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讨论农村的问题、城乡关系问题的时候，二元结构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但是怎么来理解这个二元结构，我们可以看到相当的一部分是把二元结构当作一个比较笼统的、不加区分的一个概念来使用的。分析的大体结论更多的是说我们过去是一个比较僵化的城乡的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二元结构开始逐步的受到削弱。

但是我想，可能对这个二元结构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理解，这里我想把二元结构划分成两种类型。第一就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我们过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或在改革开放之初，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存在的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最大的特征是由一系列的行政制度安排来构成的。有人曾经细数过这里面究竟包括多少种制度安排，比如说户籍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给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这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确实是在不断的弱化，但是要完全消失也是很困难的。这方面的改革目前仍然遇到很顽强的阻力。但是我觉得在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逐步弱化的同时，一种新的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正在开始形成。这种新的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它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城市对于农村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城市越来越和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并成为一个体系，而农村越来越成为这个体系中一个多余的，甚至多少有些负担的部分。

这两种二元结构是怎么形成的呢？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把它叫做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我们进行分析的时候可能会忽略了很重要的因素。过去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中国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导致的一个问题是：虽然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之间僵硬的分割，甚至在当时的情况下城乡之间的通婚几乎是绝无仅有，但是在这样的由于当时整个社会处在生活必需品的时代，城市人当时消费最主要的产品是生活必需品，主要来自于农业和相当部分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在70年代或者是80年代初来说，仍然是这样的情况。夫妻两个一个月有百、八十块钱的收入，你可以仔细的算一算，夫妻俩的收入用来购买农产品的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可能要占70—8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当时那种非常严格二元结构之下，城里人挣的钱最后绝大部分要到农村当中走一圈。因为大部分城里人挣的钱要来消费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

但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的经济在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在弱化的同时，社会开始由生活必需品的时代逐步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社会生活由生活必需品的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可以从一段家庭主妇说的话当中体会到：“现在吃饭用不了多少钱了。”原来，人们挣一百块钱的时候，可能得用70、80块钱用来购买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但是现在用来购买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开销，在整个收入当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城里人挣的钱相当的一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已经不到农村当中去走一圈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原来的制度很严格，但是经济上城乡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现在制度的因素在弱化，城乡之间经济的联系却在减少，也就是说城市已经越来越不依赖农村。特别是由于和国际市场的联系的加强，甚至包括除了粮食之外的很多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完全可以从国际市场上得到，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城市对于农村的依赖性越来越小。

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形成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相类似的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我们现在面临这种不断弱化但仍然存在的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和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两种结构。当我们说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严峻性以及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的艰巨的时候，我觉得它的一个深刻的背景就在这里。是这个因素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它导致了两种二元结构的叠加，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进一步的扩大，现在城乡差距虽然有不同的计算结果，但是都比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初的差距大得多。为什么城乡差距会不断扩大，这和城乡之间的两个二元结构的叠加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由于这样的两个二元结构的叠加也使得解决城乡之间的巨大的鸿沟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因为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看起来很坚硬，但是行政主导型是由种种的行政制度造成的，但是我们知道制度是人建立起来的，人就可以改变这些制度。但是市场主导型意味着经济上城市对农村的依赖性越来越小，这个东西怎么来解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这比解决制度的问题更为艰巨。

由于两个二元结构的叠加加深的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这样的一种状况转移到城市的内部，又形成了城市当中一种新的二元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由流动人口、农民工和城市当中的其他的居民所形成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和原来的两个二元结构叠加之间有什么联系？由于两个二元结构的叠加造成了巨大的城乡差距，反映到城市内部这两个二元结构的时候，就是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叠加和市场之间的差距会很大。现在我们讲市民化、产业工人化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我原来以为市民化、产业工人化遇到的更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似乎是给了这些人大城市的户口，解决了他身份的问题，就解决了使命化、产业工人化的问题，但是事实上情况复杂得多。由于上述的原因形成的初级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和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差距，这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从次级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的这部分人几乎完全无法来承担城市生活的费用和在城市生活的代价，这时候可能是一个在制度之外的，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来说，我只能说一两句，要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这样的二元结构的叠加以及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直接会影响到这一工作。我们现在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按照现在一般的说法，较高的说达到六倍，这收入差距如此巨大的两部分人要面对同一个市场，面对同一个市场当中的同一个价格，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主要是依据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来确定。当我们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向农村的居民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会直接受到这种价格的影响。一个不断高起的，跟着城市的收入水平走，甚至比成熟的收入水平走得更快的市场价格和农民的现实收入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就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虽然我们说提供这种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相当一部分来自再分配，但是农民的低廉收入还是对这一目标的实现造成现实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