农村经济结构二元华的同时,农民也因为其从事的产业出现了分化。浙江师范大学卢福营在《论中国农民分化的多元化特征》中提出,非农化是“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根本动力”。完成非农化的三种村庄———城村、镇村、工业村与传统的农业村出现了分化,而在一个村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也与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农民出现了分化。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全国20 个村庄的调查进行研究,对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二元化条件下的农民分化进行分析,试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这一问题的顺利解决提出可行的方法和对策。

一、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以南京大学2006 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的调查资料为基础展开研究。该调查在全国选择了经过典型抽样的十个地方共二十个村庄的农民作为样本展开调查。这十个地方都是中国历史上各个阶段的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分别是:山东邹平,陕北南泥湾,河北遵化西铺村,河南七里营,山西大寨,安徽小岗,天津大邱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和广东顺德。这些村庄都曾名噪一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名村”。这些名村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带有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印记,这样保证了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样本量。除了选择这十个名村之外,项目组在每个名村的附近选择一个可以代表当地农村一般水平的村庄作为对照。这样又保证了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样本量。

在研究方法上,项目组以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和半结构型访谈为工具来收集原始资料。每个村完成50 份调查问卷,并保证有效问卷不少于40 份。抽样方法上,本研究选择了等距抽样的方法,以所调查村庄的户口底册或计划生育底册或门牌号码为依据,获得该村的基本情况,然后按照科学的抽样方法从中抽出50 户人家进行问卷调查。在完成问卷的基础上,每个村再从问卷调查对象中选择典型个案进行深度访谈。最终使用的有效问卷925 份,其中还在种地的农民534 人,不再种地的农民391 人。

在收集到原始材料之后,本研究对数据和访谈进行了整理,通过对比对农民分化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但是,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存在局限,首先,在样本的选取中,十个名村中有个别已经衰落,工业化程度不是很明显;其次,在调查过程中,各地情况差异较大,在人口户数较少的地区,等距抽样实施的效果不甚理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但因为补充了访谈等其他方法,原始材料整体上科学可信。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研究通过对二十个村庄从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的农民进行调查,发现农民以其是否还在种地,在家庭收入、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与教育机会、文化生活质量、信息资源、权力意识与法律意识等方面出现了二元分化。

在家庭收入方面,调查结果显示,不种地的农民2005 年人均收入为7 ,971. 31 元,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3 ,322.65 元,低于不种地农民41. 6 % ,同时,在家用电器和交通工具的拥有情况方面,不再种地的农民普遍高于依旧种地的农民,而且部分电器的拥有情况差别非常悬殊(见表1) 。从调查可以看出,他们在享用现代文明成果的程度上出现了分化。在此情况下,还在种地的农民中有327 人感觉有家庭经济压力,占到受调查种地农民的61. 7 % ,而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有128 人有同样的感受,占不种地农民的33.5 %。( 经卡方检验, Pearson Chi - Square = 70. 567 , df = 1 ,Asymp. Sig. (2 - sided) = 0. 000。问题只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答案,调查情况不再列表显示,下同)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倾斜向城市和工业的经济政策和对户籍制度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限制,以及我国有限的耕地状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收困难不断加大,在经济生与从事非农化生产的农民差距不断拉大,同时引发了其他方面的分化。

居住条件方面,不种地的农民住房造价明显地高于还在种地的农民(见表2) ,当然,这与非农化的村庄的整体住房造价高有一定的关系,但整体住房造价也在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农与非农产业的分化。在住房质量方面,63. 9 %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居住在楼房,而还在种地的农民只有18. 9 %。在这种情况下,386 位不种地的农民对自己的居住条件感到满意,占到86. 1 ,还在种地的农民362 人对居住条件满意,百分比为68. 3 %.

