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30 年来, 面貌变化最大的是农村, 农民的变化是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 农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 由于实行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体制、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农民几乎都是农业劳动者,没有经营自主权和要素配置权, 很少有职业和收入上的差异。因此, 当时的农民在职业上几乎是同一的, 分化度极低; 收入几乎是均等的, 收入差距微乎其微; 农村社会几乎是同质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实行, 不仅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序幕, 而且也使“铁板”一块的农村社会开始了分化。随着农业结构的多元化和农产品购销体制的市场化、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农业专业大户的涌现、农村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发展、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的实行、农村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小城镇的发展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的跨地域流动和农民进城落户等等, 越来越多的农民跳出农业、走出农村, 农民的职业分化越来越快;与此同时,伴随农民的职业分化, 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凸现, 农村社会新的分层体系日益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 农民的就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农民就业的变化对收入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农民职业和收入的变化对村落社区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笔者通过对浙江省台州市新民村的解剖, 从微观的角度来揭示改革开发后农村居民的职业分化和收入差异化以及村落社区里农民阶层分化的变迁过程。之所以选择新民村作为案例, 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①新民村是20 年前国家农业部确定的一个农村固定观察点, 有历史依据, 不是随意选择。②新民村作为一个普通村落, 其人口和资源条件, 村民的职业变迁和收入状况以及社会文化环境, 在以温州和台州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③浙江东南沿海是改革开发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变化最为剧烈也最引人注目的地区, 对新民村进行考察可以为认识村落社会变迁提供一个较好的视角。

二、村落的基本情况

新民村处在台州温岭市的滨海镇, 与台州市路桥区的金清镇交界。这里原先是一片海涂地, 1978年之前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为主兼顾运输业、渔业的村落。从人口的情况来看, 近10 年来尽管每年都有出生的和死亡的、迁入的和迁出的, 但新民村的人口基本是稳定的, 一直维持在840 人到855 人之间,而且男女性别比也相对稳定; 从土地情况来看, 新民村很小, 土地面积大体维持在500 亩左右, 人均约有016 亩, 耕地面积只有450 亩左右, 户均耕地面积约115 亩, 劳均耕地面积仅018 亩左右, 而且土地规模细碎分散, 林地、园地、水面以及其他的土地较少(见表1)。

从表1 反映的情况来看, 人地关系紧张是新民村的基本情况。在既有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 农业资源无优势可言, 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农村居民要想增加收入只能在农业以外寻找出路。值得注意的是,从过去几百年的建村史来看, 聚居在该村的基本上都是外来移民及其他们的后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村民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宗族血亲方面的纠葛, 也没有出现在有限的土地上争夺的局面, 而是发挥着居住在海边的移民常有的闯劲和冒险精神, 在土地以外的更广阔空间里寻找出路。

三、村落社区里的农民职业分化

改革开发以后, 运输业、煤炭经营业、造船业等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 不仅给村民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来源, 也加速了村民的职业分化进程。首先, 从表2 所列的农户结构来看, 纯农户所占的比率很小, 只有4%左右, 纯种植业户则更少。在新民村, 以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户并不多, 大概在9%左右; 更多的是以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户, 他们大概占33%左右; 最多的是纯非农业户, 他们占47% 左右, 还有少量的其他户, 在7%左右。可见, 纯农户和以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户所占的比重不大, 但是, 从表2所反映的土地流转情况来看, 他们基本上都通过了转包其他非农业户的耕地来扩大从事农业经营的规模。这说明, 在新民村农户非农化的进程中, 耕地在不断地向农户集中。

在农户非农化的进程中, 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脱离农业劳动, 转换到其他行业就业。从新民村劳动力的行业分布来看, 在1993 到2003 年的10 年间( 其中1994 年的数据缺失) , 以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为主的劳动力平均为17% , 以工业和建筑业为主的劳动力平均为25% , 以运输业为主的劳动力平均为15% , 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为主的劳动力平均为26% , 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平均为17%。从身份上来讲, 几乎所有的村民都是农民, 但这些农民们不仅所从事的行业不同, 而且所从事的职业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绝大多数农民已经脱离了农业劳动者职业, 转变到其他职业。在调查和访谈时笔者还了解到, 1998 年, 陆修钗等人将全村分成7 个职业阶层: 社会管理者、工厂职工、纯农、部分时间从农、运输船主、店主、无业者, 可见当时新民村的农民已经开始了职业分化。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 新民村农民的职业分化已经是相当明显了。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 农业劳动者不断加速分化形成许多其他的职业阶层, 农民的职业分层体系已经形成(见表3)。在新民村, 占主要的是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经营者、个体或合伙工商劳动经营者、受雇劳动者5 大职业阶层; 相对而言, 从事其他职业阶层尽管人数较少, 但却充分体现了村落社会职业结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新民村有三家企业: 羊毛衫厂、轮窑厂、建材厂,其中羊毛衫厂是私营企业, 轮窑厂和建材厂是股份合作制企业,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私营企业主和30 人左右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企业经营者。与此同时,这3 家企业和附近其他企业也吸收了新民村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到企业做工, 也就产生了一批农民工和受雇劳动者, 因而新民村的劳动力到外地务工的很少。相当数量的个体或合伙工商劳动经营者, 他们主要从事的是煤炭经营、运输和在外地做生意。除了少数种养殖大户外, 大部分农业劳动者是上了年龄的老人, 他们由于没有别的选择, 也不想再从事别的职业才选择了从事农业劳动。值得注意的是: 在农民职业分化的过程中, 社会变迁发挥了重要作用, 比如,现在的企业主和经商者, 只有在资本原始积累基本完成、社会舆论环境允许其发展的条件下才能产生;原工厂的职工经过前些年的乡镇企业改制或拍卖,其身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有的转入私营企业, 有的成为管理者或跨入经营阶层。另外, 新民村原先的蛎壳厂消失了, 几家轮窑厂或改建或转产, 新招了外来打工者, 工厂职工就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职业了; 上世纪80 年代被当作一个阶层的店主, 曾经是村里比较引人瞩目的人物, 可是到了今天, 他们不仅数量少而且与经营大户相比要逊色很多。

