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分析了中国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的状况，并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这就提出一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如此快速增长的不平等来自于哪里？

在我们面前有三种试图解释不平等产生的理论：

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平等理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平等是根植于一种叫做市场的机制之中。市场中的竞争，特别是肆无忌惮的资本，是不平等的源泉。解决的办法，就是用国家的再分配来代替市场的机制。

第二个是自由主义的不平等理论。自由主义对不平等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几乎完全是对立的两极。在自由主义看来，有权力介入的再分配才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相反，市场机制才会提供平等的可能。

第三个则是近些年来刚刚形成的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两者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

这三种理论给我们分析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路，促使我们去关注不平等现象产生的机制问题。然而，如果直接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过去20多年间不平等的迅速增长，又可以发现是很不充分的。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另外一种理论的可能性：关于不平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将市场与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假设成一定是反向的，那么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市场和再分配对不平等的影响可能是同一方向的？事实上，中国过去20年间不平等状况变化的过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新假设提供支持。换言之，过去20年间我国社会不平等迅速增长的谜底可能也就在这里。

    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解释，如果改革前的再分配权力曾经在福利和实物分配上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的话，那么，在改革初期市场机制的出现则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不平等的作用。这具体表现为改革初期开始逐步发育起来的“自由市场”给当时的弱势者带来的机会。如农民和城市中的无固定职业者或收入不稳定者通过参与市场经营获得收益，有的甚至成为中国最早的“万元户”，这就是市场在改革初期所展示出的“平等化效应”。于是就有了80年代前中期的“共同富裕”的局面。但问题是，这个逻辑的生命力是非常短暂的。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这个平等化的趋势就开始逆转。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不平等程度的扩大就成为一种显著的趋势。如果从市场和再分配两个因素的作用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市场因素的作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这个时期开始拉大，拥有一定数量私人资本的经营活动开始造就社会中的高收入者，但企事业单位中的平均主义现象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再分配中的权力因素通过“官倒”和初步的瓜分国有资产开始造就一个初步暴富的群体，但再分配中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因素确保了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底线。

一个重要的转折发生在90年代中期前后。在这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因素的作用：第一，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或是通过市场中的经营和积累，或是通过瓜分国有资产，或是通过两者的结合，一个数量可观的私人资本迅速积累起来。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桶金”以及前一段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的“原罪”，大多发生在这个时期。私人资本的形成，直接带来的是劳资关系以及劳资之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距；第二，权力介入原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在90年代初期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地价差流入个人手中的财富在几千亿元。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则是将国有资产非法地转移到个人手中的主要形式。尽管现在无法对此进行精确的计算，但从个案中可以看出，数额是非常巨大的；第三，行业和单位内部的差距在拉大。1990年收入最高行业的收入是最低行业的1．72倍，而2000年变为2．63倍。其中以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以及新兴高科技行业和传统行业之间的差距最为突出。而在单位内部，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第四，无工资收入者的出现。这主要是指失业和下岗人员，包括笔者称之为“新失业群体”的没有国有企业就业经历的失业人员。这导致了城市低收入甚至是无收入的困难群体的出现；第五，原有社会保障制度的衰败。

在这里，我们要做的不是对造成不平等的原因进行具体的罗列，而是要说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与市场和再分配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从上面列举的因素中我们可以看出，造成90年代以来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的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再分配的。这个事实表明了一种与新制度主义的假定全然不同的逻辑，即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与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作用不是反向的，而是同一方向的。正是这两个因素同一方向的共同作用，导致了目前中国贫富严重分化这一现象的出现。按照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假定，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造就不平等而次级机制弥补过分的不平等。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市场机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再分配应该对不平等问题负有更大的责任。