生活环境方面,由于部分村庄整体城镇化,绝大多数居民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生活环境要明显好于还在传统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调查显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生活垃圾处理状况、公共设施使用状况等方面的情况都明显较好,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也较高。还在种地的农民更多地希望生活在城市,而不再种地的农民则更多(69. 9 %) 表示与城市相比更愿意生活在本村。

在关于家中是否有失学或辍学儿童的调查中,不再种地的农民中有13 人表示家中有辍学儿童,占到受调查对象3.4 % ,还在种地的农民有65 人家中还有辍学儿童,比例为12.2 %(Pearson Chi - Square = 22. 613 ,df = 1 ,Asymp. Sig. (2 - sid2ed) = 0. 000) ,同时他们对当地教育设施和教学质量的满意程度也较高。另外,访谈资料显示,很多不再种地的农民的子女在县城或市里读书而不是本村。在受教育机会尤其是受教育水平上,二者的二元分化趋势明显。

在政治权利方面,253 名还在种地的农民表示村财政没有公开,比例为50. 1 % ,不种地的农民表示财政没有公开的有114 人,比例为31. 5 %。在关于如何对待村干部可能发生的贪污腐败的调查中,不再种地的农民有23. 4 %选择了“管不了,任他继续下去”,而不种地的农民选择这一选项的人占到了46. 4 %。经过对访谈资料的研究,笔者还发现,还在种地的农民在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方面都明显更加淡薄,而正当权力的行使得不到保障的状况发生的频率也相对更高。在公共文化娱乐设施的拥有上,二者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在老年活动中心、篮球场和中高级宾馆拥有状况的调查中,种地和不再种地的农民所在的村庄相差非常悬殊。在村民日常文化娱乐活动方面,不再种地的农民状况明显更好(见表2) 。而还在种地的农民文化生活则相对比较单一,看电视成为了最主要的文娱活动。同时调查还显示,还在耕种农田的农民参与赌博的人数也要更多。而不再种地的农民在旅游机会和频率方面则更高。

三、讨论与应对

对20 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显示,因其是否从事农业生产,中国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已经开始出现分化。在有些方面分化甚至相当严重。而这些分化从根本上讲是由经济收入的分化引起,而经济上的分化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首先,在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中,小农经济依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小农经济由于生产率不高,产出水平有限,这就制约了农业生产的收入。在国家不断减免农业税的情况下,农民增收依旧困难。而限制农民收入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收入的增加速度相对较慢,从而与非农产业的收入水平出现较大差距。

其次,新中国建国以来,国家为了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长期以来经济政策向工业倾斜,“以农补工”的经济政策限制了农民的增收。虽然过去加在农民身上沉重得赋税已经取消,但长期的政策倾斜所带来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缺乏政策的保障,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增收非常困难,与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民出现分化。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突破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快速发展必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我国一直以来“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进一步拉开了农民之间收入的差距。成功进入城市或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民更容易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

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非农化过程”,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非农化的过程中,经济结构二元化和农民分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在现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最终会制约国家经济德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汗和拉尼斯曾经提出:“现代部门扩张的同时必须推动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使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同步”。所以,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努力着手解决农民分化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和讨论,大力发展非农经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同时协调城乡发展,使其趋向一元化应该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中,非农化是农村出现分化的动力,同时又是解决农村分化的有效途径。农村的分化是由于非农化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造成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进一步发展非农化,使其逐渐趋向平衡,经济结构即可逐渐趋向一元化,最终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分化问题。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因当通过各种措施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是实现非农化发展的基础。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小农经济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在现有的耕地状况下,实现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解放劳动力,才可能进行进一步非农化的发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农业产业化程度的区域差别较大,东南沿海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较成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落后,还有很多农村保持着传统农业的生产组织模式,在新农村建设中,这样的情况要得到改变才能进一步发展农村非农经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其次,努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实现非农化发展的必要过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是始终存在的问题。只有顺利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实现经济结构一元化的发展。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经济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家庭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于剩余劳动力的成功转化,剩余劳动力越少,家庭收入也就越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化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来实现。首先要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增加就业渠道和就业机会。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必然有限,进城打工的人数太多也会使城市膨胀,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也需要农村自身非农经济的发展。其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解决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的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在保证进城打工的农民可以转化为市民的基础上,要防止大城市过度膨胀,促进中小城镇协调持续的发展。同时,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须依靠对农民的职业教育的加强。在我们的调查中,72. 7%的农民认为农民现在很需要职业技能培训。所以,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素质和就业能力,必然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好地转化。

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还需要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让农民更多地享受到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在国家政策也要促进非农化的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一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