四、村落社区里的农民收入差异化和阶层分化在农民职业分化的过程中, 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差别较大。笔者对40 个固定观察户户主的问卷调查显示(见表4) : 在不同职业的农民中, 私营企业主人数少, 收入最高; 个体工商户人数较多, 收入也比较高; 农村管理者和乡镇企业管理者, 人数不多, 收入中等; 农民工、农业劳动者和雇工收入较低; 这里,所调查的两户农村智力劳动者(主要指农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工作者) 收入较低, 情况比较特殊; 此外, 除上述职业以外的其他职业的农民收入都比较高。由此可见, 随着农村居民职业分化的加剧, 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明显, 不同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对村民间的收入和职业差别, 有3715%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大, 有4715%的被调查者认为很大, 有15% 的被调查者认为适中。对村民间存在的收入和职业差别, 有715%的被调查者认为完全合理, 有25% 的被调查者认为比较合理, 有6215%的被调查者认为合理, 只有5%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太合理。对村民间差别的具体体现, 认同“金钱”的被调查者占95% , 认同“社会地位”的被调查者占3215% , 认同“权利”的被调查者占15% ,认同“社会声望”的被调查者占10% , 认同“生活方式”的被调查者占3715%。

基于对新民村的微观考察, 笔者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在新民村的社会变迁中, 财产的多少已经成为判别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因素; 职业作为农民财产的主要来源, 已成为村落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 一个以职业为基础、财产为主要标志的村落社会分层体系正在形成。如果把新民村的社会结构大致上勾勒为一个金字塔型结构的话, 塔尖部分是私营企业主、煤炭经营户、运输大户、轮窑厂、建材厂和小码头的股东, 他们是新民村的精英阶层。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两委的成员基本上也是由他们来担任, 如村党支部书记、某私营企业的董事长冯某, 村委会主任、“北方大客”车主蒋某, 村委会副主任、煤炭经营大户冯某, 村会计、码头股东徐某就是其中的典型。他们收入相当的稳定和可观, 都拥有一定的个人财富, 做事也有号召力。因此,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 这个阶层的经济来源渐趋稳定, 相互之间也取得了相当的认同感, 很看重名誉与成就。金字塔的中间部分是经商者和运输户, 他们是新民村的主体力量。这部分人, 人员庞杂、流动性较强, 收入在村里总的来看处于中等水平和中等偏上水平之间, 但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金字塔的底部, 是一般的种养殖业户、家禽和养猪专业户、打工者(羊毛衫厂职工、轮窑厂职工、泥瓦匠、各类短工者等) , 这些人群是村落社区结构金字塔的基础。由于周边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这些年来提高较快, 该村经营大户经济地位也在时时上升, 但相比之下这个阶层的收入和地位却相对较低, 这部分人数量较大, 情形很不相同, 经济状况和生活的差异也比较大, 然而, 他们也有共同点, 就是都是靠体力和经验、技巧吃饭的, 不擅长资金运用和经营管理, 也不愿意冒风险。

新民村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动, 既有垂直的流动(个人或群体里的地位在社会阶层中的上下移动) ,又有横向的流动(收入、权力、声望等方面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职业间的横向变动)。虽然新民村的这种社会分化还在继续, 但总的来看, 在这样的农村社会环境中, 几乎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方位, 算计着什么时候能成为那一类人。在调查中, 村民现在心里越来越清楚自己能做什么, 又该做什么。可见, 在农村社会分化和新的社会阶层体系构建的进程中, 特定阶层的人物出现, 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社会向开放流动的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因素交互作用和多种社会力量合力塑造的结果, 而这些特定阶层代表人物一旦形成后,他们的示范作用和“晕轮效应”又会推动村落社区的阶层分化。

在村民职业多样化和收入差异化加剧的背景下, 亲属和邻里之间人际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通过对40 户固定观察户户主的调查显示, 对农村居民职业分化和收入差异化背景下的村民关系,只有5%的调查者认为村民之间相处的“不太好”,25% 的调查者认为村民之间相处的“很好”, 70%的调查者认为村民之间相处的“一般”; 对村民之间的收入和职业差别会不会影响村民之间的乡邻关系,只有5%的调查者认为“肯定会”, 25%的调查者认为“可能会”, 而70% 的调查者认为“不会”。这表明,在村落社区阶层分化的进程中, 农民职业分化和收入的差异化会导致村落社区里居民之间的关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